性解放的政治

卡維波

在以下這篇文章中,我主要想談性解放運動和(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反對運動之間的關係。由於處理的話題特殊,對於一般的讀者而言,這篇文章可能不像其他何春蕤本人所寫的文章一樣易讀,這是我必須聲明在先的。

用何春蕤自己的話來說,這本書有一大部分的文章是:  

思考與婦女相關的議題。我相信透過分析婦女的處境和造成這些處境的社會成規,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見塑造我們整個社會的壓抑力量。這些議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絕不亞於那些日日佔據報紙頭條位置的「大」新聞。(引自何春蕤〈邊地發聲〉一文,原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認為何春蕤在此暗示著:像父權制、性壓抑制度、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異性戀制度、一夫一妻制……這些力量常常是彼此依賴、互相支持、互相滲透的,故而在塑造我們社會的形態上都是同等重要,難分難解的。

另方面,這些塑造社會形態的力量不但有其各自的特殊性(specificities)及相對自主的運作邏輯,而且還是在論述中或甚至藉著論述來克服彼此的矛盾,以形成一個互相依賴與支持的整體。

在這個前提下,針對父權制的女性主義、針對性壓抑的性解放論述、以及針對異性戀制度的同性戀解放論述,均應彼此串連包含,並且和批判資本主義、國家及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論述串連起來。

當然,目前這本小書並未能做到串連起這些批判性論述的目的,它只是做了些很初步的建議。在何春蕤的另一本書《豪爽女人》中,她曾企圖將婦女解放與性解放串連起來,顯示兩者的密切關聯。我認為何春蕤之所以選擇性解放(而非像社會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來和婦女解放勾連起來,除了她個人對性這個話題的關注興趣外,還有她對性解放在目前臺灣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中的策略位置的評估。簡單的說,她認為「性解放」處於一個極為邊緣、被主流排斥的位置,並且和各種新的、舊的權力關係頑強地對立著。故而一個被性解放論述所滲透的婦女運動,或甚至被性解放論述所滲透的整個反對運動,將不易被資本主義或國家機器這些主流勢力所收編馴服。

舉例來說,如果婦女運動的議題完全是以好女人或受害者的權益為唯一訴求(像被遺棄的離婚女人、偉大的母親、犧牲自己的家庭主婦、乏人照顧的老年婦女、被強暴的國中女生、刻苦耐勞的女工、認真工作但受歧視的上班女性……等),那麼婦女運動所呼召的這些主體並不必然和父權社會主流道德相違背,因為父權社會正要求女人有「好女人」形象(而「受害女人」在父權社會中也一定要是「好女人」才會被認定為真正受害,否則就是咎由自取)。這樣一來婦女運動就很容易淪為父權制下的救濟運動、補漏洞運動,或淪為只是少數婦女政客進入國家機器分享政權(統治權)的選舉動員。因此,婦女運動絕不應去符合父權制所要求或所能容忍的女人形象,而也要同時去呼召像豪放女、好色女、第三者、出牆女、同性戀女人、性變態女人等等這些明顯和父權制的女「性」生殖邏輯及女性角色矛盾對立的主體。這就意味著,婦女解放和性解放及同性戀解放應有某種交集。

在我看來,何春蕤在本書中對和「性」相關現象的文化批評,是從以下兩點基本認識出發的。第一點在於指出一些「性開放」的現象其實也是性壓抑。第二點則是指出某些主體的性開放實踐未必就是性解放。這兩點當然是相互呼應的。何春蕤首先指出:  

在我們這個過度性壓抑的社會中,雖然生產並撩撥情慾的管道和速度愈來愈廣泛發達,但是,它們同時提供的滿足情慾的方式仍然是另一些改頭換面甚至變本加厲的性壓抑形式。(何春蕤,〈邊地發聲〉)  

更具體的說,  

目前市面上出現了很多和性有關的東西,像情趣商品、情愛小說、性學論著……,似乎性的各種資訊都在暴增,性的空間也在擴張。這代表了什麼?是「性」開始受到解放嗎?還是它只是個假相?這些其實都只是商業銷售的手法或花招罷了,並沒有真正改變兩性間的遊戲規則。例如:多數人還是認為外遇的第三者是那個婚姻外面的人,卻沒有人想過原配可能才是真正的第三者,原配才是那個阻礙了愛情、阻礙了情慾的第三者。  

顯然,婚姻的框架仍然主宰了我們對人際關係的看法。但是真正的性解放是拆解現有框架,而不是一些小小花招的改變。臺灣的社會到今天仍認為,基本的婚姻關係不容挑戰,而且,控制的力量往往是透過被壓抑最深的人來執行,如:女人。因此,原配的權利被當成現階段談外遇唯一的正當說法。以此來看,與性有關的商品暴增,並不是性解放,反而是更多的性管教,它建立了更多的框框以及模式,把大家放在它的範圍堛情C  

(何春蕤,〈女人當然要性解放〉,《婦女雜誌》,一九九四年三月號,頁63-64  

所以對何春蕤而言,許多教人如何享受性愛的說法,或者對情慾經驗的正面描述,由於還是預設了傳統愛情、婚姻、異性戀制度之類的架構,因此這類性開放的言論仍然是一種性壓抑、性管教或性馴訓。換言之,如果只談享受性愛,卻不談改變兩性的不平等、不談改變教養小孩的方式,也沒有正當化同性戀、豪放女、好色男、「性變態」、師生戀…等等「不倫」性愛,那麼父權體制依舊,傳統包袱仍在,性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何春蕤接著說:「既然『性』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目前這種道德性、壓抑性的言論還會繼續下去,那麼,邊緣的聲音就只有在次文化圈塈峖芋C」(何春蕤,〈女人當然要性解放〉

在指出某些「性開放」說法或文化現象仍可能是性壓抑後,何又在以下點出某些主體的性開放實踐也未必就是性解放。她首先指出:  

建立在主體意願上的性經驗及相關思考,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建立自信與膽識、練達與縝思的主要力量來源。但是我們這個性壓抑的社會只想用學業、愛情、婚姻來延後性生活和經驗的開始,同時用羞愧、罪惡、污穢來抹黑這股生命的基本動力。這些包袱的層層束縛,鞏固的是現存的兩性、親子、長幼之間的宰制關係,也間接穩定了社會其他層面上的壓迫關係,更以強大而隱匿的力量,使得我們的女人膽怯、退縮、幼稚,使得我們的男人躊躇、脆弱、扭曲,更創造了一個充滿性危險,而且金錢與性密切交換的社會環境。  

好在是,在此同時,我們社會仍有愈來愈多的人在自己個別的生活世界中營造出與主流道德意識無關,或者甚至相違背的性經驗與性模式,【例如,有些人】快樂的嘗試做愛、主動的搜換伴侶、盡情的享受短暫的交會。(何春蕤,〈邊地發聲〉)  

對何春蕤所說的這些人而言,情慾的發展不以婚姻為目標、為限制。其性實踐的模式則是「只要雙方合意,兩情相悅,就可做愛,不要追求天長地久或曾經擁有,只要曾經享受就可以了。」(何春蕤,〈女人當然要性解放〉

這些日漸普及的、性開放的、多樣的性活動或實踐,不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也不論是性「變態」或「正常」,並不能算作性解放。因為這些存在於社會邊緣的性活動或實踐仍被視為偏差行為,而被資本主義所利用及消費,或被媒體所窺視兼嘲弄,被國家機器所定位或收編,等等。更重要的是,從事這些邊緣性實踐的人──特別是女人──並沒有經驗到光榮、自信、能力、肯定及驕傲,他們沒有將這些邊緣的性活動公諸於世或告知親友,公共的論壇也沒有表揚或讚賞些人。相反的,他們常隱藏這些性活動,因為他們感到羞恥、罪惡、自卑、不光釆等等。像這樣的性實踐當然不是什麼性解放。

明顯的,何春蕤絕非在否定這些性開放的、「變態」的、邊緣的性實踐。相反的,她要指出:  

這些日漸普及的性活動或許仍是在既有的兩性宰制關係中運作,目前所需要的是發展論述來使它們正當化,擴大其影響力,並使這些論述與另類的、反對的文化發生關聯,營造其中潛在的解放力量,以便做為下一波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何春蕤,〈邊地發聲〉)  

以下就讓我詳細地解釋這段話,以及其中的可能蘊涵。

首先,我相信在何春蕤的想法堙A性解放首要的是一種語言活動或論述實踐,也就是那些被「性多數」或「性主流」所壓迫的主體,可以在公共場合或公共論壇、媒體上,自由地談論性或書寫表達性,並試圖發展出和主流對抗的性論述;這也就是說,被「性主流」壓迫的主體們可以自由地交流性經驗、交換性資訊、詮釋自己的性活動。透過這樣的性解放論述實踐,這些被壓抑的主體(也就是性解放者),要正當化各種邊緣的性活動(同性戀、性變態、不倫性愛、反父權一夫一妻婚姻的性愛……),以形成多元「性道德」的共識。

性解放這樣的目標當然不可能靠國家、教育、市場、媒體這些主流力量來達成。所以真正的反對運動(也就是反對國家機器、資本主義、父權制、異性戀制度等主流力量的運動,而不是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之運動)應當積極地去詮釋或看待上述那些日漸普及的、邊緣的性實踐。

另方面,如果邊緣的性實踐能透過和反對性質的社會運動掛勾的性解放論述而被賦予新的、正當的意義,就能產生和主流力量對立的效果,否則就是一些白白浪費掉的人群實踐,被主流力量所利用、收編或定位。讓我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明:

在目前這個過度壓抑的社會,有許多不滿的、被壓抑的「性少數」存在著,這些「性少數」像是豪放女、同性戀、好色男、虐待狂、戀物狂、戀童症者、第三者或通姦者、展示狂等等。但是這股強大的不滿能量,或者說,這麼多樣的性少數,也應該可以成為改革社會的動力,像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便是重新疏導不滿情慾於女性主義性解放的論述中、(亦即,召喚被壓迫的性少數和女性主義者平等互動),使之能促進兩性平等;而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將性解放和環保、勞工、同性戀、老人、兒童、學生等主體的解放勾連起來。

不過,一旦這種性解放運動開發出不小的能量時(也就是召喚出愈來愈多的抗爭主體時),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體制這些主流力量是不會坐視的,它們也會改變過去壓抑禁制的策略,而以局部的懷柔、有限度的開放來加以收編。例如,主流會對一些出匭的情慾表現出「寬容」、「同情」、「諒解」的姿態,像現在部分主流對同性戀的態度一樣。(但是主流絕不會容許同性戀完全合法化、道德正常化,以及分享媒體與教育上的權力。)主流也可能搞一些溫馴的、「正常」性的情慾論述,大談性的享受與經驗,或者較開明的性教育,但是仍然局限在一夫一妻家庭的框架中,也不挑戰父權制及現存的兩性關係。或者主流可以正面描繪出匭情慾──如,外遇,召喚出快樂、青春活力、無牽掛又灑脫的「第三者」,但是卻在召喚中勾連到商品的消費,以轉移第三者的不滿或其被壓抑的情慾於商品消費中。主流也可能大張旗鼓的談性論性,好像「性」不再是禁忌話題,但是卻用醫學的、性學專家的報告來談,將性的發言權放到專業權力手中。

面對主流力量的收編,我們站在邊緣立場的性解放運動因此必須不斷逃逸,不斷地移向邊緣性實踐,以探測主流收編的底線,而且同時勾連著其他社會運動,使主流不易收編或定位我們。在策略上,我們性解放運動或許不必也不太可能在運動初始就極端邊緣化(例如,將焦點放在成人與兒童的性愛、人與獸的性交等邊緣性實踐),而變成一種與常識完全斷裂的大拒絕;相反的,我們在初始時至少應能連接起現階段的一些常識,以正當化性解放的論述。然後隨著運動的進展、新常識的建立、因應主流的收編策略,我們不斷逃逸到更邊緣的位置上,以更邊緣的性實踐做為正當化論述的焦點。

真正的性解放並不必然和「保守」的性模式衝突,真正的性解放事實上歡迎多元的、平等的各種性模式,各種性生活方式或性文化。性解放反對的是統一標準的性模式,因為單一性模式不但假借「正常」或「規範」之名抹煞性差異,也施行父權制、異性戀霸權、資本、國家等主流的權力原則。後面這些主流力量可以藉著「性」,施行壓抑、禁制、檢查、規訓、馴化、鼓勵、生殖等等。總之,從歷史上來看,主流力量是可以因利害及局勢而更換盟友的。換句話說,主流權力既可能和保守的性模式相結合,也可以和某種開放形式的性模式相結合。

以上的討論己經暗示了「性解放」(emancipation of sexuality)未必就是某種性能量的釋放(liberation),而「性壓抑」也不單單就是一種對性能量或性滿足的禁制,而可能是有某種積極或生產性的效應。下面就讓我由理論的角度來談一談我對「性壓抑」、「性解放」這些名詞的看法,我相信何春蕤在本書中以及她的《豪爽女人》中使用這些名詞時,也是採同一看法的。

「性壓抑」、「性解放」與之密切相關的一些名詞(像能量、昇華、置換)源自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以及馬庫色(Marcuse)、賴希(Reich),這些馬克思─弗洛依德主義者,他們將弗洛依德學說發展成政治性質的性解放學說。我的許多想法基本上受到上述這個弗洛依德傳統的很大影響。但是我也像某些政治性的弗洛依德主義者一樣,不滿意弗洛依德的生物主義,希望能將弗洛依主義「社會建構」化,將「性」看作是一種社會的建構,而不是某種生物的本能,或某種「量」的及「善」的人之本質。(不過,弗洛依德的性本能也不是單一的源起,而是來自多樣的來源)。近年來很多政治性的弗洛依德主義(包括一些女性主義的心理分析學說)都己經採取了社會建構派的角度。這樣的角度,使得弗洛依德和像傳柯(Foucault)這樣的學說傳統之間的距離靠近了,或者也可能走出第三種方向來。

在何春蕤寫作本土情慾的社會文化評論時,她似乎都是貼緊著具體實例,而將弗洛依德這類理論當作探索、研究及發展本土情慾論述的工具。這樣一來,她所使用的名詞、概念、範疇、架構,和企圖建立的因果關係與建構的現象事實,都有可能突破或修正原來理論工具的範圍。不過不論如何,我還是要強調弗洛依德傳統對我們本土情慾論述的重要性與價值,因為弗洛依德學說在西方某些社會的性論述中雖然占據中心位置,但是弗洛依德在我們社會的性論述中之位置卻絕非如此,而且我認為本地的女性主義者、性解放者和其他的性激進派,如果能適當的運用論述策略,可以將這一傳統的龐大資源挪用為反對及抵抗主流性論述的重要成分。臺灣的性論述主流到現在為止並沒有成功地挪用或收編弗洛依德,如果女性主義及性解放者也棄弗洛依德而不顧,將是愚不可及的做法。

在這媗我岔個道,來處理對弗洛依德學說可能有的某種疑慮,這個疑慮乃來自一種流行的誤解。

這種誤解認為弗洛依德學說是一種全面的(global)理論,而任何全面性學說都有其可疑或「危險」之處,或許像傳柯這類學說才是局部的(local),而局部學說比較「不危險」。可是從知識移殖的角度來看,任何學說都是局部的,都有它起初應用的範圍脈絡。換句話說,任何移殖至本地的學說都可能是危險的,端視它所接合的權力論述原則而定。我曾在另一個地方談過知識移殖這個問題(〈作為應用哲學的本土科學哲學〉,《當代》,一九九三年七月,八十七期,第三節至第五節),這堣ㄕA多說。

在《豪爽女人》中,我們看到何春蕤用「性壓抑」這個名詞涵蓋了相當廣泛的權力現象,這之中包括了禁忌、嚴禁、檢查、延遲(性滿足)等,也有規訓、馴化、管教、單一情慾軌跡、性模式的標準化或正常化、性騷擾、冷感、歧視、某些固定的疏導或昇華方向、性知識與專業權力的勾連等等。這之中大致可以歸納出兩點(這兩點和本文前面提及何春蕤對性現象的文化評論之兩個基本認識是互相符應的):第一,性壓抑就是對性差異或多元多樣性的抹煞,而這種抹煞造成情慾文化的貧瘠,情慾軌道的窄化。而這些又是由於「性壓抑」己成為各種主流權力(異性戀霸權、資本、國家、父權制等)的具體施為。

第二,性壓抑就是對性少數的壓迫,對性少數的情慾人權、性模式、性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壓迫。

性解放因此必然包含了這些性少數對性壓迫或性壓抑的反抗。換言之,在現階段,性解放就是性少數的政治。性解放的論述故而必須召喚出性少數的認同,讓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性少數,反抗性壓抑:亦即,讓越來越多的人體驗及認識到性壓抑對我們身體的馴訓,性壓抑對更多樣可能愉悅的禁止,以及權力如何運用單一的或「正常的」情慾模式來維持不平等權力關係,等等。

由於這篇文字不宜寫得太長,所以很多地方寫得有些簡化粗糙。在未來,我希望人們能更嚴謹地探討性解放的理論,以對抗主流的性論述。

(原載於《不同國女人》何春蕤著19949月出版。39-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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