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

聲援李銀河 /潘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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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河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們的學術立場一致,切磋不已,息息相通。

如果說,2006年堛漯局蚾禰誘W是個人對個人的言說,那麽2007年新春之後,事情的性質變了。權力來干預了。不是福柯說的那種權力,也不是酷兒理論所反對的那種權力,而是中國特色的實實在在的頂頭上司。

早在1950年代,中國人就不得不學會了一個“元規則”(借用吳思先生的術語):給黨員提意見就是“反黨”。到了文革中,別說提意見,就是馬屁拍得不夠響,也可能引來滅頂之災。在1980年代,我們再次被培訓了“元規則”的引申:罵鄧小平可以,千萬可別得罪頂頭上司。結果,我們的幾乎所有頂頭上司其實都是好心人,都並不想把我們怎麽樣,甚至會盡可能地保護我們;但是他們也有頂頭上司,苛政與惡法就是這樣被衆多的好人們一步步地實現的。

尤其是,我們這輩子可能也不會知道,“上面”究竟是什麽意思。是龍顔大怒,還是“插話”?是三令五申,還是隨口一提?是紅頭文件,還是個人表態?我們唯一能夠知道的是:在一級一級的頂頭上司的口頭傳遞中,無論資訊發生了何種偏差,那個“元規則”卻永遠明白無誤: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

我贊成李銀河“閉嘴”,僅僅是因爲權力的介入。權力眼媯L學術。權力根本就不會承認任何一個個人具有自我辯護的資格。自從我1985年開始講授《性社會學》課程以來,這一點屢試不爽,其有他哉?

此文一出,估計我也會被領導談話的,所以抓緊時間說幾句:

自從1979年以來,權力一直在逐步退出“性”的領域,尤其是逐漸減少對於“性”的言論的干預。這是權力的“與時俱進”,代表了它的最根本利益,代表了它的先進運行機制的發展方向,代表了它的文化價值,是這一領域的科學發展觀,有利於和諧社會的長治久安。

難道權力現在要改變這一切嗎?

權力是最喜歡講百分比的,我將陸續用事實來證明:中國變了,社會變了,“性”也變了,尤其是年輕人的“性”已經大變了。權力面臨的選擇,已經不是採用何種方式來“滅火”的問題,更不是用“掃黃”來收攏人心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去努力爭取下一代的支援的問題。

簡單一句話:你更需要誰?

這個道理,我相信權力比我更懂。

權力有自己的邏輯:封殺李銀河,絕不是因爲她說了什麽,而是因爲她引起了什麽。所謂“不爭論”的靈魂就在於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爲官之道”的精髓也全在於此。結果,“性”這樣私密的與私人的事情,不但終於落入了“許做不許說”的千年老套,而且終於在21世紀再次被政治化了。

但是,前車可鑒。

文革的“性禁言”厲害不厲害?可是,在否定文革的社會思潮中,反對禁欲主義難道不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早在1980年代我就寫過:權力在性革命面前一直步步爲營,卻又一直節節敗退。除了白白浪費掉自己的尊嚴之外,究竟得到了些什麽?

尤其是,如果相信“禁言”就可以“禁行”,那就是閉眼不看歷史了。幾十年來,中國的正規傳媒中,可曾說過支援“性革命”的隻言片語?但是“性革命”還是來了,不依人的意志爲轉移地來了。如果那些道德說教真的管用,就輪不到現在的人來說了:老祖宗說了兩千年了,不是照樣有今天?

同理,李銀河閉嘴了,我也會閉嘴的;但是,“性問題”永遠存在,“性”永遠是熱門話題,“性”永遠會調動人們最深刻的激情與仇恨。哪一個民族也沒有逃開這個宿命。唯一的問題是:權力何苦要來惹這一身臊?何苦非要在此時此地火中取栗?

Foolish enough!

權力是雙刃劍。當以民爲本與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日益轉化成人們的主體訴求的時候,還要對“性”鄰域的私人討論下達“封口令”,這究竟是維護穩定,還是故意添亂?究竟是意志堅定,還是驚慌失措?究竟是對事業極端負責,還是拿著屎盆子往上級的腦袋上扣?

還是簡單一句話:如果非要把“性”政治化,那麽政治本身也就會被“性化”。

這絕對不是最高權力所願意看到的。

哥們兒,悠著點兒,別往馬腿上拍!

如果我還能活到那一天,我希望看到:所有的個人都在爭論著對於“性”的看法,唯獨沒有權力說話的份兒。權力,只有在出現誣衊、誹謗與人身攻擊的時候,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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