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不能訴諸多數決

  中時2004.7.23時論廣場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召集人 何春蕤


代理孕母是否開放已經討論多年,據聞衛生署決定召開公民會議,廣徵各界意見,國健局則將參考此一討論結果來提出「代理孕母特別法草案」。主事者強調,代理孕母「不是全民議題」,一般民眾對此缺少了解,公民會議的立意則是要找不具專業知識、「有如一張白紙狀態」的公民,由主辦單位對遴選的小組成員進行「專業課程」訓練,讓他們充分了解代理孕母存在於社會、法律面等爭議。不過,主辦單位認為不孕病友「定見過深」,可能會影響結論的公正性,因此盡可能排除;為免不孕團體發動病友報名,另採村里長推薦機制,「以免意見被壟斷」。


姑且不說在這個媒體發達的年代是否還找得到白紙狀態的民眾,也不說村里長推薦的人選是否就避開了贊成或反對的定見,更不說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專業課程將要如何避免投射特定的主流立場;這個看似真空的民主實驗室操作方式本身其實已經滲入預設的「定見」,因為它首先就錯誤地假定,在代理孕母的議題上,所有不孕者都有贊成開放的「定見」,事實上,在不孕者中間也當然會有反對代理孕母者以及立場中立者。其次,以這種新興議題而言,恐怕多數人也早在周遭媒體訊息的暗示下有一些定見,所以究竟誰才有定見,根本就是主觀任意詮釋的結果。


這就好像在談禁煙條款時,究竟是吸菸者有定見,還是不吸菸者有定見呢?或者,在同性戀婚姻的議題上,究竟是異性戀會有定見(因為他們是現行婚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還是同性戀才沒有定見(因為他們有可結婚與不可結婚的選擇)?這顯然有很大的任意詮釋空間。再說,如果有定見的人都應該排除在公民議決的過程之外,那麼按照這個原則,談兒少權益立法時就應該排除那些絕對有定見的兒少保護團體,談原住民法律權利時就應該排除原住民了。


更重要的是,主辦單位設計公民會議的整體精神時,其實沿襲了過去威權時代的民主觀念,也就是只強調「少數服從多數」而忽略了「民主必須保障人權」。換句話說,少數人的權利不應該因為大多數人的反對而被剝奪。

 

立法或修法的公共討論,既不是進行民意調查,也不是要達到全民共識,而是理性辯論這些權利是否為人民所應該擁有。如果沒有妨礙其他人權或傷害別人,那麼即使絕大多數人都反對這些少數人應得的權利(例如威權時期大多數民眾反對開放言論自由),法律也應該要保障少數,這才符合民主的真正精神,這也是民主與民粹的最大差別。
主管單位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是捍衛少數人應有的權利,而不是只為了媚俗或逃避責任,就把問題推給一個被建構出來的「大多數」或「公民決議」。

s u r r o g a t e        moth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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