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一個法學問題 作者：江南小龍 2001-8-28中南論壇 「嚴打」聲勢浩大，如火如荼；犯罪分子紛紛落馬，難逃法網。在具體的偵查方法中，有的偵查人員巧妙地設計圈套，誘蛇出洞，然後來個人贓俱獲，可謂是出奇制勝。但是，筆者卻想給他們提個醒兒——採用誘惑偵查，須謹防走入「偵查陷阱」之誤區！ 對於某些隱蔽而極難破獲案件，警方設置誘餌，令犯罪分子自投羅網，這本是偵查之謀略。但如果被誘惑者並無犯罪意圖，只是抵禦不住偵查人員再三勸誘而犯罪，則不免有點冤枉，偵查機關的做法似有陷人入罪之嫌。其實，在國外，這種設置圈套誘人犯罪的偵查手段乃稱爲「偵查隱阱」（entrapment），被視爲偵查機關違法之行爲而遭禁止。 誠然，國家偵查機關的職責在於打擊犯罪，因而得以使用必要的偵查手段，但如果它突破了打擊犯罪之底線，不是抑制犯罪而是製造犯罪，顯然與其初衷背道而馳。更重要是，由此造成的、對包括自律權和名譽權在內的公民基本權利的侵犯，將造成消極的社會影響。 美國20世紀初對於「偵查陷阱」是採取較爲寬容態度的，但是以FBI爲首的偵查機關誘捕成濫，致使聯邦最高法院自1930年代始，依據「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對「偵查陷阱」進行限制，並從「陷阱抗辯」(entrapment
defense)發展到「正當程序抗辯」（due
process defense），最終以一部《關於秘密偵查的基準》將之徹底納入成文法律規制內。 對偵查進行規制的目的，是基於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價值的衡量與取捨，乃是偵查法治化的表現之一。 在我國的偵查實踐中採用誘惑偵查手段並不少見，也不能否認「偵查陷阱」確實存在，只是學界對之鮮有深入探討而已。例如，在某毒品犯罪案件中，偵查人員假扮需要毒品者，向毒品交易較盛的某地村民甲要求高價購買毒品，甲認爲這風險太大，再三推辭，後來禁不住利誘還是弄到了幾包毒品，於是被捕。這實際上就是「偵查陷阱」，其構成要件有三： 一是誘惑者的身份必須是偵查人員或其「特情」，一般公民是不能作爲誘使者的。即使是記者爲了暗訪違法犯罪行爲，如假扮嫖客、購毒者，客觀上也是在參與違法犯罪活動。 二是誘使者的行爲超出了提供機會的限度，積極地誘使被告人實施犯罪。對於提供機會的誘惑偵查，大多數國家是允許的，一旦過限度誘人犯罪則屬於違法的「犯意誘發型」，被告人就可以作「陷阱抗辯」。 三是被告人的主觀因素，如果事先沒有犯意而只是在偵查人員的引誘下才萌發，那麽就可以基本認定「偵查陷阱」的成立。 此三者統一起來考慮，成爲判斷偵查機關行爲合法的標準，也是公民行爲的合法界限。 丹甯勳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與社會安全是相輔相成的。···每一社會均須有保護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會必須有權逮捕、搜查、監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這種權力動用適當，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衛者。但是這種權力也有可能被濫用，而如果它被人濫用，那麽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風。」（《法律的正當程式》）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裏，國家打擊犯罪也必須遵循法律的原則。程序的法治化，首先應當是偵查權力的法治化，它也與人權保障狀況息息相關。對於現實中逐漸增多的「偵查陷阱」，應當引起法學界的重視。筆者認爲宜借鑒國外相關立法，對誘惑偵查的範圍、物件、適用條件和審批程式等進行嚴格的規範，早日將之納入法律規制之域，乃法治幸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