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女禮讚

周作人

這個題目,無論如何總想不好,原擬用古典文字寫作Apologia pro Pornês,或以國際語寫之,則為Apologia por Prostituistino,但都覺得不很妥當,總得用漢文才好,因此只能採用這四個字,雖然禮贊應當是Enkomion而不是Apolgia,但也沒有法子了。民國十八年四月吉日,于北平。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第五十回敘述白秀英在鄆城縣勾欄里說唱笑樂院本,參拜了四方,拍下一聲界方,念也四句定場詩來:

新鳥啾啾舊鳥歸,

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

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金聖嘆批注很稱贊道好。其實我們看了也的確覺得不壞。或有句云,世事無如吃飯難,此事從來遠矣。試觀天下之人,固有吃飽得不能再做事者,而多做事卻仍缺飯吃的朋友,蓋亦比比然也。嘗讀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覺悟》上所引德國人考茨基(Kautzky)的話:

資本家不但利用她們(女工)的無經驗,給她們少得不夠自己開銷的工錢,而且對她們暗示,或者甚至明說,只有賣淫是補允收入的一個法子。在資本制度之下,賣淫成了社會的台柱子。我想,資本家的意思是不錯的。在資本制度之下多給工資以致減少剩餘價值,那是斷乎不可,而她們之需要開銷亦是實情;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呢,除了沒法補充?聖人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世之人往往厄于貧賤,不能兩全,自手至口,僅得活命,若有人為煮粥,則吃粥亦即有兩張嘴,此窮漢之所以興嘆也。若夫賣淫,乃寓飲食于男女之中,猶有魚而複得兼熊掌,豈非天地間僅有的良法美意,吾人欲不喝采叫好又安可得耶?

美國現代批評家裡有一個姓門肯(Menchen)的人,他也以為賣淫是很好玩的。《婦人辯護論》第四十三節就是講花姑娘的,他說賣淫是這些女人所可做的最有意思的職業之一,普通娼婦大抵喜歡她的工作,決不肯去和女店員或女堂官調換位置。先生女士們覺得她是墮落了,其實這種生活要比工廠好,來訪的客也多比她的本身階級為高。我們讀西班牙伊巴涅支(Ibanez)的小說《侈華》,覺得這不是亂說的話。門肯又道:

犧牲了貞操的女人,別的都是一樣,比保持貞潔的女人卻更有好的機會,可以得到確實的結婚。這在經濟的下等階級的婦女特別是如此。她們一同高等階級的男子接近,──這在平時是不容易,有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便能以女性的希奇的能力逐漸收容那些階級的風致趣味與意見。外宅的女子這樣養成姿媚,有些最初是姿色之惡俗的交易,末了成了正式的結婚。這樣的結婚數目在實際比表面上所發現者要大幾倍,因為兩方都常努力想隱藏他們的事實。那麼,這豈不是終南捷徑,猶之綠林會党出身者就可以晉升將官,比較陸軍大學生更是闊氣百倍乎。

黑耳波倫(Heilborn)是德國的醫學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地位之發達。在許多許多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的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因了她們的精煉優美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那些普通的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態,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赫泰拉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時期是使她們在私生活上占有極大的勢力。黑耳波倫結論道;

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這樣說來,考茨基所說的資本家真配得高興,他們所提示的賣淫原來在文化史上有這樣的意義。雖然這上邊所說的光榮的營業乃是屬於非必要的,獨立的游女部類,與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點不同。門肯的話注解得好,凡非必要的東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時式服裝、以及拉丁文法,故法為糊口而是營業的賣淫自當有其尊嚴也。

總而言之,賣淫足以滿足大欲,獲得良緣,啟發文化,實在是不可厚非的事業,若從別一方面看,她們似乎是給資本主義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說是為道受難,法國小說家路易.菲立普(Louis Philippe)稱她們為可憐的小聖女,虔敬得也有道理。老實說,資本主義是神人共祐,萬打不倒的,而有些詩人空想家又以為非打倒資本主義則婦女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夫資本主義既有萬年有道之長,所有的辦法自然只有謳歌過去,擁護現在,然則賣淫之可得而禮贊也蓋彰彰然矣。無論雷橫的老母怎樣罵為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但在這個世界上,白玉喬所說的歌舞吹彈普天下服侍看官總不失為最有效力最有價值的生活法。我想到書上有一句話道:夫人,內掌櫃,姨太太,校書等長短期的性的買賣,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們雖不贊成我的提示,也難提出抗議。我又記起友人傳述勸賣男色的古歌,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現今什麼都是買賣的世界,我們對于賣什麼東西的能加以非難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云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它一下麼?不但如此,除卻對了她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于此世的方法麼?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於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見陀螺二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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