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的性道德與國家的理性化

卡維波

◆政客性道德變化的脈絡:從「壯年已婚的權威身體」到「年輕單身的性感身體」,也就是青年政治與表演政治的興起。

近年來在台灣,政治人物的性,成為公眾與媒體對於政客評價的一項重要指標,這是個值得注意的變化。

在過去台灣的政治環境中,男性政治人物的性花邊新聞多半是暴露他們的重婚,也就是討小老婆;眾多財主出身的政治人物擁有三妻四妾更是理所當然,即使現在很多地方政客仍然如此。過去這種男性政客的重婚傳言與其說是「醜聞」,毋寧說是在暗示政治人物異於一般小人物的特權或威權的「密聞」。幾年前民進黨張俊雄的重婚,在選舉時終於受到非議,最後以他的小老婆跪地道歉收場,然而如果今天有新興的政客和張俊雄一樣作為,在今日的氣氛下,恐怕未必能和張俊雄一樣全身而退。

另外,過去的男性政客並不是沒有喝花酒或婚外情,但是在過去,這些都被視為「正常」現象,屬於情節輕微,所以很少被提起。大家不要忘記,就在幾年前,許信良還理直氣壯的說「台灣沒上過酒家的不算男人」,很顯然這個說法到了馬永成事件時,已經無法在台灣被認可。雖然在馬永成事件後,還有人說「政務官吃花酒是不對的,但是民代吃花酒是可以原諒的」;但是照目前趨勢來看,民代吃花酒也終將成為政客的一種性醜聞。至於政治人物的婚外情,由於比較隱蔽,很難被抓到確鑿的證據,所以不容易變成性醜聞。不管怎麼說,過去台灣男性政治人物的性花邊或性醜聞,都離不開「婚姻不忠」這個範疇,都是以已婚的身分去喝花酒或搞婚外情。

在這一點上,黃義交是個很有趣的例子,他的性醜聞在技術上來說並不屬於婚外情,但是確實也被許多人視為婚姻不忠實的準例子,不過他的性醜聞最主要卻是因為他被視為花心或多重性關係的劈腿族。這又標示了另一種政治人物的登場。

過去台灣比較沒有單身的、花花公子型的政客。原因之一是過去大部分政治人物都已經是年過中年,都已經結婚成家,而且絕少離婚,所以和他們相關的性新聞或性醜聞一定是屬於婚外情或重婚。原因之二則是因為過去男政治人物很少是可以被慾望的,他們不但沒有青春,他們也缺乏魅力、或者毫不性感、或者沒有外型的包裝和行銷──更簡單地說,他們從沒有推銷或販賣自己的身體形象,也缺乏管道(影像媒體)來推銷。

不過上面兩個原因都已經不成立了。

首先,男性身體與男性性感的媒體呈現隨著電視影像而興起,也成為男性政治人物的新包裝,柯林頓和馬英九都是典型。

在影像時代,缺乏表演性的權威身體無法成為視覺的焦點,於是被表演的身體所取代。即使政治人物要表現「權威」,也必須藉著道具舞台表演出來;換句話說,必須能由影像表達的權威,才是權威。所謂「有魄力」是秀味十足的,是在怪手推土機、辛辣的語言、領軍大隊警力和抗議群眾前的表演。

於是乎我們看到了政治表演的興起,或者說表演政治的興起。政治事業受到表演事業(show business)的影響。這不表示政治必然變得更壞或更好,而是說電視逐漸取代報紙而成為政治的最主要媒介,影像的邏輯因而影響了政治的性質。雖然,批評報紙或電視這些媒介的組織與權力是重要的,或者以印刷媒體和口頭傳播來影響政治也仍是可能甚至有益的,但是,批評表演政治本身、批評政治表演的影像邏輯本身卻是無意義的。這不是說影像邏輯是中立的,而是說其權力效應不是一致的,而且可能同時既強化又弱化權力。

政治表演需要多樣性,可觀看性。但是性感或具有性意味的身體(不論是清純的、清新的、溫柔的、俊美的、性格的、風騷的、風流的…)確實是一大賣點。這也就是說,政客的性感身體必然是表演政治的主角。至於缺乏性感身體的政客,就只好搞扮裝鬧劇了。

其次,政治青年(或青年政治)的興起,使得單身的男性政治人物開始出現,眼下台灣就有羅文嘉與馬永成。──當然上面兩個趨勢也存在於女性政治人物身上,所以我們也看到許多單身、重視外表視覺印象的台灣女性政治人物(如璩美鳳、陳文茜、鄭麗文等等)。

「青年」或「青春」本來就有「性」的意味。性感身體既然是政治表演的重頭戲,政治青年必然會在表演政治的年代當道。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要是馬英九現在才三十歲而且單身,注重外表的穿著打扮又喜歡和漂亮的妹妹約會,這樣的政治人物會造成什麼樣的熱門消息!從這個角度來講,正在大批湧現的年輕單身的俊男美女政客,將是未來台灣政治花邊新聞的主力。

不過──男性政治人物如果出現緋聞,即使他是未婚單身,也難逃醜聞的壓力;從黃義交事件,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這個新的趨勢。

◆為什麼在台灣性文化的日漸開放下,政客卻又自我緊縮性道德?

其實就整體的大環境來說,近年來台灣有關性道德的主流談法雖然不容許婚外情,但是對於單身未婚者的交友通常比較視為平常,認為在婚前多方交友或者更換愛戀對象是無關道德的。(雖然,把多重性愛關係的人視為玩火或者人品低下,這種說法仍然存在。)很顯然的,對於政治人物,一般並不採取比較開放的眼光來評價其性生活,所以目前的發展是:不論是已婚或單身,台灣男性政治人物越來越必須對妻子或女友絕對忠實,決不亂搞男女關係。

但是單身卻沒有女友的政客呢?這種人的性愛生活很顯然會成為媒體追逐猜測的焦點,在這種氛圍下,如果他們完全沒有和異性的緋聞,又不進入婚姻,他們會不會有一天被懷疑為同性戀呢?如果說喝花酒、重婚、婚外情、花心,是台灣男政客的「性的致命傷」,那麼同性戀呢?

最近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在權力鬥爭中被捕的罪名就是從事同性性行為,這當然和馬來西亞的回教背景,以及英國殖民背景的反同性戀法律有關,但是在亞洲,這個事件也送出一個清楚的訊息,那就是:政治人物的同性戀是不可取的。如果台灣政客被抓到有同性性行為,下場會如何呢?台灣這幾年不是對同性戀越來越友善和開放嗎?那麼對於同性戀政客是否也會採取友善和開放的態度呢?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我剛才提到,其實台灣近年來的性文化似乎比以前更為開放,按照道理來說,過去都曾經容忍的政客喝花酒、婚外情、重婚等等,現在應當更能容忍。但是事實的發展卻剛好相反。這是為什麼?

或許過去由於民主政治程度不夠,政客被視作高高在上的權威,而且有某種知識和道德的權威(所謂「官大學問大」、「作之君作之師」),而現在的政客多少被人民看穿了,心裡並不尊敬他們,不但敢罵敢衝他們,同時也不會對政客的道德抱以期望。人民已經知道政客不可靠,道德上更可能是偽君子,按照道理來說,對於政客的性,人民現在應當比過去有較開放的評估標準,但是事實發展卻恰巧相反。這又是為什麼?此外,為什麼人民對政客的性道德要求,比較針對新興的、較年輕的政客,而非舊式的、年紀大的政客?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客們的這些保守的性道德標準,並不見得是大多數人民透過民意管道或者民意動員形成的,相反的,這些性道德主要是在某些選舉策略中,透過自我標榜、或者攻擊對方而形成的。可以說是某些政客主動去形塑的一種民意。但是為什麼那些政客要這樣做呢?政客為什麼自我要求這樣一種近乎禁慾精神的自我紀律或者自清?

◆「國家的理性化」是「打造新國家機器」的矛盾諸力量之一

在這裡我要提出一個暫定的解釋,目前可能不太嚴謹,還需要更細密的思考。簡單的來說,我想從「國家理性化」的角度去解釋這個發展。

我所謂的「國家理性化」,大概有三個密切相關的方面:統治的合理化,公務官僚制度的合理化,政客的專業化。更細一點的來說,這裡面還包括了法治和法律規章的完善化,政策的科學化,對民意的回應迅速化,更高明靈活的統治手腕,國家組織的合理化(如廢省),福利制度的建立,公務官僚的嚴格管理與紀律,更有效率的行政,以非政府組織來代理國家業務(即把政府業務「外包」給非政府組織,等於將民間組織納入國家機器),還有,政客的專業化──也就是專業問政、「理性問政」,以及利用政策研究、民調等有效方式來經營民意,等等。這些「國家理性化」的過程是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台灣戒嚴結束、政治民主化,以致於近年來反對黨日漸強大,以及面臨全球化的國家競爭壓力以後,這個「國家合理化」的過程確實有了更大的發展。

國家機器的理性化或合理化的現象既存在於中央政府,也存在於地方政府。台灣反對黨逐漸入主地方政府所形塑的各類「新城市」,也和其他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互相影響與學習。不過,國家理性化並非唯一的打造「新國家(機器)」的力量,不論是新的國家認同、或者各種舊勢力或舊習慣,都可能參與在充滿矛盾的新國家機器的打造中。

「國家理性化」的過程在西方是伴隨著禁慾主義的傾向而興起,它背後的動力和價值主要是西方的宗教傳統。那麼,台灣的「國家理性化」過程又為什麼有著一種「情慾理性化」式的禁慾主義傾向呢?當然,性和慾望經常伴隨著非理性的力量,對於理性化而言是一種威脅或矛盾,所以國家的理性化會傾向性的理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灣的「國家理性化」和政客的情慾理性化之間的關連還需要一些解釋。

◆什麼樣的政客會自我要求禁慾紀律?為什麼?

首先,為何會有少數政客自我的禁慾要求或自我紀律,這是比較容易解釋的。在很多專業領域裡經常會有某些少數人感到自清和清理門戶的要求,而且提出自我建立規範、建立專業倫理,以改變專業形象的行為。這種自我紀律在那些專業的正當性或信任感陷入危機時,特別被需要。而這類自清清人的人通常是企圖獻身專業,以該專業為終身志業的人,因此也很想積極的將該專業變得更合理化,更專業。

那麼,什麼樣的政客會是這種追求專業化的人呢?這類人不論對於工作或私生活都有「科學管理」或嚴謹紀律的精神,可能之前也從事過其他專業的職業生涯;更有甚者,這種傾向禁慾的專業化政客非常有權力慾,而且是為權力而權力,追求權力更甚於其他世俗利益或享樂的人。對這些人而言,為了權力而放棄情慾或性的愉悅,放棄貪污而來的財富…都是值得的。此外,這類人也通常是這個專業內的新興奪權者,他們並不是已掌權的最高者,而是正在邁向掌權奪權的路途中,因而帶有改革的色彩。由於他們在這個上升的階段中很容易飽受攻擊、猜疑,他們也因而更戒慎恐懼的自我紀律,並且藉著道德性和保守性(也就是禁慾形象)來凸顯自己的專業傾向。畢竟,在一個多元開放的時代中,只有那些道德上落伍的古板的人,才會被視為繼續更忠實地、更無私地服務顧客或服務人民,而不會貪污或圖利。

目前這些少數政客的禁慾價值或性道德,有成為全部政客的性道德要求之趨向,政客們不論原來懷抱著什麼價值,來自什麼階層,都可能為了政治生命而被迫遵行這樣的性道德。毋庸置疑的,那些本身就具有異常堅強禁慾性格與價值的人(也就是為權力而權力、權力慾高於一切的人),將比較容易獲得政治專業上的成功。

◆政客專業化的禁慾價值觀是來自什麼樣的主流意識形態?一個是公教人員的中產階級「開明禁慾」道德,另一個是良家婦女式的女性主義

但是這些少數的政客又憑藉著什麼而使得他們自己的性價值成為全部政客都同意的道德要求?甚至還會影響所有人的性價值?換句話說,政客專業化的禁慾價值觀是來自什麼樣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致於可以那麼順暢的普及?

我認為基本上有兩個主流意識的源頭,一個是舊有的,一個則是新起的。

這個舊有的源頭就是台灣公務科員階層(即所謂公教人員)的主流價值。公務官僚或科員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算是比較有合理化生活的一群(例如不會深夜出入休閒場所,也不會有強烈自我風格的生活方式或身體管理),他們很多是經過青少年的禁慾生活以取得較高的學歷資格,並且因此才進入公務官僚體制,而且生活行為上受到很多的規訓和限制,有自我期許與規律生活。他們在見識上可能有大都會(metropolitan)的成熟與開明,但是他們自己的身體經驗和情感結構則很少有越軌的狀態,以致於或許口頭上會對邊緣異質主體採取表面的容忍,但實質上卻抱持著疑懼的態度。這個公教人員群體一直是台灣的一個status階層,所產生的價值也一直主導著台灣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他們其實是台灣中產階級的骨幹。(Weber曾指出公務科員會形成一個社會階層,並且會形成自己的價值觀,這是本文假設的理論根據)。

作為台灣中產階級的骨幹,公教科員階層自認為思想理性開明,自覺正義感強烈,而性的理性化是其隱含的重要價值,故而一方面是會做出有限度的性開放言談,例如對於婚前性行為的容忍,但是另方面,則更頑強地對非婚姻的性或邊緣異質的性愛有極強烈的禁慾價值,比其他社會群體更不能容忍某類性的越軌。面對台灣社會政治結構的動盪,上升中的新興政客所提出穩定的、改革但漸進的價值觀,事實上是會在這些中堅份子的心中撥動共鳴的。

另一個新起的力量則是「良家婦女式」女性主義論述所產生的(開明)禁慾價值觀。這種女性主義論述雖然不一定有禁慾主義的說法,但是她對性議題的態度比較接近原來的公教傳統或中產價值,而且主要的內容是保護論述和悲情妒恨為主的受害者論述,這兩種論述都預設了主體是禁慾的或反性的(像清純大學女生被老師性騷擾就引發悲憤,性工作者要求工作權、也就是從娼權,這些女性主義就躊躇不前,都是例子)。換句話說,這種女性主義基本上沒有性壓迫的眼界,把性壓迫視為單純性道德的文化共識問題或人性問題,無視「性價值階層」的不正義;這也就是說,這種良家婦女式女性主義基本上接受早期現代所形成的性道德和性價值,例如,性價值的最高層仍然是建立在隱私與親密關係中的性,亦即,以婚姻和生殖為目的之性、一對一的性、愛性合一的性等等,性道德的最底層則是變態的性、濫交的性、沒有愛情的性、破壞婚姻家庭的性、進入公共領域的性等等;這種女性主義不同於早期現代的性道德僅在於:她對某些性模式採取開明態度,例如:手淫、同性戀、婚前性行為、私生子、性病、墮胎、離婚等等由於過去的性解放鬥爭而取得正當地位的性模式。但是這種良家婦女式女性主義仍然抗拒其他性底層的解放運動,以致於這些被「開明禁慾」價值所容忍的性模式,也不能真正徹底的得到平反。

在目前台灣,良家婦女式女性主義者的開明禁慾和前述公務科員階層的開明禁慾基本上是吻合的,不同的是「良婦」女性主義者對於同性戀、婚前性行為、私生子、墮胎、離婚等性價值的開明乃是源自性別平等的鬥爭,而公務科員階層的開明性價值則只是受到社會性爭議或論戰所形成的文化共識之影響,其「開明」態度也有表現其中產階級位置的功能。良婦女性主義與公教中產階級的開明禁慾當然會互相影響或甚至合流,特別是當婦女運動向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靠攏時,更是如此。

不論如何,被這種良婦女性主義所影響的政治氣氛,很快的就被挪用為「關心愛護女性」的政策,既然良婦必然(開明)禁慾,那麼疼惜婦幼的政策必然要體現禁慾價值。必須指出的是,當男性政客標榜自己是新好男人,不外遇、不花心、不嫖妓、花較多時間在子女身上云云,並且要求全民都和他們一樣來禁慾掃黃時,良婦女性主義者也找不出什麼說法來反對或批評他們的掃黃和其他政策。一來是因為這些女性主義者內心畢竟是認同這樣的異性戀男人、家庭和道德價值的,再者是,良家婦女的女性主義論述也提供不出任何其他主體論述及實踐的資源來反對新興政客的性別政策和價值。

這種台灣國家理性化出現的開明禁慾價值,並不是傳統文化的普遍禁慾,而是性的理性化下的禁慾。傳統的普遍禁慾幾乎對所有的性都表現出敵意,但是隨著性的現代化或理性化,性開始分化為好壞高下的價值階層;而且自從早期現代以來,不斷地有底層性模式企圖上升為中層的性模式,這就是社會有關性道德的爭議與論戰。晚近台灣的「性的理性化」表現為性的「開明禁慾」,亦即,對某些性(性上層)的推崇嚮往,某些性(性中層)的開明疏通,和對另些性(性底層)的堅決狂熱禁慾。

也只有在這種「開明的」性的理性化下所出現的(針對性底層的)強烈禁慾狂熱,才有足夠的動力使特定性道德被推動為激進的政策作為,使禁慾主體堅定的站出來、嫉色如仇;這不是傳統禁慾所能達到的「性法西斯」。

◆掃黃是不是台灣的「外省化」?為何掃黃是台灣的中產階級化?如何對抗?

在近來的「掃黃」風潮中我們看到那股狂熱的禁慾。但是除了政客的專業化等國家理性化的因素外,掃黃現象還可能有一些現實脈絡的因素(例如有人暗示民進黨縣市長的掃黃是為了在宣示「(道德)理想的堅持」,而不是「(獨立)理想的放棄」)。不過,以下我想對掃黃現象做兩個簡短的評論。

首先,正如前述,我推斷掃黃背後的開明禁慾價值來自作為台灣中產階級骨幹的公教人員,但是我並不清楚這個公務科員階層的社會學構成,特別是:我不知道這個階層是否有族群的屬性。不過我曾聽過「台灣公教人員被外省化」的說法(馬英九當選市長後,還有人說投票給馬的台灣人都被外省化了)。但是,所謂「外省化」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可能不是個很有意義的概念。但是比較有趣的是:數年前,新黨的趙少康和陳水扁競選市長時,趙少康首先提出掃蕩光華市場的色情刊物和影像的政見,要把它們「通通抓起來」,而被批評為法西斯;但是民進黨的陳水扁卻貫徹了這樣的法西斯政見(而剛上任的國民黨的馬英九是否有傾向繼續這樣的政策,有待觀察)。如果說「台灣公教階層被外省化」的說法可以成立,那麼掃黃當然就是使台灣接受公教階層的價值(中產階級化),也就是使台灣「外省化」了。(我在另一篇文章曾指出掃黃的中產階級化是「國族營造」)

其次,政客對於自我性道德的要求、對於自我禁慾的規訓,雖然來自國家理性化與政客專業化的趨勢,但是卻進一步轉而形成對邊緣人口(性工作者、青少年、違章建築、遊民、色情網站等)的規訓,這就是掃黃、取締色情等現象的由來。而對於邊緣人口的規訓,以及由此建構和鞏固的性道德則將轉而形成對於其他人口群體的規訓。換句話說,原本是力求專業的政客和公教中產階級所自我要求的性價值,卻強加給邊緣人口,進而擴散到其他的階級或人口群。

在抵抗性道德與價值的中產階級化方面,我認為文化的性激進主義(cultural radicalism of sex)是很重要的策略。從歷史來看,文化激進主義會吸引中產階級的進步子女,並且有助於這些子女形成以個人生活風格為中心的「人生政治」(life politics)。故而,在中產階級忙於掃黃、忙於規訓邊緣人口時,性/別解放運動除了捍衛性工作者等邊緣人口外,還應該以文化的性激進主義直取中產階級的核心內部,讓掃黃的中產階級「回歸家庭」,去應付家人或子女的外遇、用藥、同性戀、性工作、反串變裝、濫交…。文化的性激進主義產生的效果「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馬太福音10:35,36)。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文化產物,文化的性激進主義也會從中產階級的核心向其他人口群擴散,使掃黃的威嚇效果抵消和失去正當性。這是被壓抑的邊緣卻在中心登陸重返。曾有人批評「情慾解放運動是中產階級的」──真希望如此;然而更希望的是:文化的性激進主義能生產極具誘惑性、狂野的、迷幻的、犯罪的、尖銳的、前衛的、極端的、製造混亂失序的、引發憤怒與妄想的、誘拐中產階級青少年變壞叛家的產品。這同時表示了,性別解放與性解放運動要進入年齡政治和人生政治的階段。(199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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