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冬日，吳大猷初識其妻阮冠世。她當時為南開大學物理系一年級新生，吳大猷為大四學生。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吳大猷與阮冠世結婚，由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證婚。婚後，「冠世仍每日微燒，秋冬多病臥」。 非報系
年輕時的吳吟之與吳大猷母親相當神似，使吳大猷一見她，就有了一種稀有的感情。 非報系         　 　 　 吳大猷與妻子阮冠世。 非報系         　 　 　 吳大猷兩歲時的照片。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吳大猷出生於廣州。母親關嘉娥，廣東開平縣人，為清朝按察使之女。其父吳國基，為一九一年舉人。 非報系

《精神摯愛》

吳大猷和他的秘密女兒吟

【2001/05/16 聯合報】     丘宏義

●「把斷線風箏拴在地上，使其能高揚的吟之，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吳大猷和吟之一起去廣東時，吳大猷說的話。

●「一個風箏必須要被一根繩線拴在地上，才能高揚。」

——葆之語

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吧？也許不是。其實是甚麼時間都不要緊。有人說在火車上首次邂逅認得，有人說不是。其實甚麼地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兩人的確見了面，互相認得了。

這次邂逅後（如果真有這次的邂逅），下一次的見面就在六月十七日，在台灣某大官員家中的聚會。這個聚會中的主要節目是打橋牌。吳大猷一見到了吟之以後，似乎就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感情。吟之當時是一位二十四歲左右的少女，纖高、天生麗質、氣質可愛。是一位人見人愛的麗色女郎。可是吳大猷被她吸引住的原因大約不會是因為她的天生麗質。按照葆之的說法，吳大猷一生中對一般的女人並沒有特別的興趣。而從所有方面的跡象來看，他一生中和他最親近的只有三位女人，一位是他的母親，一位是他的妻阮冠世，而第三位，也是把他這個「斷線風箏」拴在地上，以至可以繼續高揚二、三十年的就是吟之。吳大猷從來沒有說過為甚麼他被吟之吸引住，而非要她變成他的女兒的原因。只有一個很間接的線索：一位從大陸來的吳家親戚，一看見吟之後，就說：「你真像我的姨婆（吳大猷的母親）呀！」是否吳大猷真的是因為很想念他的母親，而對只見過一次面的吟之發生了愛慕的感情，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我們只知道吳大猷對他的母親的不幸去世，一直都感到非常哀慟。而所有的跡象也都指向這一點，吳大猷是位感情極重的人。他去世後在他的房中，可以看見許多留下不值錢的往物，一張紙、舊雜誌等等。

「他一見到我，就要教我打橋牌。景惠，是不是？」旁邊坐著的詹景惠（吟之的密友，她的職業是護士）覺得好笑，加上幾句，說：「大姐（指吟之，下同）還覺得那麼奇怪，要教我打？」可是吟之還是讓吳大猷教她橋牌了。在這場橋牌局以後幾天，吳大猷就告訴吟之他們之間有「緣」。「我爹地（daddy，吟之對吳大猷的稱呼，下同）認識我幾天之後，他就（告訴我他）覺得我是他家裡的人……他覺得就是女兒……第一天他就覺得是。因為有人說我跟他的媽媽長得有點像。」（吟之語）

吟之當然覺得很奇怪，真有這種事——才第一天見面就覺得她是他家裡的人。非但如此，就在同一天——第一天，吳大猷還問吟之要了她生辰八字。之後，吳大猷再次地去算命。還不止看一次的命。「他聽說在香港有一位喝咖啡的太太，說可以從喝咖啡算命，從咖啡杯上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前途及將來。然後回來以後，我們再去關西去摸骨。這位摸骨先生還寫了一張單子，說她就是你們吳家的人。後來再找一位叫做仇慶雲（的算命大師去算）。我還記得很清楚，三個人算定說，我絕對是吳家的女兒。後來葆之也承認說，我們家裡曾經（說過）要收養一位女兒。……我們的認識也真是個緣分，我爹地也這麼講，為甚麼冥冥之中，整個世界上有那麼多人，為甚麼偏偏就是我？後來有人說，我長得像他的母親。可是我不知道……我們去算命的時候，非常奇怪，算命的還（對他）講，你的晚年一定要靠她……所以我爹地有一封信就講說，『算命的說我可以活到九十幾歲，而我現在才七十』。」（吟之語）

可是台灣發布謠傳的本領真是厲害，捕風捉影的技巧高極了。「當時我才認識（他）幾天後，還沒有幾天，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就（鬧得）滿城風雨……開始攪得不得了。怎麼困難會這麼重重？把我爹地嚇壞了。」（吟之語）這個恐懼也許是後來為甚麼吳大猷把和吟之的父女關係隱瞞，多年不為人所知的原因。

有許多人不相信他們的情操是純潔的父女關係。「對了，別人都戴了有色眼鏡來看。嗯，真是單純的父女關係嗎？」（景惠語）可是吳大猷要和吟之建立父女關係的心意已定。他找了他的好幾位朋友來幫他的忙，其中有和他在西南聯大時共住在茅屋避難所中的毛子水教授。毛子水是簽字「領養」吟之為女兒的證人中的一個（其中還有一位尚健在）。通過台灣法定的手續後，吳大猷把吟之正式地「領養」為女兒。經過算命的「算筆畫」的數理命學研究後，取了吟之這個名字，以和葆之相配合。

因為上面說過的「滿城風雨」這件事，吳大猷決定把領養這件事保密。這個保密一直到八０年代以後才開始慢慢地曝光出來，起初也只有幾個人知道，後來在吳大猷重病的時候才完全曝光出來。這件事的保密過程中，付出代價最大的是吟之。她犧牲了幾乎所有的社交生活，可能有的家庭生活，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一個非常窄小的圈子中。以後要再談到這點。

為甚麼吟之會放棄她的家庭而進入一個陌生的人的生活中，成為這位陌生人的女兒的原因，她一直沒講出來。似乎她的家庭中兄弟姐妹很多，小時候也未真正地得到過生父母的愛（可是後來從吳大猷處她卻得到了非常深摯的父愛）。她的家庭對領養這事並不贊同。最後她的生父（已歿）在領養證件上並未簽字。從種種的跡象看來，阮冠世（吳大猷的妻子）也不知情，因此後來阮家在大陸的親戚對領養這件事很不同情並有意見。至於葆之，是他於八０年代中回到台灣「重建和父親的關係時才知道的」（葆之語）。雖然葆之說不知道他的母親是否耳聞「和女人有關係」這個謠言，可是，即使耳聞了，大約她也暫時會把這事擱在一邊，因為按葆之所說的，他母親的一個長處就是能專注在一件她認為最重要的事上，而把其他的事都撇開。而當時她最擔心的事就是她自己的健康狀況。可是阮冠世不知情領養這件事，卻一直都牽掛在吟之的心上。她甚至於還擔心到她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我想按吳大猷的婚姻關係，也許不向阮冠世說也罷，因為很難解釋。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當局人滿意的結局，就好了。可以引用英國十七世紀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的一個戲劇名來作比喻，《結局好，就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台灣已去世的英文大師梁實秋譯為《皆大歡喜》）。

就在他們祕密地建立了父女關係之後某時，第一次的考驗降臨在吟之的身上。有一天，一群穿了便裝的陌生人來到她的家中。自稱是安全機關的某單位，來檢查。他們翻箱倒櫃大肆檢查一陣，查無所獲後，就離開。到現在也不清楚這些人來自何單位。在七○年代，還有不少不知所屬——意思是政府對人民隱瞞——的單位，一發現有蛛絲馬跡的可疑現象，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的手續，去任何人的家中盡興搜索。如果要抗議的話，輕則把家中的器皿、衣箱衣物亂加破壞，重則失蹤；幸運的過了一陣子才放出，連關在哪裡、被哪個機關抓去的，都無從知道。當然，偶爾也中了一、兩次的獎——在五０年代，有一位邊疆的民意代表娶了一位年輕的女子為妻，後來發現這位女子是大陸中共的間諜。可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都徒勞而無功——也許這些人的業績是看在某一時間內，他們去搜索過多少人家，也很難講。可是這些的非經法律步驟的搜索，往往給當事人帶來嚴重的身心創傷。「把大姐給嚇死了……（原因呢？）伯伯（指吳大猷，下同）是高官吧，因此懷疑大姐的身分是來幹嘛的。哎，一位平凡的小女孩（按：吟之是在台北土生土長的台灣省籍人，因此她是中共派來的間諜的可能可以說是幾乎等於零），（這些人）來幹嘛呢？那時候伯伯身居要職，所以大姐也很害怕。那時他們覺得啊，有這麼多的麻煩，又不能正式地瞭解，瞭解他們的關係是（真正的）父女……有理說不清嘛！在那個封閉保守的社會，他們（吳大猷和吟之）覺得這樣也很好，（如果）暴露在大家的眼前，只是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別人的一句刺耳話，他們的傷口要縫好久（景惠語 ）／這是詹姐一直跟我爹地提到的問題。我爹地跟她講，是不是會使別人更容易地產生更大的困擾呢？別人不瞭解（吟之語）／別人背後冷眼耳語一大堆（景惠語）／我爹地保護我，也不願意我接受這些（困擾）（吟之語）／所以這幾十年來他們二人的日子就這樣地過了（景惠語）。」

吟之並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可是天生穎悟，有極強的意志和向上心。她知道吳大猷對她的時間的要求很大，因此儘量陪伴他。可是，吳大猷也感到，因為吟之沒有她自己的事業，因此「可能沒有在事業上的成就感。在這一段年輕的時光，日子怎麼過？伯伯要大姐念書，學英文、哲學、彈古典音樂（鋼琴）、聽音樂，還有運動。大姐從這些上得到許多的快樂和滿足。」（景惠語）至於學英文，起初吟之從電台教學的英文開始。可是不久就嫌電台教學的程度不夠，因此自己去自修。她下了決心去讀培根的原文。以從電台學英文的基礎，要去讀培根的原文，這是談何容易的艱難工作。首先，在文字方面，許多句子的構造和現代的不同。就如一位母語非中文的外國人——老外——在學了中國的口語後，要想自修去念懂中國古代人寫的文言文一樣的艱難。第二，培根的寫作牽涉到許多的哲學（他的哲學自成一派，稱為培根哲學），如果要瞭解，還要去瞭解和培根哲學有關的哲學。經過一段苦苦的掙扎後，她達到了她的意願了。吳大猷對於這一點感到非常的欽佩。在一封給吟之的信中，他特別地誇獎她的意志及穎悟。吳大猷去世後，葆之以英文寫了一篇〈記憶父親〉的文章。初稿則是吟之翻譯出的。葆之寫的英文帶有相當深的文學意味，普通英文程度的人還翻譯不出來，由此可見得吟之自修來的英文程度是相當的好。在學英文的時候，她又去學鋼琴、古典音樂。在學琴時，每日要花不少時間去練琴。後來她不時把她彈的鋼琴錄音，給吳大猷聽。有時她練習的時間長達七、八小時。長久之後，她的脊椎骨受傷，醫治多時才好。到現在宿疾還是不時發作。

「伯伯有一天說，他最後最大的快樂及精神上的安慰，他這個女兒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他有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的快樂，但是我覺得在親情上或者任何感情方面，這個女兒是他唯一的支持。我自己這樣覺得。可能他有他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就，或者他有一些同行內，大家共同share（分享）的東西，如物理或學生，或者伯伯在事業上有一些他的另一面，但是在屬於感情的東西這一方面，真的伯伯和大姐之間（的父女情摯）可能是唯一無法被（任何其他事物）取代的。所以外人才無法理解。有時認真地想起來，他一個人在台灣二、三十年，沒有親戚，沒有家人……一位老人家，心情上一定會有不健全的地方。而他能這麼快樂、這麼健全，一定在某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慰藉。我覺得吟之在這點上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如果沒有吟之的話，他在台灣不可能維持這麼多年，而且不會做出這麼好的事來的。生活的品質也不會有這麼好……」（景惠語）

吳大猷住的地方，是個政府辦公的大樓。在五樓上，有兩間大房間撥給吳大猷去住。一間中有小小的盥洗室，是睡房；另一間則堆滿了書籍，是吳大猷的書房兼會客室、餐廳等等。在這裡他住了二、三十年。樓下進門的地方有警衛。這大樓本來是給科學輔導會用的，輔導會撤銷後，就被其他的機關用，可是吳大猷的住所一直沒有變過。

最近五、六年來，這間書房就是吟之來拜訪吳大猷的地方。吳大猷從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退休後，不再有公家配車，且年事已高行動較為不便，吟之就利用週末、假日來這裡陪吳大猷。這裡不時有朋友來訪，最頻繁的訪客之一就是詹景惠。「爹地最喜歡景惠，因為她很單純。我們對她不時來用餐都覺得很歡迎。我們兩人從不吃飯的，可是景惠的先生要吃飯、吃肉。所以每次他們要來的時候，一定要先通知我們，就在餐餚中加肉和飯。這不是我們要他們感謝，爹地做事非常considerate，體諒到別人、想到別人。我常常跟景惠兩個人坐著聊天，我爹地非常平靜、滿足地，一個人坐在那裡，（可以坐上）幾個鐘頭，一句話都不講，看著我們。有時會站起來，剪剪貼貼、翻翻抽屜，切水果給我們吃。他告訴景惠，你陪著她（吟之），我很高興。他叫她要常來……可是不允許別的朋友這麼做。他會覺得我的電話講得太久了。」（吟之語）

「我們可以這樣一直講話講話，不理伯伯。伯伯也不問答，也不插嘴，也不聽。他有點重聽。他做他的事。有時我們用台語講，他聽不懂，也不在乎，無所謂。他切水果，做他的事。我問大姐，是否很不禮貌？他說一點也不會。」（景惠語）「他的意思就是要有人陪著他，而我就在他的眼前。」（吟之語）

吳大猷住在公家的地方，他不願意有人說閒話，因此每天晚上九點左右，一定要吟之回去她的家。日日如此。「在最初二、三十年中，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都加在一起，可能連一年都不到。我不相信有一年……後來他在九十歲時病的時候，需要人照顧（我才搬來住）。對面房間住了一位江小姐，她有一張空的小床。我說我就不要回去，在隔壁住，陪你。他說不要，『我住在公家宿舍，人言可畏』，後來我就包了一輛計程車，每天九點走……到了八點鐘的時候，他真可憐，不斷看鐘，到了時候就怕我走，可是又不能不讓我走。然後走的時候，就說，明天早一點來。又問，明天甚麼時候來。其實我整天都沒有事。問他為甚麼，他總是說，這是公家的宿舍，應當回家，因為人家會講話……」（吟之語）

「伯伯年輕的時候，她是他的女兒、女伴、看護。伯伯愈來愈年邁，他老人家的心情愈來愈孤單、寂寞，也許覺得日子一天天地短少。他很怕失去女兒，怕快樂的時間愈來愈少。所以有些時候他很矛盾，他怕她太遲回去會有危險，而太早回去又捨不得。八點就開始走來走去，坐立不安。快九點了，女兒要走了，可是又不能不讓她走，他怕人家講話，又怕太晚危險。回去後還要再通電話：你到家了、晚安、睡覺；你睡著了嗎？消夜吃了嗎？門鎖了嗎？都互相問。只有三兩句話：我睡了、吃飯了，就掛電話了。他們不會拉拉雜雜地講得很多。他們的生活，沒見面就像見了面一樣。用這個方式過他們的生活。我也常常想，為甚麼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呢？可是他們就這樣地相處。」（景惠語）

從吳大猷觀點來說，也許這是第一次他可以開放地講他愛某人。可以以真摯的感情去愛。「我常常用百分比來描寫我們之間的感情……我一直告訴爹地，他給我百分之九十五，我只給他百分之五。」（吟之語）旁觀者清的景惠不同意：「你百分之百的生命是奉獻給爹地伯伯的。」「可是等到我的爹地去世以後，我才知道我給了他百分之百。」（吟之語）她對她的愛下了這個定義：「我覺得他對阮冠世很好……可是我覺得他對他的太太阮冠世是一種年輕人追求的愛，我現在對他的是一種不同的愛……他跟他的太太間完全是一種夫妻，男女夫妻的愛，跟我和爹地之間不一樣。老實講，我跟我爹地之間的愛要更profound——寬廣些。不是單純（普通男女間）的愛……有時我們吵架，我說我要走了，可是只走到門口。我爹地管我，我會同他爭吵、生氣……可是我可以說這麼一點：我爹地天性非常善良，所以他對阮冠世這麼地好。今天他收養我，對我很好。如果他收養詹景惠，他也會一樣地對她好。他就是這樣個性的人……這就是他做人的偉大。」（吟之語）

●「為了父女摯愛所作的犧牲，我們只能從愛中去瞭解愛。」 

——愛爾蘭作家愛莉絲•莫朵（Iris Murdoch, 1919-）

吟之認得吳大猷時，時當二十四歲，天生麗質，正是在她青春的花開放的巔峰。哪一位少女不懷春？「其實我內心裡何嘗沒有人性的一面呢？I am a human being，（我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但是我不能對爹地說，我這樣很辛苦。如果這樣講，他會覺得很難過。」（吟之語）「當時伯伯要大姐念書，學英文、哲學、彈古典音樂、聽音樂、運動等等。大姐從這些上得到許多精神上的快樂和滿足。但是因為大姐的身分（及把父女關係保密的原因），她交朋友也不太容易。可是大姐覺得也沒有甚麼遺憾，她覺得她從伯伯處這邊得到很大的快樂。也曾經有過追求者。我想說，這麼一位年輕貌美的少女，不可能沒有追求者的。伯伯也知道這位追求者，是國外一間名校畢業的醫生。曾經交往過一陣子，感情已經建立到要談及婚嫁的程度了。他向大姐求婚，大姐去問伯伯的意見。伯伯當時的意思是，要大姐自己去決定，看大姐自己的意願。大姐一想，要是這麼一嫁到美國，伯伯一個人留下來怎麼辦？她放心不下，想了又想，考慮再考慮，因此讓這位男士在美國等了又等。最後這位男士在美國等不下去了，就離開了。大姐說，當時她實在放不下心，如果去了美國，她有她自己的家庭，而且隔了這麼遠，伯伯就會變成一位孤獨的老人。那兒她又有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可能全心照顧她的爹地。伯伯在台灣早已有了他自己的事業及工作（也不可能去美國）。她放心不下，也捨不得。以後就習慣了，習慣成自然。在這裡大姐也很快樂，生活上很好，衣食也無憂，不愁沒有人照顧，因為伯伯很照顧她，而且給了她親情上的滿足。她覺得在伯伯這裡，跟他相處得當，因此在她的心中，婚姻就不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了。他們二人在精神上有多方面的滿足；伯伯很喜歡大姐在他的身邊作伴，或者聽到她的聲音。看她OK（沒問題），心中就快樂了。後來我也想過，伯伯會老，會比大姐要早一步離開。大姐後面的生命這麼長，她怎樣過？朋友又少，又沒有其他的家人。其他屬於大姐那邊的家人早已疏遠了。這三十餘年，大姐跟伯伯來這邊以後，就會跟她那邊的家人愈來愈疏遠了，也沒有甚麼往來。（我覺得）伯伯有點鴕鳥的心態：他們生活很好呀，去想那麼多幹嘛？如果大姐真的踏入某個婚姻，生活也不見得會比現在的更好。誰曉得？婚姻生活中一定有摩擦、有不快樂、有煩惱、有痛苦，而他們現在多好！生活沒有任何方面的問題，精神上多快樂。他們過的一年要抵人家十年哪！」（景惠語）

愈到晚年    對吟之的依賴愈深

隨著吳大猷年歲的增長，他對吟之的依賴性也愈來愈大，到了晚年的時候，「伯伯對大姐的依賴性到了sick（病態）的地步。有的人會瞭解，可是有許多人不瞭解。最後（到了伯伯病的時候），有一、兩年，足不出戶。有時（大姐）覺得無聊，就跑到後面辦公室跟員工聊天，才五分鐘，伯伯就生氣了。『叭』聲按個鈴，你去了哪裡，這麼久。下樓去拿報紙，也『叭』聲按個鈴，你在哪裡，怎麼會去那麼久。可是只有五分鐘而已。他要大姐一時一刻都不離開他，不能離開他的視線。」（景惠語）而吳大猷不時有訪客來，一來，吟之就不得不「迴避」。有一次記者來訪吳大猷，吟之正好因事出外不在。回到吳大猷住的大廈時，樓下的警衛告訴她有記者來訪，吟之就沒進去，在樓下的一間會客室中等。記者走了以後，警衛忘了告訴吟之，因此她就在那裡乾等。「我覺得他們一直在談話，不好去打擾。結果爹地心裡一想，兩個鐘頭不見吟之，不好了，他就報警，說女兒被綁票了。警察大批人馬來的時候，我還坐在那裡，我爹地從門中走出，叮叮咚咚地走來走去，走個不停。管事的江先生問甚麼事。爹地說不好了，小姐不見了。江先生說：『老師，小姐就在這裡。』我爹地還問我，為甚麼不進來？我說，因為你有客人。」（吟之語）

這種的迴避還不止一次。有一次，有位訪客來，吟之正好在吳大猷的寢室中，只好躲在斗室大的盥洗室中。這位訪客也不知就裡，只看見房中有人影一晃，就不見人影了。這位訪客有事和吳大猷要商談，一談就談了兩小時，吟之就在這斗大的盥洗室中枯等了兩小時之久。吳大猷去世後，我和這位訪客談起這些躲躲避避的事，他才想起有過這麼一回事。可是這還不是最難受的枯等。「我最難受的時候是農曆年的除夕。每一年的除夕都有晚輩的學生請爹地去他們的家去過年。在台北，台灣全民團聚之際，我卻是最孤單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年的除夕，爹地去別人家過年了，而我只好在台北冷清清的街上一個人踱了兩小時多的步。當時下的是濛濛細雨，似乎老天爺也對我表示同情。」（吟之語）

唯一給吟之的慰藉是吳大猷的摯愛。把兩人繫在一起的不是「領養」的證書，也不是同生共死的患難，而是雙方一生都在追求而最後才得到的，精神上的摯愛。這種愛無法描述，這種的愛有點像葆之寫的詩句中所提到的：

你微笑我也微笑，你大笑我也大笑，你哭時我也哭。

我對你的愛，使我也能為你感覺，共享你的喜悅，共分你的痛苦。

對你的感覺的意識，要比我對我自己的，還要更敏銳和深刻。

吳大猷寫給吟之的信很多，可是其中最能表達他在不能沒有這個摯愛，和在保密之間，難以兩全的矛盾心態，是下面幾句：

「別人知道了，誰會同情？祇有對我們產生困擾，不會增加我們的寧靜……那更不易處置了。你我礙於環境、法律、人言，一時還是隱瞞的好。」

由於要把他們兩人保密的原因，吟之的生活圈子非常窄。她已經和自己一邊的家人疏遠了，美國那一方面當然不可能會有任何的接觸。而她又不能進入吳大猷的社交圈子中去。她說，她只知道從她在新店的居所到吳大猷的居所這條路，其他的地方幾乎全沒有去過。「景惠你知道，我三十幾年沒有離開過台北，也沒有出過國。他講得好，你出國嘛，反正只去五天。你只去五天，我會放得下心。你想一下，我在這個地方才兩個鐘點不見人影，他就去報警，我出國去遊歷，那怎麼得了？所以我根本不敢出國。」（吟之語）

●「吟之是大海中的一片浮木，沒有這片浮木，伯伯就活不下去了。」

——吳大猷和吟之的摯友詹景惠語

葆之提起，他在他父親的生活中只佔一小滴，因為他很小就離家。葆之說他到了八○年代，他母親去世以後，才再次回到台灣，主要的原因是去重建他和父親間的關係。從所有表面的跡象看來，他們父子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平淡，可是在內心中吳大猷對葆之的感情卻非常濃厚。在所有學生及其他人的面前，吳大猷很少提及他和阮冠世在家中的事。可是按他和吟之之間的對話，吳大猷似乎有難言之隱。

「我是在一九八三年來台灣的時候，才知道有吟之這個人。」在二○○○年的九月，他父親去世幾乎半年後，葆之這麼說。他說時的口氣仍然帶有一點驚訝。大約吳大猷也沒有把詳情告訴葆之，因此一直要葆之去臆測、去搜索。大約一直到了吳大猷去世前後，他才搜索到他的答案。

在一次的閒談中，「他（爹地）後來也後悔，以前沒有跟葆之多花一點時間。」（景惠語）為甚麼呢？景惠和吟之都想知道，可是吳大猷說得很少。吟之問他，可是吞吞吐吐地說出幾句。「不是他，而是葆之不接受他。」（吳大猷語）「……他很難過……一開始他要講的時候，被打了岔，以後就不說……他說沒有人會瞭解跟同情，沒有人會接受，也沒有人會知道內情……」（吟之語）我們只能臆測，為甚麼要等到吳大猷後來臥病的時候，才建立了很深的關係。如果沒有建立了這種有深度的關係，葆之就不會寫出這段極為摯情，表示出對父親有深度體諒及瞭解的文字：

「當我再去追懷往事，再重新看一下在這二十年中我父親的生活如何地轉變，包括他和吟之之間的關係。（在這種的透視下）父親對母親的感情和他對吟之的感情是否一樣（深）的這個問題，特別是在這過去二十年中的感情，似乎都不重要，毫不相干了。即使是像我的父親這樣的一位純潔的教育家，仍舊需要一個錨，一位能把他『這個斷線風箏的線拴在地上的人』，使他能和人類的社會繼續地聯結在一起。」

這段話分明說，吟之就是這麼一個能把「這個斷線風箏的線拴在地上的人」。如果沒有深度的體諒和瞭解，不可能寫出這麼真情的文字。

●「愛有七百支翅膀，每一支都能從最高的天穹延伸到最深的地穴中去。」

——古波斯神祕派詩人魯米（Rumi, 1207-1273）

到晚年的時候，吳大猷多病。除了糖尿病之外，還有高血壓。「他不愛運動，我們為了健身，逼他走路。他還是出去走路散步。他懶惰，我們兩人逼他散步。」（吟之／景惠語）「我經常覺得，如果我爹地走了，我就完了。其實當時我就怕……他常常生病。有一次去榮總檢查，發現肺上有黑點，說是癌症，因此趕快去美國再檢查。檢查出說不是……那時候我爹地常常血壓高。你（景惠）知道我爹地這個人，聽到血壓高就緊張，我就跟他講，當你高的時候，請你安靜，我們來處理。血壓一到二百以上（正常是一百二十），他臉上表情立刻緊張，馬上跳到二百十。有時他講的話會刺激我，常常怪我。我想他老了，就說，請你不要跟我講這些話，我很受不了。你能不能講些好聽的……有時他的血壓升到二百二十，我只好騙他。有時用些針刺的方法來治療，可是到了二百以上，我就不敢處理了。我偷偷地打電話，第一先找熟的醫生，第二就叫他再double check複查血壓，看看怎樣。他發現（我打電話）後就會很緊張。我自然生氣了，說你這麼一緊張，會更糟了。等個二十分鐘再說，看到底怎樣，不然我們再到醫院去。結果通常一個鐘頭以後（血壓）就會慢慢地降下來。我爹地九十歲以後，身體變化很大，非常多病。有時一看他發燒，怕他腳冷，就給他穿襪子。我就怕他死掉……他每個月都要看病。藥拿回一大堆。我們回來後要配藥，每天他吃不同的藥，要小心，因為有的要四分之一粒、二分之一粒、要切片、要幫他打insulin（胰島素針），早晚各一次。」（吟之語）

到了九０年代初期，吳大猷常常入院，「每一、兩個月就要入一次院。醫院說你老人家在醫院中要人照顧，如果不請看護，就要有家人來，在床邊上陪。那時他才准許大姐留在醫院的床邊陪。後來覺得多舒服，那覺睡得多安穩，而留女兒在邊上，也沒有甚麼呀，天空一樣藍，世界一點也沒變。從此就不要女兒走了。」（景惠語）「第二天出院回家，我沒有換洗的衣服，我對爹地說，我要回家了。他說，你回甚麼家？就住這裡。從那天起，我就搬一個板子，就睡在板子上……不是有張雙人床嗎？可是我們不能睡在一起，因為一個人一動，另一個人就不能睡。我就拿了茶几，放上板子睡在邊上。後來聯經書局的總經理來訪，看了，很不忍心。他後來就說，送你們兩張床。我們才有兩張分開的床。自從他病的那一天開始，直到現在，我就沒有離開過廣州街。有二、三年了，我就沒有離開這裡一步。後來到大陸去，他那時的身體已衰了，在大陸上也發過一次病，不過好在沒有發生問題。這次終於達到了他的心願，要帶我出國。我三十幾年都沒出過國。」（吟之語）

在加護病房時，寫下：「I love you.」

「因為有過一次生病，大姐更恐慌、更緊張，許多事情大姐非常小心，看顧得無微不至，小心到我都不知道怎樣說的好。水是冷的還是熱的？衣服要加一件，還是要脫一件？襪子要穿要脫？……她非常專誠，真的無微不至。看他的眼神、看他的皮膚，一個touch（一摸），大姐就知道伯伯現在好不好、狀態怎麼樣、甚麼時候要用藥、幾點鐘要吃甚麼。我是當護理的人，都覺得上下半點鐘沒有關係，可是大姐非常小心，說差半個鐘頭有關係。她一定要拿所有的資料仔細看，不能有任何的失誤。她覺得伯伯禁不起任何的失誤。我看她照顧伯伯，我心中很感到慚愧，就回去看我的爸媽。」（景惠語）

「後來伯伯病得很嚴重，就進入加護病房。加護病房有一陣子夜班有人，可是他（伯伯）還是捨不得大姐離開。可是加護病房也有加護病房的規定；大姐是家屬，不能留下。大姐放心不下伯伯，支持到九、十點，等伯伯睡著了，看護來了，交班後才離開。回到家（吳大猷居所）後，還要同看護通一個電話，確認這時候的vital sign（生命特徵，如心跳、脈搏、呼吸、體溫、血壓等）怎樣，大姐才放心。然後早上五、六點時又步行過去到台大醫院。有時，有甚麼事的時候，她睡都睡不穩，半夜會直接打電話給護理站，問情形怎麼樣，希望看護能定時打電話給她回報。她是睡得很短而淺的人，只需要回來躺一下，因為在那裡（醫院）沒有地方躺，而她的脊椎又受過傷，撐不住一天十幾小時的站立。早上五、六點又再過去。」（景惠語）

這時，吳大猷已經醒醒睡睡，有時講話講了一半，就睡著了。後來不能講話，就用筆寫。他最記掛的就是這位女兒。寫他如何愛吟之。有幾句錄在下面，英文寫：「I love you」。寫吳吟，「之」字都寫不下去了。結果寫：「My daughter, my dear daughter, I love you，」（我的女兒，親愛的女兒，我愛你。）有一次寫：「我這一生對你很虧欠。」「他覺得他對吟之很虧欠，可能是放心不下，他一走後，吟之怎麼辦？」（景惠語）

他們二人之間的生活的確很快樂。可是，「痛苦的時候是伯伯去世以後。生前沒有受到的痛苦，現在全來了，一乘十倍地來了。三十年中沒有痛苦，現在全來了……。我以一位朋友的立場，也只能常常來看她（大姐）、安慰她。」（景惠語）有一陣子，吟之很消沉，最消沉的時候是她爹地剛去世的時候。回到爹地的居所，一看衣物猶在，而人事皆非。這時候，景惠變成了吟之的救生艇。景惠常常去看吟之，和吟之討論。「她時常告訴我，跟我討論很多種的死亡方式。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還去找過別的朋友，去問說，如果有一位朋友想死，我怎樣去救她……可是大姐說，你們不會怎樣呀，你們有你們的家庭。你們最多『喔』一聲，說吳吟之走了。我只能說，你這樣子會使我們活在世界上的人會有許多的罪惡感，為甚麼我們這些瞭解你的人，就救不了你，拉不住你。大姐說，這世界沒有可以讓她活下去的理由、價值和意義……我希望她能找些事做，她沒有興趣，她無所謂呀，覺得不重要，不在乎……我想說，有甚麼團體可以讓她參加，但是我知道有點晚了，因為這種事是不能臨時抱佛腳的，因為她平常就沒有踏出去外面一步參加團體生活，她的生活圈子就是這幾個朋友……」（景惠語）

可以慶幸的是，吳大猷去世一年後，經過許多外界及許多朋友們，特別是景惠的鼓勵和安慰，吟之已經開始脫離她那時非常消極的心態，走出這個沒有牆、沒有鐵門，把她的心關入的監牢。我們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