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邊緣青少年解放陣線青少年次文化白爛專題

 
 

人民頑鬥主義

 
 

作者:卡維波

  台灣的無住屋團結組織在論述策略上,相當特別的便是幽默及嘲諷風格,不論其運動形式及內容都充分地表現出這一點。例如,該組織號召無殼蝸牛以電話干擾仲介公司、散布消息以降低房價等。讓我們先把這種策略的精神稱為「人民頑鬥主義」(popular vandalism,以下簡稱「人民頑鬥」或「頑鬥主義」),然後再來大致地描述其特色與意義。

  近代歷史上的各類運動,強調以創意的頑鬥主義為策略的組織僅佔少數(如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大部分則是摻著不同程度的頑鬥策略。從甘地不合作運動、美國六0年代的民權、反越戰運動、(註一)波蘭獨立工運等使用過頑鬥精神的策略。

  最晚近的一些例子,像近日英國佘契爾夫人課徵人頭稅,反對人士便動員群眾不斷遷徙、變更地址,這樣一來增加官僚作業,使之疲於奔命,如果動員人數夠多,政府將無法課稅,甚至因龐大辦公費用,使課稅得不償失。

  北大學生以丟「小瓶」來表示對鄧「小平」的抗議,也是一種人民頑鬥。

  還有美國的「地球第一」組織,為了保護蒙大拿等西北角諸州的森林不被濫伐後銷往日本製筷子,也花招百出,例如,在樹林中釘入鐵釘以破壞鋸樹的電鋸,而使商人損失慘重,還有拔去森林中的識別標誌……等等。

  人民頑鬥主義與頑鬥的異同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頑鬥」和一般所謂的「頑鬥(即破壞)」(vandalism)並不相同;頑鬥通常泛指破壞他人物品或公共設施之行為,近年來台灣的國中畢業生經常有此行徑(如破壞母校教室)。而且通常頑鬥者(vandals)的行徑,即使因為出於開玩笑心理而有些許幽默感,仍多觸犯法律。

  可是人民頑鬥主義(popular vandalists 自創)通常不破壞公物,不常犯嚴重法律,不過經常「犯規」(foul play)——可能會遭到罰鍰、申誡、拘留等輕微處分。此外,頑鬥主義是群眾性的集體運動(或至少再表達某個集體的願望或意志),透過理性計算的自覺行為,而不像頑鬥者零星式、個人式、自發衝動的行為。

  然而人民頑鬥還有一些秘密的共通性:首先,他們都不是「英雄式」——即立大志、做大事、當大官者應有的「恢弘氣度」、「歷史意義」、「正氣凜然」作為;相反的,是屬於平民大眾的、邊緣的、「不入流」的作為。對敵人的態度,不是正面直攻,而是迂迴側攻(挖牆角、滲沙子、丟石頭之類)。

  其次,他們都是輕微的恐怖主義。恐怖主義的精神在於攪擾與中斷例行日常生活,將非軍事之人員及場所捲入政治—軍事鬥爭,從而改變日常生活人事物之意義,而且藉由日常生活的中斷,粉碎了人們虛假的安全感,也顯露出社會結構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靠著人們互動的建構。頑鬥主義與頑鬥均有上述(某種程度)的恐怖主義精神。如果說恐怖主義是個人英雄的反抗方式(如火燒總統府),那麼頑鬥主義即是凡夫俗子的方式(如小蜜蜂行動)。(註二)

  最後,人民頑鬥主義與頑鬥的關連是,兩者的當事人均有快感,這快感的來源不一定是「開玩笑」、「幽默」這種表面原因,而是來自對日常自然或神聖規矩的踰越所產生的快感。頑鬥主義的反抗不會是悲壯的,因為並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企圖,故所採取的策略,會被認為「不入流」、「不能成大氣候」。相反的,主流反對者的策略,往往會尊重日常生活的規矩(故而繼續支持日常生活中隱藏的權力支配關係),其嚴肅性、使命感等就不會讓人覺得「好玩」。

  爭奪意義的詮釋感

  以上的敘述使我們注意到人民頑鬥的一個核心精神,即是對日常生活事物、文化事物等意義的爭奪——藉著集體頑鬥重新改變或詮釋意義,或者顯示原有意義系統的矛盾、荒謬;易言之,對日常生活自然呈現的意義系統之破壞與重建。

  例如十字架在波蘭原只是個日常事物,雖然有點「敏感」但並不是禁忌,可是團結工聯卻逐漸地改變其意義,成為反抗共黨的象徵,而像十字架這個「到處都看得見,雖然是個小東西」,造成共黨當局極大困擾,也無法禁止。由於這種反抗形式無須民主鬥士或英雄,人人隨時隨地可為之(工聯另一個著名例子是按喇叭),逐漸鼓舞了一般民眾反共黨的勇氣,慢慢地使群眾的膽子變大,反抗形式也益形公開;或許這和後來工聯的成功有關吧(從台灣來理解上例,或許假想當年黨外號召群眾隨時手持佛珠,或每周一穿白衣服等,作為反抗的形式)。

  人民頑鬥主義的論述實踐經常參與到日常生活、通俗意識型態中,並善用原有共識的片斷或主流說法的部分,反過來顛覆另一部分的共識或主流意識型態。例如,「選擇的自由」原是美國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及說法,原來是針對政經市場資源的分配問題(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消費者有選擇品牌的自由),但是贊成墮胎自由的人士卻拿來運用,喊出女人可決定墮胎與否(pro-choice)。
又例如,美國的右派人士對反帝及反資的異議人士,常說:「要愛就愛,不愛就滾」(love it or leave it),但「地球第一」卻喊出「不愛(地球)就放過它」(love it or leave it alone)。

  無住屋團結組織在一九九0年重返忠孝東路活動中,也把過去「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等八股改變為「反攻忠孝大路」等口號,也是頑鬥精神的表現。

  凡此種種均是利用語言意義的不定性,以富創造性及想像力的論述實踐來重新詮釋語言。在極致的頑鬥主義中,沒有任何神聖不可侵犯或不可戲弄的意義(六親不認),也絕無任何骯髒不宜運用的意義(有奶便是娘)。可是正由於這種策略(也可稱為「後保守主義」)的「六親不認」及「有奶便是娘」,也可能自我顛覆、解構,所以全然擁抱極致之頑鬥主義的團體並不常見。尤其是那些不斷累積、集中權力於一身者(centralist),為了晉身主流、正統、中心地位,更不屑使用頑鬥主義。

  當然,人民頑鬥不是萬靈丹,而且任何人民頑鬥的實踐均須視其脈絡始能發揮效用:曾經有效的,現在不一定有效;別處有效的,本地不見得有效等等。有時候,一個社會甚至無法容納任何頑鬥主義之抗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個人零星的「準頑鬥主義」反抗,像台灣李師科案發生後,許多人自發性地模仿李師科打扮,製造偵查的困難。可是這種個人式行動,雖然不同於一般沒有意義的頑鬥,但是畢竟缺乏創造意義的力量,難免被視為「神經病」了。(註三)

 

附註

 

(註一):耶穌及其徒眾騎驢入耶路撒冷可能是最早我們所知的人民頑鬥。美國及越戰時期中最具頑鬥主義象徵的行動,也許是 flower children 及異皮(Yippie)的首腦霍夫曼(Abbie Hoffman)包圍五角大廈時的言行了。霍夫曼終其一生均以幽默名句及不斷抗爭聞名,前不久逝世。

(註二):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聯合報有如下的一則報導,似也可從本文的角度來分析之。惟報導中的「X」先生不見得是真的縱火者,因而其自稱縱火者的行為,非常有意思。【台北訊】一名自稱是無殼蝸牛「X」先生的男子,昨天晚上打電話向本報說,他是「新時代廖添丁」,代表無殼蝸牛,在台北市最精華的頂好商圈縱火。他說,他將繼續縱火及對夜行女子不利,直到政府解決無殼蝸牛住的問題才結束這種「報復行動」。
自稱無殼蝸牛「X」的男子說,他從南部北上謀生已有數年,生育五個小孩,因為自己「沒有用」,因此目前還是無殼蝸牛,為此,他自認對不起妻小,才有這次行動。
他說,他再勤奮賺錢,也買不起一棟房子,但是,政府一點也不為無殼蝸牛著想,解決住的問題,因此他自認是「新時代廖添丁」,代表無殼蝸牛,要放火將頂好商圈最精華地區燒掉,先四處縱火燒三個月及持刀刺傷夜行女子「屁股」,如果政府還無法解決人民住的問題,他還會再幹下去。

(註三):這種例子甚多,例如《爭鳴》雜誌一九八一年,三十九期第七頁,羅冰(現已跳槽)在報導<華國峰辭職幕後>時,提及當時出現署名「李宏印主席」的陶然亭大字報,即是一例。然而以中共社會當時的情況,這種「神經」幽默,根本不能見容。臺灣數年前也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彰化縣溪湖鎮長黃金地等六人各收到一封怪信,內容是:「朋友,嘿嘿!在谷關自強活動時,你雇用殺手要殺害我,幸我機警逃過劫數,我也知道你不會放過我,我隨時都會被你雇用的殺手殺死,但沒關係,因我以準備好齊全的資料,必要時將加以公開,如果我被殺死了,也有我的三個兒子替我申冤。」
另外此信作者尚在另一張紙條上,自我指涉(顛覆)地寫道:「造謠中傷,嚇唬他人,閻王應下旨判他的罪。」在過去那種高度壓抑、敵意無法表達的年代裡,像這樣的信或牆上塗鴉真不知有多少。此信因為涉及「官員」層次太低,所以報紙加以刊登。相信其他的信,不論內容如何精彩幽默,大約都是「內容不妥」而存參了吧。

 

(編按:此文原載《首都早報》,1990年8月25日。《當代》1990年9月53期曾轉載。原文文末寫:「願以此文懷念周仲庚、陳亮祖兩位十年未見的朋友,猶記得一起談論頑鬥主義時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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