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法座談會:學者討論關於「著作權保護專利化」的立法趨勢

記錄/鄭智仁、許昌平


保護著作權人的權益,是否應該等同於保護私權?劉靜怡昨引言表示,她不贊成「著作權保護專利化」的立法趨勢;政府首應釐清「合理使用」權利的界限,並考量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及著作權產業特性,才不會淪入「只立法,不執行」的困境。


劉靜怡說,從立法例來看,我國屬於大陸法系,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對侵害著作權的態度,多採告訴乃論政策,例如:日本、韓國等,都在該國著作權法中明文規定;德國則特別針對有侵害社會公益性質的常業犯行為,採非告訴乃論。


依照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來看,檢警人員針對侵害著作權的常業犯行為,早已採取非告訴乃論的處理型態,也就是說,並非現行法令不足,而是執行有落差;若從「法制影響評估」觀點來看,修改法令,是否真能達到成本效益,執法與司法資源配置是否會因此形成浪費,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劉靜怡認為,政府之所以會積極擬定著作權法修正案,除了歷年來美方談判時所施加壓力外,與我國今年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也有關,會員必須遵守有關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協定;所以,我國提出的因應措施,除了提高賠償金額,有故意且情節重大者,最高可罰五百萬元外,針對具商業規模而非法侵害著作權的案件,即使不具營利性質,其刑度也與營利者相同。


但究竟何謂商業規模?其實認定上相當困難;尤其身處網路化、數位化的時代,一般人若到圖書館影印個三、五頁文章,都要經過授權等科技保護措施,形同在追求知識之路上,加上另一道鎖,若被認定是故意甚且具商業規模,甚至還可能承擔刑罰;在保護著作權人的同時,如何不讓知識流通發生困難,是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


劉靜怡說,國內最近有關著作權法的立法趨勢,有趨近保護專利權的模式;但兩者卻截然不同,尤其專利權是百分之百的私權,其受侵害與否,都與社會公益或知識文化的累積無關,但著作權法則不然,不應將其全然私有化,而應考慮其協助智慧累積的公益功能。

集體收費、協商機制 可參考

記錄/鄭智仁、許昌平


智慧財產權需要保護,但是保護過度卻可能造成知識流通阻礙;昨日多位學者建議,可以藉建立「集體收費」、「集體協商」機制,避免類似後遺症。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和民生報昨舉辦「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擴大公訴罪」座談會,多位學者、業界代表及政府主管機關代表列席。代理外文教科書麥格羅希爾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劉漢文指出,就算老師影印一、二頁該公司出版的教科書給學生使用,並在課堂進行學習活動,都算達到一定「商業規模」,侵犯了該公司著作權;他強調,學校有類似行為,應先經該公司授權,再由公司考量要不要收費。


業者這些發言引來學者不同看法。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說,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會影響「知識累積」,保護音樂、電影對於知識累積影響不大,但是教科書的保護影響就大多了,法律應加以適當區分。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教授朱雲鵬表示,認真的老師經常在課堂上要求學生要讀不同參考書的不同章節,而不是一本書從頭教到尾;一般學生不大可能每本參考書都買,最常見全班共買一本參考書,再影印給大家。依目前法令,學校雖然沒有營利行為,但是可能達到「商業規模」,只要業者提出告訴,學生將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是不是鼓勵「知識經濟」的好制度?實令人質疑。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副教授劉孔中說,透過電腦、影印等技術,重製實在太方便了,如果要透過個別交易授權,永遠趕不及所需,傳統業者老是想採傳統一對一方式收費,再以刑法嚇唬,這種作法根本不可行,被告的人也不認為法律是正義的。


劉孔中說,一九六五年德國推行「集體收費」制,凡提供重製工具業者,如影印機製造商、經銷商、或進口商,都要繳交可以轉嫁的稅,再分配到書商等權利人手中,藉由這種方式來消除權利人的恐慌;他認為現在光碟燒錄機也可採類似作法,以降低交易成本。


朱雲鵬表示,德國集體收費制相當先進,另外還可以透過「集體交易」、「集體協商」來取代個別授權交易談判,以降低交易成本,例如目前很多學校準備聯合和微軟談判,簽署軟體授權協定。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召集人黃鎮台也相當推崇這種作法,他建議政府儘速推動「集體協商」及「集體收費」機制,在保障智慧財產權之際,兼顧知識累積、社會公益及文化發展。

修法應符合比例原則

記錄/鄭智仁、許昌平


教授上課使用影印文章,即使沒有營利意圖,也可能被告上法庭?多位學者昨均表示,著作權法修正案讓他們擔心,隨時因此可能吃上牢飯;經濟部官員則表示,修法符合「比例原則」,只要是在「合理使用」範圍,都不在被告範圍,至於界限為何?則需視實際狀況認定。


莊三槐說,著作權法新修正條文規定,只要意圖營利,不管是盜錄、盜版或販賣、散布者,都屬公訴罪範圍;但若沒有營利意圖,即使具商業規模,也僅屬於告訴乃論範圍;若是常業犯,則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此部分亦為公訴罪。


朱雲鵬卻擔心,若他每年都要求學生影印相同章節的文章,作為指定教材,是否屬於常業犯?且大學部每班至少數十人,若全部使用影印教材,算不算具商業規模?這些疑慮未解前,許多教授現在都戰戰兢兢,深怕一不小心,就被送入牢房。


政府修法反造成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劉孔中說,是政府「開錯藥方」;他認為,遵守 WTO/TRIPS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之餘,也應考量國內特殊情況,尤其許多販賣大補帖或盜版光碟者,背後都有集團操控,政府應朝加重組織犯罪量刑方向去修法,而非將所有人一律納入違法者範圍,變成舉國都是「犯罪人」的怪現象。


雖然有教授擔心外國書商不賣帳,可能隨時會被告,但國內書商卻不這麼認為;傅家慶就認為,現行民法就能處理相關侵權行為,各界想要讓非營利侵權行為除罪化都猶恐不及,政府不應反其道而行。


台灣過去被稱為仿冒王國,朱雲鵬質疑政府矯枉過正,像是背負原罪一般,為了洗刷污名,用比其他國家還要嚴格的標準來立法,結果卻可能適得其反;犯罪地下化的情形會更加嚴重。


莊三槐解釋說,為平衡保護權利人及利用人的權益,特別針對非營利但具商業規模的盜版情形,科以刑責,並採告訴乃論,是平衡社會公益之需求,符合刑罰的公平性與合理性的「比例原則」。


而擴大公訴罪是否真有成效?石世豪認為,應看政府執行著作權保護政策下所衍生的產值有多少;若政府寧願犧牲資訊自由流通,就該用數字來說話,證明擴大公訴罪範圍,除了可以保護著作權人外,也會減少不法侵害行為,促進產業更蓬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