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志【2002/04/05 中國時報】

影藝界又上街頭了，這個屬於商人階層的遊行，是繼八十一年九月廿日「全國影視界抗議第四台非法侵權大遊行」後的又一次街頭運動。

盜錄行為的存在及猖獗與否，受兩個主客觀條件交互影響：第一、在主觀條件上，盜錄行為所需的技術水準低、設備普遍而且便宜，這使得人人皆可隨手犯罪，幾無任何技術門檻可言。第二、在客觀條件上，盜錄產品成本便宜，上市後的售價與版權商品的價差極大，利潤空間豐沛，再加上銷售容易、被查獲的機率不高，縱使被捕罪刑亦不嚴重等低風險因素推波助瀾，盜錄行為，甚或說智慧財產權的侵權行為，已有與色情犯罪、賭博犯罪一般世俗化的趨勢，變成科技社會中無法避免的必要之惡。

站在保障智慧財產權的立場，要想解決猖獗的盜錄問題，從主觀條件下手是事倍功半的，畢竟，透過教育、勸化眾生勿因惡小而為之，除了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外，人心是否因此向善，真得靠佛祖慈悲了。因此，若要解構盜錄這種犯罪行為，從客觀條件著手，是目前唯一可以預期立竿見影的方法，相信這也是○四○四主辦單位主要的企圖。筆者提出一些看法與意見，供影藝業的前輩參考及省思：

第一、版權商品之價格是否有調降的空間？合法商品與非法商品在現貨市場上唯一的差別在於價差，如果不能縮減兩者間的巨大價差，除了讓消費者誤認業者享有暴利外，尤其在不景氣的現今，非法盜錄的殺頭生意永遠是有人幹的。

第二、影藝界的優渥形象是否有改裝的空間？影藝界素來給人的刻板印象，不外乎億萬豪宅、千萬名車、及百萬首飾，藝人動則一擲千金、笙歌派對，甚或召妓賴債等八卦消息都已司空慣見；一般或見校園打歌有之，簽唱促銷有之，卻少見有訪視新竹德蘭中心、或高雄六龜孤兒院之活動，如此「為富不仁」的錯誤形象，又怎能使民眾同情「受害貴族」。

第三、產銷結構與制度是否有合理化的誠意？第一線的產品供應商，也即是影視商品的銷售商或出租店，一直是著作權商品上市的窗口，也是智財權人利潤的回流管道，理論上應是與上游發行商休戚與共的。但長期以來，上游發行商精心設計的非法搭售與不合理的「默契授權」，讓第一線的事業夥伴一直寄身於合法複製與非法盜錄之間，在利益薰心的誘惑下，銷售商與出租店甚或與盜錄供應商的利益關係更為親密。如此扭曲的產銷結構、惡質的產銷關係，又如何能寄望第一線夥伴擔任反盜尖兵，隨時掌握市場侵權狀況而予以必要之打擊？

第四、是否除了「以刑迫民」的非常手段外別無他法？台灣的著作權法迭經修法，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嚴苛的智財法之一，其他國家的著作權法，除了常業犯罪應課以刑事責任外，一般侵權犯罪均以民事損害賠償作為立法保障之範圍，而我國的著作權法動則處處處以徒刑。當然，這是歷年來受美國三○一法案的脅迫產物，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此次的活動主辦單位，既有主張擴大公訴範圍的修法之議，則不得不令人憂心，依現行世界最苛的我國著作權法，如果認真執行起來，九○％以上的大學生會因影印（複製）而留下前科，八○％的餐廳會因為公開播放CD而移送法辦，七○％的鄉間老人會因在公園唱歌（公開演唱）而起訴。以刑事訴訟手段迫使民事侵權和解的思維，畢竟不是法治國家的常態。我國著作權是有修訂之必要，但絕非搞成處處犯罪、罪罪刑事的警察國家，而是應回歸保障個人利益的民事訴訟正常司法救濟態樣。

第五、是否非得搭乘三○一法案的順風車不足以自保？美國三○一法案十餘年來在我國橫行無阻、予取予求，事實上，因此獲致經濟利益的國人不乏其人。當然，既為美國商品的國內代理，利害關係與美國一致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以今年而言，美國對於台灣的不滿，主要在於機關組織、公司行號使用非法電腦軟體，以及網路下載、大學生非法影印原文書籍等侵權問題，埋怨我政府執法無力，自有其商業上的侷限考量，似乎與影藝界的盜錄現象無這麼直接的壓力關係。環顧同受三○一壓力的國家，舉凡韓國、中國（大陸）等，無不據理力爭，以不卑不亢的態度爭取國家及國人的最大利益。筆者不忍苛責我國歷年的談判代表，但亦不希望國人挾洋自重，反過來給自己政府壓力，這種類似吳三桂之舉，難保不引起廖添丁效應，倘若台灣因此出現了影藝界的羅賓漢，打著「劫富濟貧」的口號從事非法盜錄行為，豈不弄巧成拙？

「使用者付費」已是商業倫理的ABC，杜絕盜錄與保障智慧財產權更是現代科技社會的法治要務；但是打擊犯罪在目的與必要的手段之間，不得不作一番省思。「苛政猛於虎」絕對是任何政府的大忌。

（作者為新竹市影音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