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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創立了普遍人權的基本原則，從那時起，著名的人權法案不斷重申教育屬於人民，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但是，事實上，教育權利屬於成人，但還不屬於兒童，屬於兒童的是接受教育的義務。在這個意義上，《人權宣言》本質上是成人宣言，這世界上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孩子），還處於“奴隸狀態”。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無論在家庭還是在學校，「兒童根本沒有發言權」（《尊重兒童的權利》郝衛江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P29。）1992年4月1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在中國正式生效。這一國際條約事實上是成人責任公約，兒童的權利在哪裡？事實上，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一個日不落帝國，在這千秋帝國中，成人是永遠的貴族和統治者，孩子是賤民和被統治者。這種比喻並不是犬儒主義的激憤或冷嘲，只要您擁有一個敏感的心靈，你就能看見這個帝國的確存在，而且你能看見歷史上任何專制帝國主都崩潰在它的罪惡原則之中，而這個成人帝國因能夠把罪惡原則當成美德而不斷走向繁榮。這個帝國由於對孩子權利和尊嚴的踐踏和漠視，導致了對人類普遍價值的踐踏和漠視。由於代際間的壓制，一方面使壓制産生了代際間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在成人世界內部形成各種壓制體制，使公共領域充滿了奴役。
懲罰體制——成人帝國的政治體制
通過審視觸目驚心的施于兒童的家庭暴力、社會暴力和校園暴力，我們不難發現，成人暴力的「合法性」來自一種「大義名分」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是通過強調孩子的惡與無知而凸現成人管制權力的道德合法性和理性上的合法性；成人在此充分表達了爲自由主義深惡痛絕的「理性的自負」。同時，成人以「愛」的名義建立了一種懲罰體制，懲罰體制的內在本質及外在形式與極權主義暴政大同小異.
在中世紀的歐洲，「引導新生入學，稱爲『清掃』典禮，意即去掉年輕人粗俗的習氣，或者他們野蠻的獸性。人們取消新生身上有類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長長的耳朵，使人想起野豬的獠牙。人們要卸掉他想像中的雙角和肉瘤，給他洗澡，挫掉他的門牙。在一個滑稽模仿的懺悔儀式中，他終於招認了那些稀奇古怪的壞習慣。」（《中世紀的知識份子》P73-74。）這種兒童觀是世界性的。如果說有的時候中國人在「挫掉孩子的門牙」時更小心謹慎的話，那僅僅是因爲怕因此損害了孩子的工具價值。預定孩子的「野蠻性」，是懲罰體制建立的思想基礎。但是，這種兒童觀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孩子們可能更軟弱，但未必比成人更野蠻更愚蠢.
那麽，懲罰體制果真是爲了愛和爲了孩子的利益嗎？就像「爲人民服務」往往是爲了權力利益一樣，懲罰孩子也往往是爲了懲罰者自身的利益，是爲了成人的「權力利益」。
懲罰和管制是一切權力意識的普遍實踐方式。管制兒童和管制犯人皆可能産生於相同的心理。在一個不斷受到管制的社群中，管制更弱者的欲望就更加強烈。我們常常發現，越是地位低賤的父母、教師或成人，對孩子往往更缺少愛，否定人格更突出；由於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總是受到傷害和壓抑，可以說，向孩子瞪眼並對孩子的一切活動和自由說不，幾乎成了他們「維護尊嚴」、「確認自我價值」的唯一表現方式。也就是說，懲罰體制的建立並不是爲了預防和糾正失犯行爲或異端思想，更主要是權威人格的一種需要，孩子們不幸成爲滿足這種需要的、成本最低的「材料」。權力意識必須將意志施加在他者的身上，而這個他者或權力物件最好是最無反抗能力的，因此，「這種權力的物件是被監視、訓練和矯正的人，瘋人，家庭和學校中的兒童，被隔離的人以及被機器所束縛、工餘時間也受監視的人。這就是靈魂的歷史現實。」（《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31-32）但是，我們發現，兒童，只有兒童，完全可以成爲最「標準」的：「被監視、訓練和矯正的人」、「被機器所束縛、工餘時間也受監視的人」。任何成人都可以通過對兒童的監管實現權力意志，所以說，教育是最能體現福柯所說的「權力-知識」關係的經濟部門。
懲罰體制永遠要嚇唬孩子，使他們害怕，對他們說不。孩子都是好面子的人，我們一定要他們出醜。家是溫暖的，「但是在你8歲的時候，就給抛出了著溫暖的窩，投入一個充滿暴力、欺詐和詭秘的世界，就像一條金魚給投進了滿是尖刺的水缸。對你的欺壓，無論達到何種程度，你都沒有辦法。你只有靠打小報告來自衛。」（《奧維爾經典文集》P362）
懲罰體制的惡果是培養出靈魂上的奴隸。在學生時代因尿床常受體罰的奧維爾說：經常受懲罰，使「孩子們自己的大腦相信體罰的效力。」（P350）他回憶說：「從8歲甚至更早的時候起，負罪感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我。」（P356）；這是「只有童年才有的悲傷的體驗：一種淒涼的孤獨無助的感覺。我被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給鎖在一個非常邪惡的世界中，並且，這個世界的規則是別人制訂的。我知道尿床是件壞事，但我無法控制。……因此，你完全可能犯了一件你自己也不知道已經犯了的罪過。……我如今是在一個我不可能做好孩子的世界。」（P344-345。）這個成人世界因而成功地培養出自願的奴隸意識而企圖存續千秋萬代。
（二）
學校與監獄
把學校想像爲監獄並不是我的發明，但是，我贊同這種「深刻的片面性」。任何監獄都通過三種方式實現對犯人的管制：精神改造或精神迫害、肉體管制、建立流動性的激勵機制。學校組織幾乎完全把這些監獄原則當作了自己的原則。
1999年中國出了兩本批評扼殺孩子個性和精神自由的好書，一本叫《審視中國語文教育》，一本叫《杞人憂師》。兩書公佈了大量驚人的迫害學生個性自由的案例。但是從理論上宣告「劃一、強制教育的破産」的是《爲了自由的教育改革》一書。這是一本80年代的譯著，是日本教育家香山健一寫的。香山健一記述了一個叫杉本治君的11歲學生的命運。這個孩子在小學四年級時寫了一首詩，叫「考試戰」，其中有這樣描述考場的句子：「代替導彈的是鉛筆；代替機槍的是橡皮。」針對學校生活的壓制性，孩子提出「應使學校破産」。這是來自孩子心靈的抵抗「帝國主義」奴役的呐喊，然而班主任不把這種思想看作是應受鼓勵的個性自由的表現，反而斥責他「讓學校破産」的想法出自「變態心理」，「應送精神病院」；「這位女教師還在全班同學面前說：大家能理解治君的想法嗎？但沒有人舉手。治君覺得自己的個性被老師和周圍的同學徹底否定了。此後，治君從高層公寓縱身跳下，斷送了無以替代的個性與生命。」（67）作者隨後悲憤地指出：「治君是『扼殺個性』的劃一主義學校教育的可悲犧牲者之一。……不單是治君一個人，在全國各地學校，不知斷送了多少「治君」的生命，不知摧毀了多少無以替代的寶貴的「個性」。教育者應該刻骨銘記治君的死，應該牢記治君「讓學校破産」這句話的深刻含義。」「在幼小的治君的文章裏，具有對21世紀文明轉折的敏銳的預感。……在這個意義上，只能說是落伍於時代的19世紀的人們對於來自21世紀的留學生——「治君」們實施了善意的私刑，並且自古以來，沒有什麽能夠比『正統人們』愚蠢的善意更爲糟糕的了。」(68)
杉本治君的命運就是成人帝國中孩子的命運。「思想改造」一直是學生的主要任務，而杉本治君的命運不過是拒絕改造的結果。顯然，學校教育的思想改造或精神虐待的背後是教育者的權威人格。「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在這裏表述爲「老師永遠是對的」。學生不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能把字寫出格子外。在這種管束中，一種權威意識被體驗著，而學生不斷從字典裏淡忘自己是誰——如果它拒絕遺忘，那麽將進一步被思想改造，或者，同時進行肉體懲罰。
還有一種精神虐待是教育者的「故作小人狀」。那種模仿兒童語氣的居高臨下的教育方法，是一種愛，還是一種僞善的自大？孩子果真如此講話嗎。黑格爾說：這種姿態「破壞了、玷污了他們對更好東西的真實的、自發的要求。它一方面使兒童對精神世界實體性的關係漠不關心和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使他們輕視人。因爲人自己對兒童表現得像兒童那樣稚氣可鄙，最後，使他們産生自以爲高明的那種虛榮心和自負。」中國電視臺的「兒童節目」完全是成人節目，那些主持人有話不好好說，他們用一種兒童也不使用的變態的嗲裏嗲氣的口氣同兒童交談，彷彿這就是兒童使用的、低於他們水平的、一種供其欣賞和嘲笑的、白癡式的語言。
馬克思說：「教育者本人首先必須是受教育的」。如果教師本身未受過良好的知識和品格的教育，他只能「誤人子弟」。爲了「考」孩子成人帝國絞盡腦汁，可謂機變百出，然而誰來考考孩子的人？
我並不喜歡福柯，這是一個愛鑽牛角尖的傢伙，不過他的一些觀點總能給人一些啓發，儘管這些理論一放大就可能會跌倒在實踐的路上。福柯在他那本著名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的開場篇中，先向讀者展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場面，這些場面通過不同程度的文字加工也出現在像學校這樣的懲罰機構裏。如果說現代刑罰制度的懲罰物件不斷從對肉體的懲罰轉移爲對靈魂的懲罰，那麽在學校乃至家庭裏，對孩子的精神管制一直沒有放鬆，而對孩子的肉體管制則不斷強化和標準化了。
在同一本書中，福柯向讀者轉錄了19世紀晚期“巴黎少年管教所”的規章的部分內容:
第18條：起床。第一次擊鼓時，看守打開囚室門，犯人必須起床穿衣，並保持肅靜。第二次擊鼓時，他們必須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鋪。第三次擊鼓時，他們必須整隊出發，到小教堂做晨禱。每次擊鼓間隔5分鐘.
第20條：勞動。夏天5點3刻，冬天6點3刻，犯人到院子裏洗臉洗手，領取第一份麵包。隨後，他們編成勞動小組開始工作。勞動時間夏天必須從6點開始，冬天必須從7點開始。
第22條：學習。10點40分，隨著擊鼓聲，犯人列隊分組到教室。上課時間爲2小時，交替學習讀寫、繪畫和算數。
第28條：夏天7點半，冬天8點半，犯人必須回到各自囚室，事先須在院子裏洗手和檢查衣物。第一次擊鼓時，他們必須脫去衣服，第二次擊鼓時，必須上床就寢。看守鎖好門，在走廊巡視，確保秩序和肅靜。（《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著 三聯書店1999年5月北京第一版 P6-7。）
我們可以隨便想像一所中學或大學的學生守則，或校規，或「家庭紀律」，事實上，如果把「擊鼓」換成「打鈴」，我們幾乎無法分清我們的校規與巴黎少年管教所規章之間的區別。下面就是今天中國河北省定州中學近日出臺的180條校規，「校規」共分六章，不僅囊括了《中學生守則》和《中學生日常行爲規範》的所有內容，而且有所發展：
關於學生儀表。學生著裝得體，坐正立直，行走穩健，談吐文明。提倡穿校服，不穿奇裝異服，男生不留長髮，女生不燙髮、不化妝，不佩戴首飾，不穿高跟鞋。凡觸犯此條者給予留校察看一年處分。
關於早晨起床後事宜。先洗漱，然後搞好個人衛生，走讀生要整理好自己的房間，住宿生要清整好宿舍，物放有序，被褥整齊。觸犯此條者予以警告處分。
關於出行。走讀生上學前與家長打招呼，路上騎自行車走慢行道，步行要走人行道，3人以上成縱隊，右側道行不逆行，不要邊走邊說話，注意安全。住宿生出宿舍不要跑跳，不要擁擠，上下樓梯不要並行，靠右側行走。前者觸犯校規，予以通報批評，後者予以警告處分。
關於進入教室。進教學樓前，要在腳踏板上把鞋上泥土擦乾淨，要進右側門，推門要輕，慢步輕聲右側道行。觸犯此條者通報批評。
關於維護校園秩序。不大聲喧嘩，不跑跳，不打鬧、打球，不可遠離教室，不許吹口哨，不吃泡泡糖，上廁所要手紙入廁，便後沖洗便池。觸犯以上規定者給予記過處分，未經老師允許，不許進入學校辦公區或進入辦公區廁所。觸犯此條者給予警告處分。
關於就餐。要遵守飯廳秩序，依次排隊打飯，不得跑步向飯廳，不得加塞、擁擠、吵鬧；不在樓道內、宿舍內、教室內就餐或吃零食；高一年級按作息時間規定去飯廳打飯，高二、高三依次推後五分鐘步行至食堂打飯。觸犯以上規定者給予警告處分。
關於午休或午睡。午飯後爲午休時間，該時間內不准洗衣服，不准在洗漱間洗澡，不准在宿舍內聽收音機、答錄機，不准進行各種娛樂活動。觸犯此條者給予批評教育。
關於課外活動。在宿舍內不准打撲克、下象棋、看有害身心健康的書籍報刊，不准收看不健康的音像製品。觸犯此條者給予批評教育。
關於晚就寢制度。住宿生在回宿舍途中不勾肩搭背，不許跑跳追趕，不許邊走邊大聲說笑，要有秩序地步入宿舍。觸犯此條者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關於教室管理制度。窗簾上面掛好，懸垂平整，須開燈期間窗簾必須挽起，並要求所有窗簾挽起高度一致，挽結在窗戶中間處。觸犯此條給予通報批評。
這種對肉體的管制後來被科學主義所支援，泰羅制從工廠發展到學校，管制體制在借科學的名義不斷提高「效率」，孩子喪失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時間和空間被壓縮到最小，變成一種新的客體，一個馴順的肉體。
校規顯然體現著一種帝國專制的精神。希特勒的追隨者之一的海因裏希－希姆萊這樣評價集中營：「這裏有一條通向自由之路。它的里程碑叫做順從、勤奮、誠實、秩序、整潔、事實求實（實事求是？）、真實、犧牲精神和熱愛祖國。」（64）這些「箴言」總是使我想起學生時代，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校訓；遺憾的是，這些校訓中唯獨沒有「人道」和「權利」的位置。
中國學校對孩子的肉體管制是最徹底的。有人憤慨地說：「一個出生在今天中國的孩子，從3
歲起，就要學會把手背到身後去……彷彿手放在膝蓋上，就聽不懂一加一等於二。……我們的孩子在一條最窄的通道裏，在沈重的書包、永遠做不完的試卷和不可以在走廊裏跑，不可以越出學生行走的白線之類的戒律的雙重陡壁之中。一旦觸壁，必然招致懲治。」（65）中國孩子的規矩和馴服的確令人震驚，我們知道，對於「帝國當局」來說，奴隸「就是這樣煉成的」。我們能否不再被煉成「一群陷於怯懦的殘忍迴圈之中的奴隸」（《論犯罪與刑罰》P11。）？
我說「中國學校對孩子的肉體管制是最徹底的」，可能會引起「愛國賊」的憤怒。不過，他們還是有好消息的，比如，我們必將比非洲好！這顯然是有根據的。《合肥晚報》2000年6月1日的一篇報導說：在非洲許多國家的中小學裏，目前仍然沿用「棒子底下出孝子」的傳統教育方式，坦桑尼亞就是一例。依照坦桑尼亞現行教育法第６０款的規定，「對嚴重違反學校紀律或在校內外犯下影響學校聲譽等重大過失之學生，校長可直接或指令任何教師用教棒對其進行懲罰。所有罰例均應詳細記錄備案，並由校長簽字。如學生家長出面袒護尋釁，校方有權停止其子女學業乃至開除學籍。」
鑒於上述規定，坦桑尼亞許多中小學生把學校看作「體罰管教所」，形成很重的心理負擔，甚至對老師和學校産生「敵意」。不少學生犯錯後怕挨打，乾脆逃之夭夭混跡於街頭，成爲小痞子團夥成員。尤其嚴重的是，在以往執行體罰時教師出手過重，曾不慎造成學生的傷殘乃至死亡，引發學生家長衝擊學校實施報復，造成十分不良的社會影響。
（三）
感謝非洲，它使我們愛國主義擁有了根基。
事實上，學校比監獄的歷史更長，我懷疑，監獄的發明深受學校的啓發，而不是相反。但是，學校的刑罰制度一直是對「犯人」進行「有罪推定」（孩子天生野蠻），並僅僅把未成年人當作罪犯。學校比監獄更是人類野蠻和虛僞的證明。學生的父母不敢對教師和學校說不，因爲它們手裏有「人質」，你的孩子在那裏還有很長的刑期，你的批評只會讓孩子得到更多的報復。你唯一的選擇是給獄卒貢獻笑臉和禮品——如果你打算唾口水，你最好把它唾在家裏的牆上。
我們已經說過，懲罰體制有兩大前提：第一，孩子是有缺陷的動物，並只能通過懲罰才能成人，第二、懲罰者絕對正確和完美，對被管制者只能說不。如果還有，就是不能有同情心，規則或標準至上，儘管老師淩駕在規則之上。這是任何專制帝國基本的政治理念。結果有兩個，第一條把孩子當作罪犯，第二條把自己培養爲虛僞的人。其體現在規章上，一律是「不許」、「禁止」之類的字眼。孩子們只能說是。我的女兒在幼稚園裏的一些遭遇令我難忘：孩子由於吃飯慢，或著由於穿衣服慢，常常受到呵斥，或者老師發動其他小朋友向她行「注目刑」，結果孩子往往吃不下飯還是強行吃下，往往最後是嘔吐。至於穿衣服遇到困難，根本不敢請老師幫忙，多次是整個一天用手提著。每次我把孩子送到幼稚園時都看著孩子一步兩回頭地進去，心理無限——傷。老師，你爲什麽不能多一點同情心？
如果說，校規、學生守則是監獄的制度性規範，那麽，體罰就是監獄的非制度性規範。監獄制度也表面上反對酷刑，但是，虐待犯人恰恰是監獄的日常工作。學校裏的情況同樣如此，只是表現形式各有所長罷了。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看學校懲罰體制中的激勵機制。這種激烈機制是通過等級排列建立起來的，等級排列就是把孩子訓練爲永動機的一種魔鬼智慧.
福柯說：「在18世紀，開始用『等級』來規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和分配形式：即學生在課堂、走廊、校園裏的座次或位置；
每個學生完成每項任務和考試後的名次；學生每周、每月、每年獲得的名次；年齡組的序列；依據難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這套強制性序列中，每個學生依照其年齡、成績和表現有時處於某一等級，有時處於另一等級。他們不斷地在空間序列中流動。」《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P166我們還可以在這一序列中添加以下內容：實驗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好孩子與壞孩子，等等。
1913年斯特恩將心理年齡除以兒童的實際年來所的的商數稱爲「心理商數」，之後，特曼在次基礎上提出了智商（IQ）這一概念，從此，等級制度被「科學化」了，兒童世界內部建立了「分數種性制度」。
等級排序可能受專制政治的統治術的啓示：大棒加胡羅蔔，懲罰是大棒，激勵是胡羅蔔。或受動物訓練的啓示，可憐的小動物爲了食物的獎勵必須討好地進行表演。這種制度安排不理解這一點：「沒有壞孩子」，恰恰是這種制度安排在生産「壞孩子」。有專家說得好：「一個孩子大腦遲鈍，可是『大腦遲鈍』這個詞能說明什麽問題嗎？我從來沒有發現一個大腦遲鈍的兒童，我只知道孩子門都不一樣。……愛人的人不讓自己被標籤名目所束縛，他說，『標籤該廢除了』。」（《愛和生活》P35。）等級排序的大師們是心地陰暗的精明人，決不是心地善良的人。
激勵機制的後果是什麽呢？首先是個性的死亡。「通過這種支配技術，一種新的客體正在形成。一種操練的肉體，而不是理論物理學的肉體，是一種被權威操縱的肉體，而不是洋溢著動物精神的肉體，是一種受到有益訓練的肉體，而不是理性機器的肉體。」（《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P175。）其次，更重要的後果是，孩子畢竟不是産品，他們會面對這種機制進行自我調整，爲了進入更高等級，孩子可能採取機會主義的生存策略，或者因被認爲是壞孩子而喪失尊嚴。
壟斷獎勵也是一種特權。激勵機制仍然是權力意識的一種實現方式。
考試與酷刑
2000年1月某日晚，江蘇東至縣昭潭中學兩間學生宿舍突然失火。縱火者是一位年僅14歲的學生。他的作案動機出人意料。他哭著說：「我不是想偷同學東西，而是因爲本寢室兩位同學成績比我好，我嫉妒他們。我不想參加期末考試，以爲把學生宿舍燒掉，學校就沒法考試了。」（2000年2月25日《江淮晨報》）
這個案例給人的啓示是深刻的。事實上，「考試綜合症」是中國青少年心理疾病的主要方面。考試是激勵機制最制度化的形式，但是，對於孩子來說，它無疑是一種酷刑。
1910年，美國印地安那州葛雷市教育局局長威廉-A-沃特（William
A Wirt）提出了「分團學校」（platoon school）這種新型辦學模式，隨著行爲主義的産生，學校越來越像工廠。標準化、量化、投入與産出理論紛紛進入學校教育。在這種不斷把兒童當作實驗品的浪潮中，最「值得記住」的人首推桑代克，因爲他的努力，考試和測驗取代了學習的樂趣成爲一代又一代孩子們在學校唯一的目標；它等於宣佈孩子們在童年時代一直處於未決犯的恐懼之中——每一次考試相當於一次腐敗的司法審判。
考試是童年的煉獄，事實上，它吃掉了童年。在中國，考試被視爲生存的基本需要，政治等級通過成績等級刺激孩子們過早地進入瘋狂的生存競爭。想到生存型考試的殘酷的競爭和孩子沈重的學習負擔，我只能感慨：中國的孩子太可憐了。學習和考試的壓力甚至逼得學生自殺，相關報導日漸增多。有媒體披露：「學生自殺的年齡由11歲開始惡化，上升到16歲
爲高峰期。」（69）「黑色的7
月」埋葬了多少孩子的夢想和生命？更令人扼腕的是，決定孩子命運的「出題」和「閱卷」大人們所持的陳舊標準和隨意性，有人說是「草菅人命」並不爲過（70）。
值得慶倖的是，歷史上一直有人類的良知在對考試制度提出批判。愛侖-凱（Ellen
key, 1849-1926）這位「瑞典的智慧女神」、新教育運動的倡導者，在1899年發表的《兒童的世紀》一書就宣稱：滿足兒童的興趣並讓兒童獨立活動，是教學過程的基礎。她提出廢除教學大綱、取消課程標準、廢除班級授課制和教科書、廢除考試，用談話的方式測驗學生平時的成績。這就是她對「我夢中之未來的學校」之想像。（《20世紀西方教育學科的反戰與反思》P71。）遺憾的是，愛侖-凱的後面一直跟從者寥寥。
我倒不是主張要回到文革中「保送上大學」或完全取消考試那種狀況中去，但是否有一種中間的道路？事實上有的。我看出路至少有三個，一是教育的多元化解決教育供給短缺的問題，二是經濟的多元化解決教育的需求短缺問題，三是政治的民主化解決兒童權益和福利的法律保障問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成人和他們的頭兒少點私心就足夠了。如果你質問，你們難道要打算取消學校嗎？是的，先生們，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把學習僅僅變成樂趣的一種新方法的話。
有考試體制的辯護者說，考試畢竟提供了更公平的競爭機制。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因爲沒有一個深刻的考試批評者打算回到文革模式中，他們不過主張一種更公平、更人性的教育模式。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現行高考體制同樣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權利，目前的高考招生，除上海外，全國均採用統一的考試時間，統一的試卷，統一的評分標準，但卻沒有統一的錄取分數線。這種高考錄取體制，顯然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權利。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考試制度並不能充分測試出孩子的各方面智慧。是的，有高考的指揮棒，是的，主要是體制上的原因——可是大人先生們啊，那個指揮棒不是你們舉起來的嗎？那個體制不是你們建立起來並通過容忍和參與而培育起來的嗎？總是有這樣一種論調，一旦你對統一考試提出質疑，就有學者批評你打算回復毛主義的教育思想，或更大的不公正可能會出現。難道我們的想像力如此貧乏，除了鄧式和毛式的教育思想以外，除了在這二者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以外，再也沒有更多的出路了嗎?
我們同樣需要質問的是，考試和檢查果真僅僅是爲了學生的進步嗎?
福柯說，往往是權力意識使「學校變成了一個不斷考試的機構」。在他看來，通過不斷重複的權力儀式，考試被編織在學習過程中。「檢查」就是這樣一種技術，權力借助於它不是發出表示自己權勢的符號，不是把自己的權勢強加於物件，而是在一種使物件客體化的機制中控制他們。在這種支配空間中，規訓權力主要是通過整理編排物件來顯示自己的權勢。考試可以說是這種客體化的儀式。這是一種權勢的炫耀，一種誇大的和符號化的「消費」，權力通過它煥發活力。在這種儀式中，受檢閱者作爲「客體物件」而呈現，供僅僅表現爲凝視的權力來觀看。」（《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P210，211）把考試看作是顯示權勢的一種制度安排，這種觀點無疑爲我們瞭解事情的真相提供了幫助。教育是一種權力儀式。教育並不是爲了尋找真理和愛，而是爲了對權力意志的踐履，對權力的重申。爲教育理論獲得供詞，最好是孩子成爲自願合作者，否則，不惜採取強制手段。課堂提問或家庭檢查的本質是拷問。
現在的教育體制是一種刑訊逼供式的懲罰體制，是成人帝國對兒童的一種酷刑。對兒童的肉體管制和精神管制表明，兒童在來到這個世界就是原罪者，必須通過鞭打他們才能把他們變成「正常人」，不是變成人，而是變成「成人」。儘管「原罪」也內在於成人的靈魂中，但是成人因爲「力氣大」而自我赦免了，他們成爲上帝，成爲僭越者。兒童，於是被「有罪推定」爲罪人。考試是什麽呢？考試是通過這一酷刑讓孩子「交代自己的罪行」並在紙面上簽字。全部考試手段是爲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通過特殊的刑訊讓孩子們，這些罪人，在擬定好的結論上簽字畫押。這擬定的結論包括標準答案和成人世界的各種準則。各種所謂教育改革，並不打算改變這個獨斷的、預先的判決結果，而僅僅是使刑訊過程更「科學化」或「文明化」或更加自願。結果是「被告」由於畏懼謊稱犯下了「給定的罪行」。「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倫理是這樣一種新理論：「僅僅使犯罪者受到公正的懲罰是不夠的。應該盡可能地使他們做到自我審判和自我譴責。」（《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P41。）
「我們大多數學校裏的兒童可以被視爲長期以來官僚主義結構中的受訓者，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學習充當『學生』
的角色。」（《學校教育》P2）學校的本質是什麽呢？「按理說，學校應該是世界上充滿幸福和快樂的地方，因爲學習本身就是最大的樂趣。」（《愛和生活》P12）學校變成了充滿痛苦和恐懼的地方，人類生長在那個地方；當他們通過悔過性的考試離開監獄的時候，他們的確洗心革面了——他們打算把這世界也變成監獄，並成爲具有根深蒂固地「考試權力人格」的否定者。如果說：「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奧維爾經典文集》P384。）那麽，我們還未曾生活過。
這個成人帝國搞成人崇拜，每個成人就是大大小小的暴君。因此，告別成人帝國主義的唯一出路是破除成人迷信。與此同時，需要成人通過自我反省激發一些天良：「我們應該記住，我們自己曾經也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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