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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權利--中國大陸學生權利狀況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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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身權利 安全權 學生在學校能不能健康成長，需要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那就是人身安全權利。學生在學校的人身安全權利把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學校必需以制度的方式保證學生在校園之內擁有人身自由，他們作爲生活主體能夠沒有恐懼地參與學校所安排的學習、生活等活動和自己安排的學習、生活、交流、交往等等權利。另一方面是學生必需擁有拒絕學校和老師安排他們參與一些違背學生本人意願的活動的權利，也就是說，學生有權按照學校的制度參加學校的日常活動，學校和老師不應該隨心所欲心血來潮地安排學生從事日常學習和生活之外的活動。所謂拒絕的權利，也就是擁有在拒絕學校和老師之後免於受到威脅、恐嚇、處分及其他各種報復行爲的權利。 可是，學生的權利顯然沒有得到充分尊重。相反，許多學生對學校懷著恐懼感和厭惡感。一些學校出臺的管理措施常常自覺不自覺地侵犯學生包括人身權利在內的各種權利。一位學生在寫給報社的信中發出了這樣的控訴："我所在學校的每個班的後門上都有一個專門供老師窺視學生課上、課下表現的孔，幾乎每節課班主任都會不定時地通過窺視孔察看學生的一舉一動。這種行爲不叫監視叫什麽？我們是監獄裏的犯人嗎？老師這種與監獄裏的看守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行爲，令我們這些成長中的學生感到莫名恐懼和無比憤怒。據我的一個朋友講，我們學校教室後面還有監視器！我覺得無論老師有什麽理由，也不應該監視我們，那種被監視的感覺就像赤裸裸地站在人群中任人品頭論足一樣！"[1]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學生沒有起碼的安全感，身心長期承受傷害。這樣長大的人幾乎必定會形成被迫害狂心理。 還有更加無恥的"學校行爲"威脅著學生的安全權利和隱私權利。"山東某醫學專科學校以'嚴肅校紀'爲由，派人暗中將學生損壞花木、談戀愛等違反校紀的行爲拍攝下來，並在班會、學校大會等場合公開放映。"[2]河北省唐山市第一職業中專學校投資30萬元建設監視系統，在37個教學班、樓道、校門口都安裝了監視器。學校官員每天坐在觀測室裏，隨時把鏡頭切換到任意一個地方，檢查教師和教學、學生的學習和其他活動情況。最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舉措受到了老師、學生、行政領導的歡迎，外地來參觀的人也給予高度評價。[3]在這些制定政策的人只是考慮著控制學生的行爲，以免出事，至於學生的權利和尊嚴、學生的心理成長和精神發展，他們從來不予考慮。他們來到學校工作，本來就是來當官的，沒有幾個人是因爲愛孩子、教育孩子、幫助孩子而來到學校的。而那些孩子，那些可憐的孩子，竟然因爲生活在他人的監視中而拍手稱快。第一職業中專一位女學生說："監控系統投入使用以後，可以說規範了同學的言行。這種環境有利於學習，畢竟想好好學習的同學多，對監控系統有一種親切感，因爲他能保護你。"[4]監獄化生存已經把學生改造成了對一切奴役措施都出自本能地擁護的奴隸，其爲害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1996年，上海一所著名大學作出了一項如果寫進世界教育史一定可以大大增加其幽默效果的決定：每天晚上，派老師和學生一起巡邏，帶著手電筒之類，專朝學校隱秘的角落照射，以期發現正在戀愛親熱的男女學生。許多老教授興致勃勃的參與這項世界上最無恥的巡邏活動，他們用手電筒的光明製造著人類文明史上最奇特的黑暗世界。我們又一次想到文革期間學生對於老師的兇殘和惡毒，那些曾經在學生的皮帶頭下皮開肉綻的老師，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自己先於此所加給學生的傷害和淩辱？如果這樣的事件是絕無僅有的特例就好了。可惜在中國的高校這是極爲普遍的現象。1989年，北京一所最著名的高校的頭目就這樣宣佈：我告訴你們，學校每一個重要地方都裝上了監控設施，不但能夠錄影，兩百米之內的談話也能錄音，你們給我小心點。而在北京的另一些高校，由老師帶著學生幹部巡邏的荒唐事件像雨後春筍一樣不斷湧現。一到天黑，巡邏隊就打著手電筒，鑽到冬青叢中和林蔭道上窺探世界的秘密。學生的宿舍絕對禁止異性進入，散步的地方被這些手電光所霸佔，學生與異性同學單獨交流和交往的權利完全被剝奪了。而單獨交往與相處，包括與異性朋友單獨交往與相處，是每個人內在的感情需要和倫理權利。無視學生的這些基本權利的學校，正像那位佚名的同學在寫給《北京晚報》的信中所抗議的，實際上已經演變爲了監獄化管理。21世紀的中國大學生只能享有監獄化的生存，他們長大以後會創造出一個什麽樣的世界，難道還需要多加預言和論證嗎？ 拒絕權 人身權利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人身權利主體有沒有權利拒絕他人對他的人身權利的侵犯和剝奪。在人類社會的一般人倫關係中，人身權利最容易受到侵犯和剝奪的群體是：與警察相處的囚徒、與教師相處的學生、與醫生相處的病人。在這三對獨特的關係中，前者或者是監護人或者是保護人總之都居於強者地位，後者則居於弱者地位。被監護者的地位演變爲被剝奪者的地位僅僅只有一步之遙。所以，弱勢群體淪落爲任人支配的奴隸的過程，幾乎都是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雙方都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悄悄完成的。由此不難感到，捍衛包括人身權利在內的個人權利是人類永恒的主題。 1994年7月，某小學一位體育老師張某爲開心取樂，將正在上體育課踢足球的一個11歲男生找到辦公室，強迫學生爲自己捏背、撓腰。學生不肯，張某就用一根無名指粗的跳繩捆綁住學生的雙手手腕，將學生吊到1.6米高的牆壁上（學生的身高只有1.2米），10分鐘後才將其放下，下課時才將繩子解開，並威脅這位學生說：如果告訴家長還要受罰。學生因害怕一直不敢告訴家長，直到兩個月後，由於傷勢惡化，這個學生的手腕、胳膊擡不起來，右手手指握不到一起，拿不起東西，他才不得已向家長哭訴。[5]幾乎所有給予學生惡性懲罰的老師都要附加一條這樣的恐嚇：如果告訴家裏人，我將會更加嚴厲地懲罰你。這種恐嚇幾乎百分之百地湊效。遭受體罰和迫害的學生很清楚，在老師面前他是弱者。縱使在這一件事情上請來父母撐腰獲得勝利，可是自己的命運依然掌握在老師的手中，以後還不知道要遭受多少懲罰而無處申訴，還是忍受爲好。在這樣的思維中，學生實際上已經認知甚至認可了自己的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說，已經淪落爲奴隸，只是沒有想到"奴隸"這個詞而已。 一個人成爲另一個人的奴隸，不但無處申訴，奴隸本人也意識不到申訴的權利，因爲奴隸與奴隸主的關係已經倫理化。也就是說，奴役與被奴役的一系列事件已經不再成爲"事件"或者"案件"，而是成爲了一種關係，一種結構，一種狀態，一種日常生活。當奴役與被奴役成爲了所有人都習以爲常的"一種關係，一種結構，一種狀態，一種日常生活"時，我們再也看不見奴役和迫害，而只能看見"自己怎麽這麽倒楣"和"這個人怎麽這麽不講道理"。其實，奴役就是奴隸和奴隸主的道理。 下面這個事件被作爲一個事件披露出來，已經顯示了作者非凡的眼力，因爲在中國教育界，這確實談不上事件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杭州一重點小學五年級某班，幾位學生因紀律不好而被教師罰抄課文《海上日出》10遍，幾位男生高叫'太多'，老師當即加碼：罰11遍！劉杭玲一位同事的孩子因漏做數學作業題，老師罰她重做作業10遍，該生做到淩晨2點才完成。還有'一人做錯，全班挨罰'的事例：某小學五年級一次聽寫，幾位學生共錯18個字，全班同學一起被罰抄30遍，據說這樣會起到互相監督的作用。"[6]我敢保證，那些在此一事件中受到侵犯和傷害的學生也幾乎不會覺得這是一個事件。那些在此一事件中侵犯了學生權利的老師更加不會覺得這是什麽事件。可是，一個學生的作業數量和接受作業的方式不是按照學校生活的常規和教學常規的要求而確定，而是按照老師的情緒和惡作劇而確定，那麽，學生對於自己每一天所必需承擔的任務、必需參與的活動就不可能有預知。今天怎麽樣，明天怎麽樣，完全在別人的支配之中。這樣的生活沒有一點安全感可言。而且，學生隨便喊叫一聲太多，就遭到更加嚴厲的懲罰，這不但剝奪了學生拒絕迫害的權利，還用更加嚴厲的懲罰警告他們以後永遠不能行使拒絕迫害的權利，這更是對學生尊嚴的摧毀，是將學生推到更加嚴重的恐懼之中。 第二節
情感權利 如果一個孩子整天只知道學習方程和函數而不關注人類情感和日常生活，這個孩子肯定是一個心智不健全的孩子。情感生活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情感發展是少年兒童人格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教育不但不能漠視或者壓制學生的情感生活，相反，應該認真負責地關心、尊重、激發他們充沛而又美好的情感生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激發學生內在的生命力量，而情感生活是人們生命力量體現得最充分的領域之一。 一個學生成長到13、14歲（有的人甚至在10歲的時候或者更早），他的情感生活就會增加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對於異性的好感和與之交往的願望。所有做老師的、做父母的都是從這個年齡、這個狀態走過來的，我們體驗過許多砰然心動的幸福和無可名狀的煩惱。可是，面對學生的情感覺醒和與異性交往的願望，幾乎所有的老師和父母都感到恐懼，大多數父母和絕大多數老師都會採用批評、壓制的方式，要求孩子放棄自己的情感生活和情感願望。2000年12月21日，貴州省貴陽市第三中學高一年級女生李某給一家報社打電話說，她的信件多次被老師拆開查看，其他同學也遇到了類似的侵權行爲。這個班的班主任冉老師是這樣給記者解釋的："該班是全校重點班，有50多個學生，原來大多數學生成績還可以，但近期起伏較大。據科任老師向他反映，進入10月份以來，班上有七八個學生上課不專心，偷偷在課堂上寫信，成績下滑嚴重。學校傳達室的人也告訴他，他們班的信件特別多，多時每天有15封信，有的學生一天就能收到3封信，這些信件大多寄自本市，地址標明'內詳'。爲瞭解學生心理，他曾拆看過幾封無人認領的信件，信中有談情說愛的內容。爲此，他專門召開了家長會，向家長通報了情況，並與家長們達成一致協定：市內寄出地址不詳的學生信件由家長領取，不直接交給學生本人。"[7]信封上寫著"內詳"，老師就具有這麽高的警惕性，這審視的眼光真是太厲害了。儘管他們瞭解學生的情感狀況是應該的，但剝奪他們收受信件的權利怎麽都是不應該的。學生的信件要由家長領取，這會讓學生生活在什麽樣的被動感之中？中國人心理上具有被迫害狂特徵的人如此多，就是在這樣不尊重人的生存環境中形成的。 對於學生情感生活的不尊重，會導致一系列不良後果。 首先，確實把孩子的情感願望壓制下去了，孩子們終於接受了情感生活不是高尚的和重要的，只有學習知識、考大學、出人頭地才是重要的等等說教。而這些被孩子接受的說教乃是最錯誤最腐朽的觀念。孩子們因爲接受了這樣腐朽的觀念，只能是一個精神殘缺和人格畸形的人。這樣的孩子走上社會以後，只會發展他的野心和欲望，而不會尊重人性、不會尊重他人的情感和願望。他們很可能會毫無心理負擔地從事那些沒有人情味的、甚至是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勾當。這方面雖然沒多少具體的個案可以列舉，但幾乎可以說這種現象極其普遍。中國學子智商不錯、情商不佳的說法，常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上。中國社會運行過程中，許多方面顯得沒有什麽人情味，缺乏對個人的尊重，都跟這種教育密切相關。 其次，孩子們不能接受成年人的說教，爲了頂住壓力，他們出現嚴重的逆反心理，煥發起強烈的反抗意志，堅定地捍衛自己情感的權利，使得自己與某個具體異性的飄飄忽忽的情感迅速確定化，本來還很萌芽狀態的情感急劇升級爲明確的戀愛情感，並且明顯地與性生活和婚姻聯繫在一起。黑龍江省阿城市某重點中學的學生王月和李斌交往密切，彼此懷有好感。老師對他們的交往不能容忍。"一天，二人在一空屋內被老師當場堵個正著，恨鐵不成鋼的老師一頓教訓和奚落，使二人無地自容。李斌索性把王月攬在懷裏，鄭重地對老師說：'我們是談戀愛了。'說完轉身離去。第二天老師發現二人都沒有到校，直到第七天兩人才給老師打來電話，他們稱，已按自己的方式結婚了，明年會抱著孩子去看望老師。猝不及防的電話使老師木然了好長時間，'難道是我做錯了什麽？'老師不解地自問。時隔不到一年，這位老師聽說，李斌和王月真的'結婚'了。這對十八九歲的青年男女，還不夠法定婚齡，但家長出於無奈，只好讓他倆同居，使他們構成了事實婚姻。"[8]這兩位孩子本來應該有更充分的學習機會，以便晚幾年更好地進入社會。可是，由於老師對他們的交往完全不能容忍，他們再也找不到既能尊重自己的情感、又能繼續擁有學習的權利的環境，只好這樣加快婚姻步伐，提前進入家庭生活。如果他們能夠擁有幸福的婚姻和人生，當然無須爲他們遺憾，但是他們的情感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這一點是永遠可以遺憾的。發生在天津市西青區大寺鎮某校的一個故事更加曲折。兩位學生有了一定的情感交流以後，遭到家長和老師的蠻橫阻止。他們再也找不到能夠與他們平和相處的生存空間，只好商量私奔。"兩人矇騙家人和親戚，獲取13000餘元後於去年10月的一天，攜款前往山東濟南、荷澤等地。最先，他們住賓館度日，由於沒有結婚證明兩人便以兄妹相稱住在兩個房間。由於費用較高，後來就租房子住。最初，兩人卿卿我我自由自在，後來錢越來越少就有了危機感。今年1月份，兩人僅剩4000餘元，不得不到山東荷澤地區鄄城縣租了一間農家平房居住，男孩開始學會抽煙、喝酒，女孩悲觀起來。兩人爲此多次發生爭吵。到今年2月份由於沒有找到中意工作，男孩只能來到一處工地當小工，由於賺的沒有花得多，9月底，兩人開始爲吃飯發愁……終於有一天女孩提出要回家，男孩不得不含淚答應。""兩名16歲的孩子返回故里，一臉淚水地跪倒在父母膝下。"[9]兩位學生和他們的家庭都爲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可是，如果學校和家庭對兩位少年的情感多一點理解和尊重，事情就決不會發展到這一步。 第三種後果是，孩子們權衡厲害，覺得必需向成人群體（老師、父母等等）屈服，實際上卻不認可成人群體對他們的壓制和說教，於是用盡各種辦法對付成人世界，這樣就會慢慢養育成欺騙的性格。當教育淪落到只能爲學生塑造欺騙性格時，不能不說是教育的最大失敗。 學生父母和老師對於學生情感生活的壓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擔心他們太年輕，一旦對感情處理不當會造成惡劣後果。比如，成都市某中學初中二年級14歲的女生梅梅因爲與一個男孩産生了朦朧的感情，並因此受到幾個人的威脅，於是偷偷服下安眠藥企圖自殺。[10]也許很多成年人會以此爲理由，警戒自己更加積極和嚴厲地干預孩子的情感生活。其實，他們對於問題的理解正好錯了方向。梅梅之所以出事，正是因爲生活在成年人不尊重孩子的情感生活的環境之中，她沒有語境與成年人討論這些問題、請教這些問題。處理情感生活對於他們來說本來就是陌生事情，可是他們沒法從成年人那裏獲得理解、支援和幫助，反而還時刻擔心著成年人知道以後對她施加各種各樣的批評、辱駡、毆打、處分等等。在如此強大的心理壓力下才容易出現意外事故。如果他們遇到情感困難可以向父母和老師尋求幫助，還會有這麽多事故發生嗎？成人們因此大大增加。針對上文所提到的貴陽某中學老師拆開查看學生信件的事件，該校劉校長向記者說，學校準備把早戀問題作爲學校德育工作的一個專題來抓。這麽一個兇狠的"抓"字，就已經把對於學生必然地造成的傷害體現出來了。許多惡劣事件，其實就是這樣逼出來的。成年人遇到恐嚇、威脅、痛苦、絕望等等壓力時，尚且有許多人選擇自殺，何況未成年人呢？[11]奉勸所有的成年人，不要對孩子的情感生活太多的干預，尤其不可不尊重甚至壓制他們的情感。一個無情的孩子，一個情感不豐富的孩子，一個沒有相當多的情感經歷和情感體驗的孩子，決不是我們所應該期待的。正如有人所說："男女學生多一些來往正常正當有益健康"（見本文附錄）我們爲什麽不可以從正面理解孩子們的情感需要和體驗？當孩子愛上一個人時，我們爲什麽不可以與她或他分享幸福呢？當他們有了性經驗時，我們爲什麽不可以給予知道呢？那些公佈孩子的性經歷並且給予批評或者處分的成年人，絕對是違背教育的本意的，也是滅絕人性的表現。那些成年人應該爲自己不能容忍他人的情感權利、性權利和隱私權利感到恥辱，而不是反過來爲年輕人履行了他們的情感權利和性權利感到義憤。 已經有一些成年人意識到了對於孩子的情感生活必需予以理解和尊重，他們之中有老師也有父母。有的人對成年人命名的"早戀"一詞提出質疑，提出爲成年人實際上是處於"成長的煩惱"之中，不能用成年人的"戀愛"體驗和行爲評價他們。有的人提出未成年人的異性交往至多只是"來往過密"。其實，爲什麽要說成"過"密？也許稱"來往密切"更爲合適。在強勢群體爲弱勢群體所寫的文字中，有如此通達的胸懷和語言的，在中國實屬罕見，特將該文作爲本文附錄提供給讀者。文章題目爲《男女學生多一些來往正常正當有益健康》，署名高興義，刊於《廣州日報》1999年2月27日： 本報訊
據《光明日報》報導：北京十五中資深班主任對"早戀"提法進行了研究。提出"不是'早戀'而是'來往過密'的觀點，老師們也很欣賞這種提法，認爲這種提法有益於教育學生。 1998年10月1日，武漢一所綜合性大學的女大學生Z在宿舍與男朋友（一家雜誌的編輯）親熱，被校方發現。校方以違犯校規爲理由，將Z開除出校。Z來自農村，家父早亡，由母親養大。母親的希望都寄託在她身上，她卻突然失學回家，母親怎麽也無法接受。加上中國人特有的性羞愧感，母親更加覺得無臉見人。Z的母親沒有能力承受這樣的災禍，悄悄離家，跳崖自殺身亡。面對如此巨大的打擊和精神壓力，女兒Z也覺得無力承受，於是在父親靈前割腕自殺。[12] 一個開除學籍的決定，導致兩個人失去生命。中國製造血案的事件和人物爲什麽這麽多？ 學校開除Z的理由，想來當然是因爲Z與男人親熱違犯了校規，可是爲什麽違犯了校規就一定要開除？翻院牆不是也違犯校規嗎？圖書館偷書、上課遲到早退、宿舍裏用電器、打飯時插隊等等，都是違犯校規的，爲什麽沒有聽說過因爲這些"違犯校規"的情況被開除的？而因爲與異性朋友交往或者與異性朋友發生性關係而被開除的案例，卻常常能夠聽見。從這裏可以發現一個問題：校規與校規是不一樣的。同是違犯校規，事發以後如何處理，有非常大的變化空間，掌握這個變化幅度的，其實不是校規也不是法律，而是中國人的文化心態。Z跟男朋友親熱的程度，最高也就是作愛。我們假設他們確實是有作愛行爲，可是，Z與男朋友作愛的同時爲什麽就沒有資格作一個大學生呢？難道這會影響她考試及格嗎？會影響她的文化學習和思想發展嗎？會影響她畢業以後的就業能力和業務能力嗎？就算會影響，那也應該等到這個影響成爲事實之後才有理由認爲她不再是一個合格的大學生，那時候再把她開除才是真有理由的。作愛和作大學生，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兩者之間絕對沒有互不容忍的關係，對此不能容忍的是中國人內心對於性的恐懼，和執意要控制他人性權利的骯髒心理。 中國人控制他人性權利的心理，依然處在原始猿猴的水平。猴王的特點之一就是堅決壟斷對一群母猴的性權利，所有其他心存欲念的公猴都遭到殘酷打擊，有時候當然就是開除出本國本族本階級。中國宮廷的性壟斷就是猴王模式的移植和延伸，國王用閹割的方式免除了打鬥的辛苦和風險。宮廷之外雖然不行閹割之風，但處處都能發現閹割文化的延伸制度。太平天國就有關於性禁忌的極其嚴格的法規，那裏違背性禁忌的人不是開除而是殺頭，其野蠻程度竟然超過兩百年後的中國高校。性禁忌的另一面就是性放縱。太平天國的將領可以充分享受性權利。太平天國的第一領袖更是大功未成就率先建立了三宮六院，在南京另立中央公然與紫禁城的金釵脂粉遙相呼應。特權意識有時候不以自己擁有得比別人更多爲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一無所有爲滿足。這樣的心理在動物世界並不多見，鴛鴦、丹頂鶴、牛、馬、狗、貓、老虎、兔子等等的欲望和貪婪都沒有發展到這種程度。原始人類曾經流行過群婚制，這與性壟斷更加遙遠。所以，性壟斷心理是人類文明給人類心理造成的嚴重傷害。一個遭受這種傷害越深，這個社會對於性的恐懼感就越強，以性行爲和性觀念作爲道德標準的風氣也就越加盛行。導致學校制定性禁忌的校規、開除Z的的觀念依據，就是學生絕對必須出讓性權利，而這種觀念的心理基礎，就是性壟斷和性恐懼。導致Z的母親自殺的原因，一方面是非常實際的對於女兒前途和家族前途的憂慮，另一方面就是由於家族成員的性行爲被她和她的社會轉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這個可憐的農村婦女不知道，那些宣佈以開除學籍懲罰她的女兒的性行爲的人，當天晚上就可以拿著公款到夜總會去購買性權利。像所有其他方面一樣，性禁忌的文化規範，其實僅僅是特權階層奉送給底層人的禮物，是強勢群體強加給弱勢群體的單方面契約。按照作家楊競的說法，強勢群體是這個契約中的蠻橫的甲方。乙方淪落爲單方面恪守義務的人之後，不但不會紳士契約的不合理性，而且常常自覺地充當執行契約的警察。在中國，性警察的人數絕對遠遠超過政治警察的人數。中國社會剝奪軍人和學生的性權利，在最近半個世紀以制度化的方式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參軍的第一條件是有力氣殺人，第二個條件就是沒有配偶。上大學的第一條件是有學習能力，第二條件就是沒有配偶。（在本文剛剛寫完時，也就是2001年4月2日，中國教育部官員宣佈，取消對於大學生入學條件中的的年齡限制和婚姻限制，這對於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都是一件大事。在此項決定頒佈以前，學校花那麽大力氣承擔性警察職責，想來不是更加滑稽嗎？學校常常比教育行政當局要刻板僵化得多，我敢保證，在此項決定頒佈以後，絕大多數學校依然處於性警察的角色體驗中無法自拔。）在操作過程中，條件的先後順序實際上顛倒過來了，因爲在考察具體條件之前，"未婚"事實上成爲了第一前提。是這與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有所相同。古代印度和歐洲，成爲僧侶或神甫的第一條件是有志於佛或者上帝的事業，第二條件就是必須承諾放棄性權利。性權利被看作與一切偉大事業的敵人，被看作成就個人人格的破壞因素，這是人類在險惡境遇中所産生的對人性的誤解。今天，中國人的誤解依然不能解除，他對社會和人民造成巨大的傷害，給人性的發展設置了許多不近人情的障礙。 與中國社會相彷彿，中國校園裏也存在著強勢群體對性權利的壟斷與控制。一方面，許多教師對未成年的學生進行著嚴重的性侵犯，一個老師強姦10餘位女童的報導時常出現，用手中的權利與異性學生交換性權利的教學人員或管理人員也不是絕無僅有，另一方面，這些人在學生面前毫不含糊地扮演著性警察的角色。爲了對學生的性權利剝奪得徹底些，也爲了降低控制性權利的管理成本，中國的學校甚至普遍干預男生女生的交往。有一位名揚全國的中學教師，他管理班級的經驗就是不許男生女生接觸。而中國的高校乾脆在男生宿舍門口樹起"女生止步"的鐵牌，在女生宿舍門口樹起"男生止步"的鐵牌。有的學校爲了更加清楚地顯示這個鐵牌是性禁忌的牌坊，還特意將"男生止步"改爲"男賓止步"，將"女生止步"改爲"女賓止步"。被"止步"的人已經不只是異性學生，而是所有異性人士。學生宿舍的管理人員，非常明確自己的性警察身份，鐵面無私地阻攔一切來訪的異性。一位在傷害某高校女生宿舍值勤的老太婆，因爲與一位在男生宿舍值勤的老頭密切來往，滿臉幸福而又開朗，一天比一天年輕，可是一見到前來探訪女生的一切男性，她的老臉就迅速陰沈下來。有一次，一位男士到這個宿舍找他的女朋友，要求老太婆通過傳呼機喊他女朋友下樓來見面。老太婆拖拖拉拉就是不肯。男士反覆要求她按照管理制度的規定幫他呼叫女朋友，老太婆突然憤怒地說："叫叫叫叫什麽叫，這麽好的姑娘，一叫下來就給你們帶跑了！"在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中，七巧之所以千方百計破壞他人的幸福，是因爲她自己從來沒有得到過幸福。她以迫害他人的幸福作爲對自己的補償。可是這個老太婆，自己正處於男歡女愛的幸福之中，竟然還會利用手中這麽一點可憐的權利，阻撓他人的幸福，破壞他人的基本交往權利。這是性權利壟斷與欲望的變態表現。 這種由性恐懼導致的對異性交往的仇恨心理，在年輕人身上並不見得比在老年人身上輕淡一些。也是在上海的那所高校，一幢新落成的男性研究生宿舍採用學生幹部輪流看門值勤的管理措施，來客自然也要在門房登記，這好像是一項綜合性的安全措施。可是，僅僅經過一、兩個月的演變，這些值勤的學生幹部對自我職責的確認，全部定位在性警察的角色上，因爲凡是男性來客，一律未經登記就放行了，凡是女性來客，則必需認真履行登記手續。整個值勤的責任目標竟然牢牢地鎖定在異性交往的監督與控制上。在北京的某所高校，按照規定女性來客是不能進入女生宿舍的，可是有時候遇到一些特殊情況，門房阿姨也會特許幾個別的男性來客短時間地進入宿舍。有一回，一位來自南方地女生在阿姨的特許下，在自己的房裏接待了千里迢迢從南方來看她的高中同學。一位男性學生幹部得悉此一情況後，如臨大敵，用十分嚴重的語氣向主管學生工作的領導告狀，恨不得把這件事情製作成一個流氓事件。許多學生幹部不但是自覺的政治投機家，同時也是自覺地充當性警察。隨著這些人的得勢，他們內心的陰暗和無聊將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傷害。 也有一些人對於這種校園風氣和理念持不同看法。湖南省長沙市一個關於學生權利的著名案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1999年9月，湖南外語外貿學院發生了男性學生在女生宿舍留宿的事情，學校因此將6名相關學生開除學籍。"王小苗等六名學生認爲學校公開揭露了其隱私，侵犯了其名譽權，於是向岳麓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校方賠償損失31.92萬元。法院審理認定校方敗訴並賠償學生損失。"，[13]他們的訴狀說，1999年10月11日，學院董事長王懷彩派人將他們6人按性別分別叫到院辦公室。王見到3位女生後，劈頭就罵"不要臉！"並連續罵了幾遍。3位男生也被叫到院辦公室，遭到同樣的待遇。學院硬是逼著他們寫同女生睡在一起，否則以送到派出所相威脅。訴狀還指出"就在學校逼我們老師交代'淫亂'的第二天下午，董事長王懷彩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在大會上作報告公開講我們從談情說愛發展到越軌行爲，並當場宣佈開除我們6名學生的學籍並驅逐出校。"[14] 2001年3月，新華社記者採訪了留宿男生的那間女生宿舍的一位學生，這位女生介紹說："開學後不久，女生戴某和男生余某，女生彭某和男生周某談起了戀愛。1999年9月20日左右，余某向戴某提出分手，戴某堅決不同意。9月23日晚，悶悶不樂的戴某與女生彭某、王小苗一起在外酗酒。晚上10時多，彭某和王小苗已酩酊大醉。我們便喊來余某、周某，將她們扶回323號寢室，當時女生宿舍已經熄燈。戴某進寢室後大聲哭鬧，說她活不下去了。她緊緊樓著余某的脖子哭泣，生怕他離去。直到余某說：'我就在這裏，不走了。'戴某的床上拉有床簾，晚上，余某和戴某便同睡在這張床上。余和戴睡後，周和彭某也睡在了一張床上。……10月9日晚上7時多，戴某拿一塊小鏡子要割脈自盡，余某不讓她自殺。這天晚上，他們倆互相樓著在床上坐了一夜，彭某和周某則又同床共睡。"[15]從這些介紹可以得知，這些17歲左右的少男少女們正在經歷情竇初開的新奇、幸福和痛苦，他們需要來自成人世界的關愛，也需要來自同齡人的撫慰。當成人社會用僞善的道學眼光、沒有人性味和人情味的空洞說教打發他們時，只有同齡人的富於人情味和人性味的理解能夠讓他們的心靈得到共鳴和慰藉。在一個女孩承受著不得不選擇自殺的情感痛苦時，一個男孩抓著她的手，拍著她的背，陪她從黑夜直到黎明，拉著她的心從絕望與死亡的邊緣向著愛與光明的地帶艱難跋涉，用溫馨的心靈呼喚她的痛苦的心靈漸漸復活，這樣美麗的故事無疑是極其震撼人心的。他們的學校要將這麽美好的故事看作是罪惡呢？這不是顛倒黑白、滅絕人性的說法嗎？爲什麽主宰學校和學生命運的人都是這種滅絕人性的人物？學生的做法確實違背了校規，可是難道校規不是爲了讓學生健康成長而制定的，卻是爲了見死不救而制定的嗎？就算你滅絕人性，不能理解學生的情感痛苦和一顆靈魂對另一顆靈魂的擁抱與撫慰，就算你要執行校規，可是，難道違反校規就一定得開除嗎？一個學生毆打另一個學生，往往只是受到批評或者處分而沒有開除，一個學生愛護另一個學生爲什麽就非得開除不可呢？爲什麽這些人對於愛、對於感情、對於異性交往的權利懷著如此特殊而又強烈的仇恨？在社會上，並不是所有的犯法都要判刑，並不是所有的判刑都要判死刑，通常只有殺人者才會被判死刑。可是，在學校，學生卻因爲履行愛情權利和性權利而被判處學籍的死刑，難道愛與性真的要跟殺人同罪嗎？愛與性的權利與學習的權利絕對不是衝突的，湖南外語外貿學院剝奪學生的交往權利和學習權利，僅僅只是以內心對於這些權利的仇恨心理爲依據，而在法理上、人性上都是沒有依據的。長沙市岳麓區法院一審判決對於學生的支援，說明這些法官意識到了學生（及其他公民）交往權利、性權利、情感權利、隱私權利、學習權利是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的，是不應該隨意否定、侵犯、剝奪的。但是，"上級政法部門認爲，這是一起典型的違法立案、違法審判、違規收費的錯案。長沙市中院決定對涉案法官從嚴處理：對副院長蹇英傑給予免職、行政記大過處分，涉案的其他6名法官均受到不同級別的行政處分。"[16]這些可憐的法官們連自己的權利都保護不了，當然也沒有能力爲保護學生的權利繼續作出努力。但他們的判決和這一判決的被否定，就像六名學生被開除學籍的事件一樣，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這七名法官所承受的傷害，不比六名學生所承受的傷害輕。 《揚子晚報》2001年4月28日報導："昨天南京某大學二年級一對男女學生被校方開除了學籍，原因是他們在校外租房同居，女生懷孕後又在南京某醫院做'人流'手術。校方理直氣壯地認爲這種事違反了校規，請他們拎起行裝'走人'。"在教育部公佈了取消對大學生的婚姻限制也就是取消對於大學生的性權利的絕對禁止之後，高校還把學生的性關係看作一個問題並且用這麽簡單的方式予以處理，這是非常缺乏政策水平的。誠然，這種同居關係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同居者避孕知識不足避孕措施不力之類，但這些問題只能通過普及性知識求得解決。西方的父母在孩子出去約會時，總是提醒他們別忘了帶上避孕藥或用具，中國的父母和老師爲什麽不能用這種具有人情味和人性味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和學生呢？用開除學籍的方式顯示學校對於學生性權利的控制，這是中國高校（包括一些中學）最野蠻的表現之一。"在一個全國性的高中生婚前性行爲的調查中，有23.8%的認爲在高中階段可以談戀愛，15.8%的人認爲發生婚前性行爲沒什麽不對。"[17]這項調查結果顯示了中國社會對於青少年性行爲的平和和開放態度，中國高校不應該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拖社會的後腿才是。 中國社會在性觀念上的開放態度還表現在敢於用法律方式捍衛自己的性權利。1998年，Z和她的母親在羞愧與懊惱之中用自殺的方式抗議所遭受的傷害，一年以後，六名學生及其父母（我猜測他們的起訴受到父母的支援）用起訴的方式反抗因性愛而遭受的傷害，此間的變化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和琢磨。 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