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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順批判】父 母 的 孩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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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孩子”，這意味著不承認孩子具有獨立人格，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屬於父母的私有財産。首先，孩子在這裏被客體化了，被取消了完全的主體性。其次，這種有缺陷的或不完全的主體性依附於另一個自負的主體性，即依附與父母的存在。也就是說，父母的存在不僅是孩子的存在的生物學的前提，也是社會學的前提。這種兒童觀的邏輯後果是，孩子的意志必須以父母的意志爲轉移。由於父母不可能是天使，更可能是有自利偏好的“經濟人”，因此，他（她）們的絕對意志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理性上都是可疑的。質疑父母意志的絕對性，或見證父母意志的有限性，可以從他（她）們對孩子的工具主義態度上來理解。具體說來，由於這種有限性，孩子的人格價值或終極價值被消解了，而被分別賦予了生物學的次價值和經濟學的次價值，或者說，孩子成爲一種使用價值，並因使用價值而被重視或漠視。
孝道倫理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敬養父母，二是傳宗接代。那麽，中國人爲什麽特別強調這樣一種道德倫理呢？我的研究結論是，這和中國人獨特的生存境遇密切相關。 中國人生存於一個災變環境中，生存資源的匱乏導致了生存危機。一方面是經濟生産的危機，一方面是人的生産的危機。第一，經濟危機使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面臨死亡威脅，因此必須通過強調孩子的供養責任來自我保護。第二，必須選擇“多子多孫”的生殖策略才能維持種的延續。最後，在一個爲爭奪生存資源而不斷發生動亂和崩潰的社會裏，這個社會的思想精英打算最後依靠生物學上的親情本能來堅守一種秩序底線，以最後的一線希望來重建社會和平。 因此，與其說，孝道倫理是社會文明的結果，不如說是社會未能進入文明的結果。它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倫理訴求，而不是社會學上的道德自覺。 但是，這裏面的問題就出現了：孩子同樣是缺乏生存能力的弱者，那麽，爲什麽一種呵護兒童的倫理沒有建立起來，至少沒有像“孝道”倫理這樣成爲民族文化中的“顯學”呢？這就必須清楚，孝道倫理顯然是成人發明完善的。這就意味著孝道倫理首先是成人的一種自衛行動，是爲了成人自身利益的一種自私的道德安排。如果說，孩子沒有能力在社會意識中進行道德自衛，那麽，單一存在的成人道德更可能是一種力量的罪惡。 爲什麽這樣說呢？首先，孝道倫理取消了孩子的主體行，把孩子看做是生存危機中的必須投資的一個“期貨專案”，投資的目睹不是基於愛，而是基於回報。其次，它把孩子看作是種危機中的延續工具，生育孩子如果不是出於無計劃的動物需要，就是爲了有計劃的延續香火，甚至連夫妻之愛都成爲次要的了。在這種倫理制度下，首先，孩子被剝奪了身體自由和精神自由，其次，女人成爲生殖工具，成爲一夫多妻制的祭品，最後，女童飽經歧視和虐殺。 魯迅先生說：“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人的萌芽。”我們看到，世界上可能在也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具“傳種”和“養兒防老”的“危機意識”了。在這種文化中，孩子不是作爲獨立的人格來看待來尊重的，而是被當做特殊工具來被“喜愛”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東方社會獲得了文化上的全面勝利。這種勝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尊嚴。當孩子不幸夭折的時候，那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傷痛哭，但總有那樣的成年野獸，他的悲痛首先不是因爲對生命的哀悼，而是因爲自己可能“斷種絕戶”了。正是這種心理，我們才可能理解這個民族幾千年來對女嬰的殺害、遺棄和虐待，一個敬畏生命而不是對孩子持工具主義態度的人，不可能忠實踐履這種“生命價值不平等”的可怕信條。 “傳宗接代”是中國人所有的倫理教條中最惡貫滿盈的，它見證著中國人愚昧和野蠻所達到的高度，使我們一直遠離一個更人道更正常的人類生活。在今天，可能只有“每個德國婦女有義務爲國家生個孩子”這個納粹教條可以和它媲美了。是的，有什麽道德和理性上的理由，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人持這種觀念，僅僅爲了讓它們在世的時候已經臭不可聞的肉體基因和精神基因能夠千秋萬代地臭不可聞? 孝道的罪惡需要進一步清算，這是五四以來的未盡事業之一。孝道倫理不僅對孩子進行精神虐殺，而且可能導致肉體殺害。這種對孩子的殺害尤其卑劣，因爲它給罪惡塗抹了道德的口紅，甚至對罪惡進行道德審美。不被罪惡當罪惡，而把罪惡當道德，這是中國文化一個獨特的內容，而孝道殺子在這方面尤其突出。不久前，中國兩位學者爲此貢獻了一篇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認爲孝道是一種殺子文化。他們認爲殺子現象在中國古代並不少見，而孝道是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之。文章也談到：在中國，遇到饑荒年份，殺嬰的現象就更加普遍。由於中國歷史上饑荒頗爲頻繁，所以，殺嬰在中國人的集體經驗中是很突出的一件事。也許有人認爲，這類行孝的倫理，其根源在於物質上的缺乏。但是，這種說法無法解釋爲什麽要犧牲嬰兒，而不是老人。正是孝道將饑荒時的殺嬰合理化。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二十四孝》中的幾個故事，今天讀來仍令人難過。首先是廣泛爲人以相反目的引用的“郭巨埋兒”的故事：“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複得。妻子不敢違巨。巨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雲：天賜孝子郭，官不得取，民不可奪。” 孝道殺子特別熱衷於鼓勵孩子自我犧牲。一個8 歲的孩子爲了不讓蚊子咬他的父母，寧願讓蚊子咬他自己；另一個孩子受後母虐待，但是，當後母想吃魚時，他卻不顧天寒地凍，臥冰求鯉；另一個孝子聽從醫生的指示，嘗父親的糞便，以判斷父親的病情，知道父親病危時，就祈禱上天讓他替父親去死；年僅14歲、手無寸鐵的楊香“扼虎救父”，“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何友暉、彭泗清原載《方法》99年第3 期) 《二十四孝》中有很多這樣用來“勾引”孩子仿效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幾千年來一直是作爲美德讀本或啓蒙讀本提供給孩子們的。講這些故事的人的動機，比起那些用糖果勾引孩子到樹林中的罪犯的動機更高尚嗎？ 孝道倫理被駁得理屈詞窮的時候，往往就開始破口大駡，比如，孟子常常爲此罵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前不久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沙龍聚會上還遇到了幾件這樣的古董，他們在以愛的名義鼓吹孝道。但他們那種緊張得如氣球一樣的狀態使人懷疑他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他們的主張。他們不明白，反對孝道並不反對敬愛父母，或者說，並不反對愛，而是反對“要求愛”，“要求愛”已經不是愛了，而且必將喪失的愛的真誠變得虛僞，墮落爲一種成人主導的赤裸裸的經濟交易文化。我們不同意說，在“愛”或道德感上孩子比成人更需要教育，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謊言。因此，以此爲藉口堅守孝道文化傳統是完全缺乏合理性的，更可能是不誠實的。 他們最後的辯護是：“因爲父母生了養你，所以應該敬愛父母。”這實際上提出了孝道倫理的理論基礎問題。首先，它的兒童觀有問題，它認爲孩子來自父母（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集中討論）。其次，它把父母應盡的責任（責任不要求回報）等同於施恩行爲，同時又等同於投資行爲，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投資行爲就不構成恩情，而如果是恩情，就不可能要求回報。第三，要求“報恩”如果是“恩人”提出來的，而不是受恩人提出來的，那麽在道德上顯然是可疑的，除非在經濟學的交換理論上才可以理解。但問題是，孝道倫理一直是以道德面目出現的。最後，它完全否認父母養育孩子的樂趣和愛孩子的自我需要，彷彿完全是無私的，這只能說明這些遺老們是對現代心理學一無所知。
我們愛孩子，首先不是因爲孩子需要父母愛孩子，而是父母自己需要愛孩子。同樣，孩子愛父母並不是因爲父母要求孩子愛父母，也不是因爲生物學上的被生産行爲，而僅僅是因爲在共同生活中兩個平等獨立的主體之間産生的愛，僅僅是因爲孩子自己需要愛父母。而這種愛，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而不僅僅是長幼之間的愛。“那麽，”有人回反駁說，“如果孩子不自願愛父母呢？”那你不能強制她“愛”你，你只能強制她給你錢，如果你的法律是這的話，如果你當初“愛”她就是爲了錢的話。但我認爲更好的選擇是在你還能賺錢的時候爲自己留點錢，如果這個社會的經濟制度不能爲個人積累提供經濟機會的話，你們這些大人應該自我總結一下了，這個社會要改革，而不是把社會責任轉移爲孩子責任。爲什麽我們願意把一生的希望寄託在孩子們身上，而不是寄託在自己身上呢? 孩子的經濟價值 “父母的孩子”這種觀念，還導致一些父母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對孩子瘋狂的利用。比如“賣兒賣女”，比如以孩子抵債，比如逼迫孩子做童工，甚至把孩子變成太監、乞丐或雜耍的動物來換取食物和金錢，等等。這些醜惡現象不能僅僅歸因於生活貧困，對孩子的經濟利用往往恰恰是源於“父母的孩子”這種道德貧困。 但是，毫無疑問，在災難的環境中，孩子的經濟價值是負的，因此成爲驅趕的物件。一個美國學者在追問母愛是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人的天性這一問題時，提出了人類學上的一個相反的例證。伊克族人是被迫居住在烏干達北部邊界上一個貧瘠地帶的遊牧民族，由於饑餓和貧困，爲了在殘酷的境遇中求得生存，家庭幾乎已經不再存在，生存型自私使他們抛棄了仁愛，孩子被視爲無用的累贅。在這裏，孩子到了3歲的時候，就被趕出父母的棚屋，被迫自尋生路，沒有任何成人的幫助和監護。“當一個小孩不慎跌到火上受了傷，得到的唯一反應就是把人逗樂了；如果來了一個食肉動物把把孩子叼走了，母親就爲了正好不用照料他而高興。絕不會看到有父母餵養一個三歲以上的孩子——相反，這樣一的孩子被視爲掙搶的對手，得把食物藏起來不讓他們發現；如果有人最終死於饑餓，那只是意味著少了一張嘴。”(《母親的使命》P76) 這個例子進一步佐證了我在《災變論》一書中的一個判斷，生存環境的惡劣導致的資源的匱乏，人類因此産生的饑餓恐懼導致了對孩子價值的特殊判斷，孩子的生命價值被降低，降低爲工具價值，伊克族人生存環境的災變狀況比中國更嚴重，因此在那裏，孩子連工具價值都沒有了，降低爲累贅。 工具價值畢竟是一種價值，但無論如何不是生命價值。我們現在看看對孩子的“正價值”的利用。 相對於溺嬰棄嬰而言，似乎“賣兒賣女”要“人道”一些，這些父母“畢竟”給可憐的孩子找了個“歸宿”，甚至還可能找了個“好人家”，儘管孩子們不這樣認爲。從“憶苦思甜”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這種“史實”：“在萬惡的舊社會，窮人賣兒賣女。”事實上，這種悲劇不僅僅發生在饑荒年月或特別的時代，可以說，“孩子市場”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僕人”和“童養媳”中很多就是被賣的的兒童。這種狀況因此使奴隸制在中國以特殊的形式長期存在於各個朝代。再比如太監制度，它是奴隸制在東方發展到頂峰的標誌。但是，它得以輝煌，仍然是“從娃娃抓起” 的結果。日本人寺尾善雄寫了一本反映中國太監制度的書，叫《宦官物語》，其中說，有一個很窮的父親爲了發財，就將他9 歲的兒子馬德清用刀子“淨了身”，送進宮裏。 近代以來，災變紛紜。買賣孩子已經徹底市場化了。一位作家寫道：“數千年來，中原人市鼎沸”，“鄉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把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帶上門來，這些准丫頭年齡大概都在8 至12歲左右，太小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這也許是最不悲慘的一種人市，因爲妓女市場和血肉的人肉（一稱”米肉“）市場正慘澹地普遍存在。”（5 ）魯迅也談到，在一些地方，“出賣小孩，只有幾百錢一斤。”（6 ）誰說中國的商品經濟不發達？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異化”爲商品；而“我的”孩子，無需“異化”，她就是商品。 “賣兒賣女”僅僅是歷史嗎，或僅僅是發生在“萬惡的舊社會”嗎？60年代初大饑荒年代，文革時期，吃人現象復活的同時，賣嬰、棄嬰和甚至“無償”送出孩子的悲劇也在局部地區復活了。僅僅爲了“活著”而“賣兒賣女”，這些父母的用心似乎值得垂憐；是的，誰願意這樣做呢！然而饑荒不是成年人的責任嗎?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今天，我們更加發現，“賣兒賣女”決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導致的。 1999年2月4日和5日《中國青年報》就有“11歲幼女被賣爲人妻”和“狠心母親以女抵債”的報導。 1999年2 月26日《南方周末》有“秘訪‘販嬰村’”一長篇報導，揭露了山西省沂（？）州市秦城鄉“一些靠出賣自己親生骨肉致富的人”，和“一個規模龐大的販嬰網路”。報導說：“生孩子賣，在秦城鄉十分普遍，當地人並不認爲這是犯法的，而是將其看作是發家治富的手段。”報導還說：“目前，秦城鄉‘嬰兒’的行價爲：男孩：6000元/名，女孩1000－3000元/名。”報導還披露，販嬰活動已經形成了規模並形成了一定的“交易規範”。 1999 年6 月11日的《中國青年報》公佈了“貴州拐賣人口悲情檔案”，看後尤其令人絕望。 《揚子晚報》一則報導說：2000年8月18日上午，在204國道如臯收費站，某村村民陸某駕駛三輪摩托車，經過收費站時逃費被稽查人員攔截，車主丟下證件後對稽查員說他回去拉人。不久，陸某拉來了自己年僅7歲的女兒，對稽查人員說：“我窮，養不起女兒，我把女兒交給你們。”邊說邊把女兒往車道上推。最後，這位腰間還別著手機的“窮人”丟下親生女兒，揚長而去。 2000年9月29日《市場指南報》訊：“父母狠心離去，親友拒之門外”。一位狠心的母親爲了1．88萬元的債務，竟將親生女兒丟給債權人，自己逃之夭夭，而女童在親戚家也到處遭遇白眼，目前只好在債權人家棲身。 更令人髮指的案件發生在河南省濮陽市。2001年春節其間，身爲生母的犯罪嫌疑人翟瑞傑爲掙錢自己與姘夫揮霍，竟然逼迫不滿14歲的親生女兒賣淫。 《檢察日報》有一則“賣女兒買摩托”的報導。2000年2月13日，河南省某市的何海剛經人介紹商定以3000元的價格將女兒小姣姣送給劉某；14日12時許，何海剛與劉某完成人、錢交易，何親手將親生女兒送與劉某，並收取劉3000元人民幣；下午，何海剛即用其中的2900元錢購買一輛摩托車騎回家中。 2001年初，我在一網路媒體上看見這樣一條“新聞”：“狠心父親生下孩子賣700元！” 這個案例充分說明了“我的孩子”這種觀念恰恰是“孩子經濟學”産生的基本條件。2001年２月６日，小燕燕降生了。她的生父付東華看到自己的女兒降生後，不但沒有絲毫的興奮，反而叨咕著：“女娃子，值不了多少錢！”３月初的一天，付東華到五常市背蔭河鄉一農戶家，告訴對方有個小女孩要賣，因對方出錢太少，付東華又找到另一農戶，對方應允他，可以給他１５０公斤大米另加２００元錢，但是大米需後支付；付東華又提出將大米折成現金，被對方拒絕，付悻悻地回到平房區平房鎮的家中。３月中旬，經過一番折騰，小燕燕爲父親賺了７００元錢。 而在雲南。有父母“200元賣了親骨肉”。雲南《滇池晨報》記者於2000年7月底在雲南元陽縣調查發現：被賣的嬰最小的出生僅3天，這些狠心的父母的理由是，這些孩子都是超計劃所生，只好把他們送走或賣出去。記者最後的感慨也是我們的感慨：究竟還有多少孩子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親手賣出？除了這些孩子以外，究竟還有多少孩子的父母因超生而廉價地出賣自己的親骨肉？這些孩子的最終歸宿在何方? 買賣兒童更多是“零售”的方式，比如逼迫孩子乞討，或到街上賣花等等。2000年6月27日《瀋陽晚報》報導了這樣的一個案件。 2000年6月23日，安徽籍賣唱女童何琴琴、何美霞的父親被請進了派出所。其中的一名在沈做過木工活兒，現在正四處找活兒，另一名賦閑在家，白天幫孩子做飯，抄寫歌單。這些賣唱女童每天都能賺得百餘元，因此家長將此當成掙錢門路。 無獨有偶，在海峽對岸，買賣嬰兒的悲劇也屢屢發生。2000年6月21日《法制日報》報導說，最近，臺灣桃園縣又發生販嬰團夥介紹未婚媽媽販賣嬰兒之事。販嬰事件已在臺灣多次發生，這種黑市買賣嬰兒的行爲，使得不便曝光的未婚媽媽，變成黑市凱覦的物件。而提供産婦休養的“坐月子中心”，在臺灣出現至少已有十多年的歷史。目前，據說這一“綜合性産業”正謀求合法化。
海洋對岸的孩子似乎也不比海峽對岸的孩子們更幸運。《羊城晚報》不久前不失時機地揭露了發生在美國的一起賣嬰案。 基亞拉和吉亞拉的姐妹倆
事情是這樣的。美國聖路易斯市一位名叫特蘭達·維克爾的母親在生下一對孿生姐妹，這位母親於是發現“奇貨可居”，經過算計之後，維克爾就通過一位經紀人在互聯網上尋找“買主”。最後加州一對名叫理查德和維姬·艾倫的夫婦看中了這兩個可愛的小女孩，在支付了6000美元的領養費之後收養了名叫基亞拉和吉亞拉的姐妹倆。兩個月之後，孩子的親生母親突然提出來要最後見一次自己的親骨肉，結果維克爾領走了孩子之後就此一去不復返。她良心發現了嗎？不，她打算再靠這對産品再賺點錢。於是，這位精明的母親再次把已經送人的女兒登上互聯網轉賣了。她和一對居住在英國威爾士的夫妻以12000美元的價格成交。後來，在三方之間發生了一起“跨洋爭執”的糾紛。這我們先不去管它。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誰給特蘭達·維克爾的權利? 如禽獸何? 她根據的就是那個該死的“自然法”：“基亞拉和吉亞拉是她的孩子”。這種觀念自然把孩子作爲謀生和富貴的手段，就象“我的汽車”自然可以爲了我的經濟需要進行有價轉讓一樣。 不過我們必須明白，利用孩子不僅僅是經濟利用，還有文化和精神上的利用。或者說，孩子還有精神上的使用價值。比如，“耀祖揚宗”這就是對孩子的精神價值的“重視”。在這裏，孩子的成長不是爲了自己的精神需求，而是爲了生他養他的人的精神需求，特別是爲了代表父母完成父母未盡的事業，而不論那事業如何與自己的興趣背道而馳，也不論那事業如何的醜陋不堪。但是，沒有辦法，既然你是我的孩子，那麽，我的快樂就是你的快樂，我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總之，你只能做接班人，而不能做人。 但是，與此同時，父母的興趣發展卻可以不在乎孩子的感受，就想一個賭徒不用在乎門外的坐騎的感受一樣。非但如此，據說，這種事業第一忘妻捨子的勁頭，還被視爲“偉人”必備的道德素質之一。有多少“偉大”人物爲了“事業第一”而犧牲了自己的孩子？林彪對林豆豆，史達林對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最傑出的是戈培爾先生，毒死了自己6 個孩子爲“千秋帝國”殉了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