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投票年齡 徒託空言

◎許偉泰【2002.04.15  中國時報】

最近,不分朝野黨派都表態支持,推動修憲把投票權限制年齡從二十歲降為十八歲,認為這符合民主國家的潮流。就政治操作層次上,各政黨主張或接受這個修憲提議,當然是試圖要爭取青少年的政黨認同,甚至投票行為的支持。 

解嚴後的台灣,從後殖民文化論述脈絡來觀察,女性、同性戀、原住民等眾多弱勢社群都對政治社會結構下,出現反動與覺醒的運動,挑戰不平等的宰制權力關係,朝著平等與民主的新社會前進。但在成人社群對青少年社群的宰制關係上;台灣反而更加保守與威權,層層更替的規則,穩定且鞏固了成人社群宰制權力關係的秩序基礎。 

男性之於女性、成年之於青少年,年齡與性別是一種社會分類。分類的外觀上,具備「生理」的理性區隔標準,但其實混雜了政治與社會的權力關係與支配過程。社會分類建立了社會關係,但也建構了權力關係的起源與展現。 

社會分類的操作,建構出自我和他者不同社群的差異,進而以權力的優勢拉大其差距,凝結成秩序,創造自我社群的優勢地位與支配力量。試以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期為例。舉辦街頭與總統府前廣場露天飆舞,數度親身成為青少年變裝扮裝文化的政治秀場天王,將這些次文化予以主流化,轉化青少年社群的認同成為投票行為上支持的扁迷;但另一方面,大力掃蕩電玩,全面對未滿十八歲青少年實施KTV等場所的宵禁與盤查。陳水扁一面針對此類商家嚴格祭出處罰權,另一面則以「殘害青少年身心健康」,道德召喚所有成人社群加入監控青少年的新秩序之中,換取中產階級家庭成人社群的認同與選票。陳水扁台北市長任內對青少年社群採取一套弔詭的民粹操作。顯現了優勢的社群,有超越或逾越規則的特權,操作秩序也正是其權力的運作與憑藉,並且在不同類別社群界線間進行游移轉換的過程,展現權力操作的縱深。在這脈絡中,不斷重複將束縛的繩索一圈圈套住青少年社群,成為永遠的弱勢。 

解嚴後,成人社群能接受的標準下,各種被污名化的青少年或次文化,被予以正名或吸納,甚至成為成人社會的消費文化產物。例如逐漸成為健康休閒活動的滑板、直排輪、街舞等,或者在有限程度下被允許的扮裝、網咖、電玩等。但在另一面,成人社群管制青少年的手段卻更加細膩繁複,這種保守與霸權越來越凝固與強化,並被視為應然的常態。例如公權力對青少年宵禁的普遍化與建制化;新聞局採取更加細膩切割的分齡分級制度介入控制電視、電影、光碟、書籍;教育體系對青少年蓄髮的髮禁規範變相存在;青少年社群的染髮、刺青、鼻環、耳環等仍被視為偏差行為的徵兆。 

操作秩序規則正是優勢社群權力的運作與憑藉。我們看見朝野政黨降低投票權年齡的政治表態,並沒有把開放學生身分參選、降低被選舉權、修正民法上取得行為能力的標準等等相關配套法規範的修正一併提出。質言之,這只是另一項成人社群「恩賜」的變更規則罷了,即使修憲完成降低投票權年齡的秩序規則調整,也不能改變青少年在政治與社會中的權力關係與地位。 

(作者曾任正義連線辦公室主任,現為文字工作者)

國際邊緣青少年解放陣線青少年人權、法律與政治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