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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明史”

文章提交者:【胡星斗】於00-12-06 12:08:48 加貼在 貓論天下 

胡星斗


 中國一部“文明史”,就是因文觸禍的文字獄史!幾千年封建專制,密布之文網,無端之文禍,不知讓多少知識份子成了刀下鬼!可惜的是,知識份子們卻不知道反省制度,去尋求對權力的制約和對自身的保護,而是仍然心悅誠服地恭頌起“太平盛世”來。

爲了加強皇權專制,中國的統治者對待讀書人的手段極其殘忍;從魏晉到明清,文字獄從誅一人逐漸發展爲瓜蔓抄式的株連,動輒誅族、淩遲、分屍。而且,嗜血成性的皇帝們,像朱元璋,像雍正,像乾隆,不需要什麽名正言順的理由,就可以殺人,這樣,他們把個中國搞得萬馬齊喑、滿是奴才。

我相信,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傳統)中國實際上是個野蠻的國家。從對待言論、文化、讀書人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一個國家的品性。

現在我們才明白,所謂的“反清複明”,只不過是一幫臣子們不願作野蠻的滿洲貴族的奴隸,而甘願作殘暴的朱家的奴隸罷了,而所謂的“康乾盛世”,只不過是萬馬齊喑的時代,是屠刀橫在知識份子的脖子上的“盛世”;所謂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古代知識份子們志士們抛頭顱灑熱血,在很大程度上爲的只是一家之邦、一姓之國,而歷史(汗青)也不過是專制者的工具罷了,並無多少真實可言。

雍正、乾隆確實不愧爲名君。他們有多項“發明”。雍正不僅發明了密折奏事制度,還開啓了群衆性批判運動的先河。儒生錢名世贈詩年羹堯“分陝旌旗同召伯(周之將軍),從天鼓角漢將軍(霍去病)”,年羹堯出事後,雍正命錢名世在家中懸挂“名教罪人”匾額,並讓數百舉人、進士撰寫詩文,對他加以批判;詩文結集爲《禦製錢名世》,發給各學校以作警戒。還有,爲治查嗣庭的罪,雍正命人從查氏日記中尋找罪證,從而挖罪證挖到了一個人的靈魂深處,以加強思想統治。乾隆則獨創了查辦銷毀禁書的全國性運動,並且將文字獄與禁書結合,興起許多文禍,歷時20餘年。

如今,有關雍正、乾隆的電視劇幾乎令萬人空巷,一些中國人發現了新的偉大導師。

舊中國是文禍之國。文禍就是因思想、作品犯罪。它的直接後果就是思想、文化被摧殘,知識份子的創造性、氣節精神蕩然無存,軟骨病在中國人中蔓延開來。由此,社會形成了汰優擇劣的機制,精英被殺,小人得志。讀書人要麽曲學阿世,要麽鑽到故紙堆堨h。

乾嘉考據之學的興盛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文字獄絕非皇權時代所獨有,它是人治社會共有的産物。當代的“反右”、“文革”就將中華幾千年的文字獄“燦爛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使得幾百上千萬人罹難其中。

可是,誰見過一部痛徹反省的巨著問世?我們的國民得了健忘症!知識份子得了“不堪回首”症!

最早的文字獄始于春秋時齊國之“崔杼殺太史”。西元前548年,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殺害,史官記錄“崔杼弑其君”;崔杼殺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

中國號稱具有獨一無二的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原來大多是禦用工具,是歪曲的歷史。

漢朝時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也,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宣帝極度厭惡,羅織罪名,說他楊惲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

明朝時禦用文人陶凱,做過禮部尚書,只因用“耐久道人”之別號,朱元璋謂其“自賤”,殺之。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捨下筍穿壁”爲字帖式教寫字,朱氏知道後稱“堂堂天朝,何譏誚若此!”遂斬之。

因厭生殺,奴才之命不如狗!

唐時武則天假索元禮、來俊臣、周興之手實行恐怖統治,製造了無數的冤獄,引起民怨,這時女皇施于反手,讓酷吏們做了替罪羊。

史達林以“肅反”的名義殺了無數的同胞,然後他指責副手葉若夫“毫無根據地鎮壓蘇聯人民”,於是讓葉若夫當了替罪羊。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一代文豪蘇軾因烏台詩案譏諷新黨,差點丟腦袋,幸虧王安石等上疏“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加上蘇子自己也逐一檢討所寫詩句,深刻認罪:“入館多年,未甚擢進,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是與軾不同,以此撰作文字譏諷”,才被從寬放過,貶到黃州;蘇轍、黃庭堅、司馬光等人亦受株連。從此,文字獄成爲中國封建社會黨派之爭、個人之爭的工具,檢討、反省成爲統治者馴服知識份子的手段。

中國的知識份子本來就是犯有“原罪”的,無法還清白之靈魂。

秦檜不愧爲大“政治家”,他所製造的李光《小史》案等,深文周納,不擇手段,以瓜蔓株連的方式排斥打擊異己,文禍與禁書並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苛密程度。康乾恐怕也是拜了秦檜爲師的。

如果沒有對權力的制約,苦大仇深的人一旦得勢,其禍害可能無可勝言。

貧民無賴出身的劉邦成爲高祖後便削平諸王;要飯的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搖身一變成了朱皇帝後便大殺功臣,除了早年解甲歸田、奉還賜物的小老鄉湯和得以善終之外,餘者幾乎全部喪命。

朱元璋還遍撒文網,把讀書人一網打盡––––––––

因表箋中“則”與“賊”似、“生”與“僧”近、“道”嫌於“盜”等,被猜忌成性的朱元璋誅殺的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學訓導趙伯甯、福州府學訓導林伯憬、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常州府學訓導蔣鎮、陳州府學訓導周冕、懷慶府學訓導呂睿、亳州府學訓導林雲……。因詩被誅殺的有:一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下賜,自慚無德頌陶唐”,朱元璋說“殊”爲“歹朱”,殺之;一個叫一初的和尚寫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一個叫止庵的和尚寫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殺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都被朱元璋認爲是在諷刺法網太密而喪生。一日,朱元璋見寺院牆壁上有詠布袋佛的詩“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也何妨”,朱氏惱怒,“盡誅寺僧”。詩人高啓寫詩“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朱元璋認爲是在諷刺自己,藉故把他殺了。張尚禮寫詩“庭院沈沈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被“下蠶室死”。陳養浩有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被“投之于水”。

中國不愧爲詩國。多少士大夫因詩喪命,還有人前赴後繼地寫。他們的才智不是用在制度建設上,而是用詩來回避或隱喻現實,表現自己的雕蟲小技式的創造性。可惜,詩人再聰明,也躲不過蠻橫無理的屠刀。

孫賁爲涼國公藍玉的藏畫題過詩,於是被斥爲藍黨處斬,臨刑前他詠前人詩“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朱元璋得知後,指責監斬使:他寫有這樣的好詩,爲什麽不報告,卻把他殺了?於是,朱氏下令殺了監斬使。

朱元璋還得擺出愛詩愛才的樣子。

隨著“文明”的進化,清朝的文字獄又達到新的高峰。順治時,發生了釋函可案、黃毓祺案、毛重倬案、張縉彥案、莊廷龍案等,其中數莊案最爲兇殘。莊氏因編《明史輯略》而發案,70餘人被殺,其中戮屍2人,淩遲18人。康熙時,發生了孫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特別是朱案中,方旦抨擊理學之精理不精數、老莊言道不言動、思維在心不在腦等,被時下推爲“聖人”。可惜,所謂的“明君”康熙卻指責他悖逆聖道,加以處決。雍正時,發生了汪景祺案、錢名世案、查嗣庭案、鄒汝魯案、呂留良案、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屈大鈞案、徐駿案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呂留良、陸生楠、徐駿等被處決或戮屍。徐駿是因將陛下誤寫爲“狴下”,詩文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而遭此厄運的。到“聖主”、“十全老人”乾隆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130餘案。其中47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淩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15歲以上者連坐立斬。

這就是國人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

古代中國的太平盛世是以殺戮爲基礎、以奴役爲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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