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性書目錄】

從禁書到偽裝書(附圖)

宋慶森


“雪夜閉門讀禁書”,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實在封建社會,那是要殺頭的。中國封建社會文字獄數量之多,禁書範圍之廣,時間延續之長,規模之大,治罪之嚴酷為世所罕見。“中國封建社會以禁書開始,而又以禁書終結”。是否可以說,民國也是以禁書開始,而以禁書終結。

袁世凱政權於1914年12月頒布了一部《出版法》,該法規定:“出版之文書圖畫,應於發行或散布前,稟報該警察官署,並將出版物以一份送該官署,以一份經由該官署送內務部備案。”這一規定,開中國現代圖書審查制度先河。袁死後,北洋軍閥政權同樣加緊對文化領域的統治,尤其是嚴防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的流傳。一些著名的書刊,如《湘江評論》、《覺悟》、《浙江新潮》等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權國務院在1920年2月,曾一下子查禁了83種“宣傳過激主義”的圖書。《新青年》在北京難以生存,遷到上海,也遭查封,又遷到廣州。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其主要宣傳書刊,如《向導》、《工人周刊》、《先驅》、《中國青年》等都在重點查禁之列。

國民黨政府為加緊對文化的控制,於1927年12月頒布《新出圖書呈繳條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圖書呈繳規程》,還有《出版條例原則》、《宣傳品審查條例》、《取締共黨書籍辦法》等。1930年12月,頒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頒布《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戰時出版品審查辦法及禁載標準》,依據這些法規,實行文化專制。在淪陷區,日本法西斯軍人大規模取締進步及抗日書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眾生》半月刊第五號上,載有一個《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檢扣書籍刊物一覽表》,共計查禁書刊786種。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編了兩部《禁止圖書目錄》,共查禁圖書1841種。侵略者真是瘋了,當時大半個中國都在戰火中,全國究竟能出版多少種書,他們難道把中國人出的書統統歸於在禁之列。

1984年出版的第3輯《出版史料》用幾乎一半的篇幅(65頁)刊登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編目(1927年8月-1937年6月)。按年度先後順序編成。共收入了這一時期的查禁書目2000餘條。大部分是進步書刊,也包括有改組派、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派等派別出版的書刊。從這個目錄可以看出這期間文化出版戰線上尖銳的鬥爭。對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也為我們收藏禁書這一專題,提供了一份書目。另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資料,民國時期禁書近5000種。

魯迅的書一直是反動當局嚴禁的對像。魯迅的雜文集《二心集》(上海合眾書店1932年10月出版)是魯迅一次性賣版權給這個書店的。該集收入1930年至1931年雜文、論文37篇,譯文1篇。出版之後,國民黨上海教育局專門下了一道查禁《二心集》的密令。後來又把該書列入149種查禁文藝書目之內。合眾書店對此不服,要求重新審查,刪去部分內容,重新出版。當局總算同意,刪去該書正文22篇和序言。書店將所剩16篇重取書名為《拾零集》,征求魯迅意見,魯迅答復說:“但我要求在第一頁上,聲明此書經中央圖書審查會審定刪存;倘登廣告,亦須說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則,蒙混讀者的責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負,我是要設法自己告白的。”(《魯迅全集》第12卷第533頁)1934年10月,合眾書店出版了這本薄薄的《拾零集》。書店沒敢聲明這是《二心集》的刪存部分。隻在封底印了“本書審查證審字五百五十九號”字樣。後來因《新生》事件,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停止工作,合眾書店又重新出版了《二心集》。這本薄薄的《拾零集》不知世存多少,除了幾家博物館,民間還會不會有呢。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談到1934年國民黨當局的一次較大規模的禁書行動,並附有一份禁書書目,這份書目是根據《大美晚報》登載的一則新聞摘錄的。倪墨炎的《現代文壇災禍錄》中詳細介紹了這次禁書行動的前前後後。1934年,國民黨在加緊對紅色根據地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了對進步文化的“圍剿”。這年2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發出密令,一舉查禁圖書149種。著名左翼作家的重要著作幾乎都被包括在內,涉及書店25家,“商務”、“中華”都列在內。後來由於書業界的反對,當局把這149種書分五檔處理,實際上重新可以發售的不過37種。

這五檔分為:

一、“先後查禁有案之書目”,包括《田漢戲曲集一集》、《光慈遺集》、巴金的《萌芽》、郭沫若的《幼年時代》、潘漢年的《離婚》等;

二、“應禁止發售之書目”,包括丁玲的《夜會》和《一個人的誕生》、魯迅的《二心集》和《偽自由書》、陳望道譯《蘇俄文學理論》、馮雪峰的《文學評論》等;

三、“暫緩發售之書目”,包括周起應譯《新俄文學中的男女》、丁玲的《一個女人》、胡也頻的《一幕悲劇的寫實》、柔石譯《浮士德與城》等;

四、“暫緩執行查禁之書目”,包括田漢的《檀泰琪兒之死》、胡也頻的《詩稿》、茅盾的《路》和《蝕》、阿英編《新文藝描寫辭典正續編》和《青年創作辭典》、陳望道譯《社會意識學大綱》等;

五、“應刪改之書目”,包括郭沫若的《創造十年》、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阿英的《勞動的音樂》,還有茅盾的幾部著名小說《子夜》、《春蠶》、《虹》等。

一些禁書的“理由”的說明,這兒也不妨摘錄幾段:

丁玲《一個人的誕生》被禁止發售的理由是:“內共小說4篇。皆繫描寫共產黨員生活之窮困,環境之惡劣,然猶奮鬥不絕。”

魯迅《偽自由書》被禁的理由是:“內共有雜感文40餘篇,多譏評攻訐政府當局之處,以《偽自由書》為書名,其意亦在詆毀當局。”

田漢《咖啡店一夜》“內有《午飯之前》一劇,描寫工人生活”,“頗含鬥爭意識,應刪去”。

茅盾的《子夜》也被國民黨政府以“描寫工潮”、“描寫工廠”、“諷刺本黨”等罪名,歸入“應行刪改”一類。結果隻得把描寫農村暴動的第4章和描寫工廠罷工的第15章全部刪去。刪後共缺63頁。

這份由潘公展、吳醒亞、童行白簽署的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執行委員會的批文下令:“單開各種刊物,分別繳毀、停售具報,毋再延誤,是為至要。”時間是民國23年3月20日。現在如果有誰能弄齊這149本書,對研究中國文網史一定是有益的。

“皖南事變”後 港局勢也緊張起來,進步書籍報刊必須送港英當局審查,經審查後的報刊往往面目全非,幾乎每頁都被開了“天窗”,有的干脆被刪得隻剩個標題。茅盾先生主辦的散文刊物《筆談》,以小品文形式,談古論今冷嘲熱諷,對日本侵略者的強盜行徑、漢奸走狗的屈膝投降和國民黨當局搞“磨擦”,進行猛烈地抨擊。因此受到港英當局的監視和迫害。全部7期《筆談》每期都遭到“開天窗”的阨運。茅盾後來回憶說:“這些開了天窗的文章,現在隻能永遠帶著它們的殘缺了。”

30年代,文壇曾經發生過一次“新生事件”。《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1935年5月4日出版)刊載了易水(艾寒松)《閑話皇帝》一文,其中寫道:“日本的天皇,是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為世襲的關繫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雖也奉天皇之名義而行,其實早就做不得主,接見外賓的時候用著天皇,閱兵的時候用得著天皇,舉行什麼大典的時候用得著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記了;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上面已經說過:現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歡研究生物學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許多不相干的事來尋著他,他的生物學上的成就,也許比現在還要多些,據說他已在生物學上發明了很多的東西,在學術上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卻是舍不得丟棄‘天皇’的這一個古董。自然,對於現階段的日本的統治上,是有很大的幫助的,這就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分人的罪惡。”周刊出版後,引起日方的強烈抗議,他們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由,提出封閉《新生》周刊、沒收這一期《新生》、懲辦《新生》主持人杜重遠和易水,並且要懲辦上海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因為《新生》周刊的每期稿件都是向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送審的,每期封底上都印有“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號”字樣。國民黨政府為了向“友邦”表示誠意,隻得將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撤消。這個臭名昭著的委員會成立於1934年4月,在一年多時間裡,它為國民黨文化“圍剿”立下了顯赫戰功。同年9月25日的《中華日報》上曾有一則消息,說是這個委員會,4個月來,“審查各種雜志書籍五百餘種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10萬以上。審查手續異常迅速,雖洋洋巨著,至多不過二天”。這些審查官老爺們大筆一揮,不知扼殺了多少進步作品。

蔣介石上臺後,國民黨內部各派繫紛爭不已,反映不同意見的書刊,也被查禁。如改組派的《革命評論》、《陳公博最近言論》;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的《護黨周刊》;桂繫的《蔣介石竊黨禍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革命行動》半月刊。國家主義派的《三民主義批評》、《國家主義概論》,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民鐸》、《時代前》等都在禁之列。

目前尚沒有一部完整的民國禁書史。魯迅先生有一次和唐料辛? 傅攪送際榧觳榍榭觶 逞肝侍訖聊懿荒鼙嘈匆徊恐洩文網史,唐說這個工程過於浩大,自己力不勝任,魯迅點頭表示同意。但唐料壬開始留心禁書的記載,而且把現代禁書作為一個主要內容。經長夜披讀,手自摘抄,分類排比,積久成帙,已成初稿。不幸的是,這部有價值的手稿,卻丟失在一次亡命中。唐料壬沒能做完這件事。隻是在他的文章中零星地涉及到這個問題,在《晦庵書話》中給我們留下了四篇關於禁書的文章。另外,張靜廬所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有比較豐富的資料。近期,倪墨炎所著《現代文壇災禍錄》,主要介紹民國時期禁書情況,資料翔實,有興趣者可以找來讀一讀。

為了對付反動當局對進步書刊的查禁,革命人士采取了種種抗爭辦法。首先是針鋒相對,進行直接的鬥爭。如1938年《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強烈抨擊查禁書刊,要求議論自由。鄒韜奮等在國民參政會上,要求撤消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1943年11月18日,王亞平、丁玲、老舍、茅盾、夏衍、胡風等53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就反對審查制度向國民黨政府提出14條建議。在抗爭中,有時索性“拒檢”。1945年,黃炎培、褚輔成等6位國民參政員,應毛澤東邀請,去延安訪問。回來後,黃炎培撰寫了《延安歸來》一書,以日記體形式記載了作者目睹的延安新氣像。按當時形勢,如送檢,必被扣押,至少被刪得體無完膚。黃炎培采納中共黨員黃洛峰的建議,不送檢,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發行。結果,印兩萬冊,幾天內就銷完。當局措手不及。進步文化人士由此得到啟發,並開展了一場“拒檢”運動。

“開天窗”是一種巧妙的抗爭辦法。“皖南事變”發生後,1941年1月8日《新華日報》開了兩塊天窗,上面刊有周恩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將國民黨封鎖多日的皖南事變消息揭露出來,引起了民眾的震驚和抗議。1920年11月創刊的《共產黨》月刊,在印行中,文章被法租界捕房當局沒收。任主編的李達將缺頁照常印行,在空白處印出大字:“此面被法捕房沒收了”。有力地揭露了當局的橫行霸道。

最普遍的鬥爭辦法就是采用偽裝書的辦法。這種書刊封面名稱和書的內容毫不相干,有的采用當時流行書籍的名稱,有的用諧音制作一個極為普通的書名,有時索性套用國民黨軍政要員著述的書名,甚至用一個十分庸俗的名稱。唐了擔骸白魑 炊 持蝸露氛貜漱@個特色,尖銳的形勢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冊子蒙上一層足以瞞過敵人的保護色,就像戰士在前沿陣地用草葉和樹枝來偽裝自己一樣。”

上海圖書館有一冊1929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印的《中國工人》第8期,裡面有蘇兆征《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報告》等文章,可封面上赫然印著“愛的叢書”。這種叢書是由有“性博士”之稱的張競生編輯出版,靄理斯著《性心理學》的節譯本。

《紅旗》是我黨早期一種重要刊物,當然是國民黨重點查禁對像,所以偽裝的式樣也很多。先後有《時事周刊》、《實業周刊》、《光明之路》、《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報》、《快樂之神》、《經濟統計》等。《布爾什維克》也有很多偽裝的名目,如《中央半月刊》、《中國文化史》、《中國考古史》、《金貴銀賤之研究》、《虹》、《平民》、《經濟月刊》等等名稱。弄得檢查老爺接應不暇,手忙腳亂。唐兩檣?有一個進步刊物,用了一個《腦膜炎預防法》的書名,暗寓可以醫治思想,清醒頭腦的意思。有一次,有人拿了一本到上海郵局寄發,恰巧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駐郵局的檢查老爺看到了,當事人心裡正在發急,不料這位“老爺”剛一伸手,看到書名,竟像燙著了火一樣,立即縮回去,撅起嘴巴扭著鼻子走掉了。原來他以為看這種書的人可能已經有腦膜炎癥像,容易傳染,自己性命要緊,倒不如趕快躲開為是。

1929年4月19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布了一個《查毀共黨假名刊物》密令。同年7月,國民黨中執會致國民政府的查禁書報刊的文中,有一份《共產黨刊物化名表》,列出幾十種偽裝刊物:

《少年先鋒》化名《閨中麗影》、《童話》。

《中國工人》化名《漫畫集》、《紅佛夜奔》、《南極仙翁》。

《列寧青年》化名《何典》、《列強在華經濟的勢力及其外交政策》。

在國民黨有關查禁書刊的一些公文中,還列舉有這樣一些偽裝書刊:

《共產國際綱領》偽裝為《人口糧食問題》,《中國蘇維埃》偽裝成《民權初步》,《布爾什維克》偽裝成《新時代國語教科書》,《共產國際月刊》化名為《少年朋友保羅》,《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化名為《科學原理》,《國際七月決議及最近來信》化名《指南針》,《武裝暴動概要》偽裝成《文字學教育概要》,《資本主義的危機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任務》化名為《風草》。

真是五花八門,可見革命者為宣傳進步思想,也是動足了腦筋。

嚴寶善編《販書經眼錄》記一種偽裝本。毛訂一冊,油光紙油印本,略大於32開。封面橫題:東山周刊,東山中學校學生會編輯部出版,1928年11月10日。打開書,裡面卻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第一本《政治決議案》。

前不久,發現的《關於蘇維埃區域的宣傳材料》小冊子,即是一本偽裝本。其書的封面署為《群經概論》(經學叢刊第一輯)朱勤蒙編。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關於蘇維埃區域的宣傳材料,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編,1930年3月25日出版。小32開本,油印。全書共13章,約3萬字。這本書後被當局查獲,所以書的封面上寫有“反動刊物,十九、八、十,在浦東楊家渡查獲”字樣。

有時為了能更好地躲避檢查,甚至用庸俗的名稱。國民黨宣傳部門誣之為“掛羊頭賣狗肉”。如《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偽裝名“新出繪畫國色天 ”,周恩來寫《目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偽裝名“祈禱寶訓”,《共產黨宣言》偽裝“美人恩”,《布爾什維克》偽裝為“少女懷春”,《紅旗》偽裝為“一顧傾城”、“紅妮姑娘艷史”,《列寧青年》偽裝為“美滿姻緣”。

收藏毛澤東著作頗豐的奚景鵬先生向筆者介紹過幾種毛澤東著作偽裝本:一種是晉察冀編的《毛澤東選集》卷四,封面托名“紅樓夢考證拾遺”,署劉大白著;第二種是《論聯合政府》,書名為“和平奮鬥救中國”,標為 港時代出版社時論叢刊之一;第三種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是1949年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元旦社論,偽裝書名為《群眾》周刊,封面《談婚姻道德》。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用的書名竟是《嬰兒保護法》。

《秉燭後談》是周作人的一本著作,1944年由日偽統治下的北京“新民印書館”出版發行的,為“《藝文叢書》之六”。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地下黨組織利用這本書書名,印發一本宣傳冊子。封面和原書一樣,書前的目錄也用原書篇名,而且書中各篇文章前也冠以原篇名,內容卻全都不同。全書19個篇名,則是19件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重要文件。第一篇原名是“南堂詩抄”,下面的內容是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關於工商業政策的一節;“俞理初的詼諧”篇名下,則是劉寧一的報告《解放區的工業政策》;“老年的書”篇名下是新華社紀念“二七”的社論;“兒時雜事”篇名下是《晉冀魯豫中央局糾正左傾冒險主義的指示》;最後,“無所不談”篇名下是l948年11月1日,朱德、彭德懷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頒發懲處戰爭罪犯命令》。書後還印有“看完後請將此書借給你的親友”字樣,設想得多麼周到。去年,這種偽裝書在中國書店古舊書刊拍賣會上出現,底價為400元。

1948年元旦,上海有很多人收到了一個封面寫著“恭賀新禧”的小冊子,書的右上角印著“一九四八年元旦”,左下角印著“大眾公司賀”。打開一看,裡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綱及其決議》、《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等文章。還附錄了方方寫的《迎接大反攻》一文。可以想像,盼解放的人們,接到這份賀禮,將是什麼樣一種興奮心情。今天,我們如能收集到這種偽裝書,是不是也可以體味到這種心情呢。

(摘自《書海殊塵––漫話老版本書刊》,宋慶森著,新華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

資料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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