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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霍爾――從媒介功能和新聞真實性的角度看

作者:楊擊 1


  [內容摘要]霍爾是在英國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學統之內研究大衆傳媒的。霍爾把這種理論活動本身看做是一種政治實踐,這和我國的黨報理論的出發點是一致的。 霍爾對主流傳播理論的批判是從其不自覺的政治立場爲切入點的。媒介的功能能夠是什麽和應該是什麽是兩個層面問題。對應該是什麽這一問題的回答反映了不同的媒介理論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訴求。霍爾視媒介産品爲現實(reality)的建構而非實現的反映,因而訴諸事實性(factuality)的新聞真實性問題是一個僞問題。

  我們很難給霍爾找出一個正確的定位,說他是傳統學院建制的某某學科某某專業的某某學家,雖然他最後的大學任職是開放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但是他不會被承認爲一個標準的社會學家。作爲一個有意識地進行傳播研究,並對這個領域的學術實踐産生了深遠影響的人物,霍爾並不自詡爲傳播學家。因爲無論是對主流範式的美國傳播理論還是對他自己側身其中的批判范式,霍爾都不認爲它們是自給自足的、獨立的一門學科,他把它們稱爲"局部的理論"regional theory)(霍爾,1989,第43頁)。

  霍爾是從整個社會結構來關照媒介及其傳播活動的,尤其是從文化意義的角度考察媒介在社會的結構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霍爾最重要的觀點,首先認爲媒介産品並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對什麽是現實的定義和建構。第二,媒介産品雖然仍被歸入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的範疇,因其不再是某個物件的簡單反映。而是對現實的重新建構,所以不再僅僅被經濟基礎所決定,而是具有相對的自主性,並且具有一種"物質的力量"(同上)。這樣,媒介就可以透過其意識形態的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參加對文化霸權的爭奪。①對於霍爾來說,媒介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每一次意識形態鬥爭的結果,都會對社會結構的重塑發生影響。意識形態是霍爾在理論上的落腳點,爭奪文化霸權則是霍爾在政治上的策略。②

  對於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界來說,無論是從事黨報理論研究的還是致力於傳播學研究的,霍爾都是一個陌生人和闖入者。理解霍爾,需要寬廣的學術胸襟和深厚的人文關懷。嚴格來講,傳統新聞學和主流傳播理論與批判範式之間是無法互爲解釋的,因爲它們的前提預設不同,問題設置(problematic)不同,要理解對方,只有站在對方的角度上去看問題。爲了便於理解,我在這媢襄掍怹N爾的媒介思想來解釋我們所熟悉的媒介功能和新聞的真實性命題,並將其與黨報理論和主流傳播理論對這兩個命題的論述作一比較描述。

  關於媒介的功能問題

  我國的黨報理論是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確立其傳統和地位的。1942922日《解放日報》的社論《黨與黨報》爲我們黨的媒介(當時的報紙)的功能定下了基調:"報紙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組織者"。這堛熄剪擗ㄛO報館同仁,而是整個黨的組織。在黨報工作的編輯記者,是党的組織的一部分。"報紙是黨的喉舌,是一個巨大集體的喉舌"。我們可以稱之爲媒介喉舌論或媒介工具論。

  王中在1956年寫作的《新聞學原理大綱》中論及報紙的性質和職能時提出"報紙是傳佈新聞的工具",但是"報紙,廣播,電視傳佈新聞僅爲其任務之一"。王中始終不忘報紙是無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但是強調只有通過"辦報賣""買報看"兩方面的結合才能發揮宣傳作用,這就是所謂的報紙的宣傳和商品的兩重性(王中,1999,第37-38頁。余家宏和丁淦林,1999,第109頁)。我們姑且把它稱爲媒介功能的折衷論。

  主流傳播理論的媒介功能觀以拉斯威爾1948年提出的框架爲基礎,即環境監測,社會各部分的聯繫以及文化遺産的傳承。經過不斷修正,又增加了娛樂和動員兩項功能(麥奎爾,1994,第79頁)。這是以自由媒介觀爲前提的多元功能論。

  霍爾則認爲媒介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工具。媒介通過表意過程建構現實(reality),制定"形勢的定義"definition of situation),給閱聽人提供一個世界的圖景。雖然媒介並非直接從權力機構獲得指令,或者有意識地對世界進行歪曲的解釋去迎合優勢定義,但是它們對每個人都同意的東西,即共識的一般邊界或框架非常敏感,也只有在這種邊界和框架之內它們才能合法地運作下去。所以,"媒介一方面用'共識'來引導自己,同時又以一種建構的方式試著塑造共識,它變成一種"贊同的生産(production of consent)辯證過程的一部分""這使得媒介總是代表著國家中優勢的社會利益"(霍爾,1994,第116-117頁)。而閱聽人對媒介所提供的情景的定義並非照單全收,他們往往根據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不同位置來讀解媒介所制定的情景定義。霍爾把閱聽人的解碼分成三種立場:主流霸權的(dominantegemonic),協商的(negotiated)和對抗的(oppositional)(霍爾,1999,第59-61頁)。從媒介産品到閱聽人的讀解是一個意義生産的過程,制碼和解碼之間的衝突就是意識形態的衝突,所以媒介就成了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

  不難看出,黨報理論只認可媒介在黨的指導下爲黨的利益服務的功能。王中則是從實際效果的角度考慮,如果報紙賣不出去無從發揮黨的宣傳作用。傳播理論對自由媒介充滿樂觀,它不但可以提供資訊,解釋資訊,建立共識,傳承文化,還可以在戰爭、競選或宗教活動中發揮動員作用。霍爾則強調,傳播活動一開始就已經有意識形態的前提了,透過媒介的放大和閱聽人的消費,這種意識形態就和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係接合在一起。從根本上來說,不管你把媒介有意識地當做一種什麽工具來使用,不管你旨在發揮媒介的哪一項功能,你從一開始就是有前提假設的,所以一開始就具有意識形態的訴求了。

  從表面上來看,霍爾的媒介思想和我國的黨報理論在意識形態訴求方面有某種契合之處,但是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黨報理論中的意識形態訴求是通過一個政黨的現實政治力量實現的,是具有強制排他性的,而霍爾所指的是一個傳播活動過程完成以後它所産生的不同意義所具有的可能的意識形態訴求,它和權力的接合始終是變動不居的,對世界的優勢定義並不總能取得勝利,因此通過意識形態的鬥爭,社會形構的方向是可能發生改變的。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前面3種理論恰好是一致的,它們都建立在主客體兩分的二元論的基礎上,相信有獨立於人之外的自在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至少可以把兩者分開來考察,其結果不得不是機械的反映論了。
理論類別  主要觀點  標簽  認識論  主義或立場
黨報理論  宣傳、教育、組織工具  喉舌論或工具論  二元,反映論  古典馬克思主義
王中思想  傳播新聞的工具;因實現其商品屬性的基礎才能發揮宣傳作用  折衷論  二元,反映論  實用主義
傳播理論  提供資訊,反映周遭世界:解釋資訊,建立共識,實現社會化;傳承文化;娛樂;動員  多元功能論  二元,反映論  自由多元主義
霍爾思想  建構實現,制定情景定義,接合權力,形構社會;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  意識形態論  二元,建構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
霍爾在認識論上是堅決反對機械的反映論的。在他看來,反映論既是一種決定論,也是一種宿命論。對反映論的信奉還原到政治立場上只能是對現實的屈服和認同。在理論上,他同意阿爾杜塞關於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兩分法。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教堂、學校、媒介等組織機構,它們雖然被歸入上層建築的範疇,但是從現實效果來看,它們已經具備了"物質性"materiality)(張錦華,1994,第105頁,143頁)意識形態已經不是某種既有社會結構或秩序的後續反映了,它伴隨著建構社會結構和秩序的全過程,並在此過程當中始終是有所作爲的。從這塈畯怳]能感受到霍爾的政治立場和理論策略是互爲因果的。

  Jay Blumler③批評霍爾的觀點是"泛意識形態"的(overideological view)。我想這堹A及到"意識形態"概念本身的轉換。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有3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它是國家級的宏大敍事;第二,它帶有強迫性;第三,它往往是自覺的。霍爾這堜珓的意識形態,比如透過學校教育的,透過傳播活動的,透過學術活動的,是一種次一級的話語力量,它並非通過強制性來實現其意義的,更多的是通過"自然化",通過"共識",通過不證自明的形態來實現其意義的。作爲對Blumler批評的回應,霍爾分析了主流傳播理論的意識形態。霍爾認爲它們無非是通過"自然化"④、"去歷史化""永琱"實現其意識形態的--主流傳播理論是通過樹立其"價值開放""價值中立"的形象,用"科學性"的手段掩蓋它們和民主政體中的"政治"的共謀(霍爾,1989,第45頁)。

  霍爾並不否認主流傳播理論在其自身層面上的有效性,但是他反對它們聲稱自己是價值中立的,因而可以排斥所有與其從不同立場出發的理論與價值觀。

  如果用霍爾的一元建構論衡量,前3種站在反映論立場上的理論以及它們之間的爭議是無效的。只有站在價值層面去判斷誰的意識形態訴求更合法才有討論和比較的可能。霍爾揭示出自由多元主義掩蓋其意識形態,並不表明他否定自由多元主義的民主社會;而霍爾思想和我國的黨報理論在政治訴求中的契合,並不能成爲對任何政治力量服膺的理由。霍爾給我們提供了第三種視角,即哪一種理論都具有意識形態訴求,至於它們的合法性只有從實踐中去尋找。無論如何,我們對於現實首先要有一種有效的描述。

  關於真實性、客觀性和現實諸概念

  如果說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給黨報理論的喉舌論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那麽,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又給這種政治手段提供了理論依據。

  "用事實說明"一開始就是作爲中囯共產黨的鬥爭策略在其辦報路線中的直接反映。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的發刊詞中不斷重復的"請看事實"這句話被認爲是"中共黨報新聞真實思想的源頭"(黃旦,1998,第102頁)。 很顯然,即使是宣傳,中囯共產黨人也十分清楚必須符合傳播規律,否則報紙宣傳不但會失去功效,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共產黨的性質,喪失了共產黨的威信。陸定一的《我們對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正是循著這一思路對黨報的新聞真實性原則作了一次全面的理論論述。新聞爲什麽必須真實,因爲新聞來源於事實,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但事實只是新聞真實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所以即便具備了西方新聞理論中的五個W,真實性不會自動到來。那麽,新聞如何才能真實呢?"只有把尊重事實和革命立場結合起來""只有爲人民服務的報紙,與人民有密切聯繫的報紙,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那麽是什麽賦予這種革命立場以合法性的呢?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是最進步的生産者的階級,能夠老老實實地理解事物,按其本來面目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或減損(陸定一,1980,第187?88頁)。從這兩方面來看,黨報理論無疑是以其信奉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正確的策略的統一來爲其鬥爭實踐服務的。

  有意思的是,西方新聞理論中的客觀性原則也是發軔於當時的辦報策略,只是它所追求的並非最大的政治宣傳效應,而是最大的經濟利益。只是到後來,這種客觀性訴求才被賦予理想主義色彩的。客觀性策略經過百多年的新聞實踐,發展出了一個較爲成熟和穩定的理論框架,同時成爲西方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理念。

  瑞典學者Westerstahl在考察瑞典廣播制度中的客觀性程度所用的客觀性標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這一模式中,客觀性(Objectivity)包含事實性(Factuality)和公正性(Impartiality)兩個方面。事實性則由真實性(Truth)和相關性(Relevance)(指選擇過程,這種選擇是根據預期中的閱聽人作出的),而公正性是通過平衡(Balance)各種消息來源和對事件的不同解釋所顯示出來的中立(Neutrality)而獲得的(麥奎爾,1994,第147頁)。

  比較這個模式中第二層面左邊的三角和陸定一的模式。這堛滲u實性的內涵和陸氏的事實性是一致的,都是指所報道的事件和言論是可以核實的。這堛漪袺鰫呇b陸氏那堿O惟一的,即"與人民有密切的聯繫"。至於公正性,既然馬克思主義已經證明了革命性是惟一合法的,自然也是公正的,最終就無須訴諸客觀性了。

  陸氏模式是政治立場和操作性的兩結合。客觀性模式隱去了它的意識形態前提:自由多元主義社會的政治立場,於是這種特殊的專業主義操作理念被想象成普遍的新聞學真理。黨報理論視這種客觀性是虛僞的,欺騙人的東西。這種客觀性可以被視爲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築中需要被批判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一種被統治階級竭力自然化的假意識。但是從實際出發,批判其爲"假意識"是無效的,有效的研究應該是揭示它是如何被自然化的,如何成爲一種爲新聞工作者和廣大的閱聽人所共同接受的一種理念。

  霍爾正是從這個角度切入的。他首先去體認這種意識,然後去揭示潛藏在這種"客觀性"專業理念背後的對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等重大命題的前提假設。西方主流傳播理論所標榜的超歷史的立場正是霍爾所要否認的。霍爾並不反對這種專業理念本身,而是反對這種理念的持有者自詡爲無價值前提,由此而封殺其他的價值訴求。霍爾的問題設置是這種專業理念的自然化過程是如何完成和達到的。如果從霍爾的角度考察我國的新聞事業,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麽黨報理論在並未完成自然化的前提下一樣發揮著強有力的作用?或者說黨報理論自然化的可能性是怎樣的?

  霍爾對"客觀性"乃至整個主流傳播理論的批判正是從認識論著手的,我們可以從他對"現實"reality)的定義來考察這個問題。霍爾反對主客觀兩分的機械反映論,因而在他那堸洃擦W立於主體之外的事實(fact)和主體對事實的反映是沒有意義的。他更注重我們所能認知的"現實"。這種現實不是靜止的,不是獨立於主體之外在某處的一件完整的,等待我們去感知的東西(object);而是被媒介和其他機構不斷建構的,也是被閱聽人從不同的角度不斷感知的。媒介如果成功地將其對世界的表徵(representation)變爲一種公認的對現實的定義,媒介就成功地控制了閱聽人,獲得了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權力。

  在霍爾那堙A現實不再被看成只是一組給定事實的組成,它是特定方式建構現實的結果。媒介不只是再生産"現實",它定義了什麽是"現實"(霍爾,1994,第84頁)。現實是建構的這一概念代替了媒介研究中作爲主要問題的"反映"的概念。這種觀念與自由多元主義者關於社會秩序的模式是相對的,後者把現實看做是自然浮現出來的,而不是廣泛散佈於社會中的表徵和文化權力所産生的。霍爾挑戰現實的"自然性",並進一步指出媒介是維護和履行中心文化的文化權力的主要機制,因爲媒介通過對世界、對"現實"、對"自然"的描述完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塑造:

  整個意識形態環境的形塑,運用天生或神聖的必然性,以有限的視角來呈現事物的秩序,使得它們看來像是普遍的、自然的,而且與"現實"本身相符。這個運動--旨在對世界的偏袒的,特殊的解釋贏得普遍有效性和合法性,旨在使對"現實"的建構看起來理所當然--實際上是"意識形態"的特性和特有手法(1994,第86頁)。

  霍爾關於"現實""真相"the real)問題的論述和專業主義理念中的客觀性命題完全是從不同的問題設置角度出發的。霍爾想要質疑的是客觀性命題的前提假設--自由多元主義的社會模式論。客觀性只是在對這種不自覺的假設認可的前提下發展出來的一套操作理念,我們可以稱之爲一種已經解決了政治問題的學術問題。黨報理論中的"真實性"命題則是在自覺的政治訴求前提之下對黨的新聞事業的規定,和霍爾的"現實"命題相比較,它們的理論旨趣都是哲學的,它們的政治指向都是左翼的(雖然立場有古典馬克

  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義之分),區別在於霍爾將自己置於一種開放的有待修正的哲學之中,而黨報理論的哲學指向則是惟一的;霍爾代表了一種非主流政治力量的價值訴求,黨報理論則以其現實的新聞事業爲依據。

  小結

  理解霍爾,重要的是要瞭解,霍爾把他所有的理論活動當作是一種社會參與和政治實踐。在霍爾那堙A已經不存在我們所熟悉的所謂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了。霍爾的整個工作,雖然採取的是與傳統的新聞傳播理論完全不同的路徑,有著深厚的人文學科背景,但終究是可以理解的。難點在於他對學術本身的態度,接受了這種態度,才有真正理解的可能。霍爾的媒介研究其實是將新聞傳播理論置於人文層面來考察的一種嘗試,他對學術活動價值中立的批判,也是20世紀人文思潮當中對理性和確定性的質疑在媒介研究中的反映。

  事實上,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長期以來的爭論也可以還原到哲學命題的爭論上來。有迹象表明,有些論者的最終焦點已經落到對黑格爾的"存在是合理"的命題的不同看法上面了。⑤只是在表面上看來還是媒介的功能之爭,或者說是媒介功能的合法性之爭。這種功能的合法性之爭又往往被曲折地表達爲新聞的本性之爭,新聞學的範疇之爭,新聞史研究中的"喉舌""耳目"之爭。⑥事實或真實性往往被爭論諸方拿來作爲自身合法的護身符,其中對各自理論合法性的論證(或價值訴求)往往是用媒介功能能夠是什麽來表達應該是什麽的意思。引進霍爾的媒介思想,從一種新的視角來關照,終止簡單的非此即彼的理論願望,在對現實體認的條件下重新思考我們的理論建設,在實踐中應該是更爲有效的。

注釋:
霍爾的現實建構論來自索緒爾的符號的約定俗成理論;媒介不是被簡單決定的思想來自阿爾杜塞的"多元決定論"overdetermination)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文化霸權的概念則來自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和文化領導權(cultural leadership)理論。霍爾對這些理論的概念的創造性的接合就構成了霍爾對意識形態這個範疇的特有論述。詳見張錦華《傳播批判理論》第5章。
這堛熒N識形態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爲社會結構中不同位置不同利益集團的對政治正確性的理解和表達,而不僅僅是主流或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本身。
Jay Blumler,走政治經濟學路徑的英國批判傳播者
霍爾的"自然化"概念來自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段的地位的新階級,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詳見黃旦博士論文的結束和呂新雨《以人的社會存在的新聞與新聞事業》第5節。
詳見寧樹藩《關於新聞學理論研究歷史與現狀的對話》,黃旦《中國百年新聞思想主潮流》,呂新雨《以人的社會存在爲背景的新聞與新聞事業》,江莘荑《新聞價值只能來自新聞事實》。

本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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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1999),《以人的社會存在爲背景的新聞與新聞事業》,見陳桂蘭《薪繼火傳》。復旦大學出版社。
江莘荑《新聞價值只能來自新聞事實》。見陳桂蘭《薪繼火傳》。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郵編:200437

來源:《現代傳播》2001.3

      上網日期 20020318

資料來源: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wencui/020318200/0203182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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