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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第二現代：現代解構後的再建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基於理性主義的“現代性”是否還能維持(甚至於是否曾經存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然而除了宣告現代秩序已經瓦解的後現代主義(盛行於法國及美國)，八十年代初起，另有一些德國社會學家，一方面承認現代解構的現象，一方面則試圖在理論甚至實踐上，嘗試現代的再建構工作。而自從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提出了“第二現代”(Die Zweite Moderne)一詞(Beck l997：25)，雖然包含在此一概念之下的各種視野並非貝克所獨創，但以其在相關理論研究上的貢獻與影響力，我們很有理由以“第二現代”一詞表示“(第一)現代解構後的再建構工程”。
後現代批評現代的理性主義、普遍化的理論概念，強調多元性、片斷性、不確定性(Best／Kellner l994：22)。後現代學者鮑德裏亞爾(Baudrillard)以“內爆”(implosiion)的概念描述各種界限的崩潰，並宣稱“社會性的終結”(Baudrillard
1983；參閱Best／Kellner l994：150-155 ＆ Smart l997：69-74)。而社會學是與現代性同時出現的(Smart
l997：53)，現代性的終結即等於社會學的終結。德國社會學界對後現代主義不感興趣，兩者間的對話很少。然而，在德國發展出的“第二現代”思潮，可以說是(第一)現代理論與後現代理論之外的“第三條路”；第二現代不論是與第一現代或後現代，均有相同、相異之處。
第二現代與第一現代一樣，均重視入的理性；但第二現代與後現代相同之處是，第二現代亦覺察到現代性的解構，且強調多元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後現代的反理性主義精神，使其被視?一種虛無主義(Best／Kellner1994：22；黃瑞祺
2000：219)，研究現代與後現代的學者黃瑞棋說：“後現代蘊含一種焦慮不安、沒方向、迷惑等感覺。……不知道朝什?方向、什?目標前進。”(黃瑞棋：2000：219)第二現代則企圖找出方向。在指出第一現代解構的事實後，第二現代思潮試圖在理論上甚至實踐上，進行再建構的工程。第二現代雖反對那種反歷史的現代性(歷史之終結)，但它並非反現代，而是要將現代歷史化，視現代化?“(永遠)未完成的現代化”。第二現代也反對線性思考方式，強調多元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它不是只停留在此，而是要追求“建立於不確定性中的多元秩序”。
綜觀各種第二現代思想，筆者認?，第二現代主要關注於三種第一現代的解構現象，並分別提出三種對策(再建構工程)，詳見表一：
在現代解構後的再建構過程中，“個人主義化”(Individulisierung)是表一所顯示的三個核心問題之一，它同時牽涉“社會團體的瓦解”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相。然而此一論題的含義及其究竟有無新意，在德國社會學界引發了爭論。本文以下先談社會階級(階層)的終結與個人主義化，接著詮釋貝克夫婦的個人主義化論點，然後介紹一些批判者如何以“理性選擇理論”批評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點，最後一部分一方面是筆者對以上正、反雙方的評論，一方面則從中發掘出一些重要問題，進行較有開創性的討論。
二、社會階級(階層)的終結與個人主義化
(一)階級(階層)理論的困境
個人主義化論題其實發源自德國社會學者對傳統社會階級(階層)理論的批判，及對建立新的社會不平等模式的嘗試。以筆者所能搜集到的資料，最早是在1982年，克瑞可(Reinhard
KreckeI)?文對所謂“垂直式的”不平等模式(即階級、階層模式)提出了批判(Kreckel l982)。接著在1983年，克瑞可主編了《社會不平等》(Soziale
Ungleichheiten．Gottingen)一書，其中收錄了貝克(Ulrich Beck的一篇論文，題?(階級與地位的彼岸?——社會不平等、社會個人主義化過程及新的生活形式及認同的?生)(Jenseits
von Klassen und Stand?——Soziale Ungleichheit? gesellschaftliche lndividual-isierungsprozesse
und die Entstehung neuer sozialer Formationen und Iden-titaten)，將個人主義化與階級、地位的終結聯繫起來，並提出“社會不平等個人主義化”的概念(Beck
l983)。1986年，貝克出版《風險社會——邁向另一個現代之路》(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M．)，其第二部分即題?“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工業社會生活形式的去傳統化”。隨著該書的熱賣，個人主義化論題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注意。
個人主義化論題起源於對階級、階層模式的質疑，而階級、階層的終結，即是一種個人主義化的現象(雖然個人主義化的含義有待商榷，詳下文)。批判階級、階層模式的德國社會學者認?，雖然社會階級(階層)模式下有多種劃分與測量階級(階層)的方式，但它們都具有以下三點共同之處：
一、社會階級(階層)模式描述的社會不平等是團體(亦即階層或階級)間的不平等。此種模式並且假定，同一階級(階層)的成員有著共同的社會性質與命運(參閱beckel
1997：123)。；
二、它們用垂直式的語意學(上、中、下階級[階層])描述社會不平等的結構(Hradil 1987b：121；Kreckel 1985：307，1987:93—94)。
三、社會階級(階層)模式視所得、教育、聲望、權力?主要的社會不平等面向，在實際的研究上，此模式又以“職業”作?上述四個面向的主要關涉點(Hradil
1987b：117；參閱Hradil 1983：101；Berger／Hradil 1990：5-6)，並假定被分析的社會是“工作社會”(Kreckel
1985：307，1987:94)，亦即一充分就業之社會；換言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在工作與生產關係(Kreckel 1985：307)。因此，社會階級(階層)模式的主要分析物件是男性、成年的“正常公民”(beckel
1982：618)。而無經濟自主性的社會成員，或者根據他們的經濟支持者(例如家庭主婦根據其丈夫、未成年人根據其父親或母親)，或者(例如退休者)根據他們從前、(例如學生)根據他們未來(可能)的經濟活動，來決定其隸屬之階級(階層)(Kreckel
1985：307，1987：95)。
(特別是)上述第三項特性，使社會階級(階層)模式無法涵蓋所有的社會成員、社會部門和社會次體系，因此自六十年代末，學界即越來越傾向以較廣泛的“社會不平等”概念取代之(參閱Kreckel
1982：617)。社會不平等的真實結構要比社會階級(階層)模式所描述的複雜得多。尤其是新近才形成或才顯得重要的社會不平等新面向‘，並非對所有的入、在所有的時候、在每一個生活範圍內都有著相同的重要性(Hradil
1987b：124-125)，這使得研究者在選擇測量社會不平等的指標時，更加困難。
七十年代，法國學者布邊厄(Bourdieu)提出以生活風格(Lebensstil)作?社會不平等的新分析面向，影響深遠。然而，布迪厄並未放棄階級概念。布迪厄的“社會空間”(Sozialer
Raum)概念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是“社會位置”(Stellung；Position)，其二是“生活風格空間”(Raum der Lebensstile)。社會位置牽涉的是客觀的生活條件，具有相同位置的人組成某一階級；生活風格則是行動者在象徵體系中的外顯行?(Bourdieu
1985：9-46；1998：171-399)。聯結社會位置(客觀的生活條件)與生活風格的是Habitus(習性；習得的性質)，亦即，客觀的生活條件塑造出Habitus，Habitus又決定了生活風格(Bourdieu
1974：125-158；1998：277-404；特別是1998：280之附圖)。換言之，對Bourdieu而言，生活風格可說是階級在象徵體系中的外顯形式，所謂的品味與風格是“階級品味與生活風格”(Bourdieu
1998：401)。
部分研究社會不平等的德國學者(以貝克、彼得·A．柏格[Peter A.Berger]、賀拉迪[Stefan Hradil]及克瑞可?代表)，則有較激進的想法。他們認?，尤其是在當今最先進的工業社會，很難僅僅根據社會階級(階層)模式來分析社會不平等，因此主張以新的概念和模式取代社會階級(階層)模式。筆者將他們的主張歸納?三個核心概念，即：1．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水平式的不平等；3．(個人可主觀決定的)生活風格。以上第三點，(個人可主觀決定的)生活風格，與個人主義化論題密切相關，亦可將其視?個人主義化的一種現象；第二點，水平式的不平等，則與本文題旨無甚相關。故以下僅討論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及生活風格與社會氛圍。
(二)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
如同前述，社會階級(階層)模式在分析社會不平等時系以團體(亦即階級或階層)?單位。然而當今的先進工業社會，由於經濟之富裕，及(在各國：規模大小不一的)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個人所掌握的資源、社會安全和流動性均有所增加，使個人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少受到客觀社會位置的影響（Hradil
1987b：122；1987a：161)。所得及生活水準、教育程度、社會流動性的提高，消除了作?階級建構前提的貧窮化和異化(EndrehRdung)，使社會不平等越來越成?個人的事(Beck
1986：122—133)，敏銳的觀察者因此要問：“在先進工業社會中，階級或階級衝突是否已不存在?”(參閱Beck 1983，1986：121-160；Ciegel
1987)。但階級的終結並不代表不平等的終結，相反，人類社會充斥著越來越多的風險及風險的不平等分配，然而風險的不平等分配也個人主義化了(Beck
1986：158)。
以失業風險?例，先進社會中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及隨之?生的新貧窮，很難用階級(階層)的概念去分析；失業比較屬於個人的命運，而且失業的狀態未必貫穿個人的生涯史，極可能只是個人生涯中斷續出現的現象(Beck
1986：143—151)。當工作位置的不穩定性增加時，每一個職業團體中的個人都有可能失業，失業已非某幾個特定社會階層的命運。而且我們很難將所有的失業者歸於一個“失業者”社會階層之下，這是因?同樣是失業者，卻有非常不同的教育程度和經歷，而失業狀態持續之長短，更因人而異。當一個社會的失業率高達10％至20％時，失業者的數量不可忽視，卻並未形成一具有共同性質、共同命運的社會團體，則失業者及與失業相伴隨之貧窮、社會聲望之降低，便無法透過傳統的社會階級(階層)模式來分析。
(三)生活風格與社會氛圍(soziale Milieus)
賀拉迪認?，不平等不僅與客觀的生活條件有關，也與個人的態度、氣質等主觀因素有關。經濟的富裕、資訊的爆炸及社會福利的擴展，使個人越來越有能力型塑自己的生活，主觀因素與不平等之間也因此有了越來越強的相關性，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因此形成(Hradil
1987a：161—162)。換言之，哪些生活條件是重要的、自己過得比別人好或是不如別人，越來越屬於個人主觀認知的問題。
鑒於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賀拉迪主張，在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上，應該將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加以區別，雖然這並不否定兩者間 可能的相關性(Hradil
1987a：161—162)。值得注意的是，主觀因素一方面屬於個人的認知範圍，但外在因素的影響、互動的過程、集體行?，會使某些不同的個人擁有某些相同的態度、氣質或意識類型，這就使得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生活風格”類型，而且這裏所謂的生活風格，並非具體的個人的日常思想與行?，而是經過研究者抽象化的某一社會群體的典型行?方式(Hradil1987a：163—164)。由是，生活風格本身便可作?社會群體的分類標準，而不再是某一階級、階層或社會位置的附屬性質；或者說，某一特定的“生活風格族群”是貫穿分佈於不同的階級、階層或社會位置。當然，在先進福利社會中，同一生活風格族群中的個人，未必有著共同的命運，這又是一種個人主義化的現象。
很明顯地，賀拉迪所謂的生活風格與前文敘及的布迪厄的生活風格概念是不同的。對於布迪厄而言，生活風格與社會階級密切相關，某一社會階級內相同的生活條件導致該階級成員擁有近似的Habitus，Habitus又決定了該階級的生活風格。賀拉迪的生活風格概念與外在的社會不平等結構間則不一定有相關性存在；生活風格可以是客觀環境條件的?物，也可以是個人的主觀選擇，因此，生活風格未必與社會位置相關(Hradil
1987a：164)。例如，消費風格固然與收人(客觀條件)有關，但也與消費者的主觀品味、欲望有關。
換言之，布迪厄雖然提出了生活風格作?社會不平等的新分析面向，但對他而言生活風格是附屬於社會階級的；賀拉迪則賦予生活風格較獨立的她位，生活風格本身，便可作?社會群體的分類標準，此即以下要介紹的“氛圍”(Milieu)概念。
擁有共同生活風格的人組成某一“氛圍”(Hradil 1987a：165)，氛圍的界定與其組成者的主觀動機、目標有關，也與其組成者行動的客觀條件與後果有關(Hradil
1987a：166)。氛圍(或者社會氛圍)又可分?微氛圍(Mikromillieus)和大氛圍(Makromillieus)兩種，前者其成員間有直接的接觸(例如具有相同生活風格的朋友圈子)，後者則包括(某一社會)所有擁有相似生活風格的個人，儘管他們可能從未有過接觸(Hradil
1987a：167—168)。
在賀拉迪的氛圍模式中，氛圍的界定指標是生活目標，換言之，不同的生活目標對不同的氛圍有不同的重要性(當然，這些生活目標都是普遍被接受的，只是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重要性)。其實，早在1979年，Nowak
＆Sorgel社會科學中心(簡稱SINUS)即開始研究德國人的生活風格與社會氛圍(用的是非結構性的訪問法)(參閱Hradil 1987a：127)。該公司1984年公佈的?德國香煙製造商Reemtsma做的一項研究(SINUS
1984)lo中，建構出西德社會的七種氛圍。賀拉迪將這七種氛圍與生活目標的概念相結合， 由表二可知，不同的社會氛圍有著不同的主要生活目標，而不同的生活目標涉及不同的不平等生活條件面向，則不同社會氛圍的成員，在認知、界定社會不平等時，所採納的指標應該有所不同。
三、個人主義化與(新)社會整合——貝克夫婦的論點
從前述貝克《風險社會——邁向另一個現代之路》一書，其第二部分的標題“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工業社會生活形式的去傳統化”(重點?筆者所加)，即可知道，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題牽涉的範圍不只是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在貝克的眼中，個人主義化實?高度工業化的福利社會的主要特徵，它標示著“大團體社會的終結”(Beck
1986：139)，亦即團體不再是社會與個人間之仲介物，個人與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直接關聯”(neueUnmittelbarkeit)(Beck
1986：158)。“個人自身成了社會在生活世界中的再生?單位。”(Beck 1986：209)面對個人主體性對社會影響的增加，社會學應更多地注意主體，貝克與其妻，Erlangen大學社會學教授Elisabeth
Beck-Gemsheim，因此主張建立起“個人社會學”(Soziologie des Individuums)(Beck/Beck-Gernsheim
1994：30)。
“大團體社會的終結”其實就是傳統社會學所認知(或者說型塑)的現代社會的解構，實際上也就是傳統社會學的解構。然而，貝克不像後現代論者那樣，停留于對現代的解構的觀察，而是在解構後做起了再建構的工作。這種再建構工作不只是理論上的，似乎也是貝克夫婦的一種使命宣言(詳下文)。
然而關於個人主義化論題的含義及適用性，是頗有爭議的。除了前述《風險社會》一書，貝克夫婦在1994年主編的《有風險的自由》(Riskante
Freineiten，Franfurt／M．)論文集中，發表了(現代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化——主體取向社會學的觀點與論爭)(IndividualisienIng
in modemen Gesellscha·ften—Perspektiven und Kontrover einer subjektorientierten
Soziologie)，該文較完整扼要地呈現了兩人對個人主義化的詮釋，但亦暴露出其論題的模糊性。
(一)“個人主義化”的含義
僅從字面理解，個人主義化論題牽涉的是社會聯繫力、社會團體的瓦解，及以個人?中心的價值觀的盛行，社會整合的問題似乎不屬於此一論題的範疇。前述“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及“生活風格的主觀化”概念，即不涉及社會整合的問題。然而，貝克所謂的個人主義化，實系一體兩面，其指涉的不只是社會聯繫的中斷，也涉及社會的再整合。貝克甚至用“三重的個人主義化”(dreifache
lndividualisierung)(Beck 1986：206)來形容。所謂三重的個人主義化，可理解?個人主義化的三個面向或三階段，這三個面向或三階段分別是：
1．個人從舊有的社會形式與聯繫中解脫出來(即“解脫面向”[Freisetzungsdimension])；
2． 舊有的信仰與規範失去了意義 (即 “除魔化面向”[Entzauberungsdimension])；
3．個人進入了新的社會聯繫中(控制或再整合面向[Kontrollbzw.Reintegrationsdimension])(Beck 1986：206)。
詮釋和批判貝克個人主義化論點的弗裏德裏斯，則將個人主義化區分?以下三階段：高程度的制度化；逐漸增強的解制度化及個人選擇(Option)可能性的增多；再制度化(Friedrichs
1998：35)。若對後兩個階段做更細緻的描述，則可區分?以下三個過程：1．對傳統機制依賴程度的減低；2．選擇多樣化，個人可規劃自己的生涯史；3．新的制度化依賴，最重要的是勞動市場(Friedrichs
1998：37)。(以上1．與2.，系弗裏德裏斯根據Beck 1986：116-117及Beck/Beck-Gemsheim 1994：14-15；3．系根據Beck
1986：119及Beck／Beck-Gernsheim 1994：14。)
貝克所謂三重的個人主義化，其頭兩個面向——解脫面向與除魔化面向，均屬於舊社會秩序瓦解的過程，所以，較簡化地說，個人主義化包含有“(舊)社會(秩序)解體”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向。前述貝克夫婦1994年的論文中，亦視個人主義化?包含雙重含義的概念，而其第一層含義是：“既定的社會生活形式的瓦解”(例如“階級和地位、性別角色、家庭、鄰里關係等”)；與此伴隨的問題是：“何種新的生活形式會出現”?由此便導出個人主義化的第二層意義：“在現代社會中，個人面臨新的制度要求、控制與強制。”(Beck/Beck-Gemsheim
1994：11-12)這些現代的、非傳統的規則，透過勞動市場、福利國家、官僚體系運作，可謂嚴密繁複，然而貝克夫婦並不認?這些規則(Vorgaben)僅僅是對個人的束縛，反而認?其存在的目的在於使個人能“過自己的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規則必須由個人自行建立起來，因?，現代的制度主要不是行?的限制，而是供給與行?的鼓勵(例如社會福利)，個人必須努力以赴才能在競爭中獲得供給與獎勵(Beck／Beck-Gemsheim
1994：12)。現代的規則不僅使個人有更多的機會過自己的生活，還阻礙了家庭的共同生活與凝聚力，其原因主要來自于現代的福利制度，因?大部分的社會福利不是根據家庭，而是根據個人的需要制定。福利國家因此強化了個人主義化的生活方式(Beck/Beck-Cernsheim
1994：14；參閱Leisering 1998)。
貝克夫婦又認?，個人主義化不是個人自由的決定，而是個人被強迫自己型塑、導演自己的生涯史和社會網路，而在此一自我型塑的過程中，又伴隨著個人喜好和生命階段的轉變，而且個人必須配合其他的個人以及勞動市場、福利國家等的規則(Beck/Beck-Gemsheim
1994：14)。在個人主義化的風潮下，個人必須決定自己的生活風格(Lebensfuhrung)，而且這種決定被視?非常重要(被神化了)(Beck/Beck—Gemsheim
1994：19)。隨著個人決定必要性的增強，不需個人多加思考的例行社會行?便減少，造成一種日常生活的“解例行化”(Entroutinisierung)現象(Beck/Beck-Gernsheim
1994：17-20)。而當選擇可能性和決定的必要性增加，個人的行動需要也隨之增加，個人必須更能適應、更能整合，需要更大的彈性與承受壓力的能力。許多的機會、危險、不確定性，不再是在家庭、社群、社會地位或階級的脈絡中被定義，而是個人自己必須對其知覺、解釋、決定和處理。個人的機會和負擔因此同步增加(Beck/Beck-Gernsheim
1994：14—15)。從前那種進展有序的“標準生涯史”(Normalbiographie)，轉變成“選擇生涯史”(Wahlbiographie)、“自己動手做生涯史”(Bastelbiographie)(Beck/Beck-Gemsheim
1994：13)。而且，隨著決定必要性的增加，風險也隨之提高，個人主義化因此成?一種“有風險的自由”(Beck/Beck-Gernsheim 1994：32)，個人生涯史成了“風險生涯史”(Risikobiographie)、“鋼索生涯史”(Drahtseilbiographie)(Beck/Beck-Gernsheim
1994：13)。
(二)新社會整合
前面說過，所謂的個人主義化論題包含了“社會解體”與“社會再整合”兩個面向，而貝克認?，第二個面向是當代一個困難的課題。要言之，貝克試圖尋求“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整合”的建立可能性；不僅如此，在學術的視野上，貝克夫婦並且主張建立所謂的“主體取向的”(subjektorientierte)社會學(Beck/Beck-Gernsheim
1994：27)。
貝克夫婦認?，社會學向來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視野，其一系從個人的角度觀察社會，其二則從整體(社會、國家、階級、家庭等)的角度觀察社會。貝克夫婦並且認?，從個人的角度分析社會者，不會把社會的形式視?既成不變的，反而會對社會制度持懷疑的態度。而從整體的角度觀察社會者，則強調社會滿足個人需要的功能，只有在社會中，個人才可能是個人，而個人要從社會中獲得本身需要的滿足，必須盡義務(Beck/Beck-Gernsheim
1994：26)。從整體的角度觀察社會，是社會學的主流視野，從個人角度出發的視野則長久受到壓迫，並被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觀點。然而在大政治陣營及政黨政治共識形式終結以後，我們有必要去問什?樣的共同性會形成(Beck/Beck-Gernsheim
1994：26-27)。
塗爾幹和齊美爾(Georg Simmel)還能想象在個人主義化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超越的價值整合，然而當個人越來越脫離傳統的團體和整合形式，這種觀點就似乎越來越不實際(Beck/Beck-Gernsheim
1994：28)。這是因?個人主義化是自治、解放與脫序的混合，充滿了矛盾(Beck/Beck-Gemsheim1994：19 ＆ 32)，因此我們有必要問，在個人主義化的效應下我們該如何分析社會?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有可能整合嗎(Beck/Beck-Gernsheim
1994：33)?
在此一問題上，貝克夫婦認?，高度工業化社會原有三種整合形式，但是都已失效，這三種整合形式是：
1．超越的共識、價值整合；
2．共同的物質利益及制度依賴(對勞動市場、福利國家的依賴)；
3．民族、國家意識(Back/Beck-Gernsheim 1994：34—35)。
貝克夫婦認?，三種整合形式的失效，引起了許多問題，但走回頭路的結果更糟糕。例如在德國及其它西歐國家，有些人回歸到傳統的民族、種族意識，結果引發仇視外國人的嚴重衝突(Beck/Beck-Gemsheim
1994：33)。按，在人口全球流動頻繁的當代，高度工業社會的種族成份日益複雜，傳統民族、種族意識的復興，只會引起更多的衝突。所以，當代社會應該尋求新的社會整合形式。問題是，新的社會整合形式，其內在邏輯與從前是否有根本的區別?
貝克夫婦似乎認?，新的社會整合有著與傳統截然不同的邏輯。兩人援引已故德國社會學界元老、前科隆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主任Rene Konig的說法——整合已經無法在制度層面，而只能在思想層面形成(Beck/Beck-Gernsheim
1994：36；Konig 1979：pp.367)，提出所謂的“計劃整合”(Projektive Integration)(Beck/Beck-Gernsheim
1994：35)，並做出如下的詮釋：
後傳統社會只能在其自我解釋、自我觀察、自我開放、自我發現、自我創造的實驗中成?可整合的。非傳統社會的未來、未來能力、未來形式是其整合的標準。(Beck/Beck-Cemsheim
1994：36)
這是說，新社會整合必須在高度的自我反省下建立起來，而且必須有很強的未來取向，亦即可以不斷自我修正。
至於究竟有哪些現代(第一現代)的社會整合機制瀕臨崩解?我們舉出重要者如下：
階級(階層)社會的終結(對此本文已著墨不少)；
工作社會的終結(指受雇工作位置的減少，見Beck l986：220—248；Berger 1996：55—58)；
傳統婚姻與家庭制度的(進一步)解體(Beck 1986：161-204；
Beck/Beck-Gernsheim 1990)；
宗教信仰與教會組織的(進一步)沒落(Pollack/Pickel 1999)；
民族國家及國家政治的式微(Beck 1999a)。
而針對第一現代的解構，貝克等學者提出的第二現代解決方案舉例如下：
公民工作(由公家給予社會公益工作者酬勞，此亦可降低失業人口數，見Beck 2000)；
家庭民主化(Beck 1998)；家事的兩性分工(Kaufmann 1998)；各種形態的“計劃式兩性關係”(Beck-Gernsheim
1998)；
以“公民社會”補充國家政治與政黨式民主(Beck 1993：219—227；Giddens 1999：79—110)；
以“跨國國家”(Transnationalstaaten；複數)模式補充民族國家的架構(Beck l999a：144—145)。
四、“理性選攝理論”VS．個人主義化論點
1998年，第一本批評貝克個人主義化論點的論文集問世，主編系科隆大學(Uni．zu K?ln)社會學教授弗裏德裏斯(Jurgen Friedrichs)，書題?《個人主義化論題》(Die
Individualisierungsthese)，共收錄十三篇論文。該論文集一方面嘗試拴釋個人主義化論題(並指出此一論題的模糊之處)，一方面則對此一論題從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許多批評。十三篇論文中有四篇是理論性的，其中除了布來梅大學私人講師Lutz
Lesering(1998)認?社會福利制度確實有導致個人主義化的效應外，其餘三篇則對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題提出了較多的質疑。其中，弗裏德裏斯毫不保留地批評貝克的個人主義化論題既未被充分地解釋，也未經充分的經驗研究檢驗；事實上，個人主義化論題只有部分是可以解釋的，原因則是其定義的含糊不清(Friedrichs
1998：33—34)。
資料來源：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data/data.php3?db=xueshu&id=gere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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