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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大衆文化譯叢》序

作者:李陀 

來源:天涯之聲


        阿爾圖塞對20世紀意識形態理論的貢獻在於他發現了主體建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內在關係。在論述這個關係的過程中,他詳盡地分析了國家、教會、學校、家庭和司法等機構在人的"自我意識"形成中所起的重要的"召喚"作用。他這一理論極大地深化了人們對現代國家和社會如何自我正當化的認識。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這兩個概念的相對自足性,在阿爾圖塞的質疑下都成了問題。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當中,特別是二戰以後,由於大衆消費社會的形成,出現了種種阿爾圖塞所不能預料的新的因素:商品和物的體系包圍了人,並發揮著越來越多的意識形態功能。重要的是,與阿爾圖塞所分析的國家、學校等機制的活動方式不同,當代意識形態的有效過程主要是通過日常消費的行爲完成的。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變化,正是以此變化爲背景,一批被稱爲"伯明罕學派"的英國批評家開始了對當代文化批評的開拓,繼而影響世界,使文化研究迅速普及於許多國家,並在80年代之後成爲當前世界上最活躍的理論領域。 

    在阿爾圖塞之後,英國的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托尼·貝內特(Tony Bennett)等一批理論家,不僅對以往有關意識形態的經典論述進行了批判和分析,而且借此對大衆媒體與國家、個人的關係,消費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等等問題,都作了新的討論和闡釋,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論。這些理論活動深刻影響了文化研究的發展。在一個新的批評視野堙A以精英文化爲主體的諸種文化現象不再作爲分析和研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的主要物件,恰恰相反,這種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轉向了被以往的理論活動所排斥或推向邊緣的領域。大衆文化,以及與大衆文化密切相關的大衆日常生活,諸如廣告、時裝、電視劇、暢銷書、流行歌曲、兒童漫畫、新聞廣播、室內裝修乃至休閒方式都成爲理論分析和批評的主要物件。因此,文化研究不是我們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種對"文化"的討論,也不是在各種傳媒學科的名目下發展起來的一般意義上的大衆傳媒理論,而是特指近幾十年以來,在英國的"伯明罕學派"推動下成熟起來的一種跨學科研究;這種研究不僅涉及到20世紀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産,而且涉及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和新的結構性壓迫的形成,涉及到它們和文化、經濟生産之間的複雜關聯。可以說,文化研究已經成爲人們對自己生活其中的當代社會進行反省和思索的一個最具批判性的認識活動。 

    近十幾年中國最大的變革無疑是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中,中國當代社會的變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層面,各個層面的變革又相互纏繞和滲透,形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更可注意的是,有很多迹象表明,雖然還遠不夠富裕和發達,但中國社會已經開始進入大衆消費時代,特別是大都市和沿海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物的體系"對人的包圍已經形成,商品消費已經成爲人們主要的生活形式,同時,大衆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國,廣告、時裝、流行歌曲不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爲億萬人形成自己道德和倫理觀念的主要資源。這一切都不能不構成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面對這樣一個歷史情勢,考慮到文化研究的主要物件正是大衆文化以及與其相連的日常生活,考慮到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進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我們的文化生活因此也必然會與跨國的文化生産及其機制相互交叉,那麽在中國開展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應該是很明顯的。文化研究積累的經驗和方法使我們不能不考慮,從大衆文化和日常生活入手研究中國的社會變革是否可能?分析文化和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否是認識這個變革的一種有效途徑?伯明罕學派以及其他國家的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借鑒,成爲我們認識中國現實的某種思想和理論資源

    除以上考慮外,文化研究還有其他使中國知識人重視的理由。 

    其一是它對20世紀知識分工過於細密的反動。或許有人認爲今天知識分工或分類這樣細緻是知識自身發展的邏輯,這種看法就事論事,恐怕忽略了近代知識生産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聯。今天批評、警惕西方知識霸權已經在中國知識界得到了相當普遍的認可,但是人們對當代建立在"學科"基礎上的知識分類很少有批評,把這個分類系統當作無可置疑的給定的東西接受下來,很少把這系統同樣看做是西方知識霸權的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其實,一方面是知識分工越來越細,學科越設越多,各學科各領域之間鴻溝愈深,知識人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甚至彼此被"行話""行規"阻隔,誰也不知道誰在想什麽、幹什麽;另一方面,對這種僵死的知識分工的批評在本世紀也從未中斷過,許多批評者都指出,追根究底,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産對科學技術的依賴和需求,迫使知識生産和服從發展技術、發展經濟的需要,並按照這種需要建立學科分工,劃分知識領域,造成分類越來越細的現象。更嚴重的是,由於科學主義正是在這過程中建立了它的權威地位,人文知識領域亦不得不受其統攝,於是本來和自然科學知識是兩股道上跑車的人文知識,也按照"科學知識"的分類模式進行了細密的分科和分工,由此形成20世紀知識發展的基本格局。不用說,這個格局對知識發展産生了一定積極的作用,但其阻礙知識發展的負面的作用也越來越被人所重視。馬克思主義和60年代崛起的結構主義思潮,就都曾在抵抗繁瑣的知識分工,強調從各知識物件的聯繫中對人和社會進行跨學科研究和認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來,這種抵抗又由於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等理論思潮的活躍而得到大大的加強。可以說,這是20世紀下半葉知識圖景中一個非常關鍵的變化,很可能將對下一個百年的人文知識發展起重大影響。是不是未來的知識,起碼是人文知識會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是不是隔行如隔山的學科分離會更進一步被打破?是不是跨學科研究會成爲常規方法?這些當然都不好預測,但無論如何,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在各國興旺起來,與人們試圖尋找新的立場、方法和知識態度這種願望是分不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正是文化研究把這種願望表達得最爲強烈。 

    總之,無論從滿足在中國開展文化研究的現實需要來說,還是從文化研究所暗示的未來知識發展的新的可能性來說,在中國較爲系統地翻譯、介紹國外文化研究的發展、現狀及其代表性論著,已經成爲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呈現在讀者面前這套"大衆文化研究譯叢",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文化研究以關注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爲其顯著特徵,但由於它非常重視理論方法,在它不很長的歷史發展中,它不但與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等多種理論有很深的淵源關係,而且還有一種互相影響、互相糾纏、共同發展的歷史,所以理論性非常之強,遠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簡單明快。這給本套叢書的編選、翻譯帶來兩大困難。一是翻譯難,很多概念、提法和修辭都很難在漢語中得到相應的表達,除了經驗和水平因素,譯者們往往要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硬譯",這自然難免會影響譯文的質量。編者和譯者在今後會不斷努力改進,但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埵陴z想的進步。再一個困難是遴選書目的標準。有關文化研究的理論著述太多了,到底何取何舍?我考慮很久,決定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也就是先選一些分析、論述都比較具體,大半都涉及讀者較爲熟悉並有興趣的電視媒體、時裝、肥皂劇等文化形式的作品,然後再進一步介紹那些理論性更強的論著。這樣做有個缺點,就是本來對瞭解文化研究更爲重要的一些著作只能晚一些再著手譯介了。不過,世界上許多事本來就難以兩全,急也無用。 

    最後還要囉嗦幾句的是,這套譯叢中所介紹的著作當然都不是什麽金科玉律,甚至其觀點、方法會有很多不當或錯誤之處,因此它們只能是我們做文化研究時的某種參考和資源,不必迷信,更不能照搬。這在對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批評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可的今天,應該不再是很大的問題。和國外理論建立一種批評關係,並在這種批評中發展自己的理論,理應是理論界的共同目標。 

        "大衆文化研究譯叢",李陀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現已出兩種:《午後的愛情與意識形態――肥皂劇、女性及電視劇種》,《時裝的面貌》。)

資料來源:http://www.tianya.com.cn/cgi-bin/tyzs/content.asp?no=A20001126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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