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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威廉斯到默多克:交鋒中推進的英國文化研究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轉型的步步深入,我國文藝理論界對當代西方文論的追蹤研究也發生了變化。首先,由原來的“滯後”幾十年、十幾年,逐漸變成跟上節奏、大體同步;其次,隨著 “兩次轉折”的完成,當代西方文論再度“回歸”到社會——歷史的這一理論維度上來:女性主義、後殖民批評、新歷史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的興起,使得一直堅執著馬克思主義立場、並努力以宏觀系統的辯證觀念吸納借鑒這些成果的中國文藝理論界發現了某種可以參與建構的契機。

 不過,問題也存在著另一面。改革開放二十餘年僅僅一瞬,我國文藝理論界卻必須承受西方近一個半世紀一浪又一浪文藝思潮和美學思潮的衝擊和浸洗。紛繁理論輪番登場,使人目不暇接,難以及時消化和轉化。這種理論“積食症”既容易流於“偏食”——浮躁的淺嘗輒止,不究根底,不涉實際,滿足於玩弄理論的“糖果紙”;又常常激起對理論的“厭食”——有些人乾脆一言以蔽之,或用“雖然……然而我認爲……”之類的空話、套話充當超越。於是往往形成一種“怪圈”:對於某一國際學術新潮先是爭先恐後地介紹,緊接著就是“全面”品評判斷,然後各據己見爭訟不已,最後煙消雲散,不了了之;或厭倦之餘又被更“新”的東西吸引過去。

 2000年以來,隨著對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的評介引入,一場新的“衆聲喧嘩”又到來了。特別是圍繞“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或“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提法,爭論越來越激烈。然而我們能否避免重蹈“介紹——評判——爭論——丟棄”的怪圈?能否抓住當代西方文論“分久必合”的這次機緣,朝著我們一直期望建構的現代形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目標邁出堅實的一步呢?出於這種期待,本文擬從一種“遠觀”的角度,對幾位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特裏•伊格爾頓、斯圖亞特•霍爾、格雷厄姆•默多克——涉及“文化研究”的兩場論爭進行簡略梳理。所謂“遠觀”,即不糾纏于理論家們的具體觀點及具體分歧,而是著力探究他們形成彼此相關的理論流脈的客觀情勢,探究這些理論流脈的總體走勢,並盡可能找到核心性問題,以尋求某種內在的啓示。

 一、雷蒙德•威廉斯與特裏•伊格爾頓:文化主義——結構主義

 從“遠觀”的角度看去,二戰前後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20世紀60、70年代的法國阿爾都塞學派與80、90年代英國的伯明罕學派分別代表了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三個階段,並構成了一種“正——反——合”關係。崛起于二戰前夕並于戰後風靡歐美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現實爲己任,強調克服異化意識,恢復人的主體性。而於20世紀60、70年代創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並影響世界的阿爾都塞學派則極力凸現社會結構,特別強調把個人“召喚”爲“主體”的恰恰是意識形態的結構。二者之間這種對峙又是一種互補關係,因爲它們分別強調的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是相互融合統一的。處於後來者位置的伯明罕學派從邏輯上講,必然要求並力圖實現這種統一。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包括“文化研究”)的發展中曾出現過的“文化主義”同“結構主義”之爭、恰恰是在這種意義上出現和解決的。論及這一點必須從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和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34——)說起。

 人們一般認定,“文化研究”源於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研究方向和學術成果(此即“伯明罕學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其中雷蒙德•威廉斯被視作“文化研究”的理論先驅。實際上威廉斯在40餘年的學術生涯中所歷經和開創的領域要廣闊得多,他從早期的利維斯文化主義者轉變爲“新左派”理論家,又成爲“文化研究”的思想奠基人,最後同其他理論家們一道開創了可以統稱爲“文化社會學”的方向。

 威廉斯起初受業于當代英國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的先驅者F•R•利維斯。利維斯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發出警策,試圖通過偉大的文化傳統來改變或拯救這一頹勢,這種文化主義深深地影響了威廉斯。威廉斯認爲從文化出發來改造社會或進行文化批評是可能的,但他發現只從精英/通俗的二項對立中找出路是有片面性的,他認爲從下層民衆所創造的文化中是可以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動力、途徑和方略的。故而威廉斯一直贊成實現一種共同的文化——所有的階級和社會階層都可能創造性地參與和分享文化。另一方面由於出身工人階級並早年參加過社會主義運動,威廉斯很早就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不過他從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既懷有敬意又審慎地保持距離。他從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考德威爾那裏吸收了許多思想,但由於特別注重聯繫現實,他發現了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許多缺點和不足。於是,把“文化”同馬克思主義聯繫起來,就成爲威廉斯早期研究的主題。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西方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從共產黨內和正統理論中分離出來,形成了“新左派”。就在此時威廉斯廣泛地接觸了盧卡契、葛蘭西、薩特等人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這一切都大大豐富了他的思想。完成于1958年的《文化與社會》一書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這部著作從五個關鍵字——工業、民主、階級、藝術、文化——入手,勾勒、闡釋了自1780至1950年英國的四十位作家、思想家的理論發展軌迹,透析了英國乃至西方社會二百年來社會文化發展的總體歷程。同時,在這部著作中他也反思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題。在這部著作和後來的《漫長的革命》(1961)一書中,威廉斯重審了文化觀念史,從中吸取了關於共同體的平均主義觀念。“在贊成這種社會主義的勞動傳統的同時,他反對那些粗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變種,並令人驚奇地拯救了英國文化史上一些保守人物的思想。” 由於研究方法獨特,見解深刻,威廉斯在學術界聲譽鵲起。他也由此成爲英國“新左派”的理論代表人物之一。

 後來,他開始懷疑資本主義是否會允許這種普遍文化的建立。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對此還持樂觀態度,提出了“感覺結構”——實際上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被體驗的整個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堅信文化和社會與被經歷、體驗的生活密不可分。不過,他的老友、文論家E. P.湯普森曾批評過他,認爲文化不僅僅是“整體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鬥爭”,是不同利益集團、社會力量相互競爭和衝突的結果。威廉斯接受了這種修正意見,他通過進一步廣泛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新出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更廣闊的發展過程中考察了不同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與其他思潮的相互作用。他從葛蘭西和戈德曼那裏吸取了“霸權”(或譯爲“領導權”)和“同構”的思想,並通過同阿爾都塞的理論對話,選擇性地接受了其意識形態理論的架構,通過一系列著作(《現代悲劇》(1963)、《鄉村與城市》(1973)《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1974)、《關鍵字》(1976)等)完成了他的“文化唯物論”的理論建構。1977年,威廉斯出版了他學術成就最高的一本書:《馬克思主義與文學》,該書濃縮了威廉斯長期以來的思想成果,對他的“文化唯物論”作出了最完整清楚的表達。至此,威廉斯以其系統的理論建構成爲後來的“文化研究”思想奠基人。

 此後,威廉斯則主要致力於建立“文化社會學”的研究方向,並廣泛聯繫實際,回應現實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提出的種種問題。《 唯物主義與文化的若干問題》(1980)、《文化社會學》(1981)、《走向2000年》(1983)、《社會寫作》(1984)、《論電視》(1988)等一系列著作,顯示了一個視野恢弘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對於動蕩的時代潮流的密切關注和強烈的使命感。1988年1月他遽然逝世,國際學術界旋即掀起了一場紀念和重新研究威廉斯思想的熱潮。他的兩部遺著《希望的資源》和《現代主義政治》很快出版,同時,關於他的多部傳記和論文集也陸續面世。《“新馬克思主義”傳記辭典》讚譽道:“威廉斯無疑是戰後英國學識最淵博、最有成就、讀者最廣泛、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作家。”“他終生致力於研究和從理論上概括文化客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他的寫作“紮根於他的政治生活鬥爭中”,並“長期以來與馬克思主義進行著比較率直和明確的對話”。這使得“他的著作不僅被當作是目前的戰略性介入,而且被視爲與尚未具體化的那尚未來到這個世界的未來聽衆的對話。”

 特裏•伊格爾頓是威廉斯的學生,他初期的批評觀念深受乃師的影響,而後來他以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評方法同威廉斯形成了一種既師承又反駁,既影響又突破的理論關係。國內學者對此已有詳盡闡述。 60年代中期,伊格爾頓還熱情飽滿地肯定“共同文化”,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國“五月風暴”、越南戰爭、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一系列事件使左派改良主義顯得無能爲力。恰逢此時,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闡釋進入了英國,激起了伊格爾頓等新一代“新左派”知識份子的熱情回應。

 阿爾都塞思想的核心是倡導反人本主義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他的意識形態理論尤爲突出,首先,阿爾都塞認爲意識形態不是科學,也根本不是一種意識形式,而是 “個人與他存在于其中的現實環境的想象性關係的再現”,(《列寧與哲學》,P152,倫敦,1971年,英文版)。而這種想象性關係是具有獨特邏輯和規律的表像體系,不僅存在於特定的社會歷史中,而且作爲歷史、作爲一種“再生産”的物質存在發揮著實踐的和社會的功能,它是一切社會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次,他認爲“意識形態召喚個人成爲主體”且具有一種“僞主體性”,意識形態通過將個體塑造成“自由的主體”而存在和發揮作用。主體與意識形態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建構的關係。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是隱蔽的、內化了的。意識形態是無意識的。

 正是從這種新的理論方法和理論立場出發,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一書的開頭部分堅決與威廉斯的“社會主義人本主義”劃清界限,並提出了一種更爲動態的意識形態理論,他認爲,意識形態遠不止是一些自覺的政治信念和階級觀點,而是構成個人生活經驗的內心圖畫的表像,是與體驗中的生活不可分離的審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識過程;而文學文本反映的並不是歷史實在,而是反映了産生現實影響的意識形態的作用情形。伊格爾頓批評了威廉斯的感覺結構的概念,認爲所謂“感覺結構”和“經驗”其實都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他對威廉斯想依靠活生生的經驗來建構共同文化的目標表示懷疑。

 後來伊格爾頓進一步系統完善了他的意識形態理論,提出了兼顧一般生産方式或文學生産方式以及諸多文化意識形態成分的馬克思主義批評方法。在《瓦爾特•本雅明》(1981)《文學理論簡介》(1983)《批評的功能》(1984)《審美意識形態》(1991)等一系列著作中,伊格爾頓一方面更加強調批評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將研究視野擴大到整個當代文化。但他始終保持著對那種俏熱一時的“文化研究”的警惕。在他看來,文化從來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文化本身就是個充滿政治鬥爭的場所。歷史上反動階級多次用“文化”來對抗革命階級的要求“平等、自由、公正”的“自然”。十九世紀資產階級也試圖用“文化”的“有機”理想來彌合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會的分裂。而今天的後現代文化也打上了晚期資本主義無所不在的消費主義和商品化的印記。這一切都表明“文化研究”決不能離開實踐的政治語境。

 當然,我們不能據此斷言威廉斯和伊格爾頓始終分屬於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對立兩方,但二人的側重點的確有所不同。正如後來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儘管威廉斯的早期立場已經有了多次重大修正,但文化研究的文化主義線索還是隨著結構主義知識景觀的出現被打斷了。結構主義的活力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對“決定性條件”的強調。二、對“整體”這一概念的強調。三、對經驗的解中心化,對意識形態這一被忽略的範疇的原創性闡釋。但結構主義的意識形態闡釋也有其弱點(例如這種闡釋無法構想出不按“統治/決定”定義的意識形態;也不可能構想出鬥爭的概念)。而文化主義卻可以通過運用葛蘭西的一些概念把文化範疇同更爲主動的和組織性的意識形態方式聯繫起來,這樣就可以介入常識和大衆傳統的基礎,並組織男女大衆,使自在階級成爲歷史和政治的積極自爲的動力。 這場爭論既是內于“文化研究”的和外于“文化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之間的對話,也顯示了“文化研究”不同世代認識上的變化。

 二、斯圖亞特•霍爾與格雷厄姆•默多克:“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

 1963年,“文化研究”進入學院建制——理查德•霍加特創建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伯明罕大學成立。以此爲根據地,一批新一代的“文化研究”學者嶄露頭角,其中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 )尤爲突出。

 同伊格爾頓和格林布拉特一樣,霍爾也是威廉斯的弟子。不過,作爲一個來自牙買加的英國黑人,在投身于文化研究時必然又多一份對種族問題的體驗和思考。20世紀50年代,霍爾讀大學時就已從一個反殖民的知識份子逐漸成爲“新左派”。在威廉斯的支援和影響下,他參與創辦《新左派評論》雜誌並擔任編輯。在參加新左派的一些組織活動時,種族身份使他總有某種“流離感”。60年代初他離開《新左派評論》,去到霍加特那裏協助創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事研究,後又接任該中心主任。70年代末霍爾離任,去開放大學工作,進一步嘗試將文化研究推廣到社會人士中去。 在霍爾的組織和啓導下,“伯明罕中心”的學者們在70年代後期採用了獨特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集體撰寫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階級文化的著作。80年代以後有關“性別”和“種族壓迫”的文化再現(representation)等一系列新問題成爲他們關注、研究的重心所在。此後“伯明罕學派”日漸鼎盛,蔚爲大觀,幾乎成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代名詞。

 如前所述,霍爾曾通過重讀葛蘭西,整合了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不同立場,使文化研究學者們獲得了理論利器;而他本人對柴契爾主義的分析和對大衆傳媒的社會功能的研究,又堪稱是成功運用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範例。葛蘭西認爲,文化霸權並非只是由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意識強制地灌輸給從屬階級,而更要依賴被統治階級某種自願的贊同,依賴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的形成。霸權是通過將對立一方的利益接納到自身來維繫的。所以對柴契爾夫人領導的右翼政黨居然獲得大量工人選票這一事實,霍爾獨具慧眼地辨識出是柴契爾主義有效地利用了傳統工人階級文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巧妙地建立和保持了意識形態方面的霸權的結果。至於所謂“一致的輿論”,其實是由傳媒生産或部分生産出來的;但傳媒並不會赤裸裸鼓吹意識形態,而是在保持自身獨立和遵從支配性的文化規則之間維繫著一種微妙的結構關係。另外,霍爾又帶領文化研究學者們採取了與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相對立的立場,對大衆文化的多元性、對抗性、觀衆接受的複雜性做出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約翰•費斯克的著作了)。

 如果說威廉斯和霍爾堪稱“文化研究”領域“內部”的中堅和代表人物的話,那麽,從“外部”考問並激發這一領域不斷深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除了伊格爾頓之外,就當數如今仍活躍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了。

 據臺灣學者李政亮介紹,20世紀60年代,就在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後兩年,致力於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文化傳播的、李斯特大學的“大衆傳播研究中心”也宣告成立。從70年代起,其成員格雷厄姆•默多克和彼得•戈爾丁陸續合作發表了《論大衆傳播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傳播與階級關係》《意識形態與大衆媒介:關於決定論》等一系列文章。圍繞著決定論等許多核心問題,向“文化研究”的理論家威廉斯和霍爾提出批評。他們認爲,對於文化産品的分析不能單從對階級基礎的控制出發,還要從控制權力行使的總體經濟的脈絡之下分析。反對化約的經濟決定論是對的,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忽略經濟脈絡的分析以及在此脈絡下決定論所起的作用。只有將文化生産與物質利益相連結,才能對文化生産過程中創造與分配的範圍與內涵做出充分說明。如果只集中于文本中的意識形態作用,將會忽略掉産生這些意識形態的支配性力量。人們不能只專注于單一國家內部文化霸權的形成過程,專注於媒介與國家的關係,而更應該把它們放在一國與跨國的經濟結構之內加以分析。

 80——90年代隨著文化研究的變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對之批評的方面也發生變化。針對文化研究與後結構主義發生聯繫,默多克等人批評文化研究太過重視文本分析而忽略對物質基礎的分析;後來,他們又對文化研究的後現代轉向和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費斯克的“符號民主”抵抗策略等提出批評——有意思的是,這種交鋒越來越廣闊、細密,但又越來越趨向彼此補充、修訂而不是截然對立。1997年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出版了《對文化研究的質疑》的合集,其中已有人嘗試指出“跨越鴻溝”,“找回失去的聯合”的可能起點。默多克本人後來也提到,大衆傳播體系很顯然具有雙重性,既是商品的生産,也是文化意義的工業,兩者不可偏廢而爭孰先孰後。而前不久他來中國參加學術會議,筆者親聆他的會議發言。默多克似乎有意將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統合起來,並把它們貫徹到對個人日常生活的分析中去。他說:

 “如果你們讀到西方批判理論家的一些作品,你們會發現,文化研究同政治經濟學之間好像沒有什麽聯繫,或者有時甚至是對立的。然而我必須這樣指出,一個好的文化研究必須包含著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而對於一個人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則必須包括文化研究。個人生活與社會的想象是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對個人生活的體驗和想象的研究同歷史的觀念結合在一起。”

 三、“合題”對我們的啓示

 通過粗略梳理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大致脈絡,我們發現其間形成了三重“合題”:

 一是前述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自身內部發展中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合題”;二是在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中,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對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和法國阿爾都塞學派的“合題”;三是就西方20世紀美學文藝學整體發展的宏觀而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對其他現代美學文藝學流派的吸收、統攝所形成的“合題”。這三重“合題”層層包容,互爲因果,顯示了邏輯和歷史的必然。

 由此我們獲得幾點啓示:

 (一) 這種“合題”體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從而規定了“文化研究”的本質。

 就前述兩場爭論而言,其結局均不是孰勝孰負,而是明顯地呈現出相融互補之勢。儘管內于“文化研究”的威廉斯、霍爾等同外于“文化研究”的伊格爾頓、默多克等最終並未聯手,但從遠觀的角度看,他們已取得相當大的共識——不僅表現在對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理論架構的確認和運用上,不僅表現在對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秩序的犀利批判上,更表現在他們越來越強烈地向馬克思本人那種從物質生産到意識形態的恢宏、辯證的系統性理論視野的歸依上,表現在他們一直在把文化批評當作大有作爲的理論空間和實踐領地上。這再一次向我們昭示:理論是有其內在邏輯的——理論家個人、理論派別可以“正”也可以“反”,但理論本身卻與實踐同構,它必然最終走向“合”。

 以此種眼光做更大範圍的遠觀,我們應該對“文化研究”的“質的規定性”持有清醒的認識。近年來“伯明罕學派”以及一批與“大衆”、“媒介”、“日常生活”、“消費”相關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研究”湧入國內的時候,人們常問“這還是文學(審美)嗎?”。而某些把“文化研究”當作時髦的“後現代”理論“糖果紙”、“吊帶衫”標榜招搖的做法加重了這種疑慮。然而當我們梳理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與“伯明罕學派”的發展流脈之後發現:“文化研究”本質上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一翼,其根本精神依然是自法蘭克福學派以來貫穿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全程的批判意識,再加上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霸權概念的深刻眼光。於是,我們就能夠據此增強鑒別意識,防備那些萎靡的、媚俗的僞“文化研究”(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欺世盜名。

 (二)“文化研究”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所體現的“合題”正是當代西方美學文藝學“兩次轉折”的特定表現,我們借鑒時應該把握住它“越界”中潛含的“文學性”。

 20世紀西方美學文藝學多元並舉,流派紛呈,但並非平面上的各自叢生。而是一條歷經“兩次轉折”的時而分流,時而聚彙的多脈水系。出於對傳統的再現論、表現論及教化論文藝學的反撥,20世紀初西方美學文藝學發生了第一次轉折(向“內”轉)其標誌是出現了“語言論”美學系列和“心理學”美學系列。表面上看去各種“主義”互不搭界,其實是在“正”“反”中向前推進。當精神分析理論、語言學、神話學、意識形態理論發生著深刻交合之際,一直潛伏在現象學和存在哲學中的“闡釋”觀念此時便催化著新的轉折(向“外”轉)。當結構主義大師們通過對“能指滑移”的發現完成了向解構主義的跨越時,“衆聲喧嘩”的後現代理論的大門開啓了。“話語/權力”理論不僅使紛繁林立的美學流派走向溝通,也實實在在地爲諸多重返歷史、面對現實的新流派提供了最好的平臺。待“歷史”、“性別”、“種族”等幾股支流湧泄而入後,“文化研究”這一廣闊水域便必然形成了。

 “文化研究”的物件廣泛性和方法廣納性(即所謂“越界”或“反學科”)絕非“丟棄文學,跑到別的領域去”。如果我們意識到“合題”乃勢之必然,就會循著“兩次轉折”的發展軌迹發現一個事實:“文化研究”同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批評等一樣,不僅沒有抛棄而且恰恰完全在依賴著“語言論轉折”以來美學文藝學的全部成果——“形式意味”“文本細讀”“深層結構”“敍事”“無意識”“鏡像”“話語/權力”“對話”“複調”等等。“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並沒有將自己混同於民俗學、廣告、時尚、影視、建築等各式各樣的“文化的研究”( study of a culture)。它的“文學性”在於,它是把衆多文化事象當作“符號文本”來讀的,它研究的是寓含在人類各種現實活動中的表意方式、交流過程及其隱含的權力關係。它關注的是人們在形形色色的符號行爲中的表達與被表達、去蔽與被遮蔽,異化與反異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以民族志方式現實地考察、觸摸傳媒時代“人”與“文”的種種關係,它是“人”學,亦是“文”學。

 毫無疑問,這種研究有相當大的難度,且容易混同于一般意義的文化研究。我們也不能因其具有某種“合題”性,就“罷黜百家,獨尊此術”。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輕率地將其逐出多樣共生的文學研究領地。我們要做的更應該是因勢利導,順勢而進。

 (三) “合題”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基本範疇的辯證關係,我們應該把握住“人的現實解放”這一根本性的目標和價值尺度。

 威廉斯同利維斯的“大衆/精英”對立、同伊格爾頓“文化/意識形態”對立;威廉斯、霍爾同默多克的“文化霸權/經濟政治”對立……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辯證關係當然絕不僅限於此。威廉斯《文化與社會》一書的標題就已暗含了兩對更爲基本的辯證範疇:主體/結構、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可以說,20 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圍繞這兩對範疇展開的。在“西馬”內部或外部,各種學派激烈交鋒,反復探討。無論分歧形成的張力多麽嚴重,最終必須“合題”的辯證關係卻絲毫不變。例如在前一個爭論中,威廉斯更看重人們的現實體驗、感覺結構,他期望從中可以獲取抵禦/改造文化霸權的主體力量,而伊格爾頓則時時提醒人們意識形態的無所不在和再生産能力會造就“主體的幻象”或主體的異化。從某種意義上是對文化過程與社會物質過程的互動關係(交互作用)作出更清楚的揭示。他和威廉斯同樣反對把文化主體抽象化或主觀化,他們都密切關注現實生活中不同階級和不同社會集團在文化權力上的衝突、爭奪和鬥爭,只不過二人側重點不同。

 然而 “合題”的動力和現實過程在哪里?毫無疑問,還得回到馬克思的“社會歷史實踐”中來。只有通過對現實社會關係包括文化關係的改造,人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才可能逐步展開。因此我們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或“文化研究”時必須堅持把“人的現實解放”作爲根本性的目標和價值尺度。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和政治學共同的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系統的複雜性,每一代新的批判理論總要發現獨特的切入點和隱秘的層次或領域。也總要前代批判話語撕裂開來加以解構,將其後面可能隱藏的異化因素暴露出來。從“合題”的遠觀角度看,應當把此種解構視爲深化。如果過度看待兩代學者之間的差異和對立,從而更片面地傾向於後者,就非常容易模糊批判理論內在的整體趨勢和根本目的——一些人大講意義的解構、顛覆和破碎,一味推崇“反本質主義”,卻不知這一切正是在更深的層次和更高的層面上確立著終極價值並展示著這一價值的開放性。

 伊格爾頓曾摘錄了威廉斯《文化與社會》最後一段話作爲一部文集的前言,筆者也想引此作爲文章結語:

 有些觀念和思維方式包含著生命的種子,有些(或許就深藏在我們的心中)則包含著致命的種子。認出這些種類,並加以指出從而使人們能共同認識它們——我們能在這一點上取得多麽大的成功,其實也就在多麽大的程度上贏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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