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發展中的兩種危險（樂戴雲）

當今經濟、科技、甚至某些物質文化的發展越來越趨向全球一體化。在這種趨勢下，作爲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學、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將和經濟、科技一樣逐漸一體化，也就是說逐漸“趨同”呢？這類文化有沒有可能，或者有沒有必要持續多元發展？

　　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歷史的事實。三千餘年來，不是一種文化，而是希臘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傳統、希伯萊文化傳統以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和非洲文化傳統等多種文化始終深深地影響著當今的人類社會。

　　從歷史來看，文化發展首先依賴于人類學習的能力以及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的能力。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每一代人都會爲他們生活的時代增添一些新的內容，包括他們從那一時代社會所吸收的東西、他們自己的創造，當然也包括他們接觸到的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傳遞的過程有縱向的繼承，也有橫向的開拓。前者是對主流文化的“趨同”，後者是對主流文化的“離異”；前者起整合作用，後者起開拓作用，對文化發展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以橫向開拓尤其重要。對一門學科來說，橫向開拓意味著外來的影響、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利用和對原來不受重視的邊緣文化的開發。這三種因素都是並時性地發生，同時改變著縱向發展的方向。

　　三種因素中，最值得重視、最複雜的是外來文化的影響。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１９２２年在《中西文化比較》一文中所說：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i]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歐洲文化發展到今天之所以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爲它能不斷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豐富和更新。同樣，中國文化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得到發展的。衆所周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大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受惠於印度佛教，同時，印度佛教又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在中國的成就遠遠甚於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印度佛教中國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僅影響了宋明新儒學的發展，而且又傳入朝鮮和日本，給那裏的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顯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異構成了一個文化寶庫，經常誘發人們的靈感而導致某種文化的革新。沒有差異，沒有文化的多元發展，就不可能出現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雖然多元文化的現象從來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普遍被提出，本身卻是全球化的結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經濟體制的一體化、科學技術的標準化，特別是電訊網路的高度發達，三者不可避免地將世界各地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全球化使某些強勢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將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併”之勢，似乎全球化與文化的多元發展很難兩全。其實，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全球化，多元化的問題顯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進了殖民體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後殖民社會。原殖民地國家取得了合法的獨立地位後，最先面臨的就是從各方面確認自己的獨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正是確認獨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戰以來，馬來西亞爲強調其民族統一性，堅持以馬來語爲國語；以色列決定將長期以來僅僅用於宗教儀式的希伯萊文重新恢復爲日常通用語言；一些東方領導人和學者爲了強調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念等。這些都說明當今文化並未因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一體化而“趨同”反而是向著多元的方向發展。後殖民主義顯然爲多元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濟全球化和後殖民狀態在西方社會也引起了階段性的大變動，這就是以後現代性爲標誌的後工業社會。後現代性大大促進了各種“中心論”的解體。世界各個角落都成了聯成整體的地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過去統率一切的“普遍規律”和宰製各個地區的“大敍述”面臨挑戰。人們最關心的不再是沒有具體實質、沒有時間限制的“純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動，感受著痛苦和愉悅的“身體”。它周圍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隨著這個身體的心情和視角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對於多元文化的發展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解放。正是由於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深刻轉變，對“他者”的尋求，對文化多元發展的關切等問題才被紛紛提了出來。人們認識到不僅需要吸收他種文化以豐富自己，而且需要在與他種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以求發展，這就需要擴大視野，瞭解與自己的生活習慣、思維定勢全然不同的他種文化。法國學者于連.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在他的一篇新作《爲什麽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認爲：

　　我們選擇出發，也就是選擇離開，以創造遠景思維的空間。在一切異國情調的最遠處，這樣的迂回有條不紊。人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爲了更好地閱讀希臘：儘管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於遺傳，我們與希臘思想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爲瞭解它，也爲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ii]

其實，這個道理早就被中國哲人所認知。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有一首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種“遠景思維的空間”，“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要真正認識自己，除了自己作爲主體，要有這種“外在觀點”而外，還要參照其他主體（他人）從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環境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自己長期並不覺察的東西經“他人”提醒，往往會得到意相不到的發展。

當然，最後，還應提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和文化的極大豐富也爲原來貧困地區的人們創造了在發展物質文化的同時也發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條件。正是受賜於經濟和科技的發達，人類的相互交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頻繁，旅遊事業的開發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一些偏僻地區、不爲人知的少數民族文化正是由於旅遊和傳媒的開發才廣爲人知和得到發展的。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不免會有形式化（儀式化）的弊病，但總會吸引更多人關注某種文化的特色和未來。

　　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同），一方面是多元化（離異），兩者同時並存，這就存在一個悖論：要保存文化的多樣性，那當然是各種文化越純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間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吸取，這種互相吸收和補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於保存原來文化的特點和差異？這種滲透交流的結果是不是會使世界文化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從歷史發展來看，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的，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得到很大發展，但在印度曾頗爲發達的佛教唯識宗由於其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抵觸過大，很快就已絕迹；又如陳寅恪所指出的：由於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諸要義”的部分，“縱篤信之教徒，亦複不能奉受”，“大抵靜默不置一語”。3法國象徵派詩歌對３０年代中國詩歌的影響亦複如是。當時，蘭波、凡爾侖的詩歌被大量譯介，而作爲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傑出代表的馬拉梅在中國的影響卻絕無僅有。這些都說明了文化接觸中的一種最初的選擇。

　　其次，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一種文化被引進後，往往不會再按原來軌道發展，而是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産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輝煌的結果。希臘文化首先是傳入阿拉伯，在那裏得到豐富和發展，然後再到西歐，成爲歐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的文化相結合産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臺、華嚴、禪宗等。這些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又成爲中國宋明新儒學發展的重要契機。這種文化異地發展的現象，在歷史上屢屢發生。可見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吸收不是一個“同化”、“合一”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不同環境中轉化爲新物的過程。正如中國古話所說：“和則生物，同則不繼”，也就是說，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進，才能創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繼續發展。如此在不同選擇、不同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新物，不再有舊物原來的“純粹”，但它仍然是從舊物的基因中脫穎而出，仍然具有不同於他物的獨特之處，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結果並不是“趨同”乃至“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産生新的差異。當然，這並不排斥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們會逐漸形成某些共同的價值標準，但即使是這些爲數不多的共同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也還有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現形式。

　　但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有些民族由於長期被壓抑，他們出於對自身的保護，就會以文化相對主義爲準則，過分強調一成不變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結果是演變爲危險的“文化孤立主義”，或稱“文化部落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承認每一種文化都會産生自己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說，人們的信仰和行爲準則來自特定的社會環境，任何一種行爲，如信仰、風俗等等都只能用它本身所從屬的價值體系來評價，不可能有一個一切社會都承認的，絕對的價值標準，更不能以自己群體的價值標準來評價別的民族文化。即便是貌似公正的一些量化性調查，如關於IQ的智力調查等也都不能不帶有明顯的調查者自身的文化色彩和特殊文化內容。因此，文化相對主義者強調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別，尊重多種生活方式的價值，強調尋求理解，和諧相處，不去輕易評判和摧毀與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強調任何普遍假設都應經過多種文化的檢驗才能有效。

文化相對主義相對于過去的文化征服（教化或毀滅）和文化掠奪來說，無疑是很大的進步，並産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相對主義也顯示了自身的矛盾和弱點。例如文化相對主義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強調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採取文化上的隔絕和孤立政策；只強調本文化的“統一”而畏懼新的發展，以至進而壓制本文化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導致一種文化孤立主義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結果是本身文化發展的停滯；此外，完全認同文化相對主義，否認某些最基本的人類共同標準，就不能不導致對某些曾經給人類帶來重大危害的負面文化現象也必須容忍的結論；例如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也曾是在某一時代、某些地區被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現象。事實上，要完全否定人類普遍性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能的，如豐衣足食的普遍生理要求、尋求庇護所和安全感的共同需要等等；況且，人類大腦無論在哪里都具有相同的構造，並具有大體相同的能力，歷史早就證明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吸收和滲透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最後，即使處於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體和個人對於事物的理解也都不盡相同，因爲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與其不同的生活環境相聯，忽略這種不同，只強調同一文化中的“統一”，顯然與事實相悖。總而言之，文化相對主義爲文化的多元發展提供了理論根據和新的思考層面，但它本身的弱點又不能不阻礙了多元文化的發展。

另外，還有一部分人總想尋求“原汁原味”、永恒不變的本民族的特殊文化。他們無視數百年來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響的歷史，反對文化交往和溝通，要求返回並發掘“未受任何外來影響的”、“以本土話語闡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類口號。其實，這樣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種假設。如果我們說的不是“已成的”、不會再變的文化“遺迹”，如青銅器、古建築之類，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們的創造累積而成的不斷重新解釋，不斷發展的“文化傳統”，那它就必然蘊涵著不同時代、受著各個層面的外來影響的人們對各種文化現象的選擇、保存和創造性詮釋。排除這一切去尋求本源，必然不會發現什麽有價值的結果。

　　文化孤立主義常常混迹於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們之間有根本的不同。後者是在後殖民主義衆聲喧嘩、交互影響的文化語境中，從歷史出發爲自身的文化特點尋求定位；文化孤立主義則是不顧歷史的發展，不顧當前縱橫交錯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執著於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虛構自己的“文化原貌”。其實，即便是處於同一文化內部，不同群體和個人對於事物的理解也並不相同，強求統一與不變，其結果只能是撲滅生機，帶來自身文化的封閉和衰微。

[i] 羅素（Bertrand Russeau）《中西文化之比較》，轉引自《一個自由人的崇拜》，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1988,第8頁

多元文化發展中的兩種危險

----及文學理論發展的未來

作者: 樂戴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