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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偉人塑像

2006.06.23 中國時報 

◎黃猷欽

近來關於拆除或保留「偉人塑像」的議題沸沸揚揚,然而在單純視這些塑像為威權時代政治符號的同時,討論塑像的去留似乎過度簡化了問題。筆者曾於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間,對台北市二四四所各級公立學校內的偉人塑像作了全面式調查。特別在此提出看法。
  偉人紀念塑像在台灣是個龐大工業,從官方、贊助人、製作者、鑄造工廠到塑像業,配合著所謂「偉人」、「領袖」的崇拜文化,投注了相當高的注意力及資源。筆者分析出諸多塑像所承載的符號,從服裝、姿態外型到書籍、拐杖、帽子等配件,避免僅以「人物身分」一項來面對偉人塑像的缺失,找尋更細部塑像符號使用的情形。另一方面透過形式的比對,從材質、流行樣式到重要偉人塑像作品的探究,藉由對製作者與鑄造工廠的整理,以及紀念塑像類型意義的分類,重建偉人塑像的脈絡背景,這樣得出的結果甚至與簡單的意識形態推論方式大相逕庭。
  首先是塑像材質的分析。媒體報導使用銅像一詞概括所有偉人塑像的類型,就是不了解塑像的材質分類,青銅和玻璃纖維(FRP)不僅製作成本不同,其內含的紀念意義亦不相同。青銅自古即為「重器」,鑄銅像向來由國家主導,政治符號意義較重,製作成本和技術都遠高於適於大量複製的玻璃纖維材質;後者技術引進台灣的時間正好是一九七五年始興起的「獻像」熱潮,許多商家工廠因此投入製作,目的在爭取商機,對他們來說,政治或許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其次,對偉人塑像的政治性論述往往是後設的立場。筆者曾試圖挖掘出塑像商業或工業的存在,而這些塑像業者才是校園塑像製作的大宗,他們的立場就不見得是政治的,反而更多是商業經濟取向。這種現象出現的背景是由於塑像製作不再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介入,而是逐漸資本化的商業競爭;從塑像形式自身的符號觀點來看,這些塑像製作者並非意義的創發者,而只是意義的實際製作者,他們設想的是形式本身製作的問題,並非意義的製造。
  第三,年代斷定的結果,偉人塑像並不像一般推論以為蔣氏生前就大量塑像,用以塑造領袖崇拜的神話觀點,事實上這些塑像是一九七五年蔣氏死後才設置的,也就是在蔣經國執政時期製作的。當然,這些政治符號的意義並不是當時才出現,而是在蔣介石執政二十六年的時間裡就在醞釀,然後在筆者所謂的「塑像潮」時期大量地以塑像形式出現,基本上是一種概念的外顯化,而這些塑像形式不必然與當時的社會脈絡完全契合。事實上,此時大量的偉人塑像出現,其製作的意識形態支撐背景,根本上是透過商業行為而逐漸在消除的。
  因此,過往認定偉人塑像是單純的「領袖崇拜」的說法,不足以解釋以上這些現象。更何況領袖崇拜背後的基礎是國家法統、道統、團體主義的概念,而在塑像上所呈現的符號也絕非是孫逸仙或蔣介石個人的意義,這些意識形態與概念才是重點。正如這些在蔣經國時期才製作的大量塑像,官方設想的仍是新政權「法統」繼承的延續概念。
  隨著台灣政治的改革開放,國家主義和領袖崇拜的意識形態已然失去其作用與重要性,偉人塑像的功能與意義也告一段落。過去不容詆毀輕慢的偉人圖像,也跟著偉人神話論述的解構,而失去了崇高性。一九八七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後,政治人物焚燒破壞偉人塑像以宣示人民主權的地位,地方政府以破除「偶像崇拜」之名義,要求偉人塑像遷出校園,直至今日,許多偉人塑像仍在陸續拆除當中。
  然而,不論當初官方設置偉人塑像,或是現今拆除塑像的脈絡背景,都是政治目的,都是意識形態概念層次的權力更替。偉人塑像作為「符號」意義的建構與解構過程,同時意味著以塑像作為「傳播媒介」工具的使用與放棄。拆除者所持觀點並非塑像的形式本身,而是塑像背後的意識型態與新的概念有所衝突,新的政治論述對於個人的重視與對法統的質疑,使得偉人塑像的符號失去效用。
  但是這並不表示現今的政治領導者不再「推銷」自身的形象,只是傳播媒介重心的轉換造成真實性意義的曖昧,現今通過電視、商品、廣告等傳播人物形象的手法,並不比偉人塑像中的形象製作來得「實在」。套用彼得.柏克在《製作路易十四》的一段話,這些人物形象的製作「並非虛飾與真實間的對比」,而只是「不同風格的虛飾之間的對比」罷了。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