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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評論www.china028.com] 2001年6月16日
另一方面，某種依仗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優勢，處處強加於人，企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文化霸權主義”也還實際存在。科索沃一戰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這種霸權主義也不只是存在於西方，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者並未絕滅。甚至在中國有著深遠傳統的“中國中心”主義也時有暴露。這種文化霸權主義給人類帶來了難以估計的災難。 從目前世界此起彼伏的局部戰爭來看，文化衝突（民族、宗教、權力野心等）似乎已成爲引發戰爭的因素之首位（西亞、非洲、中歐、俄羅斯、印度半島皆不乏實例），於是有了亨廷頓教授（Samuel Huntington）關於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衝突將引發世界大戰的預言。文化衝突的確是未來世紀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文化衝突首先起源于文化壓制。亨廷頓先生之所以緊張，首先是因爲他從西方中心論出發，感到過去以西方爲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衰落，隨著殖民制度的崩潰，各民族文化正在彰顯自己。不久前，他又指出：美國的流行文化和消費品席捲全世界，滲透到最邊遠、最抗拒的社會，在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技術和文化方面居於壓倒優勢，但他並不以此爲滿足，他認爲還必需戰勝“美國存在的崇尚多樣性及多文化主義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結論說：“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對開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歧，那麽，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進歷史的垃圾堆！”爲了維繫這種“共識”，“增強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就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這雖然並不代表大多數西方人的意見，但亦可見要戰勝各種“中心論”，走向文化的多元發展實在還有很長的路程。[i]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界許多人總是頑強地認爲西方文化是最優越的，包含著最合理的行爲模式和思維方式，最應普及於全世界。就拿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來說，這種西方中心論就是十分突出的。自從１８８６年英國學者波斯奈特（H.M.Posnett）第一次用“比較文學”命名他的專著到１９８６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這一百年來比較文學發展的歷史，幾乎就是以泯滅亞、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爲己任的歷史。在比較文學極爲興盛的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著名的法國比較文學家洛裏哀（Frederic Loliee）就曾在他那部名著《比較文學史》中公開作出結論： “西方之智識上、道德上及實業上的勢力，業已遍及全世界。東部亞細亞除少數山僻的區域外，業已無不開放。即使那極端守舊的地方也漸漸容納歐洲的風氣……從此民族間的差別將漸被剷除，文化將繼續它的進程，而地方的特色將歸消滅。各種特殊的模型，各樣特殊的氣質必將隨文化的進步而終至絕迹。到處的居民，將不復有特異於其他人類之處；遊歷家將不復有殊風異俗可以訪尋，一切文學上的民族的物質也都將成爲歷史上的東西了。……總之，各民族將不復維持他們的傳統，而從前一切種姓上的差別必將消滅在一個大混合體之內－－這就是今後文學的趨勢。”[ii]
現在看來，這樣的主張自然是迹近天方夜譚，但在前半個世紀，認同這種思想的比較文學家恐怕也還不在少數；今天它也還蟄伏在許多西方學者的靈魂深處。要改變這種現象遠非一朝一夕之事。義大利比較文學家－－羅馬知識大學的阿爾蒙多.尼茲（Armando.Gnisci）教授把對西方中心論揚棄的過程稱爲一種“苦修” （askesis）。他在《作爲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一文中指出，如果對於擺脫了西方殖民的原被殖民國家來說，比較文學學科代表一種理解、研究和實現非殖民化的方式；那麽，對歐洲學者來說，它就代表著一種思考、一種從過去的殖民制度中解脫的方式。確實認爲自己屬於一個‘後殖民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前殖民者應學會和前被殖民者一樣生活、共存。[iii] 可見先進的西方知識份子已經覺悟到在後殖民時代抛棄習以爲常的西方“中心論”是何等困難！其實，也不僅是西方中心論，其他任何以另一種中心論來代替西方中心論的企圖都是有悖於歷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化發展的。例如有人企圖用某些非西方經典來代替西方經典，強加於世界，其結果並不能解決過去的文化霸權問題，而只能是過去西方中心論話語模式的不斷複製。 影響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除了各種中心論之外，更其嚴重的是科學的挑戰。無庸諱言，高速發展的電腦電訊、多媒體、互聯網、特別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實施正在極其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以至生存方式，制約著人類的思考和判斷。 資訊交往首先要有雙方都能解碼的資訊代碼。目前網路上通行的是英文，首先是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即“美國資訊交換標準代碼”。雖冠以“美國”二字，但實際上已是國際標準代碼。這種以某種語言爲主導的跨國資訊流是否會壓抑他種語言文字從而限制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呢？更嚴重的是資訊的流向遠非對等，而是多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資訊、科技資訊的流入，同時也會發生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體移入”，以至使其他國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壓抑，失去“活性”，最後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樣性而“融爲一體”！但歷史已經證明任何“文化吞併”、“文化融合”“文化一體化”的企圖都只能帶來災難性的悲劇結局。這將是下一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重大危機，也是全人類在二十一世紀不得不面臨的新問題。 促進多元文化發展的文學理論 在以上兩種危機的鉗制下，多元文化發展的前景並不樂觀，但作爲人文學科的一員，我們總希望能對人類較好的未來作出自己的貢獻。根據以上的分析，要削弱以至消解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最根本的關鍵可能就是普通人們之間的寬容、溝通和理解。爲達到這一目的，文學顯然可以作出特殊的貢獻。文學涉及人類的感情和心靈，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中的共同話題總是十分豐富的，儘管人類千差萬別，但從客觀來看，總會有構成“人類”這一概念的許多共同之處。從文學領域來看，由於人類具有大體相同的生命形式，如男與女、老與幼、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命運等；又有相同的體驗形式，如歡樂與痛苦，喜慶與憂傷、他離與團聚、希望與絕望、愛恨、生死等等，那麽，以表現人類生命與體驗爲主要內容的文學就一定會有許多共同層面，如關於“死亡意識”、“生態環境”、“人類末日”、“烏托邦現象”“遁世思想”等等。不同文化體系的人們都會根據他們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這些回答回響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當代人和當代語境的的取捨與詮釋。通過多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多次往返對話，這些問題就能得到我們這一時代的最圓滿的解答，同時爲這些問題開放更廣闊的視野和前景，人們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溝通與理解。文學理論就是要在這一過程中建構出新的理論，總結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創作長期積累的豐富經驗。印度、希臘、阿拉伯、非洲、中國對文學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文學理論要尋求文學問題的深入解決就不能在一個封閉的文化體系中來尋求答案，而要在各種文化體系的對話中尋求新的解釋；在這種新的解釋中，各種文化體系都將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從歷史來看，人類總是夢想走出自身所處的狹小範圍：希臘英雄爲了尋找金羊毛遠走他鄉，中國的孫悟空也不安于在美麗的花果山爲王。尋求新的天地，尋求瞭解他人也許正是人的一種天性。美國著名比較文學家孟而康教授（Earl Miner）指出，“需要瞭解是比較詩學之母”。[iv]比較文學就是從想瞭解他種文學的願望開始的。這種願望使我們擴大視野得到更廣泛的美學享受。 這裏可以舉一個欣賞月亮的例子。在中國詩歌中，月亮總是被作爲永恒和孤獨的象徵，而與人世的煩擾和生命的短暫相映照。李白最著名的一首《把酒問月》詩是這樣寫的：“白兔搗藥秋複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今天的人不可能看到古時的月亮，相對於宇宙來說，人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瞬間，然而月亮卻因它的永恒，可以照耀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們。千百年來，人類對於這一“人生短暫和宇宙永恒”的矛盾完全無能爲力。但是，我們讀李白的詩時，會想起在不同時間和我們共存於同一個月亮之下的李白，正如李白寫詩時會想起也曾和他一樣賞月的、在他之前的古人。正是這種無法解除的、共同的苦惱和無奈，通過月亮這一永恒的仲介，將“前不見”的“古人”和“後不見”的“來者”，也將李白從未想到過的、欣賞這首詩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聯結在一起，使他們産生了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溝通和共鳴。 日本文學也有大量關於月亮的描寫，但日本人好象很少把月亮看作超越和永恒的象徵，相反，他們往往傾向於把月亮看作和自己一樣的、親密的伴侶。有“月亮詩人”之美稱的明惠上人（1173－－1232）寫了許多有關月亮的詩，特別是那首帶有一個長序的和歌《冬月相伴隨》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先寫道：“山頭月落我隨前，夜夜願陪爾共眠。”顯得十分親昵。接著，他又寫道：“心境無翳光燦燦，明月疑我是蟾光。”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引錄了這首詩，並分析說：“與其說他是所謂‘與月爲伴’，莫如說他是‘與月相親’，親密到把看月的我變爲月，被我看的月變爲我，而投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爲一體。”明惠的詩和川端康成的分析爲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與李白的詩完全不同的觀賞月亮的視角和意境。 西方詩歌關於月亮的描寫往往賦有更多人間氣息。如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一首《月之愁》：“今晚，月亮做夢有更多的懶意，／象美女躺在許多墊子的上面，／一隻手漫不經心地、輕柔地撫弄乳房的輪廓，／在入睡之前……有時，她閒適無力，就向著地球，／讓一串串眼淚悄悄地流呀流，／一位虔誠的詩人，／睡眠的仇敵，把這蒼白的淚水捧在手掌上，／好象乳白石的碎片虹光閃亮，／放進他那太陽看不見的心裏。”（《惡之花.憂鬱和理想》）這樣來描寫月亮，在東方人看來，多少有一點兒褻瀆。波特萊爾的月亮不象李白的月亮那樣富於玄學意味，也不象明惠禪師的月亮那樣，人與自然渾然合爲一體。在波特萊爾筆下，月亮是一個獨立的客體，它將蒼白的淚水一串串流向大地，流到詩人的心裏；在月下想象和沈思的詩人是一個獨立的主體。 總之，三位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詩人用不同的方式，欣賞和描寫月亮，卻同樣給予我們美好的藝術享受。如果我們只能用一種方式欣賞月亮，無論排除哪一種方式，都不能使我們對欣賞月亮的藝術情趣得到圓滿的擁有，而這種在多文化語境中進行藝術欣賞的現象一定會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越來越普遍，未來的文學理論必將突破封閉的、局限于一種文化或相類文化的現象，而以對多種文化中文學的認識和欣賞爲基礎。 兩種文學的相遇，不僅是認識和欣賞，還包括相互間以新的方式重新闡釋。即以原來存在于一種文化中的思維方式去解讀（或誤讀）另一種文化的文本，因而獲得對該文本全新的詮釋和理解，如朱光潛、宗白華等人以西方文論對中國文論的整理；劉若愚、陳世驤等人試圖用中國文論對某些西方文學現象進行解釋。正如樹木的接枝，成長出來的是既非前者，亦非後者，而是有著新差異的新品種，也就是原有文化的新發展。這種“雙向闡釋”往往並非可見的“比較”，而更多表現爲一種潛在的參照。事實上，不同文化體系文學的相遇就是兩者同時進入了同一個文化場（Cultural Field），在這個新的狀態中，兩者都與原來不同而産生了新的性質，也就是說兩者之間必然發生一種潛在的關係，正如中國古代哲人所說，我們談到“龜無毛”、“兔無角”，並不是說“有毛”、“有角”的東西一定在場，但作出的結論卻是和潛在的“有毛”、“有角”的東西對比的結果。這種對比使龜和兔的特點更突出了。如果沒有這種對比，“無毛”、“無角”的特點就難於彰顯。現實存在的與作爲參照而潛在的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新的結論，推動事物的發展。這種跨文化的相互闡釋和參照必將爲文學理論帶來重大革新。 其實，人類在文學研究中，會遇到很多共同問題。例如語言和意義的關係就是任何文學研究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中國人很早意識到這個問題，如莊子提出“得意忘言”。這對中國文論後來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中國詩論強調“言不盡意”，“詩貴含蓄”，強調應通過語言，從多方面接近意義，儘量擴大語言通向意義的各種途徑，追求“言外之意”，以至丟開語言和形象，去直接去體驗某種感覺。西方傳統語言觀則大部分認爲語言是意義的載體，是靜態地、透明地反映世界的鏡子；直到20世紀的“語言學轉向”才根本改變了這種看法，語言學轉向在文學研究方面引起了極大的變革。顯然，只有對不同文化關於同一理論問題的不同解答進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悠久的詩學傳統無疑能爲解決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不同文化中文學的接觸必然是一個取長補短的過程。但這決不是把對方變成和自己一樣，而是促成了新的發展。這種發展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爲對方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如在日本文化與漢文化的接觸中，日本詩歌大量吸取了中國詩歌的辭彙、文學意象、對生活的看法、以至某些表達方式，但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詩歌不是變得和中國詩歌一樣，恰恰相反，日本詩歌的精巧、纖細、不尚對偶聲律而重節奏、追求餘韻、尊尚閑寂、幽玄等特色就在與中國詩歌的對比中得到進一步彰顯和發展。另外，如美國詩人惠特曼對現代中國一代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龐德對李白詩歌的誤讀都說明了同樣的問題。另一方面，一種文化的文本在進入另一種文化之後也有可能得到新的生長和發展。例如魯迅介紹易卜生時，曾經提出娜拉式的出走不僅不能使社會改良進步，連“救出自己”也是行不通的。在《娜拉走後怎樣》的講演中，他指出“自由固不是錢所能實到的，但能夠爲錢而賣掉。”娜拉表面上似乎是“自由選擇”，“自己負責”“救出自己”了，但由於沒有錢，她追求自由解放，“飄然出走”，其結局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回家，二是墮落。因此，他希望人們不要空喊婦女解放，自由平等之類，而要奮起從事“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婦女解放之類更煩難，更劇烈的戰鬥”，這就大大加深了娜拉這個形象的思想內容。與此同時，胡適、茅盾都對娜拉有自己的解讀，塑造了自己的娜拉。研究易蔔生而不研究娜拉在中國的被解讀，就不是對易蔔生的完整研究。其他入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重要文學思潮，都在印度、中國、日本有著不同的發展。未來的文學理論勢必以跨文化的眼光對以上種種現象作出前無古人的新的研究。 總而言之，文學理論的未來很可能是建構在以上所述異質文化之間文學互識、互證、互補的過程中。這樣的文學理論將對人類不同文化的溝通作出重要貢獻。 跨學科文學研究也是未來文學理論的另一個支柱。二十世紀後半葉，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如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人類學、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其他藝術等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二十一世紀還會進一步發展；由於自然科學對人類生活越來越深刻的影響，二十一世紀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可能會更多地集中於人類如何面對科學的發展和科學的挑戰。 科學的發展爲文學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觀念。十九世紀，進化論曾全面刷新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二十世紀，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熱學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觀念對文學的影響也決不亞于進化論之於十九世紀文學。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機械學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物理學的世紀，那麽，二十一世紀將向人類展開一個過去人類連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學世紀。由世界六國科學家聯手合作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即將完成定序，人類遺傳密碼將被破譯，人類即可開始探究、分析生命的藍圖。這將深刻地改變現有的哲學、倫理、法律等觀念，並將對社會、經濟産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對於基因的排列和變異的研究，對於克隆技術關於生物甚至人的“複製”技術的實現，體外受精、“精子銀行”對於傳統家庭關係的衝擊，以及人類在宇宙空間存在的心態所引起的種種道德倫理問題等等，這一切都對人文科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這些問題無一不首先顯示在文學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說、科幻電影預先描寫了科學脫離人文目標，異化爲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時人所面臨的悲慘前景……這些都還有待于未來的專文論述。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特別是自然科學與文學研究之間的整合必將爲文學理論的發展翻開全新的一頁。 無庸諱言，人類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也很難預測其前景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文學理論和人文學科的其他一切領域一樣，都將會經歷難以想象的顛覆和重建。現在不少年輕人都在談論文學理論的無用和即將消亡。我之所以仍抱有一線希望，是因爲我心目中的文學理論將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與跨學科的基礎上，它將有益於人類的相互溝通與相互理解，有益於在全球“一體化”的陰影下促進文化的多元發展，而文化的多元發展，也許是拯救人類文明的唯一途徑。 [i] 亨廷頓：《美國國家利益受到忽視》美國《外交》雜誌1997年10月號，譯文見中國《參考消息》1997年10月16--18日 [ii] 洛利哀:《比較文學史》，傅東華譯，上海書店，1989, 352頁 [iii] 阿爾蒙多.尼茲《作爲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羅恬譯，《中國比較文學通訊》，1996年，第一期，５頁 [iv]
《比較詩學－－東方與西方》序，孟而康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1998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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