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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研究的使命往往和實踐或幹預分不開。英國文化研究家霍爾(S.Hall)認爲文化研究是一種實踐，"一種不斷思考如何在世界上進行幹預的實踐，而實踐的目的是要改造和發揮實際效用"。(見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1992，P.286)霍爾提出的幹預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參與。這種參與往往採取極端政治的形式，其目的是系統地批判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並密切關注爭取社會變革的實際運動。但是近年來極端政治已有所減弱。其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研究在學院裏安家後被機構化。二是文化研究中出現了後現代的傾向。(RWMcChesney，"Is There aHope for Cultural Studies？"Monthy Review，March，1996p.2)
極端政治的幹預雖然減弱了勢頭，但這沒有影響文化研究的政治效用。比如學院裏的人文學科和文化研究對受教育者未來的思維和行爲都有直接的影響。其次，知識份子通過自己的教書，著書和公共辯論也能發揮政治作用；他們或者可以投身于制定文化政策，或通過批判來幹預文化政策的制定。當然，考慮到學院的限止，文化研究的幹預只能是一種有限的幹預，或者一種微觀的幹預。在西方民主社會中微觀幹預成了實踐的主要手段之一。換句話說，幹預的形式特定化了，即它總是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出現，如反種族主義運動，反性別歧視運動，反環境污染等。討論微觀幹預，涉及三個問題。第一，微觀幹預的起源。第二，微觀幹預的必然性。第三，如何進行微觀幹預。
我想從拉克勞和莫芙的《主導影響和社會主義戰略：通向激進民主政治之路》(E.Laclau and C.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Towards a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78)來討論上面三個問題。
由於受到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攻擊，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發生了危機。面對這一危機，拉克勞和莫芙效法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話語理論，仔細分析了社會的社會性。他們反對把社會看成具有歷史規律性，進而把社會性(the social)看成是不確定的、虛無的。於是他們離開了正統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領導群衆尋求歷史規律的主張。他們指出"工人階級"和"群衆"之間存在結構上的分裂，因此一種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便無法維持。(Hegemony，p.62)拉克勞和莫芙對工人階級神話最有力的批判是圍繞"代表或表現"和"表達"展開的。
按照拉克勞和莫芙的觀點，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屬於代表或表現(representation)的模式，因爲馬克思主義認爲工人階級代表群衆的歷史利益，因而成爲他們的代言人。他們認爲從社會理論和實踐上看這是行不通的：儘管工人階級被看成領導階級，它其實無法肩負這一領導的使命，因爲工人階級受先鋒隊(黨)和有機知識份子的領導和支配。於是便出現了黨代表群衆那種權威式的行爲。爲了克服這一不足，拉克勞和莫芙提出了"表達"(articulation)的理論。他們想用"表達"的模式來打破歷史規律的神話進而把一切看成和話語形成一樣的偶然和有條件。拉克勞和莫芙寫到：
工人階級能成爲主導影響領導並表達自己的民主主張和鬥爭，但這並不是由於它佔有一種先天的特權，而是由於階級的主動精神。主導影響的主體是階級的主體，但這只是從某種意義說而已，即，在階級的基礎上主導影響在實踐表述中形成。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並非是"歷史利益"的圓滿實現而是一些具體的工人。(P.65)。
在這裏，拉克勞和莫芙把葛蘭西主導影響形式的"表達實踐"推向了極端，因爲他們在這一實踐中抽掉了單一階級的獨佔地位。
拉克勞和莫芙顯然是在變化了的西方社會中對馬克思主義發難的。他們指出工人階級作爲領導全社會發動革命的階級已經消失。在這一點上，他們似乎同情馬爾庫塞對西方後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悲觀推測。馬爾庫塞在《單面人》裏悲觀地認爲資本力量的無孔不入使任何抵抗都無效。但拉克勞和莫芙不同意馬爾庫塞的觀點。莫芙在《馬克思主義和文化解釋》這本集子中的《主導影響和新政治主體》就是例證之一。(見Cary Nelson.Marxism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8)拉克勞和莫芙發難的目標是工人階級作爲領導階級完成社會革命的觀點；他們對社會變革的信心沒有變。不同的是他們把這一變革的使命轉移到更大層面上的"階級"，並想以此來消除正統馬克思主義中決定論的成分。換句話說，提出社會性，主體以及階級的不確定性"使主導影響實踐變成可能"。(《主導影響》，P.86)主導階級領導的革命消失後出現的是馬爾庫塞的"新社會運動"，儘管拉克勞和莫芙認爲馬爾庫塞的"新社會運動"也未免行得通，因爲"這種運動和工人階級對比起來是邊緣的、非主流的"，或是因爲"這種運動是在工人階級被資本系統同化後的一種替代性的革命"。(同上)拉克勞和莫芙於是提出："在發起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上沒有特殊的制高點；這一實踐的發起取決於通過不同焦點精心勾劃的'集體意識'"。(同上)
也許，在否定了工人階級在社會革命中的主導地位後，拉克勞和莫芙擴大了社會革命的機會：每一種表達和主導影響的形成(如生態鬥爭，反性別歧視鬥爭和少數民族鬥爭)都有機會充分發揮和發展。這是說，面對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化、物質化和技術化及其造成的對大規模社會革命的悲觀和對馬克思主義有效性的憂慮，拉克勞和莫芙提出了他們的社會主義戰略，其宗旨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顧及任何可表達的、可形成主導影響的社會勢力和非主流主體。這種觀點頗具微觀政治的特色。和宏觀政治運動相比，微觀政治把注意集中在區域的或特定的問題上，而一切又取決於該問題能否得到表達和形成主導影響。
微觀政治並非一種權宜之計，並非是理論家和其他個人的憑空遐想；微觀政治産生於後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歷史現狀。撇開社會和階級的組合不談，微觀政治的産生根源於先前不曾存在的新的形式的壓迫和不斷被發現和表達出來的新的不平等。(見C.Mouffe."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in Marxism and CulturalInterpreta-tion,ed.Cary Nels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從某種意義上說微觀政治主張和運動旨在處理二戰以來出現的新對抗。在新的對抗環境中，按照福柯的觀點，社會對人體不斷增長的微觀約束、控制和壓制使自然環境問題，性傾向問題發展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便激發了微觀幹預。應該指出這種幹預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爲前提的，亦即社會和學術的寬容保證幹預的可能，儘管寬容是有限度的。也許更重要的是，給予寬容的權力機關意識到隨著學術機關不斷將文化研究(文化幹預)機構化，這種幹預就不可能超出一定的極限。於是文化研究的幹預只能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進行。
但是隨著理論家宏論的被摒棄，在狹小範圍內發揮效力也許是最好的選擇。當長遠的規劃和崇高的理想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而左派學者們又想要維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他們也只有在狹小的範圍內活動。由於強震級式的革命(如俄國革命)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以微觀形式出現的微觀改造便應運而生。事實上，宏觀革命--以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革命--也同樣遭到西方左派理論家的反對，理由是此種革命將導致專制。於是西方文化幹預者們(我在此把文化幹預與西方左派理論家相提並論原因是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主張實踐並有意識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法。)便處於兩難境地：他們想堅守馬克思主義(憧憬社會主義社會)又想要避免權威式專制的命運；他既要西方民主又要沒有專制的社會主義。然而民主和專制之間有一種有趣的聯繫。拉克勞和莫芙融合C.Lefort的觀點(見L'invention democratique，Paris，1981)寫到：
民主讓人體驗一種無法控制和理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民被奉爲至高無上，然而人民的特性無法絕對確定因而也無法明朗。在這種情況下，C.Lefort認爲專制主義就有可能擡頭，爲的是要建立被民主破壞了的權力、法律和知識間的聯合點。民主革命一旦摧毀了社會權力，一種純粹的社會權力便會出現；這種權力將自己絕對化並從其本身派生出法律和知識的準則。至於專制主義，它的權力並不標出一塊真空地，相反它讓自己在一個機構(黨)中物質化並把這個機構看作整體人民的代表。(《主導影響》，p.187)
顯然，拉克勞和莫芙要選擇的是一條激進民主之道以便避免上面提到的兩難境地。他們既要民主也要社會主義，不過他們要的民主是一種不會破壞"權力、法律和知識之間聯合點"的民主，而他們要的社會主義則是一個不會引導出強權與專制的社會主義。這是一項堅難的任務，是西方左派思想家面對民主的兩難性而提出的任務。微觀政治的主張也許是在這種前提下提出的。誠然，微觀政治的出現除了上面講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條件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歷史環境原因，比如福柯的微觀政治理論很大程度上表現爲對法國一九六八年運動的思考。那麽如何在微觀政治領域裏進行幹預呢？或具體地說如何進行激進民主革命呢？我想莫芙在《十月》雜誌上(波士頓一家藝術與理論的左派雜誌。)發表的文章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莫芙認爲激進民主既不同於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也不同於自由主義。共同體主義企圖"振興文明共和國概念上的公民權，並以此作爲一個關鍵性的認同(公德)來壓倒其他的認同。這是一個冒險的理論；它有可能犧牲個人的權利"。(October，Summer，1992，p29)而"自由主義的觀點不承認任何公德；任何個人都可以確定和實現這種公德"。(同上)和共同體主義與自由主義不同，激進民主在兩者之間尋求"共識"。一方面，激進民主糾正共同體主義的"公德"觀，把它視爲有條件的、可以不斷確定其界說的並且永遠無法企及的。另一方面，激進民主承認自由主義在現代民主概念中所作的重大貢獻。於是激進民主便在自由主義理想中取出人人平等和自由作爲激進民主的基礎，並把平等和自由作爲"約束"一切個人的理想。莫芙用這種共同的制約和約束來代替公德，並把每個公民的行爲界定爲"把他人視爲自由和平等的人"的行爲。(p.31)在我看來，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自由和平等在原則上得到了承認，但是由於缺乏普遍的(爲人人的)自由和平等(或者說這個自由和平等絕對不現實)使社會不斷出現緊張和危機局面。激進民主論的幹預表現爲從理論上爲緩解這種局面尋找出路。莫芙以一種有條件的約束或共同關心的公共課題(public concern)來中合強加的公德和放任的自由，其目的是想通過社會實踐和幹預來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由和平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這種幹預是微觀的修補(bricolage)和完善；這種幹預是在現存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完善。但改造和完善是沒有終期的，因爲，用拉克勞的話來講，人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理想是一個"永遠無法圓滿的象徵"。(見拉克勞的"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and Identity，in October，Summer，1992，p.90)拉克勞又說"普遍理想作爲一種理想境界其範圍不斷擴大，因爲它對任何具體內容的依附必然會被打破"。(同上)也就是說內容的微觀特殊性總要突破普遍論的專斷。這便引發了幹預、社會實踐或社會改造以至於緩解不斷出現的社會和意識上的緊張。微觀幹預這種激進民主過程不同於共產黨國家的人民民主，也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通過對兩者的解構(deconstructing)它抽掉前者中的歷史規律性又消熔掉後者中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人性論(humanism)；激進民主接受的是所有價值中"有條件的、極端開放的特性"。(《主導影響》，p.125)
那麽，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講，激進民主的幹預是在哪里進行的呢？
隨著大規模社會革命和鬥爭在西方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以文化研究而展開的實踐和幹預，不管它是激進民主的還是溫和民主的，往往在學院的範圍內開展。一般認爲大學在政治上最敏感，在行爲上最自由。西方和美國的左派理論家，如福柯、拉康、薩伊德、詹明信等沒有一個是和學院沒有關係的。在美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學院中確立了它的合法地位(有人說詹明信《政治潛意識》的發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馬克思的許多原著成了學生的必讀課本，如社會學的導論課就非讀《資本論》不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爲指導的文化研究波及到英語系，哲學系，藝術歷史系，政治系，比較文學系等。比如左派馬克思主義闡釋在紐約州立學賓漢頓大學成爲主導，而布法羅分校英語系裏的研究生每年召開一次馬克思主義學術會。教授們在課堂上振振有詞，著書立說時又不忘針砭時弊。我們可以把這一現象看作是社會革命或者社會變革的戰略上和戰術上的轉移。轉移的原因上面已提到：工人階級作爲主導階級的消失、知識份子先鋒隊或先鋒作用的過時，葛蘭西式的有機知識份子分化和引退。有人把知識份子退守學院並在學院不斷被磨掉棱角看成是民主進程和文化幹預的敗退。然而美國哲學家羅蒂(R.Rorty)所見不同。羅蒂把知識份子在"經院"裏教書立說看成是"編織蜘蛛網"。羅蒂把這批人叫做苦行的牧師，因爲他們都要宣教。但是他認爲：
他們是一批非常有用的人。少了這批人無論是東方的文化還是西方的文化都很難想象。……一個社會能夠供養的苦行牧師越多，爲這些牧師提供閒暇進行遐想的剩餘值價也就越多，而這個社會的語言和規劃專案也會變得更加豐富和多樣。知識份子的編織物……有巨大的社會功利性。苦行牧師同時還是語言創新的媒介，正因爲這樣，一個文化才有可能出現比現在更有趣的未來。(見Rorty的"Philosophers，Novelists，and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Heidegger，Kundera and Dickens，"in Culture and modernity，ed.
Deutsch，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p.9)
在羅蒂眼裏學院哲學家做學問是一種推進民主進程的健康的活動。學院裏的微觀文化幹預強調培養對差異的敏感。敏感的培養和拉克勞和莫芙的想法吻合。拉克勞和莫芙(他們同是教授)想要在人們中間培養的也是一種敏感，儘管是對不平等和壓迫的敏感。西方有識之士這種先人一步的敏感又證明瞭羅蒂的另一段話：
人們常常十分合理地認爲西方文化帶有種族性，性別歧視和帝國主義性。不過這個文化同樣也爲種族性，性別歧視，帝國主義性，歐洲中心論，父權制以及理智上的褊狹感到擔憂。這個文化還意識到本身殘忍的偏執，進而也就更加提防偏執，更加增強對多樣化的敏感性。這是其他有記錄的文化比之不及的。(同書，p.17)
在西方，文化研究的使命往往和實踐或幹預分不開。英國文化研究家霍爾(S.Hall)認爲文化研究是一種實踐，"一種不斷思考如何在世界上進行幹預的實踐，而實踐的目的是要改造和發揮實際效用"。(見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1992，P.286)霍爾提出的幹預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參與。這種參與往往採取極端政治的形式，其目的是系統地批判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並密切關注爭取社會變革的實際運動。但是近年來極端政治已有所減弱。其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研究在學院裏安家後被機構化。二是文化研究中出現了後現代的傾向。(RWMcChesney，"Is There aHope for Cultural Studies？"Monthy Review，March，1996p.2)
極端政治的幹預雖然減弱了勢頭，但這沒有影響文化研究的政治效用。比如學院裏的人文學科和文化研究對受教育者未來的思維和行爲都有直接的影響。其次，知識份子通過自己的教書，著書和公共辯論也能發揮政治作用；他們或者可以投身于制定文化政策，或通過批判來幹預文化政策的制定。當然，考慮到學院的限止，文化研究的幹預只能是一種有限的幹預，或者一種微觀的幹預。在西方民主社會中微觀幹預成了實踐的主要手段之一。換句話說，幹預的形式特定化了，即它總是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出現，如反種族主義運動，反性別歧視運動，反環境污染等。討論微觀幹預，涉及三個問題。第一，微觀幹預的起源。第二，微觀幹預的必然性。第三，如何進行微觀幹預。
我想從拉克勞和莫芙的《主導影響和社會主義戰略：通向激進民主政治之路》(E.Laclau and C.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Towards a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78)來討論上面三個問題。
由於受到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攻擊，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發生了危機。面對這一危機，拉克勞和莫芙效法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話語理論，仔細分析了社會的社會性。他們反對把社會看成具有歷史規律性，進而把社會性(the social)看成是不確定的、虛無的。於是他們離開了正統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領導群衆尋求歷史規律的主張。他們指出"工人階級"和"群衆"之間存在結構上的分裂，因此一種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便無法維持。(Hegemony，p.62)拉克勞和莫芙對工人階級神話最有力的批判是圍繞"代表或表現"和"表達"展開的。
按照拉克勞和莫芙的觀點，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屬於代表或表現(representation)的模式，因爲馬克思主義認爲工人階級代表群衆的歷史利益，因而成爲他們的代言人。他們認爲從社會理論和實踐上看這是行不通的：儘管工人階級被看成領導階級，它其實無法肩負這一領導的使命，因爲工人階級受先鋒隊(黨)和有機知識份子的領導和支配。於是便出現了黨代表群衆那種權威式的行爲。爲了克服這一不足，拉克勞和莫芙提出了"表達"(articulation)的理論。他們想用"表達"的模式來打破歷史規律的神話進而把一切看成和話語形成一樣的偶然和有條件。拉克勞和莫芙寫到：
工人階級能成爲主導影響領導並表達自己的民主主張和鬥爭，但這並不是由於它佔有一種先天的特權，而是由於階級的主動精神。主導影響的主體是階級的主體，但這只是從某種意義說而已，即，在階級的基礎上主導影響在實踐表述中形成。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並非是"歷史利益"的圓滿實現而是一些具體的工人。(P.65)。
在這裏，拉克勞和莫芙把葛蘭西主導影響形式的"表達實踐"推向了極端，因爲他們在這一實踐中抽掉了單一階級的獨佔地位。
拉克勞和莫芙顯然是在變化了的西方社會中對馬克思主義發難的。他們指出工人階級作爲領導全社會發動革命的階級已經消失。在這一點上，他們似乎同情馬爾庫塞對西方後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悲觀推測。馬爾庫塞在《單面人》裏悲觀地認爲資本力量的無孔不入使任何抵抗都無效。但拉克勞和莫芙不同意馬爾庫塞的觀點。莫芙在《馬克思主義和文化解釋》這本集子中的《主導影響和新政治主體》就是例證之一。(見Cary Nelson.Marxism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8)拉克勞和莫芙發難的目標是工人階級作爲領導階級完成社會革命的觀點；他們對社會變革的信心沒有變。不同的是他們把這一變革的使命轉移到更大層面上的"階級"，並想以此來消除正統馬克思主義中決定論的成分。換句話說，提出社會性，主體以及階級的不確定性"使主導影響實踐變成可能"。(《主導影響》，P.86)主導階級領導的革命消失後出現的是馬爾庫塞的"新社會運動"，儘管拉克勞和莫芙認爲馬爾庫塞的"新社會運動"也未免行得通，因爲"這種運動和工人階級對比起來是邊緣的、非主流的"，或是因爲"這種運動是在工人階級被資本系統同化後的一種替代性的革命"。(同上)拉克勞和莫芙於是提出："在發起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上沒有特殊的制高點；這一實踐的發起取決於通過不同焦點精心勾劃的'集體意識'"。(同上)
也許，在否定了工人階級在社會革命中的主導地位後，拉克勞和莫芙擴大了社會革命的機會：每一種表達和主導影響的形成(如生態鬥爭，反性別歧視鬥爭和少數民族鬥爭)都有機會充分發揮和發展。這是說，面對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化、物質化和技術化及其造成的對大規模社會革命的悲觀和對馬克思主義有效性的憂慮，拉克勞和莫芙提出了他們的社會主義戰略，其宗旨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顧及任何可表達的、可形成主導影響的社會勢力和非主流主體。這種觀點頗具微觀政治的特色。和宏觀政治運動相比，微觀政治把注意集中在區域的或特定的問題上，而一切又取決於該問題能否得到表達和形成主導影響。
微觀政治並非一種權宜之計，並非是理論家和其他個人的憑空遐想；微觀政治産生於後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歷史現狀。撇開社會和階級的組合不談，微觀政治的産生根源於先前不曾存在的新的形式的壓迫和不斷被發現和表達出來的新的不平等。(見C.Mouffe."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in Marxism and CulturalInterpreta-tion,ed.Cary Nels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從某種意義上說微觀政治主張和運動旨在處理二戰以來出現的新對抗。在新的對抗環境中，按照福柯的觀點，社會對人體不斷增長的微觀約束、控制和壓制使自然環境問題，性傾向問題發展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便激發了微觀幹預。應該指出這種幹預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爲前提的，亦即社會和學術的寬容保證幹預的可能，儘管寬容是有限度的。也許更重要的是，給予寬容的權力機關意識到隨著學術機關不斷將文化研究(文化幹預)機構化，這種幹預就不可能超出一定的極限。於是文化研究的幹預只能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進行。
但是隨著理論家宏論的被摒棄，在狹小範圍內發揮效力也許是最好的選擇。當長遠的規劃和崇高的理想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而左派學者們又想要維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他們也只有在狹小的範圍內活動。由於強震級式的革命(如俄國革命)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以微觀形式出現的微觀改造便應運而生。事實上，宏觀革命--以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革命--也同樣遭到西方左派理論家的反對，理由是此種革命將導致專制。於是西方文化幹預者們(我在此把文化幹預與西方左派理論家相提並論原因是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主張實踐並有意識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法。)便處於兩難境地：他們想堅守馬克思主義(憧憬社會主義社會)又想要避免權威式專制的命運；他既要西方民主又要沒有專制的社會主義。然而民主和專制之間有一種有趣的聯繫。拉克勞和莫芙融合C.Lefort的觀點(見L'invention democratique，Paris，1981)寫到：
民主讓人體驗一種無法控制和理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民被奉爲至高無上，然而人民的特性無法絕對確定因而也無法明朗。在這種情況下，C.Lefort認爲專制主義就有可能擡頭，爲的是要建立被民主破壞了的權力、法律和知識間的聯合點。民主革命一旦摧毀了社會權力，一種純粹的社會權力便會出現；這種權力將自己絕對化並從其本身派生出法律和知識的準則。至於專制主義，它的權力並不標出一塊真空地，相反它讓自己在一個機構(黨)中物質化並把這個機構看作整體人民的代表。(《主導影響》，p.187)
顯然，拉克勞和莫芙要選擇的是一條激進民主之道以便避免上面提到的兩難境地。他們既要民主也要社會主義，不過他們要的民主是一種不會破壞"權力、法律和知識之間聯合點"的民主，而他們要的社會主義則是一個不會引導出強權與專制的社會主義。這是一項堅難的任務，是西方左派思想家面對民主的兩難性而提出的任務。微觀政治的主張也許是在這種前提下提出的。誠然，微觀政治的出現除了上面講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條件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歷史環境原因，比如福柯的微觀政治理論很大程度上表現爲對法國一九六八年運動的思考。那麽如何在微觀政治領域裏進行幹預呢？或具體地說如何進行激進民主革命呢？我想莫芙在《十月》雜誌上(波士頓一家藝術與理論的左派雜誌。)發表的文章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莫芙認爲激進民主既不同於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也不同於自由主義。共同體主義企圖"振興文明共和國概念上的公民權，並以此作爲一個關鍵性的認同(公德)來壓倒其他的認同。這是一個冒險的理論；它有可能犧牲個人的權利"。(October，Summer，1992，p29)而"自由主義的觀點不承認任何公德；任何個人都可以確定和實現這種公德"。(同上)和共同體主義與自由主義不同，激進民主在兩者之間尋求"共識"。一方面，激進民主糾正共同體主義的"公德"觀，把它視爲有條件的、可以不斷確定其界說的並且永遠無法企及的。另一方面，激進民主承認自由主義在現代民主概念中所作的重大貢獻。於是激進民主便在自由主義理想中取出人人平等和自由作爲激進民主的基礎，並把平等和自由作爲"約束"一切個人的理想。莫芙用這種共同的制約和約束來代替公德，並把每個公民的行爲界定爲"把他人視爲自由和平等的人"的行爲。(p.31)在我看來，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自由和平等在原則上得到了承認，但是由於缺乏普遍的(爲人人的)自由和平等(或者說這個自由和平等絕對不現實)使社會不斷出現緊張和危機局面。激進民主論的幹預表現爲從理論上爲緩解這種局面尋找出路。莫芙以一種有條件的約束或共同關心的公共課題(public concern)來中合強加的公德和放任的自由，其目的是想通過社會實踐和幹預來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由和平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這種幹預是微觀的修補(bricolage)和完善；這種幹預是在現存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完善。但改造和完善是沒有終期的，因爲，用拉克勞的話來講，人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理想是一個"永遠無法圓滿的象徵"。(見拉克勞的"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and Identity，in October，Summer，1992，p.90)拉克勞又說"普遍理想作爲一種理想境界其範圍不斷擴大，因爲它對任何具體內容的依附必然會被打破"。(同上)也就是說內容的微觀特殊性總要突破普遍論的專斷。這便引發了幹預、社會實踐或社會改造以至於緩解不斷出現的社會和意識上的緊張。微觀幹預這種激進民主過程不同於共產黨國家的人民民主，也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通過對兩者的解構(deconstructing)它抽掉前者中的歷史規律性又消熔掉後者中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人性論(humanism)；激進民主接受的是所有價值中"有條件的、極端開放的特性"。(《主導影響》，p.125)
那麽，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講，激進民主的幹預是在哪里進行的呢？
隨著大規模社會革命和鬥爭在西方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以文化研究而展開的實踐和幹預，不管它是激進民主的還是溫和民主的，往往在學院的範圍內開展。一般認爲大學在政治上最敏感，在行爲上最自由。西方和美國的左派理論家，如福柯、拉康、薩伊德、詹明信等沒有一個是和學院沒有關係的。在美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學院中確立了它的合法地位(有人說詹明信《政治潛意識》的發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馬克思的許多原著成了學生的必讀課本，如社會學的導論課就非讀《資本論》不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爲指導的文化研究波及到英語系，哲學系，藝術歷史系，政治系，比較文學系等。比如左派馬克思主義闡釋在紐約州立學賓漢頓大學成爲主導，而布法羅分校英語系裏的研究生每年召開一次馬克思主義學術會。教授們在課堂上振振有詞，著書立說時又不忘針砭時弊。我們可以把這一現象看作是社會革命或者社會變革的戰略上和戰術上的轉移。轉移的原因上面已提到：工人階級作爲主導階級的消失、知識份子先鋒隊或先鋒作用的過時，葛蘭西式的有機知識份子分化和引退。有人把知識份子退守學院並在學院不斷被磨掉棱角看成是民主進程和文化幹預的敗退。然而美國哲學家羅蒂(R.Rorty)所見不同。羅蒂把知識份子在"經院"裏教書立說看成是"編織蜘蛛網"。羅蒂把這批人叫做苦行的牧師，因爲他們都要宣教。但是他認爲：
他們是一批非常有用的人。少了這批人無論是東方的文化還是西方的文化都很難想象。……一個社會能夠供養的苦行牧師越多，爲這些牧師提供閒暇進行遐想的剩餘值價也就越多，而這個社會的語言和規劃專案也會變得更加豐富和多樣。知識份子的編織物……有巨大的社會功利性。苦行牧師同時還是語言創新的媒介，正因爲這樣，一個文化才有可能出現比現在更有趣的未來。(見Rorty的"Philosophers，Novelists，and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Heidegger，Kundera and Dickens，"in Culture and modernity，ed.
Deutsch，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p.9)
在羅蒂眼裏學院哲學家做學問是一種推進民主進程的健康的活動。學院裏的微觀文化幹預強調培養對差異的敏感。敏感的培養和拉克勞和莫芙的想法吻合。拉克勞和莫芙(他們同是教授)想要在人們中間培養的也是一種敏感，儘管是對不平等和壓迫的敏感。西方有識之士這種先人一步的敏感又證明瞭羅蒂的另一段話：
人們常常十分合理地認爲西方文化帶有種族性，性別歧視和帝國主義性。不過這個文化同樣也爲種族性，性別歧視，帝國主義性，歐洲中心論，父權制以及理智上的褊狹感到擔憂。這個文化還意識到本身殘忍的偏執，進而也就更加提防偏執，更加增強對多樣化的敏感性。這是其他有記錄的文化比之不及的。(同書，p.17)
羅蒂的這番話確實說明西方民主健康的一面(它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其實，文化研究的掀起、微觀政治的産生以及微觀幹預的推崇都說明瞭學院裏有識之士發揮的作用。不過很有必要指出的是，羅蒂沒有明確指出西方對自己的擔憂直至對他人的寬容是有歷史前提的，即殖民地的民族鬥爭。也就是，西方文化是在受到不斷的"鞭笞"下作出令人滿意的改善的；寬容和敏感來之不易。這樣更深層次上的思索，更深層次上的幹預是文化研究中的新的任務。也就是說，儘管西方不斷深化自己的民主，不斷容忍"異端"，但人們必須像斯比瓦克(C.Spivak)和巴巴(H.Bhabha)那樣再進一步發問：深化民主，容忍"異端"的目的何在？其次，文化研究不能只沈醉於已經取得的成果而應該深入研究造成以往各種問題(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的起因並思考下一步該怎麽辦。拉克勞和莫芙本著振興西方社會主義事業的精神提出了他們激進民主的主張，並試圖以微觀幹預的手段對西方現存的民主進行修補；他們沒有窮追猛打西方，這個任務只能留給尼采，海德格爾，德裏達或斯比瓦克這樣的人。
作爲微觀幹預的文化研究是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産物。隨著工人階級作爲主導階級在西方消失，並由於出現新的對抗，作爲補救和自衛的微觀政治便應運而生。這種補救和自衛有一個前提：即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自由和平等在原則上得到肯定。但這並非說在西方人人都有平等和自由。正因爲這樣，同時還有由於二戰後出現的各種新的不平等和壓迫，微觀幹預便出場了。這種幹預並不尋求極端的社會變革；它只對社會進行一些良性的修補。修補的可能與否要看某種不平等或壓迫能否成爲主導影響而被表達出來。
激進民主計劃是這種修補的例證。激進民主是對共産主義、共同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和妥協；它似乎是在蘇聯式共産主義專制、西方自由派人性主義之間尋求一條出路。這種激進民主強調人人平等和自由，強調個人的特殊性和普遍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激進民主的微觀幹預似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和莫芙把他們的一套叫做後馬克思主義。
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激進民主式的後馬克思主義克服了左派理論家的悲觀和幻想，增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系統的能力，同時也給社會幹預和社會革命提供了新的機會。
原載"讀書"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1年07月23日
作爲微觀幹預的文化研究是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産物。隨著工人階級作爲主導階級在西方消失，並由於出現新的對抗，作爲補救和自衛的微觀政治便應運而生。這種補救和自衛有一個前提：即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自由和平等在原則上得到肯定。但這並非說在西方人人都有平等和自由。正因爲這樣，同時還有由於二戰後出現的各種新的不平等和壓迫，微觀幹預便出場了。這種幹預並不尋求極端的社會變革；它只對社會進行一些良性的修補。修補的可能與否要看某種不平等或壓迫能否成爲主導影響而被表達出來。
激進民主計劃是這種修補的例證。激進民主是對共産主義、共同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和妥協；它似乎是在蘇聯式共産主義專制、西方自由派人性主義之間尋求一條出路。這種激進民主強調人人平等和自由，強調個人的特殊性和普遍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激進民主的微觀幹預似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和莫芙把他們的一套叫做後馬克思主義。
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激進民主式的後馬克思主義克服了左派理論家的悲觀和幻想，增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系統的能力，同時也給社會幹預和社會革命提供了新的機會。
原載"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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