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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高度美學或者現代性


波德賴爾,或者西美爾,再或者本雅明,他們循著街道,進入歐洲的城市,街道成為認知城市的一種主要的方式,於是有了行走者,有了遊蕩者,有了窺視者或者漫遊者,這些行走者、遊蕩者、窺視者或者漫遊者,陸續地成為城市研究的經典視角,也有了陌生化或者匿名性的城市學說。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對於這個世界的許多地區的人來說,他們還有著其他的進入城市的路線圖,有著其他的認知城市的方式。
高曉聲天才地敍述了一個中國農民——隨著當代文學史的普及,現在我們知道這個農民的名字叫陳煥生——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如何因為一個偶然的因素,而進入城市。但是,他並沒有循著波德賴爾、西美爾或者本雅明劃定的路線圖,行走、遊蕩或者窺視。陳煥生對城市的認知,僅僅因為招待所的一張軟床,並經由這張軟床,進入了城市的腹心,或者我們換一個概念,進入了中國的現代性的內涵。正是這張軟床,使陳煥生感知到了一種異己的力量,一種未來的生活方式,中國一切可能的變化,都經由七十年代末的這張軟床而經典的表現出來。軟床在這裏,成為類似阿爾都塞意義上的“召喚結構”,我們可以感知到的,正是現代性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那種強大的“召喚”力量。
也許,高曉聲筆下的“城市”很難符合我們當下對城市的定義,它或許只是一座小城,這種小城在中國的內地比比皆是。三十多年前,我常常沿著鄉村小徑,進入這樣的小城。小城真的很小,一條東西大道,就把整座城市串聯起來。但是,對於我來說,它就是城市。踩在堅硬的柏油馬路上的感覺,竟然是一種非常熟悉的城市記憶。正是在這樣的小城中,有著形形色色的旅社,當然,就像陳煥生所遭遇的,那時候,有許多已經更名為“招待所”。我常常幻想著在這樣的“招待所”住上一宿,招待所意味著的,是一種職業,一種身份,一種地位,或者更簡單地說,是一個城市戶口,一種生活方式。
在許多時候,物常常超越了它的使用意義,而具有了這樣或者那樣的象徵功能,甚至意識形態的涵義。三十多年前,我們幾乎沒有“酒店”這樣的概念,甚至很少使用“賓館”、“旅館”類似的名稱,而常常以“招待所”名之。招待所蘊含著的,似乎正是社會主義某種實質性的東西。一方面,它昭示著一種命名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實際的語境中,又處處炫耀著差異性——身份、地位、職業甚至等級。在我們居住的這座城市裏,當年,同樣有著形形色色的各類招待所,而招待所與招待所之間,通常有著嚴格的等級規定,一一對應著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社會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三十多年前,招待所承擔著的,正是這樣的一種象徵功能,一種異己的生活想像。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在物與名,或者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平衡,卻面臨著斷裂的危險。那種異己的生活想像開始對更多的人發出召喚,某種新的差異性,比如經濟的差異性,開始要求替代原有的權力的差異性,當然,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這種差異性,更多的以一種普遍性的面貌出現。而在這樣的替代過程中,某種記憶也開始被悄悄喚醒。
我們實際上,從未真正地與過去決裂,在命名問題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招待所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某些名稱,比如“國際飯店”,仍然頑強地被延續下來,甚至成為城市的某種象徵。許多的外省人,甚至鄉間的農民,在論及上海的時候,總是會涉及“國際飯店”,涉及“二十四層樓”這樣的話題。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一種對高度的敬仰,而高度正代表著現代的一種異己的力量,以及經由這力量所喚起的一種異己的生活想像。建築的恒遠存在,使得這種想像,現代性的想像,仍然在意識形態的縫隙中,頑強地延續下來。
正是在城市,我們可以感知到建築的某種強大的力量,它以一種直觀的方式,構成某種隱蔽的“召喚結構”。當陳煥生在他家鄉的那座小城的招待所的軟床上,被某種異己的生活想像所召喚,數年後,建築所具有的這種強大的象徵功能開始被城市感知。我們實際進入的正是一個“酒店”時代,而“招待所”顯然已經無法涵蓋這一建築物的更加複雜的意識形態涵義。

1高度或者離地美學
今天,酒店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我們這個城市的標識物,坐上計程車,我們只要報出波特曼、喜來登或者任何一座四星級以上的酒店名稱,司機都會準確無誤地把我們送到目的地,酒店正在或者已經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酒店還在引領著這個城市的時尚,甚至引領著一種建築美學——摩天大廈正是這種美學的建築載體。
在對上海,尤其是對陸家嘴的建築分析中,德里克給予了最尖銳的批評,並且提出了“離地美學”這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中,包含著德里克後殖民主義的批評理路,也就是說,離地美學的建築體現,正是全球化過程中的殖民議題,其突出標記甚至是一種擴大了的權力的殖民性,隨之而來的,則是對地方的遺忘和抹殺。而在所謂的“離地美學”中,高度正是其突出的美學標記。 [1]
因此,德里克激烈地批評說,“陸家嘴的摩天大樓似乎已考量著,替代原本那些象徵‘東西交會’的建築物,這些摩天大樓合法化了上海作為全球都會的候選資格。這個‘龍頭’不單帶領楊子江地區,更會帶領全中國,邁向全球性的長征。而事實上,上海灘的建築(這些上海歷史和身份的象徵受到歷史文物法保護)也漸漸改變成商業和娛樂的中心,好使它們能跟全球性的願景相一致,也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這個‘高度發展’的新區域的外國企業家不知厭足的大胃口”。
這一全球化的過程,當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正是在那一時代,現代性的想像開始急劇地膨脹,可是,我們仍然需要討論的是,為什麼,在那個時代,“高度”開始成為一種美學象徵或者一種美學炫耀,而另一個問題則是,在那個時代,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美學選擇?

在那些發黃的舊報紙中間,我們仍能偶爾地觸及歷史的余溫,歷史在一些蛛絲馬跡的縫隙中悄悄復活,同時進入我們對歷史的想像。
1983年1月1日的《文匯報》報導了當時正在破土興建的上海賓館:“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樓——上海賓館,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這幢座落在華山路烏魯木齊路附近的賓館,總建築面積四萬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樓地下一層,地上二十九層,總高度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層是客房層,設有客房六百套,每間客房有十件中國式傢俱、冷暖空調設施及呼喚裝置。二十三層是宴會廳,設有中國式、歐美式、日本式三個餐廳,旅客用餐時可俯瞰市容……上海賓館內外裝飾十分講究。大樓外牆面全部用優質材料飾面,樓內除乳膠漆平頂、牆布、牆紙、臘克木門、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會廳及餐廳內還有大量的仿古木雕、瀝粉貼金畫面和各種精緻燈具……”。4月22日這一報導繼續深化,高度被精確到“九十一點五米”,關鍵是比“上海國際飯店高五點五米”,因此這一後續報導很自然地以《黃浦江畔第一高樓》為其標題。而原來“每件客房有十件中國傢俱”這一中國元素則被放大:“進入主樓門廳,就是一個有三百五十平方米的大廳,抬頭首先看到的是以古代車馬行旅遊獵為題材的長卷漆雕組畫——車馬行旅圖。門廳牆壁鑲有六個仿青銅器的古代鳥鳳圖案。門廳向東,是一個回馬廊式的中庭。庭內香花綠葉、吊蘭鳥籠、噴泉遊魚,別有情趣……”。然而,更為詳盡的是它的現代化設施的描寫:“主樓內共有十部電梯……從底層到頂層只要半分鐘就夠了。賓館大樓採用雙路並聯式供水、雙路電源供電,每層樓面都嵌裝熱錫電池的事故照明燈、自動報警系統,主樓屋頂平臺上鋪設著淡綠色缸磚,素雅美觀,必要時可供直升飛機停落。……裝在房門上的電子蜂鳴器替代了傳統的敲門聲。……賓館大樓實行總體空調,房內空氣採用對流式,新風是經通風設備加熱或冷卻、過濾後直接送到房內,所以房間內四季如春,幹濕適度,空氣新鮮”。而“俯瞰”的功能也被再次強調,“我們到設在二十三層樓的中西餐廳‘望海樓’、‘觀雲閣’和日本式餐廳櫻花廳觀看,通過外凸形折線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鱗次節比的樓房,縱橫交錯的街道,全在視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氣,客人在‘望海樓’用餐,還可以遠眺浩瀚的東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結尾,上海賓館還被賦予了某種深刻的意識形態涵義:“望海樓餐廳掛有明朝徐文長的對聯:‘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燈火盡歸此處樓臺’。讀著這幅對聯,使人聯想到上海從七世紀的漁村和鹽場,發展到今日現代化的大都市所經歷的巨大變遷,而賓館的建成不正顯示著祖國的強盛和我國人民的智慧與力量嗎”。
1983年,上海賓館似乎成為我們這個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從一月到八月,報紙給予了多次報導,也許,它蘊涵了一個時代的某種政治無意識,或者,它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現代性的深刻隱喻。
這一隱喻表達出1980年代中國急需改變自己的迫切願望,因此,在美學上,對“雄偉壯觀”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壓倒了對“小橋流水”的欣賞。事實上,在那幾年,上海有多座賓館開始破土興建.其中不乏復古式的建築追求,比如,1984年4月30日《文匯報》報導當時的上海縣將興建四座旅遊賓館,而且這四座賓館將全部採用“江南庭院式建築風格”。但是,它們仍然不能主導這個城市的建築美學,整個城市都在向高度攀登,相繼開工的華庭賓館層高90米,虹橋賓館則高達103米,可是,這仍然不夠,1984年11月2日的《文匯報》以圖片報導的形式向我們宣示:“日前剛剛開業的廣州花園酒店主樓高190米”,它暗示著上海的落後以及迎頭趕上的決心。時至今日,金茂凱悅已經高達420.5米,並且成為整個上海的驕傲。正是在1980年代,對現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達出中國企圖溶入世界的願望,因此,在這一大的背景之下,一個傳統中國(比如“江南庭院式的建築風格”)已經不可能全面地復活,並且主導整個的美學潮流。“中國”只能成為一個元素而被鑲嵌在全球化的圖景之中,正如1983的上海賓館,在豪華的現代設置中,每間房間尚有“十件中國傢俱”。
而在1980年代,由酒店標示出的高度,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麼呢?那是一種直觀的對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現代性的核心涵義之一,它意味著科學、技術、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熱情,甚至意識形態,等等。但是,這一速度,如果想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召喚”結構,又往往需以具像的形式出現,所以,1980年代的所謂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築”的形式而被加以詮釋。同樣,在上海,因為“引進新的建築技術,採用新的建築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層樓”的“錦江飯店又一外商辦公樓落成”成為《解放日報》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報導的題目。而華庭賓館則受到了批評,因為“這一賓館自一九七九年國務院批准建造以來,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還不到一點巍峨樓房的影子,只是剛剛開始在進行地下室的施工。而與它同時由國務院批准,規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飯店、廣州白天鵝賓館,相繼建成開業已有一、二年,還有北京的長城飯店,最近也已完工”。 [2]正如一首廣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樣,“我和這個城市一起長高”,長高的城市意味著“速度”的勝利,也更深刻地也是更直觀地昭示著“新時期”的開始(“比上海國際飯店高五點五米”),因此,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國家政治的視角。
這種國家政治的視角通過“俯瞰”這一形式而生動地表現出來,幾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層都設置著這樣的觀光餐廳或者咖啡廳、酒吧等等。當我們登上這樣的高度,整個城市都在我們的俯瞰之下,我們擁有的正是一種征服的感覺,或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我們在此時離開的,可能正是一種個人的立場,一種個人具體的存在境遇。此時,我們目所能及的城市,已經不是我們具體存在的城市,而是一種城市的“景觀”——正是因為有了“俯瞰”的視角,才會出現“景觀”這一城市建設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景觀是一種人工的合成物,而在它的背後,仍然存在著是誰決定了我們怎麼看以及看什麼這一視角文化企圖討論的問題。這樣,在某一高度上,我們被規定了觀看的視角乃至觀看的內容,在這一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命的悲劇或者喜劇都在這樣的視角中隱匿不見,起而代之的,只是一種城市的“風景”。也正是在這樣的觀看過程中,我們的身份有著一種非常戲劇性的變化,我們成了這個城市的“主人”,“景觀”炫耀著一切有關“主人”的神話——一種虛擬的生活願景。而此時,我們也被自然地納入國家政治的知識譜系之中。
可是,我們仍然需要這樣的高度美學,一種相異於我們真實的日常生活的建築景觀,或者說,需要一種類似於宗教般的美學寄託。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性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突出的政治,可是,如果它企圖凝聚整整一個時代,那麼,它就必須兼有宗教的功能,其中便包括神聖化的功能。這種功能的最合適也是最重要的直觀體現者,正是建築,高度美學所構成的,正是一個外在於人的符號世界。借用彼得·貝格兒對宗教的相異性的解釋,所謂相異性,便是神聖之物表現為一種與普通的世俗的人類生命完全不同的東西。 [3]而宗教正是向我們提供了一種對神聖之物的體驗,這種神聖之物從日常生活的塵囂和世俗瑣事的嘈雜中顯露出來,是觸模不到的,令人敬畏的,最終極的意義和最後勇氣的源泉。 [4]
今天,我們對我們存在的這個城市已經完全的隔膜,相對于南中國的秀麗寧靜,或者北中國的渾厚樸實,它都是一個異數。的確,它是離地的,是一種“離地美學”。無數的建築向上,再向上。它使城市變得冰冷,也變得更加堅硬,堅硬的城市顯示出一種雄性的力量,並且使人產生出敬與畏兩種不同的情感。王安憶的小說《悲慟之地》生動地傳達出了對城市的這種感覺。無論德里克對“陸家嘴”的批評如何的犀利,“陸家嘴”都已經成為這個城市也是這個時代的新的宗教,它以它的離地性,也以它的相異性,生產出意義的尋找和召喚。

2,內部、開放以及想像的分享方式
可是,現代性並不是一種宗教,它的向上,只是一種姿態,它最終的目的,仍然是把我們引向這個世俗的世界,並進而喚起我們身體的欲望以及對物的佔有企圖,或者說,一種生活方式。這樣,它所構成的某種共同體想像,必須和物緊緊地依膀在一起。酒店無疑很好地承當起這一想像的構築功能,它的外觀的雄偉壯觀,內在的富麗堂皇,甚至豪華奢侈,都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想像圖景,而這一圖景正是現代的。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幾乎所有賓館的大門,都對市民緊緊關閉。對當時的上海市民來說,賓館是神秘的,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生活,或者說,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一個世界。顯然,這種規定延續了招待所的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某種等級秩序的象徵。事實上,當時,在今天的東湖路、瑞金路或者其他一些幽靜的馬路上,常常在綠樹掩映中,座落著一些神秘的建築,那都是一些具有相當級別的“內部招待所”。可是,在1980年代,這種規定卻嚴重滯後。當時,人們普遍要求的,是一種對現代化想像的共用方式。正是在這種共用的要求下,傳統的權力等級秩序受到了知識界的激烈批評。或者說,在1980年代,現代化,或者現代性,正以一種普遍平等的方式構築起它的共同體想像。
因此,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匯報》上,一篇署名“林蘭”的文章《賓館之門不妨開大一點》對此進行了公開的批評:
“出差到廣州,有一點印象特別深,無論是東方賓館、白天鵝賓館,還是流花賓館、中國大酒店,大門統統敞開。不管你是華僑、外賓還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兌換券還是人民幣,總之,歡迎一切顧客。
當我走進這些高級賓館時,既無外國人特別高貴的感覺,也不因手中沒有兌換券而難堪。我倒為開放後的祖國驕傲:有這麼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高級賓館,引來了這麼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談,大家不免對上海的賓館有點抱怨。你看,從南京路上的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到茂名路上的錦江飯店,從蘇州河畔的上海大廈到毗鄰上海動物園的龍柏飯店,試問有幾家是對一切顧客開放的?
賓館大門能不能開得大一點呢?
開得大一點,讓更多的普通顧客走近賓館,至少能消除某些人那種莫名其妙的羡慕外國人的心理狀態。
開得大一點,讓一切顧客光顧,將會造成一種競爭的氣氛,就能打掉官商習氣,提高服務品質和經濟效益。
當然,這並非是說賓館上下,統統任君出入。但把可以對外開放的部分向一切顧客敞開,總是利多弊少的”。
在這篇短論中,我們另外可以提及的是,除了對上/下之別的批評,同時,還提出了對中/外之別的批評。這也正是現代性企圖本土化的必然的轉換方式,以及由此引發的某種民族主義情緒。它的平等,不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這也正是1980年代中國企圖融入世界的某種情緒性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種對現代化的共用方式。

今天,觀看已經成為我們最重要的生活內容之一,在觀看的過程中,我們實際身處的,正是一種所謂的“借來的空間”——銀幕、百貨公司、商店櫥窗、街景,等等。 [5]在這虛擬的“借來的空間”之中,我們產生的是一種內模仿或者想像中的佔有衝動。因此,常常在不經意的觀看之間,我們原有的想像方式就已被悄悄改變。所以,當酒店的大門向這個城市的市民敞開之後,它實際出借的,正是這樣一種“借來的空間”,同時出借的,還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我們向酒店的內部空間進入的過程之中,首先遭遇的正是酒店的大堂,不僅僅是它寬闊的空間,還在於它的高度,裝飾的富麗堂皇,甚至奢侈。所有的腳步都是輕輕的,沒有高聲喧嘩,反而是一種凝視,視線緩緩的越過每一個細節,它的裝飾的材質,大理石的地坪,圓柱、壁畫、直至每一樣擺飾——這幾乎是1980年代每一個初進酒店的市民的共有的觀看經驗,它幾乎就是放大了的集體的“陳煥生”。有一個概念,正是在這樣的觀看中,不經意的出現,或許,就是所謂的“氣派”。這個詞的出現,不僅僅是“眼界”的開放——“借來的空間”為這種“眼界”的開放提供了它的可能性。還在於某種差異性的復活,在於這種差異性所獲得的視角的合法性支援。它重新區隔了生活的層次,包括階級的層次,當然,在1980年代,它還隱蔽的躲藏在人的無意識深處,直到1990年代,它才會轉化成明顯的階級意識。這種差異性,通過一種“震撼”的心理體驗的方式得以完成,而在這一完成的過程中,我們能夠感覺到的,也許,正是一個中間階級的完整的性格組合。一方面,它為所謂的“氣派”所震駭,它感覺到的是自身的渺小,甚至潛意識裏的自慚,而另一方面,則是一種模仿的衝動,一種佔有的欲望,甚至激勵起改變自己舊有生活方式的勇氣。這是一種複雜的觀看的過程,不僅僅是一種欣賞,更多的是一種企羨,是對奢侈的默認。也許,應該繼續討論的是,這一奢侈,更多的體現在它的空間,對1980年代的上海,空間是一個奢侈的概念。從家居到公交汽車這一移動的空間,處處都顯得擁擠不堪。如果說,現代化的邏輯恰恰建立在某種擴張性的基礎之上,那麼,此時的觀看,喚醒的,正是一種空間的擴張性要求。這種擴張性的要求,此時,僅僅停留在個人的生活方式的變化的願望之中,但是,它的邏輯延伸卻會到達人的每一個願望的角落——財產、地位、身份,等等,甚至,它還更多的轉換成階級的意願。1990年代的社會衝突,顯然,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擴張性的邏輯基礎之上。可是,這種擴張性的邏輯如果能夠得以成立,還必須有賴於某種普遍性的前提的確立。如果說,現代民族-國家的擴張,有賴於國際自由貿易體系,或者全球化的確立。那麼,對個人來說,更多依賴的,也許,正是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可能。在1980年代,酒店的開放,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暗示了這種可能性,因此,“借來的空間”所昭示的,正是階層共用的願景。
現在,我們在這“借來的空間“中,獲得了某種觀看的自由,那是一種完全異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恰恰因為這種異己性,卻深刻地改變著我們對生活的想像。
在1980年代,物在我們的視線中顯得異常重要,它對應的,也許正是那個時代私人物品匱乏性的狀態,所有有關私人性的確立,都在某種程度上和這一私人物品匱乏性狀態有關。也許,對許多人來說,第一次對空調的感覺,都和酒店經驗有關,它完全有別于其時電影院兇猛的冷風。在1980年代,電器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概念,從電視開始——許多的回憶文章都會提及這一物品進入日常生活以及由此帶來的深刻改變,電話、空調、錄影機、音響設備、直至爾後的手機,等等,開始陸續進入我們的私人生活。我們的私人生活也由此開始改變,,我們愈來愈開始依賴這個城市,依賴媒介資訊,依賴和他人的聯繫,甚至依賴電力公司的支持——我們已經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這種支持,我們將會怎樣生活。正是因為這種物的進入,我們實際上被納入了一個現代化的系統,所謂自由,在現代,實際上亦被規定在一個極其有限的範圍。可是,我們的身體卻會感到舒適,這似乎是一悖論,身體的舒展和心靈的萎縮非常吊詭地混合在一起。可是,在1980年代,現代化的合法性,最初,就是建立在我們的身體感覺之中。
這種身體感覺同時還伴隨著某種美學觀念的改變,比如,某種機緣,使我們得以進入酒店的餐廳,1980年代,用餐在這裏成為某種儀式,我們實際進入的是某種學習狀態,比如,學習如何使用餐巾,甚至包括如何正確使用牙籤。我們還必須使用那些非常精緻的餐具,而正是在這些物品的使用過程中,我們的舉止開始變得優雅起來——紅木或者銀質的筷子,鑲著金邊的小碗,等等。精緻或者優雅,成為此時的美學觀念,而粗礪、豪放、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似乎成為另一個時代甚至另一個等級的遙遠回憶,此時,我們面臨的,也許正是某種身份的斷裂以及新的身份建構的衝動。1980年代,身份的斷裂,以及新的等級秩序的建構,異常吊詭地在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美學上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呼應。這顯然由於某種力量的介入,因此,在1980年代,常常表現出對新階級(比如當時的個體戶)的美學上的質疑,這種質疑也可以說是非常隱晦地表達出各種力量,資本(包括國外資本)、權力(包括本土權力)、甚至知識精英對新階級的共用要求。也可以說,在1990年代,新階級最終完成了它在美學上的合法性轉換——一種對現代生活方式的模仿甚至包括奢侈品的消費。
那麼,房間呢?酒店的客房在我們的觀看過程中,又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毋庸置疑的是,真正能使我們的模仿轉換為實踐,並且在事實上導引了這個城市家居的裝飾潮流,顯然,正是來自於酒店客房這一私密空間。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所謂的洗手間,過去,我們稱之為“廁所”或者“馬桶間”。名稱的變化,顯示了這一空間的功能性的擴展,如廁只是其中的一項功能。現在,它成了浴室、化妝間,或者,還兼具其他的功能。而其裝飾的精緻——大理石臺面、壁磚、地磚、鑄鐵浴缸、花灑……,給人提供的是優雅的想像空間。這一空間的變化,或許可以稱之為一場“衛生革命”,這一革命的真正意義,在於身體在這一空間所獲得的充分的舒展。
現在,身體的要求進一步延伸到臥室——地毯(在家庭則被硬木地板替代)替代了堅硬的水泥地坪;席夢斯替代了木繃或者棕綳,牆壁不再停留在石灰水階段,而是壁紙或者乳膠漆;日光燈將退出這一空間,取而代之的則是吊燈或者吸頂燈,那種昏暗的燈光滿足了我們視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一種夜晚的寧靜,而不是白日的狂熱,實際上,在1980年代,這種日/夜的時間上的重新區隔,所隱含的卻正是國家(革命)/私人(生活)再度分離的集體無意識,白天(國家的、公共的、政治的、等等)因為這一區隔而無法繼續延伸到夜晚(私人的、生活的,等等);電視櫃佔據了房間的一個重要位置,它對應的正是電視在家庭的重要地位,對媒介資訊的依賴將取代對現實生活的真正個人性的觀察和思考;電話擱在床頭櫃上,這一細節後來被無數家庭模仿,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人們似乎企圖退回到個人的隱秘空間,而另一方面,這一退回又是無效的,他對社會的依賴因為電話而被進一步強調,無意識中期望的,也許正是某種“召喚”。
可是,在1980年代,這一私密空間所昭示的,或許正是一種自足的家庭形態,從而具有一種強大的“召喚”功能。顯然,在1980年代,“去政治化”開始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並且延伸出政治公共空間的退出要求,在這一要求中,“家”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家的概念不僅在廣告中復活,比如,“當我偶然地來到這個家,我的血脈便永遠地維繫在這裏,我的情愛便深深地牽掛著這裏,我的畢生都在追尋那個夢想中的家園”,房地產開發商進而要求“我與XX共建自己的家”,同時,它還轉換成某種知識性的敍事,比如,於光遠就這樣回憶:“文革前我的觀念是:無事不可對黨組織講,而只要涉及黨的機密就從不向家人透露。文革中,‘組織’把我視作壞人……我真不知如何去‘濃化’以他們為代表的組織觀念。那時候有什麼悶和愁,有什麼苦與痛,只有對家人訴說,有什麼困難只有同家人一起克服,有什麼樂趣也就只有同家人分享。說實在的……經過六年文革,我的家庭觀念變得真夠濃的”。1在這裏,歷史為這種“去政治化”提供了某種合法性的支援。
但是,正如酒店的正式名稱一樣,這一私密空間實際上只是一種“標準客房”,它是依據某種標準而進行的“複製”,也因此,酒店提供的,實際上正是一種“標準”的生活方式。這一“標準”現在也正在“複製”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打開任何一家裝潢公司的廣告,我們所能看到的正是這一“標準”化的生產程式。
這一“標準”同時也就是“階層”的,或者說,它構成了一種“標準”的中產階層的生活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裝潢中,所謂的個人性並不曾真正體現,真正體現出的,卻是另一種階層性,而我們也正是在這種階層性中,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認同。荒謬的,也許正在這裏,當所謂的“去政治化”獲得了歷史的合法性支持之後,我們卻陷入了另一種政治的控制之中,這種政治也許可以稱之為“生活政治”,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進行了重新的組織和分類,甚至控制。在這種控制中,我們所追求的,也許正是一種階層性,它首先在想像的層面中展開。

3,跨國階級和跨國想像
“觀看——想像”固然構成了我們生活中極為重要的內容之一,並且激發其某種身份的建構衝動,但是,它仍然不能替代實存的生活形態乃至更深刻的階層差異。這種階層的差異性,在1980年代,已經稍露端倪,然而,在當時的某種普遍性的政治——知識敍述中,這種差異性卻被有效地遮蔽。可是,有一些細節,卻仍然深刻地殘留在記憶之中。
比如,1980年代,對這個城市的普通居民來說,空調仍然是某種意義上的奢侈品,因此,在炎熱的夏季,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城市景象:在一些大的酒店或者商場的門口,總是會聚滿乘涼的人群,他們手裏搖著蒲扇,坐在自帶的小板凳上,享受著從那些宮殿般的建築裏漏出的絲絲涼氣,這一景觀常常會使我們想起1960年代的上海,就像一位作家敍述的那樣,“60年代的上海大廈門戶緊閉。十分神秘。大廈下面空曠無人,穿堂風卻一陣接一陣,連綿不斷,是人們夏夜乘涼的風水寶地”。1如果說,在1960年代的上海,存在著一種政治權力的等級秩序,那麼,1980年代的上海,某種新的經濟的等級秩序已經醞釀在那一時代之中。
因此,在有關酒店的敍事之中,還應該包括它的居住人群,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這一人群都已成為我們這時代的新階級。
如果排除旅遊觀光的客人,那麼,自1980年代開始,酒店的居住人群大致可以固定為:官員、知識精英、國際或國內資本、跨國公司的職業管理階層,等等。這一人群實際構成的,正是所謂的新階級,儘管這一人群的內部構成極為複雜,既有所謂的“新富人”,也有剛剛崛起的所謂的新“中產階級”,但在當代中國的階級圖景中,已經佔據了中、上層的位置,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實際上的統治階層。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比如在新意識形態(王曉明語)的生產意義上,我更願意把他們統稱為“新階級”。
隨著中國溶入世界的願景的增強,尤其是跨國資本的進入以及國際交流的日漸頻繁,這一新階級更多地具有了跨國階級的特徵,尤其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更多地開始生產跨國身份的認同想像。而這一想像的背景正來自於通常所說的“全球化”。
而在所謂的“全球化”的過程中,空間的重整便成為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它不僅形塑著所謂的新意識形態,也是形塑當代建築的重要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波澤克的觀察就變得重要起來:“跨國企業需要宏偉的建築來標誌它們的存在……大多數建築和發展都由外國資本帶動,並缺少對文化遺產的關注和敏感……這些宏大的建築物佔據著馬尼拉和上海等城市的中心,事實上在頌揚著遙遠他方的成功。這個議題已在殖民脈絡中廣被討論,但在今日全球市場和投資的交易所裏卻被大大地忽略了……這些交易所創造出一系列試圖相互映照的現代都會中心……(與此同時)寄身於建築環境中的文化遺產卻成了罕有的商品”。2
所謂的“文化遺產”並不在我的討論範疇,我關心的只是,在這樣的空間重整中,所被生產的意識形態乃至文化涵義,或者所被重新形塑的生活方式以及想像方式。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跨國資本就已開始向中國的酒店業轉移,時至今日,我們對“希爾頓”、“波特曼”、“香格里拉”、“喜來頓”等跨國公司已經耳熟能詳。這些跨國公司旗下的酒店不僅在上海,同時亦已向中國內陸蔓延,而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管理方式、建築外觀乃至更深刻的具體內涵,都已被中國企業所模仿。因此,重要的已經不是國內/國外資本的差異,而是它們共同形塑的統一的生活願景。這一願景外在於人民的生活,但作為某種想像方式卻滲透在各個領域的意識形態生產之中。這一統一的生活願景,事實上構成了我們今天的生活路線圖,借用某家酒店的廣告,就是“不一樣的城市一樣的家”。在這樣的路線圖中,“本土空間”開始轉化成一種“移動空間”(一樣的家)。這一空間,被阿帕杜萊形容為“沒有位置感”,它造成的是“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仿佛是無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的結果。這一結果“其中既有這個世界難以言喻的麥當勞化的作用,也有本土居民對人和事務的全球流動即充滿欲望又心存畏懼的極其微妙的作用”。而在意識形態乃至文化的層面上,這一願景的直接的結果之一就是“創造了一個冒牌美國人的民族”。而在阿帕杜萊的敍述中,更重要的顯然是他的“非領土化政治”的理論,也正是這一“非領土化政治”,構成了全球化的五種圖景3。
顯然,這一“沒有位置感”的移動空間,重整了我們的空間想像,而在這一想像過程中,有時候,本土會奇怪的轉化成一種“異域風情”。比如,所謂的“石庫門”建築。“石庫門”成為上海乃至上海歷史的象徵,在某種程度上,顯然正是來自於這一全球化想像的支持。尤其是這一建築作為某種“元素”而被鑲嵌在,比如“新天地”的建築風格中,而成為上海的一道“風景”。重要的並不是來自于國外遊客的視角,而在於“新天地”或者其他的“石庫門”建築本身亦已成為本土居民的觀賞“風景”。隱藏在這一觀賞過程背後的,也許正是我們已經在無意識中,已經游離在本土之外,或者說,我們的視角更多的來自于城市的現代建築。也正是這一現代建築的視角使得我們的想像本身已經“全球化”,或者說溶入到了“全球化”的願景之中。
當本土轉化成一種“異域風情”,它此時滿足的,僅僅是一種觀賞的需要,這遠遠不夠,它還必須在我們的意識中重新的“本土化”,這樣才能成為我們自己的“生活”,這時候,它需要的恰恰是另外一種歷史敍述的支援,以作為我們此時觀賞的背景。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重新復活的和平飯店的“老年爵士樂”也許可以成之為一個事件,這一事件被媒體、資本、文化商人以及知識份子充分放大,並以此重新敍述了一段歷史,這就是所謂的“懷舊”。
類似這樣的“懷舊”事件在1990年代的上海層出不窮,所謂的“老上海”以“十裏洋場”的老照片風格出現:歐式的古典建築、舞廳、酒吧、或者石庫門、弄堂,其間還混雜著各種各樣的文字以及圖像敍述——小說或者影視劇。“老上海”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殖民時代的歷史圖景,這一圖景是優雅的、溫和的,甚至是美麗的。而另外一些上海,比如“冒險家樂園”的上海,“革命”的上海,夏衍《包身工》裏的上海,等等,則在這樣的歷史敍述中被遮蔽,甚至被徹底顛覆。
因此,1990年代的上海,實際上開始被重新形塑,包括它的歷史。這一形塑的當代特徵或許正如德里克所言,“當代跟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的世界之間最重要的分別,可能是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範疇上,殖民主義因著殖民者所宣稱佔有的更高的文明而變得合法,在其所有關係的複雜性中,這種更高的文明得到為受殖者辯護的人所認可。”1這一所謂“更高的文明”因為全球化的世界願景而被得以普遍認可,甚至獲得其合法性的依據。阿帕杜萊針對菲律賓人的懷舊曾經有過這樣的描述:“菲律賓人對美國流行音樂不可思議的愛好和共鳴,就是那種‘超現實’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寫照……然而,要想描述這樣的情境,美國化無疑是一個蒼白的字眼,因為菲律賓人唱美國歌(大多數是舊歌)固然又多又好,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他們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產生這些歌曲的那個相關世界並非處於完全的共時狀態。在一種日甚一日的全球化的扭曲狀態中,這些菲律賓人懷念的是一個他們從來未曾失去的世界,詹姆森最近把這種狀態稱為‘針對目前的懷舊’。這是全球文化流動政治中的一種主要的反諷現象在娛樂和休閒領域裏這種現象尤為突出。……美國式的懷舊滋養著菲律賓人的欲望,這種欲望實質上是一種超級能力的再生產”,是“一種沒有記憶的懷舊”。2儘管上海和菲律賓的懷舊有著許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同樣都包含著某種“欲望”或者某種“超級能力的再生產”。
這種“欲望”或者“超級能力的再生產”,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就是一種跨國身份的認同想像。因此,“老上海”所要致力生產的實際上是一個“新上海”,這一“新上海”被鑲嵌在全球化的世界願景之中。在這一意義上,“新天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為經典的個案。它的內(現代娛樂方式)/外(石庫門建築)差異正暗示著“老上海”和“新上海”的內在關聯。
這樣,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儘管和平飯店的“老年爵士樂”成為一道酒店“風景”,但卻從未在上海的酒店普及,在實際的生活層面上,人們需要的更多的是一個“新上海”,一種現代的生活模式,因此,“懷舊”只是一種文化或者意識形態的裝置,它生產,但本身卻難以轉化成一種新的普遍的當下的生活方式。

1984年7月12日《解放日報》的一則報導引起了我的某種想像,這則報導說:“上海賓館‘芳園‘餐廳七月十二日起對外舉辦音樂茶座,開放時間為每天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半,每位收費二元五角,其中包括飲料和西點。晚上還將播放彩色投影電視”。坦率地說,我在閱讀這則報導的時候,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但是,某種歷史,某種歷史的隱秘的軌跡似乎又深深隱藏在這則報導之中。我真正想說的是,這個城市的娛樂業,也是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之一,也許,正隱藏在這則報導之中。當然,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酒店直接導引了上海娛樂業的興起,但是可以說酒店起碼參與到了這一生活方式的製造之中。
有關上海娛樂業的治理和整頓,一直是1949年以後這個城市重要的改造主題之一,從妓院的取締到舞廳的最終消失,生活方式一直是當時國家政治和國家意識形態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正是在這個領域之中,導致了意識形態的嚴重衝突,這一衝突的內涵,正是源自於國家對個人的控制乃至於最終將其納入到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想像之中。這一衝突乃至最終改造成功的最好的藝術詮釋顯然是曾經風靡一時的話劇《霓紅燈下的哨兵》。在這樣一種經典化的詮釋語境中,比如,咖啡廳,這個曾經被注入各種想像-浪漫、悠閒、品位,等等-的空間,在1949年以後所剩寥寥無幾,而且在更多的時候,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符號而被納入批判物件的話語譜系之中。這一現象,在1980年代以後,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顯然,在“去政治化”的潛在的支持下,許多領域都從過去的壓抑中獲得了某種解放的可能,生活方式正是其中之一。一種潛在的表述普遍存在於這一時代的某種集體無意識之中,他們要求個人生活成為一個自足性的領域,並且強烈抗拒國家政治的進入,這一要求同時被解釋為人的某種本能性的欲望,並進而展開精神分析學的合法性詮釋,這也正是1980年代流行的知識敍事。而在現實中,尤其是國家政治放鬆了對個人時間的控制,從而使個人獲得了更多的閒暇時間,如何將這一時間轉化為個人的生活內容乃至生活方式,不僅是個人,也是整個社會經濟甚至各種意識形態關注的重要領域。2將這種時間性或者生活方式的要求僅僅歸結為人的某種本能性的欲望,或許有助於吉登斯所謂的“解放政治”3,但卻無法滿足我們繼續的知識追問。換言之,即使我們承認某種本能性欲望的存在,那麼,這種存在的表達,卻必然會遭遇形式化的問題,也就是說,所謂本能性的欲望,一旦實在化或者形式化,就勢必被納入各種想像的願景之中,而所謂想像,往往浸透著各種意識形態的元素。因此,在1980年代乃至而後的各種敍事中,首先浮現的,正是“老上海”的生活形態的再現,而這種所謂的生活形態,又是被精心挑選過的,一部分生活形態,比如“棚戶區”的生活,並不可能進入這種“再現”,再現的是恰恰是另一部分的生活,另一部分曾被排斥在“革命話語”譜系之外的生活,比如,“百樂門”舞廳、黑社會、豪華公寓,等等。在這一意義上,1984年上海賓館“芳園”餐廳音樂茶座的悄悄開放,可以視為某種社會的“徵兆”,另一種“改造”開始悄悄地進入個人的生活領域。
然而,正如我已經反復提及的,所謂“老上海”的敍述再現,如同和平飯店的“老年爵士樂”樂隊一樣,並沒有轉化為我們這個時代普遍的生活方式,恰恰想法,它們更多的只是作為一種元素,鑲嵌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之中,也許,它更深刻的意義,只是在於它可能啟動了我們的想像,或者說它規定了我們想像的某種意識形態的範疇,或者說它生產著我們的想像。
饒有意味的是,當年的“芳園”餐廳茶座已不復存在,它已轉化為所有酒店大堂咖啡吧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我們並沒有多大可能領略所謂“老上海”的風情,比如那種咖啡廳的浪漫或者品位的小資情調。我們感覺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種會談式的商務氛圍。嚴格地說,所謂“西方”,在我們今天的想像中,已經分裂為二個“西方”,一個是歐洲的“西方”,它存在于某種傳統的知識敍事中,並且常常依存於“老上海”的再現活動之中,而另一個則是活躍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化的“西方”,是霸權和財富的觀念混合,這一個“西方”才是我們今天主要想像和模仿的對象,甚至是主要的想像動力。
所謂的“新階級”,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一“西方”或者“跨國”想像的文化產物。酒店大堂的咖啡吧恰好為這一想像提供了一個表現或者再現的空間形式,在這一幾乎是模式化的空間形式中,我們分享的恰恰是一種全球化的生活的想像願景-某種商務性的會談模式使我們的欲望被形式化,這種形式導引著我們的生活想像。
實際上,所謂的“跨國身份”在不同的空間形式中被悄悄建構,酒店大堂咖啡吧的模式通過各種連鎖店的形式在社會上反復再現,今天,在這個城市,“上島”、“哈裏歐”等等新的咖啡店的模式正以一種強勢的力量開始替代了那種傳統的幽靜的小咖啡店。某種模式化的力量重新在組織我們的生活方式,這種力量顯然來自於一種全球化的跨國想像。這種想像已經越出了某一具體國家的地理空間,而成為一種國際性的觀念能量,這也是所謂另一個“西方”的真正涵義所在。在空間意義上,它正在形塑著某種模式化的空間形態。
所謂的多樣化,從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的某種生活願望,多樣性的個人的生活空間或者生活方式的想像,迅速地被重新形式化,這一新的形式化的過程,受制於各種力量的博奕,最終則為某種全球化的想像所替代。這種想像構成了所謂“新上海”的主要的生活方式,某種有趣的觀察在於,如果“上島”等咖啡廳意味著某種商務性的想像,那麼,“新天地”或者“衡山路”則滿足著身體的發洩或放縱。而一個有趣的生活模式也由此成立,在這二個符號意義上的空間之中的移動,或許可以名之為一種“工作-放縱”的生活模式。而隱藏其後的,也許,正是一種商品資本主義或者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這一意識形態恰恰支持著全球化的跨國想像。當然,這一生活模式並為被完全的普遍化,也就是說,它並非為被所有的人所共用。但是,它已經成為一種主流想像,並且導引著空間的重新形塑。

4,西方想像的空間形態
今天,酒店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身份,而且,還是一種財富的炫耀,實際上,權力、財富和身份在當下已被有效地統一在一起。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在各類媒體上讀到酒店這樣的抱怨,比如,“目前,上海共有25家五星級酒店、41家四星級酒店,全世界已有17個國際酒店管理集團在上海投資或管理高星級酒店,每年都需要數以千記的國際化酒店管理人才。然而,懂國際慣例、語言能力和溝通能力強的本土管理人才嚴重短缺”。再比如,“除了中高層管理人才,中西餐廚師、日韓料理廚師、酒店設備維護、餐飲客房服務等技能型人才也十分緊缺。幾年前,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開出50萬元的天價年薪招聘一名西餐總廚,沒想到應聘者廖廖,最後費盡周折才從法國引進一名總廚。西餐總廚不僅要有精湛的技藝,還要對世界各國不同風味風格和口味的西餐瞭若指掌”。1這樣的敍述,顯然拉開了酒店和普通民眾的距離,但是,恰恰在這樣的距離中,酒店成為一種想像的空間形態。
同樣,在今天,對權力、財富和身份的想像,並不完全是“本土”化的,更多的時候,它和“西方”聯繫在一起,甚至可以說,“西方”成為一種美學標準,進而有效地把權力、財富和身份統一到所謂的“上流社會”之中,並使這一階層獲得美學的甚至是文化的合法性支持。因此,這一美學的或者文化的合法性的尋找,就成為某種敍述,尤其是文學敍述的主要的政治性訴求,比如某位作者這樣定義上海,上海“不是典型的法國城市……它也不是典型的日報城市,……它當然也不是地道的美國城市,……但,它早已不是典型的中國城市”,所以,“上海從來就是一個有渴望的城市,所以它從來就沒有江南的寧靜充和之氣,離開中國古典詩詞的境界極其遙遠,上海渴望的是自己投身到一個世界主義的世界中去,它是在一個被強加的世界主義的世界中去,它是在一個被強加的世界主義的環境中誕生的,就象一個混血兒”,1在這樣一種擬人化的修辭描述中。明顯滲透著作者強烈的主觀意願,這種意願導致了想像的終點,“……在心裏,把在漫長暗夜裏的成長中接觸到的歐洲的碎片,一點一滴修補成了一個精神故鄉。……我象一個螞蟻那樣地為我的精神故鄉工作,因為先懂得沒有一切的荒蕪,後有了獲得的機會”2如果說,在這位作者的“西方想像”中,尚有著某種用歐洲這一“西方”來對抗美國的“西方”,也就是說用某種傳統詮釋的美的或文化的“西方”來對抗財富或霸權意義上的美國的“西方”的企圖,那麼,在日益強大的全球化的潮流中,美國化的“西方”,仍然佔據著想像的主流地位,而在更多的時候,這兩種“西方”的區隔也並不是那麼明顯。
鑲嵌在這個城市中的酒店,尤其是那些高星級酒店,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成了這一“西方”的空間移植,它復活,也許在更嚴格的意義上,是再生產了上海的殖民地記憶。某種“飛地”的印象在這一空間中獲得再生,並在我們的感覺中,這一空間似乎擁有著某種“治外法權”。也正是這一“治外法權”的印象,使得酒店,尤其是那些高星級酒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變得曖昧,甚至神秘起來。然而,正是這一曖昧,甚至神秘,更強烈地刺激著某種西方的想像。
因此,這一空間常常成為某種文學敍事的空間形式,文學借助這一空間,而展開有關“西方”的各種想像可能。比如,“在上海人的心裏,黃浦江邊上的,綠色銅皮瓦楞裝飾的花崗石的大樓,和平飯店,是上海最好的飯店。在那些懷舊的上海人心裏,它是他們夢想中的故鄉,它即使是在陽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滿了昏暗沉重的黃色燈光,讓人心裏輕輕地一沉;因為歲月而泛黃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齷熱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讓人想到不該穿著露腳趾的鞋子;路過大堂,褐色的高大護壁板,黃色的銅欄杆,青春時代建築的黑色鑄鐵花紋旖旎浪漫地曲卷著,都是過去,都是過去,在老式的圈椅裏坐下,還沒有等到自己叫的咖啡,已經聞到了那香氣,那是多少年來,多少杯熱咖啡在點點滴滴的地方留下來的氣息。只要一分鐘,你就能想著回到過去時代裏的人”。3陳丹燕的“西方”在這一懷舊的空間想像中,極其生動的被再生產出來。王安憶的《我愛比爾》在講述“阿三”的故事的時候,同樣借用了酒店這一空間形式。如果說,在陳丹燕,“西方”已經深入她的無意識之中,並且成為她的所謂的“精神故鄉”,那麼,在《我愛比爾》以及王安憶的其他一些小說中,則生動地再現了這一“西方”夢在當代中國的興起以及逐漸破滅的曲折過程。這一過程不僅通過阿三和比爾的情感關係展開,同時也有效地通過阿三和其他一些外國人的關係展開。正是在酒店大堂,阿三結識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外國人,“酒店大堂就這樣向阿三揭開了神秘的帷幕”。儘管阿三“也意識到,凡熱衷於在大堂搭識女孩的外國人,大都是不那麼正經的。……而且,這些為了生意和供職在中國長期逗留的外國人,生活又是相當枯燥的,其中有一些,意趣也相當低下。這是有些出乎阿三的意外,她以為這些卑俗的念頭是不該裝在這樣希臘神輪廓的頭腦裏。所以,開始的時候,她盡往好處去理解他們,直到真正的上當吃虧。才醒悟過來。這種失望的心情,是她對自己也不便承認的”。可是,沉溺在西方想像中的阿三已經完全異化,“雖然大堂裏的經歷帶給阿三挫敗感,與這些外國人頻繁建設又頻繁破滅的親密關係,磨蝕著她的信心,她甚至已經忘了期望什麼。可是有一樁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她缺不了這些外國人。她知道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可她還是喜歡他們。他們使得一切改變了模樣,他們使阿三也改變了模樣”。4作家溫和地切入到阿三的生活世界,展示了這一西方想像的異化過程,隱匿其後的批判立場卻相當強烈。
有意思的是,這一西方想像在1990年代末期,由於得到了消費主義的強烈支援,而變得更加膨脹,並且在某種意義上,也顛覆了陳丹燕的“西方”形象。在一些更年輕的作家的敍述中,比如衛慧,這一“西方”開始以某種“情欲”的形式出現,這一“情欲”的形式集中體現在衛慧的《上海寶貝》中倪可和馬可的性愛關係之中。這樣一種敍述顯然被制約在晚期資本主義或者商品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中,而晚期資本主義或者商品資本主義的特徵這一,即在於它所致力的對人的欲望的生產,從而達到資本全球化擴展的可能。這可能也是某些批評家從消費主義角度對《上海寶貝》批評的原因這一。1同樣有意思的是,在這樣一種寫作的無意識之中,酒店已經無法成為其經典的空間敍述形式,那種所謂的典雅或者高貴(陳丹燕“精神故鄉”的構成元素之一)可能會束縛這一“情欲”的展開。因此,在《上海寶貝》中,更典型的空間開始從酒店向酒吧延伸。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倪可和馬可的相識是在一次“重回霞飛路”的懷舊派對上,“地點選擇在位於淮海路與雁蕩路交叉口的大廈頂樓。30年代的霞飛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舊夢的象徵,在世紀末的後殖民情調裏它和那些充斥著旗袍、月份牌、黃包車、爵士樂的歲月又變得令人矚目起來,像打在上海懷舊之心的一個蝴蝶結”,可是,倪可和馬可的真正的“情欲”展開,卻必須借助於另一種空間形式,“陰陽吧分為上下兩層,穿過長長的樓梯下去,位於地下室的跳舞場正呈現出一種快活的氣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幣、腎上腺激素的氣味就這樣飄來飄去,百老匯的輕喜劇氣氛……音樂是Hquse和Trip-Hop,都是酷斃的工業舞曲,如暗火狂燒,鈍刀割肉,越跳越高興,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間蒸發,直到大腦小腦一起震顫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這一境界就是“我跳起舞來就幻覺連篇,靈感如泉湧,這是身體過度解放的結果”。而所謂的“情欲”在這一空間中徹底展現,小說中,就是在“陰陽吧”的廁所中倪可和馬可的性愛過程的詳細描寫。2這樣一種空間的變化形式,似乎拉開了“老上海”和“新上海”的距離,也似乎說明了所謂“西方想像”在上海的不同意指。但是,這一空間的轉移,卻同時經典地解釋了,為什麼“老上海”會成為“新上海”的生產裝置。

結語
酒店,以及酒店的各種建築形式,正在生動地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通過進入、觀看甚至談論。在某種意義上,談論可能是一種更加重要的進入方式,這一談論包括媒體的報導、言論、廣告、各種文學或非文學的知識敍述,甚至百姓的街談巷議,等等。這些談論構成了某種對物的解釋體系。而按照霍爾的說法,正是通過我們對事物的使用,我們才給予它們一個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憑我們帶給它們的解釋框架給各種人、物及事以意義,這一解釋正是我們圍繞這些“物”編織的各種敍述、故事(及幻想),在這個意義上,霍爾強調,“正是通過文化和語言,意義的生產和迴圈才能發生”,也因此,“文化滲入了整個社會”。3
1980年代以後,圍繞“酒店”所逐漸建構起來的解釋框架或者解釋體系,可以看出某種明顯的現代性的印痕。它建構並導引著我們的現代性想像,這一想像開始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並開始重新組織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一想像中,某種現代的都市生活被生產出來。而在上海,這種生產有效地利用了“懷舊”的方式,並使得“老上海”成為“新上海”的某種生產裝置。這一“新上海”內含著一種“財富”的觀念想像,而在更多的時候,它以一種“情欲”的方式編織自己的敍述、故事及幻想。每個人都生活在這樣一種幻想之中,同時感受著這一幻想帶來的饑渴、憧憬、焦慮、折磨、安慰和自我安慰。

作者簡介:蔡翔,男,1953年生於上海。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已出版主要著作《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何謂文學本身》等十餘種。


[1] 德里克《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 《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 2005年6月
[2] 《上海華庭賓館為何至今不見影子》 《解放日報》1984年4月16日
[3] 彼得·貝格爾《神聖的帷幕》第10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4] 保羅·蒂裏希《文化神學》第7,工人出版社1988年出版
[5] 張英進《動感摹擬凝視:都市消費與視覺文化》 《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5期
1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出版,第88頁
1 殷惠芬《虹口軼事》,《城市地圖》第57頁,文匯出版社2002年出版
2 德里克《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
3 這五種圖景分別是:人種圖景、媒體圖景、科技圖景、金融圖景和意識形態圖景。參見阿帕杜萊《全球化經濟中的斷裂與差異》, 《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穀編,北京三聯書店,
1 德里克《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
2 阿帕杜萊《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斷裂與差異》《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谷主編 三聯書店出版
2 蔡翔《廣告烏托邦》 《回答今天》第168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 吉登斯《現代性預自我認同》 三聯書店 1998年出版
1 《高星級酒店高級“洋打共”近千人》《新民晚報》2006年10月13日
1 陳丹燕《上海的渴望》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
2 陳丹燕《木已成舟》 作家出版社 2002年
3 陳丹燕《上海的風花雪月》
4 王安憶《流逝》 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2年
1 比如倪偉《論“70年代後”的城市“另類寫作》 《文學評論》2003年第2期
2 衛慧《上海寶貝》 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0年3月
3 參見霍爾《表徵》導言部分 商務印書館 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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