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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朔式調侃到胡戈式惡搞——兼論后極權獨裁下的民間笑話政治


劉曉波(北京)

     笑話政治標志著獨裁制度終將覆滅,使民眾對獨裁的崩潰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大大減少突變沖擊所帶來的手足無措。

  近兩年,網絡“惡搞”頗為流行,它以戲仿、變造、拼貼等手法來表達“無厘頭精神”,主要是針對的是傳統、權威、名流、時尚和公共事件,如影視大腕、文化名人、流行時尚和紅色經典。比如,搜索下列專題,數字相當驚人:“惡搞陳凱歌”,30多萬條;“惡搞超級女聲”,90萬條;“惡搞好男兒”,將近20萬條;“惡搞紅色經典”11萬條; “惡搞世界杯”,270多萬條。

  在眾多的惡搞中,那些具有創意和顛覆性的“惡搞”, 被評論界譽為“冷幽默”,往往能引起網民的熱情追捧。比如,草民胡戈用網絡短片惡搞名導大片《無極》,《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掀起一場網絡風暴。小人物胡戈和大導演陳凱歌的PK,甚至演變為對簿公堂,一時間變成最火爆的文化熱點,胡戈也在一夜之間變成名人。

  於是,惡搞之風在網上迅速蔓延,李安的《斷背山》獲獎后被惡搞出200個版本,黃健翔的“激情三分鐘”在第二天的惡搞版本已達三十多個。每個人氣旺盛的網站都有“惡搞幫”, 已經有人分出了五大惡搞幫派——“愚人幫”、“饅頭幫”、“大話幫”、“粉絲幫”和“閃客幫”。他們迅速建立起專門“惡搞”的網站,成立網上的“惡搞”組合;他們“惡搞MTV”“ 惡搞大片”、“ 惡搞名人”、“惡搞偶像”、“ 惡搞經典”、“惡搞照片”和“惡搞戲劇”等等。百度一下“惡搞”二字,截至2006年9月12日,條目高達一千一百四十萬條。怪不得有網名宣稱:“無惡搞不為歡”和“無惡搞不為網站”。

  正如有評論指出:“惡搞近些年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都大肆風行,尤其近一年在國內的市場上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它幾乎涵括了生活的所有方面:視覺、聽覺、感觀等等。從平面延伸到立體。最初海報惡搞,到后來FLASH惡搞,到去年火爆的《饅頭》視訊,再到今年《閃閃紅星》的改編。它的大體框架是無厘頭似的幽默,是一種冷幽默,是一種對社會現象的嘲笑諷刺。這其中無不體現了廣大網民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這不能不說,一個真正屬於全國的娛樂時代已經到來!”(http://ent.tom.com/1129/1507/2006424-186099.html

一 王朔式調侃為網絡惡搞開路

  民間惡搞的火爆,當然受惠於網絡時代的資訊爆炸,受惠於網絡為平民化表達提供了廣闊的平台,遂使知識精英壟斷公共發言的時代一去不返。由於網絡發言的便捷、無界和開放,網上的調侃式表達,可謂放言無忌、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然而,以改革以來的民間審美趣味的變遷而言,“惡搞”並非網絡時代的獨特產物,其精神先驅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準嬉皮”文學,可以視為惡搞精神的最早表達,它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產生廣泛的影響;崔健的“新長征搖滾曲”已經具有惡搞紅色經典的某些特征(如,崔健用搖滾樂演繹紅色歌曲《南泥灣》,當時引起王震等老左派的極度不滿),那是一代反叛青年的心聲。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王朔式”調侃異軍突起、風靡文壇,在話語方式上顛覆了中共意識形態及其官方權威,可視為惡搞精神的成熟表達。

  由於王朔的出現,使文革后一代青年的文化反叛由激憤的懷疑和吶喊走向玩笑的嘲諷和褻瀆。這代人,曾經背誦過北島詩歌中的“我不相信!”也縱情高唱過崔健的“一無所有”;而在九十年代,自由的激情被挑在刺刀尖上,喋血;青春的正義感被碾碎在坦克履帶下,呻吟;大恐怖的壓抑使驚愕和憤怒無處宣泄,接下來是普遍的失望和無力感。在公共話語領域,由於中共致力於反西化反和平演變,人文領域的嚴肅話題陷於失語狀態,人們只能借助於大眾娛樂來宣泄壓抑。於是,玩世不恭的自嘲和他嘲就成為恰當的情緒宣泄形式,那是“千萬別把我當人”或“咱也是個俗人”的自我調侃,是“一點正經沒有”或“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玩世鬼混;換言之,面對六四大屠殺所帶來的大恐怖壓力,先是王朔式調侃、繼而是王小波式幽默,主導著民間的話語方式,為窒息的社會撕開了還能一笑的縫隙。

  王朔是講故事的高手,特別善於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講述邊緣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他筆下的平民小人物常以“痞子”自居,在自我調侃中游戲人生,嘲弄一本正經的權威和精英,撕下正人君子的面具;王朔又是“碼字”高手,具有敏感的語言嗅覺,他從沒落的京油子腔調和紅色北京的革命大話中,提煉出一種獨特的口語化表達,也就是用老北京的黑色口語來講述已經變味的紅北京市井,用痞子化口語作弄自封先鋒派的文人墨客。在他那智慧、坦率、辛辣的幽默中,官權的假大空轟然坍塌,精英的偽現代立刻現出“小”來。一句話,王朔所獨創的“新京腔”是對官腔和精英腔的有力顛覆。

  在九十年代,王朔的影響迅速擴展到整個文化領域,對影視、文學、藝術和人文批評的影響尤為顯著。

  在影視領域,《編輯部故事》首開調侃式電視劇之先河,接著是家庭情景喜劇《我愛我家》和古裝的戲說類電視劇的火爆,再接著是周星馳主演的《大話西游》和馮小剛的喜劇賀歲片,直到2006年的小制作卻高票房的電影《瘋狂的石頭》。在藝術領域,王朔式調侃與西方波普藝術的綜合影響,造就了九十年代以褻瀆紅色經典為特征中國式“波普”(如,畫家王廣義的文革系列,劉小東的“玩笑”系列,張曉鋼的毛時代“大家庭”系列,以及眾多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等);其中,最能代表六四后惡搞精神的先鋒畫家是方力均。他“以丑為美”、“以傻為智”、“以褻瀆為高尚”,創作出“呆痴化禿頭”系列,可以解讀為大屠殺后的中國表情,那是震驚后的一臉傻笑,也是強刺激后的滿目呆滯,更是無力反抗時的自我踐踏和自我褻瀆。

  進入二十一世紀,惡搞的前奏是文學上的“色搞”。也就是說,在“惡搞”變成一種網絡時尚之前,玩的就是心跳”的痞子變成了“玩酷”的新一代青年,善於“酷搞”的美女作家應運而生,衛慧、綿綿等青年女作家寫出了都市新一代的肉體享樂、精神頹廢和名牌消費,她們被夾雜著洋文的賣弄文風變成都市白領時尚。緊接著是爆炸性的網絡“色搞”,木子美的性日記和九丹的賣淫紀實小說爭風吃醋,芙蓉姐姐的S造型橫空出世,使“色搞”的“肉體競賽”變成了最醒目的時尚符號。

  色搞是“包二奶”時代的必然產物,在讓世人驚詫的同時,給上網找樂的人們帶來很好消化的笑料。痴迷於色搞的女人,有種自我認知障礙造成的二百五式勇敢,自以為生就一副讓所有瞟一眼的男人都流鼻血的身材。她們敢於以丑為美、敢於以放蕩為純真、敢於以下流為高雅,敢於以自我褻瀆而渾然不知的方式來叫賣下半身。在我看來,“色搞”不過是另類的“惡搞”, 最大的賣點是將過去那種隱祕性“男盜女娼”公開化,是對傳統情色禁區和男性主導的突破,把君子式和淑女式的性觀念逼入長嘆當哭的死地——如果今日中國還有君子和淑女的話。

  “色搞”不光是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的下半身叫賣,也是“紅色經典熱”的一大賣點。凡是重拍的紅色經典(如,《沙家?》、《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等),大都要加入武打、情色等時尚元素,尤以情色因素為主。男英雄要充滿陽剛的男性魅力,女英雄更要還原為充滿“女人味”;男女英雄不光要愛得轟轟烈烈,還要在三角戀中掙扎。

  最近,引起官方憤怒的惡搞紅色經典是有網民準備惡搞雷鋒。曾幾何時,雷鋒是由毛澤東一手捧起來的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是毛主席的好戰士、全國人民的好榜樣。《雷鋒日記》象《毛主席語錄》一樣走紅。然而,今日的網民卻要用虛構的雷鋒私生活來拍攝網絡電影《雷鋒的初戀女友》。於是,雷鋒的生前戰友憤怒了,聯名上告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總政治部當然極為重視,馬上找到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來自軍方總政治部的興師問罪,兩大意識形態衙門更不敢怠慢,馬上下令封殺《雷鋒的初戀女友》。

  另一引發海內外關注的網絡惡搞是2002年的“劉荻案”。她是北師大心理系女生,給自己起的網名讓人過目難忘——“不銹鋼老鼠”。她在2002年11月7日被當局逮捕,理由是涉嫌在網上發表反動言論和祕密組黨。在國內外的救援下,一年后的2003年11月28日,當局以“取保候審”將她釋放。

  劉荻在網上很活躍,曾在多個民間BBS上當斑竹;她所在的“西祠胡同”論壇可以視為“政治惡搞”的先驅。一些喜歡拿黨國政治開涮的網友組織了一個《人民日報讀報小組》,發了很多有質量的“政治惡搞”的帖子。“讀報小組”最具創意的惡搞杰作是“永遠跟黨走”的網絡游戲策划。只不過,他們的惡搞政治性太強,容易招致牢獄之災,劉荻入獄一年就是證明。

  在這些網友中,劉荻以“幽默”著稱,經常模仿“我黨”的一些黨內斗爭,搞點兒政治無厘頭(那是還沒有發明“惡搞”這個專用詞),供網友們一笑。特別是她諷刺時政的文章煞是好看,使她成為頗具網絡號召力的寫手。比如,《西祠柿油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一文,是拿中共一大的文告開涮。為了營救遭遇文字獄的《天網》創始人黃琦,她寫了《柿油派網蟲集體向黨和政府投誠》。此文明明是發泄對中共封網的不滿,卻以號召全國在網上發表過“反動”言論的柿油派網蟲前往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她最著名的政治無厘頭網文是《讓我們走上街去,宣傳共產主義!》,號召網友們上街宣傳《共產黨宣言》。她寫道:“拿到大街上找人簽名;也可以像那些滿街散發小廣告的人那樣——如果實在沒人要的話,就塞在人家的自行車車筐里,或者貼在電線杆子上。”她出獄后對民間結社的看法,仍然保持著幽默的色彩:“現在是開PARTY可以,組黨不行。”

  在此意義上,現在的網絡“惡搞”,不過是把王朔式調侃精神移植到網絡創作上,只是由於網絡本身的開放性、便捷性、無界性和平民性,為大眾階層打破了知識精英對“惡搞”話語權的壟斷提供了平台,使之迅速普及到從高到低的各種文化階層,甚至連句子都寫不完整的人也可以發表網絡宣言。

二 后極權獨裁社會的“笑話政治”

  對於王朔式調侃和胡戈式惡搞,某些知識分子,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惡搞對官權意識形態的顛覆作用,憂的是惡搞將加劇道德犬儒主義。他們認為,僅僅是褻瀆神聖和顛覆權威的表達,只有破坏性而沒有建設性。如果一任其泛濫,那麼,官方權威及其偽崇高信譽掃地的代價將是一片道德廢墟。

  是的,在后極權中國,惡搞表征著當代中國人的靈魂飢渴或精神貧困。它是另一種形式的精神毒品,既與官方媒體中的小品化娛樂配合得天衣無縫,又具有官方小品所不具有的超強麻醉功能,人們陶醉於陣陣政治笑話的嬉笑之中,象消費商品一樣消費著苦難、黑暗和不滿。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數惡搞的調笑中,沒心沒肺的嘲笑埋葬了正義感和同情心。

  然而,改變無靈魂的道德狀態,決不能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只能靠提供高質量的精神食糧;只有百家爭鳴的自由辯論,才能讓是非善惡凸現在人們面前;只有觀念市場上的自由競爭,才能帶來道德上的優勝劣汰;只有多元化價值的求同存異和相互尊重,才能激發出一個社會的精神創造力。毋寧說,中國的現實一再提醒我們,六四后的道德虛無或精神廢墟的狀態,首先是一種制度性頑疾,正是獨裁權力壓制言論自由、灌輸官方謊言、強行推銷統治者的道德偏見,才是造成今日無靈魂狀態的最大禍魁。

  那種認為惡搞式顛覆只有破坏性而沒有建設性的說法,也頗有些似是而非。在我看來,笑話政治已經成為后極權獨裁社會中的民間反抗的普遍形式之一,巨變前的蘇東如此(僅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的蘇東政治笑話就有上百則),六四后的中國亦如此。六四后中國大眾文化中的搞笑政治(也可以稱為“軟政治”),自有其嚴肅的御用面孔所不具有的創造力。或者說,官權倡導的嚴肅文化制造大都淪為白痴式的搞笑,越嚴肅就搞笑;而民間幽默是草根智慧的產品,搞笑的創作中常常有靈光閃現。

  著名思想家兼文學評論家巴赫金曾專門研究過古今的“文化狂歡節”。他通過對大眾狂歡節的經典分析,挖掘出笑話文化的社會意義。巴赫金指出:大眾狂歡既有虛假粉飾、沒心沒肺、平庸低俗的一面,也有真情宣泄、靈性創造、再生更新的一面。特別是在獨裁社會中,官方的日常統治在很大程度依靠民眾的恐懼心理,所以,官方要有意識地制造嚴肅氣氛來威懾大眾,從而讓第一世界的統治神聖化、合法化和固定化。而大眾的“狂歡節表達”使平日里受盡呵斥的草根民眾突然變得“無所畏懼”,遵循著一種自發的逆向的或反向的邏輯,也就是貴賤顛倒的或上下換位的邏輯,使用著戲仿、戲弄、貶低、褻瀆、打諢等各種形式的滑稽改編,它們所表達的民間感情,並不是簡單的廢黜或否定,而是戲謔中的加冕和否定中的再生。(參見《狂歡化詩學:巴赫金文學思想研究》,王建剛著;學林,出版社2001版)

  我認為,從社會搞笑政治的社會意義的角度講,惡搞式顛覆的正面作用遠遠超過其負面作用。巨變前的東經驗,也許可以提供參考。

  自赫魯曉夫發動非斯大林化運動以來,“解凍”后的蘇聯共產帝國便進入了哈維爾所言的后極權獨裁時代。此時的民間反對運動,既是少數先覺者的公開而勇敢的挑戰,也是沉默大多數的擦邊球式的消極反抗。比如,在后極權捷克,在蘇聯坦克下站起了以哈維爾為代表的“七·七憲章”派,他們公開倡導“說真話運動”,成為民間反獨裁的道義象征,獲得了巨大的世界性聲譽;而以昆德拉為代表的用腳投票派,用玩笑化顛覆表達出沉默大多數的消極反抗心理。所以,昆德拉的第一部代表作《玩笑》的出版,在1967年的捷克成為一個爆炸性的聲音,在被官方封殺前的短短一年時間內,《玩笑》一直名列暢銷書排行榜榜首,再版三次,銷售高達幾十萬冊。

  有人說,冷戰鐵幕是被民間的笑話政治撕裂的。這論斷,雖然免不了夸大笑話政治作用之嫌,但對於瓦解后極權獨裁來說,真話和玩笑的確具有互補作用,兩者是“反政治的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真話政治是少數良知人士不畏強暴的公開挑戰,玩笑運動是沉默大多數的私下挖墻角。沒有真話政治,便沒有民間反抗及其道義勇氣的公開表達;沒有笑話政治,真話政治也就失去了賴以支撐的社會土壤。如果說,哈維爾式反抗,既是把后極權獨裁的非人性暴露於世人面前,也是把堅守人性尊嚴提昇到不畏強暴的高度,對捷克的民間覺醒和喚起國際壓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麼,私下流行於民間的政治笑話,既表征著沉默大多數的良知未泯,也凸現出后極權獨裁的制度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爛,而根基腐爛的制度或遲或早,注定要發生雪崩式坍塌。

  首先,在一個后極權獨裁社會,即便與真話的直接挑戰相比,笑話的間接顛覆的確不盡人意,但它的作用也不僅僅是消極反抗,而是具有另類的積極作用。雖然,在外觀上,笑話政治呈現出玩世不恭、無傷大雅的特征,但只要笑話政治能夠在民間大流行,它就具有彌漫性腐蝕作用,而對獨裁根基的無孔不入的腐蝕,就是對民心所向和大勢所趨的確認。當一個社會的制度根基已經在民意中腐爛之時,笑話政治便為“天鵝絨革命”提供了豐厚的社會土壤。

  其次,笑話政治,標志著獨裁制度合法性的難以為繼,可以極大地緩解民間的緊張心理和仇恨情緒;笑話政治,也標志著獨裁制度的終將覆滅,使民眾對獨裁的崩潰有了一定的心理預期和思想準備,可以大大減少突變沖擊所帶來的手足無措。 也就是說,得不到宣泄的社會不滿具有極其危險的爆炸性,而當壓抑和不滿以玩笑方式得到某種程度的釋放,顯然可以緩解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秩序崩潰。

  所以,無論后極權獨裁的全面崩潰來得多麼突然,習慣於笑話政治的民間就不會因猝不及防而陷於茫然,也很少會借機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性的政治報復。換言之,笑話政治的腐蝕性顛覆,對於抑制社會失序的發生,對於防止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的出現,都會起到以柔克剛的快取作用,從而大大降低整個社會為舊制度崩潰所必須支付的綜合成本。

  后極權獨裁下的民間笑話政治,公開也好,私下也罷,人民的坏笑都是獨裁者的夢魘! 

【2006年9月18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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