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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訪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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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風／2002-05-17／世紀沙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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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編者按：“斷裂”，這裏不是指那幾個文學青年提的什麽宣言，而是一個社會學家觀察當下中國社會所作的分析判斷。直面中國在向城市化與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這個現實，儘量消弭可能因此産生的社會問題，從而成功地實現社會整合，達到振興中華的宏偉目標，是我們不敢或忘的歷史使命。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能談談上世紀90年代和80年代有哪些主要的不同嗎？ 孫立平（以下簡稱孫）：這種變化，從最表面的層次來說，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關係在上世紀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大不相同了。在80年代，一般地說，經濟增長會帶來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但到了90年代，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在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的生活之間，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了斷裂。 在導致一些重要變化發生的背景因素中，我特別要強調的是兩個，一個是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到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另一個就是社會中的資源配置從擴散到重新積聚的趨勢。 記：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社會結構的斷裂意味著什麽？ 孫：近些年來，我國失業下崗現象大量增加。學者們一般是從三個角度來解釋失業下崗問題的。一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虧損；二是連年的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三是産業結構的轉換。總之，都是一些暫時性的原因。於是，就造成人們（包括政府在內）的幻覺：失業或下崗是由某些暫時性的原因造成的，一旦這些暫時性的問題（如經濟不景氣或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得到解決，這些人就會獲得重新就業的機會。也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幻覺，人們總是對創造再就業的機會寄予厚望。 但實際上，這很可能是一個永遠都不會變成現實的幻覺。事實是，由於新的技術革命的作用，一些傳統的職業正在被淘汰。當然也會有一些新的職業被創造出來。但如果我們看一下失業和下崗群體的狀況，再看一下新創造出來的職業的需求，就可以發現，新的工作位置並不會給失業或下崗者提供多少再就業的機會，這些工作崗位主要是提供給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即使是新的經濟增長來臨，即使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搞好了，他們的狀況也難有根本的改變。對於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的主導産業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體制之下，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産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也就意味著，目前的下崗和失業者，事實上是社會中的被淘汰者，他們已經成爲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的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的規模很大。 說他們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還有一層含義。在我國，由於過去的社會保障大都是與單位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下崗和失業並不僅僅意味著失去工作和工資收入，同時也意味著失去許多福利和社會保障。 記：這當中還應當注意到的一個因素，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影響。 孫：是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素。 在加入了世貿的情況下，“接軌”的“拉斷效應”會更進一步地表現出來。這種“拉斷效應”至少可以通過兩個方式表現出來。首先是“接軌”在社會的不同部分可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一方面是農民的糧食減産，收入增長緩慢。而在另一方面，則是IT業，特別是軟體行業人員薪酬的大幅度攀升。而其背後的原因，就是“入世”以及“入世”之後就不得不實行的“接軌”。隨著中國“入世”，一些行業的就業機會大大增加，複合型人才成了獵頭公司獵取的重點物件。可以預見的是，加入世貿必然會對我國的社會結構産生重要的影響。其中的影響之一，就是增添了擴大收入差距的動力。外企的增加將會拉大外企與國內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國內高科技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水平也將會逐步向國際市場的標準靠攏。在目前我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相當高程度的情況下，這種“接軌”的動力會不會加劇社會的斷裂？另外的一種方式就是，加入世貿會進一步促成一個“被甩出去的失業群體
”的形成。 記：這種社會結構的斷裂是否也表現在另外的一些方面？ 孫：當然。社會斷裂的另外一種表現，是在城鄉之間。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整個社會要從一個以農村爲主的社會轉變爲一個以城市爲主的社會。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形。從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能順利地實現這種轉變，也將不會繼續保持一個以農村爲主的社會，而會形成一個斷裂的社會。 記：在改革之前，中國社會就存在城鄉的二元結構，現在的二元結構與原來的二元結構有差別嗎？ 孫：人們經常將改革前中國的城鄉關係稱之爲二元結構。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二元結構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但在這些制度的背後，我們卻可以發現，當時生活必需品時代的特徵，又通過資源的流動將兩者連接到了一起。當時城裏人所消費的主要是農村的産品，他們的收入主要用來購買農民的産品。那時儘管存在“剪刀差”，儘管工農業産品的比價是不合理的，但我們從這裏仍然可以看到一種城市對農村的依賴，以及城裏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流入農村的過程。這時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許可以稱之爲“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 而到了耐用消費品時代，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同樣發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看看今天城裏人的消費專案和收入的支出情況。假定一個城市家庭的每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話，花費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幾百元。即使加上其他與農副產品有關的開銷，千元上下也就差不多了。其餘的花費在什麽上了呢？住房、汽車或其他交通的費用、電器、醫療、子女的教育、旅遊以及其他的服務等。而這些消費專案，與農村或農民幾乎沒有什麽關係。也就是說，城裏人的這些支出，很難流入到農村去。這首先意味著，城裏人越來越多的部分不再與農民和農村有關係。他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賴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事實上，就是原來許多由農村提供的食品，現在也有相當的一部分是來自從國際市場的進口。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的形式的斷裂，這種斷裂主要不是由人爲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場造成的。但這同樣是一種斷裂，甚至是一種更爲深刻的斷裂。由這種斷裂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也許可以將其稱之爲“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
”。 記：從理論上說，究竟什麽是一種斷裂的社會？ 孫：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 斷裂的社會，從表面上看來好像也是一種多元的社會，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著更強的多樣性。但其實，這兩種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說，在多元社會中，儘管社會結構分化深刻、各種社會力量並存、不同的價值甚至互相對立，但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處於同一個時代，社會的各個部分能夠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但在斷裂的社會中，情況卻截然不同。在斷裂的社會中，其不同的部分幾乎是處於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們之間也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 記：斷裂的含義實際上會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嗎？ 孫：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有一本書曾經風靡了整個世界，這就是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這本書中，托夫勒提出了一個很有衝擊力的觀點：農業文明是人類經歷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業文明是人類經歷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當時就已經初露端倪的以資訊技術和生物技術爲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則是人類正在經歷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我們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個浪潮”的概念，來考量這樣的一場新技術革命之於我國社會結構的意義，或者說這樣的一場技術革命對我國的社會結構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借用“三個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國是屬於哪個“浪潮” ？我們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關村以及全國許多大城市中的“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園區 ”，在那些地方到處能見到的是：電腦、網路、軟體、基因、生物技術、電子商務、白領，連那裏的總裁都不叫總裁而叫CEO。即使是嚴格按照托夫勒的標準，這裏也可以稱之爲名副其實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從中關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幾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裏有全國著名的“首鋼”，那是一個鋼鐵生産基地。那裏的情景，與全國的大中小城市一樣（除大城市的科技園區之外），還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業文明：灰色調的環境，轟鳴的機器（如果沒有停産的話），廢氣廢物和産品同時排放，近些年來“下崗失業”又成了人們口頭上經常議論的話題。而出了城市，到了廣袤的農村，那裏則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 ”的情景：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生産單位，耕種著很小的一塊土地，從中收穫的農副產品，自己要消費掉相當大的一部分，能夠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們渴望越來越高級的工業品或更爲高級的“第三次浪潮”技術生産出來的産品，但由於收入的微薄，對於這些産品只能是“ 渴望”而已。 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在一個社會之中，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同社會成分的訴求共存在一時，而這些訴求本來是應當屬於不同的時代的。在我們的社會中，這樣的情形是經常可以見到的。比如說，發展和環保的關係。當你在大城市中認爲是天經地義的道理，走出城市就似乎成了問題。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異，有時會達到一種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這樣的社會管理起來往往要更爲困難。一般來說，在特定發展階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來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這就很容易造成對某些群體的要求的忽視。這應要求斷裂社會中的政府和領導人，必須對來自不同群體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當性的要求，有一種明智的態度，並對其進行妥善的協調。否則，就會埋下社會動蕩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