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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的言說
一個打造"誠信中國"的口號，喊出時下中國的時代最強音。誠信問題，進入了當代中國的公共論域。
相映成趣的，是流轉於媒體的殺熟歌。"不殺熟，殺哪個"！？"誰叫你抱僥倖心理相信我？姓商不奸，叫我去喝西北風？""誰叫你臉皮比紙薄有苦說不出？誰叫你拒絕兩個字不出口，又充一會冤大頭？"斬你沒商量，千萬小心"老朋友"。
從市場、企業、社會、政界直至學術、教育領域，假冒僞劣，甚囂塵上；信用風波，浪高一浪。從百姓到官員，打假之聲，不絕於耳，漫山遍野，激蕩城鄉。好象一場新型的"人民戰爭"，拉開了序幕。
"3.15"，一個消費者投訴的日子，囂囂然已經熱鬧了16年。假冒僞劣的重大成本，終於成爲中國社會不堪忍受之重。
這不僅僅是一個市場秩序、市場法規不健全、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問題。
經濟學家曾經有言：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誠信問題也是如此。道德層面上的"人民戰爭"，可以把"假冒僞劣"置入倫理聲討的汪洋大海；但是，應有的社會批判意義也會同時被淹沒。
一個有關社會公正、正義的常識性問題，因此而應懸掛在中國人的心頭。在以流動和不穩定爲特徵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究竟依憑什麽來獲得相互之間的信賴？老百姓的話最到味：爲什麽我要相信你？請拿根據來。仔細體會這句大實話，可以使許多高頭講章黯然失色，也能使許多道德義憤面目蒼白。
信任的底線
現代社會裏，能夠提供人們彼此信任的價值底線者，法律或法制之外，當無他者。雖然，法律還因爲種種因素，被視爲工具，視爲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的實施工具，應有的倫理作用未能彰現。
現代社會的法律或法制，不僅僅是一套規範，還是一種程式，一種活生生的社會過程。它可以爲整個社會進行設計、調整，奠定人際關係相互信任的價值基礎。所以，絕不能像有些學人所說，社會誠信，是法治的起點。恰恰相反，法制（不是"法治"）才是社會誠信的基礎；而常言的法治，則是社會誠信的施行者和監控者。
一個社會建設的問題，流失爲道德批判的傾向，恰好說明制度變遷的滯後，以及制度變遷滯後所帶來的觀念陳舊，固有的路徑依賴。
"文革"結束伊始，出現的是信仰危機；接著，是有關主義的信念危機；眼下，則由市場性質的假冒僞劣，波及滲透到政治、學術、教育、社會行爲層面的信任危機。經由二十多年的改革發展，問題紛紛，落足于"信任危機"，誠爲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意識形態淡出，利益衝突呈現，各種問題的根源，匆匆地已浮上水面。
自倫理層面著眼，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信賴的互動，誠爲彼此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倘人際關係出現虛僞，缺乏真誠，難對他人委以信任，這就意味著道德以及道德主體之間肯定性關係的破裂，社會中的道德權威嚴重受損，人際之間緊張甚至衝突。由此進行社會性的道德批判，自然有其作用。
然此社會道德問題的嚴重，根源卻存於社會變遷之中。
社會變遷之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已成獨特的發展關係。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正在獲得自己的生存空間，形成新的或新舊雜存的社會階層、多元的利益集團。這些階層和集團之間，既有某種層面的價值認同，更有不同利益層面上的衝突。但是，承認階層獨立及其利益衝突，卻又能夠使其獲得一種新型的社會認同結構，則尚未形成。這種矛盾，通過人際關係表達出來，即是公共性的社會信任問題。因此，所謂信任危機，實質是社會層面的"整體性認同危機"。
這一危機，似乎與正在養成的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緊密有關，但又無直接的關聯。更要命的是制度信任，人們對於社會共識、市場環境以及法制理念的真實信仰。
往昔的時光，國家一統，"公家"二字，幾乎與信賴同意。商品市場，惟有公家的，買了就放心，就安心。計劃主義體制下，由此牢牢地在此鎖住，成爲"主義"層面上的最基本的信念。只是這種僅保留"主義"，祛除了"社會"的價值信念，在近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尤其是在主義虛置的市場經濟中，"公家"的市場化、資本化，公有的信任與固有的道德共識，無異於釜底抽薪。另一方面，原被祛除的"社會"，在與國家的博弈中，得到了多元的、多層面的還原，人們有了不同層面的利益和道德共識。此時，人們産生困惑，再度回首，詢問"主義"，欲在相互競爭、傾向多元的社會當中，買到放心和安心。
只是歷史難以回到過去。已經虛置的主義，難以回復固有的共同體。國家與社會，也難以按計劃再次接榫，重造國家與信念的重疊模式。一方面，"公家的"就是可信任的傳統，依然在作用；另一方面，形式多樣的市場，階層不一的利益集團，也已司空見慣。人們在衝突的利益之中，去追尋自己的利益。"公家的"、"民營的"、"私人的"，各有天地，各做各的生意。究竟是誰的商品可信？誰的信譽可靠？誰的說法更有實惠？
個人面對國家，信任無可選擇；面對市場，如何才能遭遇信任？古有無商不奸的教訓，今有"戶戶講道德，店店無假貨"的宣講。市場在制假、售假，社會在批假、打假。
市場投資者的"公家化"、股市的"公家化"，國家權力的市場化，降低了國家權力的可信程度。文學有一個傳統，叫做"功夫在詩外"；現代社會也異曲同工，可謂"功夫在市場之外"。信任的底線，也當在市場和權力之外。
學會"不相信"
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不可相信的環境。
歷史不斷複製，記憶只能打撈，社會還在成長，市場交易命運未蔔，人際關係真假難辨。盲目地相信，已經成爲過去。
然而，相信可以，要有憑據。個人與社會的長大，漸漸地明瞭這麽一個常理。
沒有依據，難以相信。這應當成爲現代公民社會的一個基本常識。打造"信用中國"，首先應當對此道理有所體會，學會"不相信"。不然，"信用中國"，很快就會成爲"道德中國"云云，雲遮霧瘴了。
"公民不服從"，經由羅爾斯的總結，歸納爲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出於良知又屬於政治性的違法行爲。它雖然表現爲對於法律的不服從，但是，這種行爲依然是接受法律的意願，表示了對於法律的忠誠。正是由於這種行爲，爲其真誠下有最好的保證。羅爾斯認爲："公民不服從的問題乃是對任何民主制道德基礎理論的一種至關重要的測試"。它僅僅産生于多少是正義的民主國家，産生於那些承認並接受憲法之合法性的公民。
在這裏，關鍵是保衛自由和反對不正義的公民義務。對於社會之中非正義現象的不服從，是對於自然義務與職責原則的處理。而信任問題，就其實質而言，即對於非正義現象的不相信，乃是作爲公民義務的道德判斷，最終促使整個社會接近可信。
時下，作爲公民的反省，應當守住的不僅僅是道德教條，而應當是制度性的法理規範。現代法制之中，如果存有"公民不服從"的傳統，那麽，"公民不相信"的原則，也是與此不分軒輊，可爲現代社會對於社會信任問題的理性預警和法理自覺。
保衛自由，守護正義。由於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一個體制，得以運作。而公民不相信的正義警覺，卻是守護正義和自由的前提。
正如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中一書中講的那樣，法律不是世俗的工具，而應是一種公民信仰，是現代公民的集體信仰。它包括著現代公民的終極關懷和核心意義，並體現爲社會生活的儀式、傳統、權威及其普遍性。依據這一信仰，現代社會中的公民，可以依此進行自我判斷，可對那些不具合法性的事情或人物進行判斷，爲人與人的信任而對其表示不信任，表達自己的不服從。合法的不服從，與公正的不信任，可謂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前者可處理現代社會之中常有的利益矛盾；後者則可以冷靜面對現代公民時常相與的價值觀衝突。
只有當法律與人們的正義常識、社會生活的價值觀念相與協調，法制成爲人們處理或面對人際關係之衝突時，法律才有可能成爲人們相互信任的價值底線。學界提出"市場經濟即法制經濟"，已有多年；但是，多年以來，似乎只生出了市場，剩下了種種市場之外的因素。在此前提之下，惟留"主義"，"社會"難覓，信任危機焉得不起！？
學會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賴，卻應以制度爲本。正如公民不服從那樣，學會不相信。不能一家人，凡朋友即可信。古人說誠信，說朋友有信，乃基於"仁義禮智"，非憑空而言。更何況傳統的道德大廈已搖搖難支，朋友"吃"朋友也見慣不怪。道德上的"路徑依賴"，已難以對付社會誠信問題。對此，可以首先表示"公民不相信"。
"不相信"與"有限相信"
歷史不斷重寫，社會必須作大，深陷信任者再度被疑惑。這本應是現代公民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所針對的，不局限於市場上的假冒僞劣，而是依據法律、制度，對於社會治理、國家監督的正當性自警，所謂的預警機制。此處的預警機制，也就是制度性的"不相信"，或者是制度性"有限相信"的制度化結果。
"有限相信"，就是制度性信任。以制度構建信任，方能面對制度性的信任危機。個人是難以信賴的，時時處處，皆可露出道德、利益上的機會主義行爲。只有恰當的行爲規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利益的基本。一個穩定的制度，協調人們的行動，降低人們在道德猜測、知識搜尋方面的成本。這就是制度性的信任。否則，階層式的或集團式的利益行動，永遠難以發生。制度喪失了信賴，人際關係惡化，劣幣也會淘汰良幣。
我們無法自己吹捧自己，對於人性或人爲設計的産物，予以完全的信任。處於利益衝突或結構衝突之中的人，永遠也無法從他人那裏獲得自己完全需要的知識和利益。社會或個人的利益，往往是衆多個人利益衝突、協調的結果。它是一種社會過程。作爲公民，基於一個合法的制度，完全可以面對這些社會現象，予以制度性的不信任，有限相信，促使這些行爲或制度，日益臻至完善。
過去的群衆，太易於輕信。對於制度、對於法規、對於行爲、對於人物，均是如此。傳統之中的人性善，立足道德層面，過度信任人們的道德功能，以爲許多問題可以經由自我的道德修養，獲得最後的解決。這就難免在今日的信任危機時，再次流露出道德憤怒和道義批判。本屬於制度性社會問題，易於化約爲一個單純的倫理學問題。學會"不相信"，可儘快地斥出權力道德化的社會惡果。
非人格化、非道德化的制度，尚未建設。道德常識上，我如何才能信任你？社會層面上，人與人之間的共識何以才能構成？現代社會的信任，不可能建立在單純的人性和道德的講求之上。更何況人性的善惡，本來就是一個價值的預設。利益的衝突，導致人與人的關係，必須存有一個高於人際關係之上的法理體系。依賴於這樣一個價值體系，人們方可在信任不信任之間有所判斷，有所選擇。
所以，"信用中國"，應當有其限度。在現代性問題的層面之上，國家無權直接懲罰道德上的邪惡與罪孽。國家層面的問題，是法制環境的製作，不是誠信問題。惟有法律，才是信任的可靠僕人。
法律的信任，能夠再建一個民族的整體性認同機制。如果沒有法律，信任將被置於社會混亂當中。可信賴的人，會喜愛法律。他不僅僅是獲得智慧，而且還在不服從的前提之下，"被激發去服從"；在不相信的基礎之上，"被激發去信任"。這種社會信任，具備了社會公共性、正義的常識性；並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國家的神聖性和道德性，也使"信用中國"的有限性得到了凸現，突出了社會公共性質的獨特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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