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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是什麽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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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新文學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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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美緣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應美國新聞總署邀請，作爲一九九八年度美國《國際訪問者計劃》的訪問學者，在美國各地訪問了一個月。
這項《國際訪問者計劃》創辦於半個世紀以前，主辦這項計劃的宗旨，是讓外國人到美國來認識美國，讓美國人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來認識世界。主辦者是美國政府，而資金經費來源則主要靠民間捐款與部分財政撥款。訪問者必須是從來沒有到過美國的人士。在出訪以前，受邀請人可以提出自己對美國社會的哪些方面有考察瞭解的願望，美方則根據受邀請者的要求，結合美國方面的具體情況，爲訪問者擬定一個在美國各地旅行的初步的訪問大綱，外國訪問者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一般可以訪問美國的六到八個城市或地區，由於中美文化差異較大，來自中國的個人訪問者，往往由一位政府聘請的嚮導兼譯員全程陪同。每到一個城市，當地的"國際訪問者協會"的分會的自願人員，就會把一份相當詳細的訪問日程表預先送到你所居住的旅館。當然，有關你本人的情況與學術背景，接待你的人士事先也通過當地的"國際訪問者協會"得以瞭解。這樣的旅行計劃中，每天安排大約四到五個訪問專案。每次訪談大約進行一個小時。
一個月的訪問內容安排得十分充實，時間又十分緊湊，有時緊湊得甚至連上街漫步的機會都不一定有。這種旅行實際上是相當辛累的奔波過程。美國人不像中國人對外國訪客那樣迎往送來。在市區參觀訪問，決不是我們想像的每天坐在轎車裏開來開去。在市區內幾乎都是不斷地步行，不斷地換車，在規定的時間內，從市區的一個角落，及時地趕赴另一個角落。一些來自中國的訪問者對這樣的接待方式頗不習慣，認爲美國人對外國人不如中國人對外國人那樣熱情有加。（據說，有一位受邀參訪的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回國以後就對這種苦累旅行頗有微詞。）然而，對於一個想親身體驗美國人日常生活的訪問者來說，正是通過這種高密度、大容量的考察訪問，他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對美國這樣一個當今西方文明中最發達的國家，獲得直接具體的親身的體驗與感受。在這樣的旅行中，你在地鐵上與鄰座的一位萍水相逢的保險公司的女職員二十分鐘的閒談，所獲得的對美國普通人印象，是你坐轎車所無法獲得的。我在美國一個月的時間內，估計正式見到的美國受訪者不下一百人，確實對所訪問的國家産生一種整體性的感受，獲得到書本中無法獲得的深入的認識。
我在出國以前，對美方邀請者提出，訪美的主要興趣是三個方面，一是希望瞭解美國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的。其次是希望看一下美國的"草根社會"即基層社會的民主政治，第三方面，是希望在美國會見研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專家，共同討論中美關係問題，並就中國現代化發展問題交換意見。另外還希望會見一些原來在中國的朋友，瞭解他們對美國的感受。
根據我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在訪美期間先後被安排訪問了華盛頓、波士頓、威斯康星與加州的好幾所大學，在華盛頓，我訪問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民主黨的戰略研究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國會、政府部門，此外，我還在各地訪問了一些民間壓力集團、民間的研究所與地方的市議會和州議會、縣級的兩黨組織，還會見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美國知識份子，例如印弟安人國的知識份子與極右派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t）。此外，我還與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學者就中美關係、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以及當代中國政治問題，進行了交流與討論。
每次晤談大約爲一個小時左右，美國人幾乎都不會寒喧，見面就開始進入話題，一般都是開門見山，相當直截了當，例如，我所拜會的一位美國教授，他對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有什麽問題？讓我們討論起來吧。"而且，絕大多數美國主人對自己準備向客人介紹的話題，似乎都沒有系統講述的習慣，他們往往只談十來分鐘，就請訪問者提問，就這樣通過討論來切入問題。這種談話方式對於習慣於聽系統介紹與講解的中國人來說，往往頗不適應。因此，對於訪問者來說，能不能恰當地、一個接一個的提出具有滲透力的問題，是否使對方對你提出的問題産生回答的興趣，能否把握住問題的要害，確實是使這種討論式的訪談取得效果的關鍵。尤其是個人訪問者，在兩個人對談過程中，談話機會特別充分，有時把美國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作一點比較，往往會使主人談話的興趣倍增。對於訪問者來說，通過密集的不斷提問以及在提問中思考，並以中國的情況與美國進行比較，往往成爲一種對自己思維能力與知識的自我考驗。
爲什麽美國少有"知識份子"
在美國，有一個問題時時引起我的思考：美國人日常話語中，很少出現"知識分子"這一用語。美國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國人中很少有人自稱爲知識份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識份子的責任、義務、使命感之類的豪言壯語，來表示貢獻於社會公益事業的。以上我在荷爾頓所看到的，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社會公益事業與政治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們心目中，理念與理論並不重要。
這裏指的知識份子，不完全是一個與"勞心者"的內涵相當的職業概念。更具體地說，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這樣一種人，這些人受過高深的教育，習慣於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由於所受教育較高，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與資訊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爲敏感。這種知識與敏感相結合，使他們自願地承擔起以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爲己任的道德使命。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社會精英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有別于平民百姓，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往往與個人所屬集團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而與他們所自覺承擔的道德使命感有關，他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確認的信仰、價值與理念，獻身於社會改造與改良的行動，知識份子所具有的爲理念而獻身的行動傾向性，往往導致知識份子以某種自己認爲合理的、全面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社會工程的藍圖，來改造社會。
在歐洲、俄國與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歷史上，知識份子在社會歷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幾乎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是那些視理念爲生命的知識份子來作爲核心的。我在國內時，曾經問過一位來我家做客的美國博物學者，爲什麽在美國沒有歐洲人使用的那種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他也一時回答不上來，他只是說，在美國，知識份子往往不是一個好稱呼。那些被認爲不切實際的空想家才會被人稱之爲知識份子。更有一位從美國回中國探親的朋友說，如果一個競選美國總統的人被一般民衆認爲更像是"知識份子"，那他注定失敗無疑。
當然，這麽說，並不是說美國人中沒有進步、獨立思考、爭取公共權利的理念、以及爲這種種自己認同的理念而鬥爭的行動傾向性。恰恰相反，美國社會中，這樣一些關注社會、爲社會事業而人士，相當普遍。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爲社會而申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份子，而是被稱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每個專業的人士中，總有一些爲社會公益事業而積極活動的人士。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區別？
我對此作出的一個解釋是，産生知識份子的社會，如歐洲、俄國、中國，是一個社會階層分層較爲顯著的社會結構，這種傳統社會結構中，只有少數人可能有機會受到較高深的教育。這些精英分子與沒有受過教育、較少受到人文價值薰染的人們相比，會油然産生一種精英主義的責任意識、道德義務感與某種優越感。這是一批高於衆人之上的、因擁有知識運思能力而變得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特別敏感、因人文價值的執著而具有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社會群體。他們力求從理論上來概括社會問題，並力求從哲學、理念的高度來對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斷，並謀求對自己所意識到的社會弊症作出根本性整體性解決的人們。這種人的最基本特點是，由於抽象理念中的理論因素而産生的社會政治判斷，與道德關懷相結合，而産生一種行動化的方向。
從本質上說，知識份子更具有激進的理想主義的傾向性。更爲概括地說，一個階層分層較爲明顯，從而僅爲少數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會，以及社會矛盾與問題成爲他們進行知識反思的資源的社會，是産生此類知識份子的溫床。 而美國是一個移民的社會，職業化程度很高，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可以成爲中産之家，且人數衆多，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使每個職業中都存在著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他們可以站在本職業的立場上，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爲背景或依據，來提出問題並爲此承擔起社會責任。
與歐洲各國相比，歐洲國家有過封建社會的歷史，因此也少不了貴族文化傳統的遺存，貴族文化是産生精英主義優越感的溫床，凡是有精英主義價值，就會有精英與平民的分野，就會有一種人産生強烈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激情衝動。 如果這個社會恰恰又有許多困難、矛盾與無法振拔的困境，那麽掌握理念與思辯能力的精英們，就會充當了政治運動的發動機。而在美國，一則沒有前面所說的封建歷史與貴族傳統，二則沒有災變式的大問題去刺激人們從形而上的理念層面去解釋，去提出某種政治神話來安撫人心，而美國是平民主義傾向很強的社會。美國人的責任感，則由那些專業人士來體現，他們關注社會，但已經不是懷著精英主義的優越感，而是以一個職業人士的身分，他們從事什麽的職業，受過何等教育訓練，與他們從事的政治公益事業並無直接的關聯。
當然美國的學院與書房裏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嚴格意義上的知識份子。這是無疑的。問題在於，他們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國會山見到的自稱是"如同汽車推銷員與地毯商人"的衆議員，以及那位當小城議長的管道工人和當市長的木材商人。他們似乎沒有理想家的想像力，他們也許使美國的政治舞臺少了幾分詩情，但卻同時具有幾分使中國人頗爲羡慕的優點，那就是大躍進式的、文化大革命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烏托邦，與他們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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