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激進西化派是如何失敗的
 
 
凱迪網路 (2007.03.08)
 
 

  一般說來,日本的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日本從維新開始,激進西化派(左派)與傳統保守派(右派)的鬥爭從未停止過,在1878年明治天皇親政前,日本的激進西化派在日本佔據了上峰,但明治天皇親政後,形勢完全逆轉。

  1878年夏天,以宮內天皇侍講元田永孚為代表的保守派,用天皇的名義撰寫了《教育大旨》和《小學條例二則》,指責維新以來的文明開化政策是「追逐文明開化之末端,破壞品行,傷害風化者不少」,將來有可能達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義的地步」,「流弊很多」,等等。並預示「今後須基於祖宗之訓典,竭力宣明仁義忠孝」,以儒教的道德倫理原則,糾正流弊。為了對兒童有效地灌輸仁義忠孝觀念,在《小學條例二則》中規定,校內要懸掛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的畫像。元田永孚極力主張恢復儒教,反對文明開化政策。 應當指出,元田永孚和另一個宮內省官員高崎正風,曾向天皇規諫,主張天皇親政,改組內閣,建立一個由天皇側近的侍從輔佐天皇左右國事的政府。伊籐博文斥責元田等主張是歷史的倒退,犯了時代性的錯誤,這種主張將導致政治上的混亂。 伊籐博文針對元田的有關教育改革意見,於1879年9月委託井上毅起草《教育議》一文,上奏天皇,申述品行風俗的敗壞不在於文明開化政策,而是維新變革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並非像元田想像的那樣膚淺和抽像。為了糾正風俗紊亂,的確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確立文教政策,但不應該放棄國家的根本政策——文明開化政策,「保護舊時的陋習」。元田對伊籐的《教育議》立即進行反駁,又寫了一篇《教育議附議》。他在文章裡重申「忽視仁義忠孝」是風俗紊亂的原因,恢復儒教、「讀四書五經、尚廉恥、重禮讓、篤倫理的教育」是矯正風俗的手段。元田、伊籐的論爭是日本兩派論戰的開始。

  明治天皇在論戰中始終站在保守派一邊。1882年12月地方長官會議上發佈的敕諭中寫道:「彝倫道德是教育之本,為我朝、中國所尊崇,雖歐美各國亦有修身之學,但我國對其採用仍不得要領,方今學科繁多,本末誤置者屢見不鮮。」

  德育之爭公開化後,很快就發展成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參加的一場激烈論戰。例如,著名教育家福澤諭吉,在1882年發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兩篇文章,從正面向儒教主義教育論實行攻擊;元田水孚在1882年發表《國教論》,主張樹立以孔子為中心的國教,確立以儒教作為「百科基礎」的修身教育;思想家兼教育家西村茂樹在1886年發表《日本道德論》,主張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義,同時採納一些西洋思想,即所謂「以儒教為根本,西洋哲學為參考」的道德論。1887年著名教育家杉浦重剛發表《日本教育原論》,否定以宗教作為教育原理,主張以自然(物理)的原理作為教育基礎。 東京大學總理加籐弘之,主張把神、佛、儒、耶穌四教全納入修身課,統一教育論戰。1890年,文部省官員能勢榮發表一篇名為《教育評定論》的文章,實際上是代表文部省的意見,企圖用折衷主義平息這場論戰。

  如此眾說紛紜的論戰,直接影響中小學的修身課教學,使學校的德育無所適從,從而引起地方官員的不安。於是,1899年地方長官會議向內閣提出要求文部省確立德育方針的建議以便結束論戰,建立統一的教學方針和方法。

  眾所周知,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確定了日本的國家體制。為使教育更好地為鞏固天皇制服務,總理大臣山縣有朋、文部大臣芳川顯正、法制局長井上毅、宮內侍講元田水孚共同制定日本帝國教育總方針,並於1890年10月30日以《教育敕語》的形式頒布了,《教育敕語》以最高法律形式確定了教育方針,從而平息了自1878年以來的育論戰,結束了自維新以來 的教育改革。《教育敕語》是本著「以儒教為根本,西洋哲學為參考」的原則制定的,,《教育敕語》遠遠超出學校範圍,事實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為道德規範,統治著人們的意識形態,至此,傳統保守派在日本戰勝激進西化派,統領日本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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