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流”在中國——— 一個純粹個人的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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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初，我結束在韓國高麗大學交換教授的工作回上海，突然發現朋友們看我的眼睛都有點異樣。離開韓國時買了幾件韓國衣服穿在身上，又在高大附近理髮店簡單理了發，大概就因爲這些，朋友們一致認定我受了“韓流”影響，或者我就是“韓流”！但我自己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雖然我和“韓流”之間有這樣小小的聯繫，但要進行研究，就非常困難。很慚愧我不懂韓語，也不熟悉韓國社會、歷史和文化，要談“韓流在中國”這個題目幾乎不可能。但我畢竟先後於1999年和2004年兩次執教韓國，在韓國生活了兩年多，對韓國某些地方的印象之深刻，肯定要超過對中國許多我從來沒有去過或只是匆匆一遊的地方的瞭解。所以，如果讓我假裝完全不瞭解韓國，或者假裝完全不瞭解在上海等地出現的“韓流”，也有點虛僞。 所謂“韓流”，是指韓國流行文化在東南亞各地的影響，其核心是韓國“青年亞文化”（韓國青年人特有的音樂、流行歌曲、足球、電視劇電影、美容化裝、服飾和爲人處世的作派），但由於東南亞各地一般人對韓國文化瞭解不全面，漸漸把“韓流”概念擴大，凡在本地見到的一切輸出的韓國文化全都稱爲“韓流”，這就包括韓國的電影、飲食（韓餐）、文學以及民族音樂和傳統藝術。 這樣說來，“韓流”確實是個複雜的概念，但其內涵，還是指近年來以青年亞文化爲主的各種韓國文化在東南亞各地強勁的輸出，韓國文化這一輸出的部分，加入甚至影響了當地的大衆流行文化。 “韓流”並非韓國文化的本體，它的構成因素很複雜，並不都能代表韓國文化，但在東南亞各地一般人心目中，“韓流”就是韓國文化的象徵，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如果我們把作爲整體的韓國固有文化比做巨大的發光體，那麽“韓流”就是最外層的“光暈”。一方面，你不能說這個“光暈”就是發光體本身，因爲“光暈”只是光源的最外一層，並且是和周圍空氣和漂浮物質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像“韓流”只是韓國文化的表層現象，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東南亞各地人民對輸入當地的韓國文化的創造性想象和誤讀。但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說“光暈”和光源之間沒有本質聯繫；沒有光源，何來“光暈”？沒有韓國文化的本體，何來東南亞各地人民心目中的“韓流”？更重要的，如果不是東南亞各地人民預先對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十分活躍的韓國發生了強烈興趣，如果不是韓國文化和東南亞各地的文化具有某種可以相通的亞洲性特徵，那麽“韓流”的輸出及其在當地的再度創造也將不可能。 討論“韓流”，先要注意到問題的這種複雜性。 在中國，受“韓流”影響或者本身就是“韓流”的參與者和製造者的，主要是大都市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文化素質的青年，多半是高中生和低年級大學生。他們穿韓國青年愛穿的流行服飾，聽韓國歌星唱歌，看韓國最新的電影（借助盜版DVD），像韓國青年那樣化裝、染發。一部分人曾經旅行韓國或接觸性格活躍的韓國留學生，直接感受最新的韓國流行文化。近年來，先是在上海等地，提出了“去韓國旅遊，把美麗帶回來”這樣的旅遊口號，僅接著韓國美容業更積極在中國開拓市場，加上許多真真假假韓國時裝精品屋的設立，韓國流行文化的這一方面確實在中國産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在通俗的電影電視劇、美容服飾方面追逐“韓流”的中國都市青年，對韓國的電影業、韓國傳統服飾和韓國國內正在流行的美容時尚，不可能都有深入和同步的瞭解，這就注定了他們理解韓國文化的淺薄與隨意。 就拿電影來說，一般追逐“韓流”的青年學生也就只知道欣賞《我的野蠻女友》之類青春和愛情題材的電影，在遍佈上海大街小巷的地下或公開的DVD銷售點，我能找到像《漂流浴室》、《偷窺情》、《韓國情人》、《蘭色生死戀》、《生死諜變》、《八月照相館》、《雛妓》、《武士》等電影和《大長今》、《黃手帕》等電視連續劇，但像金敏基編導的《地鐵一號線》那樣揭露社會矛盾的嚴肅歌劇，像由趙廷來的“大河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太白山脈》，甚至今年在全韓國掀起巨大浪潮創票房奇迹的《實尾島》、《太極旗飄揚》以及《撒瑪利亞》、《老孩子》等影片，包括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些探索性小電影乃至一些韓國式恐怖片如《陷阱》、《301，302》，知道和關心的人就很少。許多青年人在卡拉OK歌廳，能唱幾首安在旭的流行歌曲，但他們不可能知道韓國音樂的主流，或者韓國民族音樂究竟如何。我曾經迷戀過鄭泰春夫婦的歌曲，一曲《北漢江上》，真是百聽不厭。在他們那沈鬱、蒼涼而不屈不撓的歌聲裏，我好像能夠看到韓民族偉大堅韌的悠久歷史，看到淒涼而壯美的如畫江山，感受到80年代民主運動中無數韓國民衆的渴望。然而在中國，知道他們夫婦的追韓族，恐怕很少罷。 韓國的長篇電視連續劇（簡稱“韓劇”），情況有些兩樣。在中國，“韓劇”的大部分觀衆一開始是家庭婦女和老人，“韓劇”對他們的影響，不像時尚對青年的影響那麽膚淺易變，相反，這裏倒真的可以用一個詞，叫“征服”，“征服”的效果緩慢産生因此特別持久。目前“韓劇”觀衆的年輕化，也是“征服”的一種延伸吧。中國電視劇市場和播放時段極其龐大，而中國本身電視劇生産水平由於種種原因又異常低下，長期以來就依靠港臺和西方電視劇來填補空白，這種情況對韓國電視劇打入中國市場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先是地方電視臺，後是中央電視臺；先是一般播放時段，後是黃金檔節目。中國觀衆陸續看到了一大批來自韓國的青春愛情劇、家庭倫理劇、社會風俗劇、歷史劇。至於大都市的那些連鎖音像租賃店裏出租和銷售的韓劇錄影帶與DVD，數量就更加可觀。 但是，如果我們追問，韓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代韓國的社會現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韓國藝術家的水平，答案很可能會令中國的韓劇迷們失望。 中國接受“韓流”的這種不均衡現象，說明“韓流”的産生一定程度上是當地（中國）接受者選擇所致。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曾經指出，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往往只能彼此交流各自文化中不重要的部分，這話並不錯。但他忘記補充一句：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特別在一開始總是無法避免低層次的互相借用，然而一旦跨過這必不可少的低層次之後，新的深刻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刺激也會接踵而至。 我上面隨便舉出的電影電視、音樂、服飾、美容這些目前“韓流”的主要內容，也並不全是韓國當代大衆文化乃至韓國文化的淺薄方面，因爲我自己就明明可以從中發現一些深刻、質樸、先鋒等韓國文化的傳統與現代之非常有生命力的因素。 仍以“韓劇”爲例，它也具有一般電視連續劇的特點，比如情節至上、趣味至上、戲劇性的超出常理的衝突至上。這些都會大大削弱其真實性內涵，而使它變成後現代的無深度可言的類似美國肥皂劇的速食文化。但即使在商業氣息濃厚的“韓劇”中，韓國文化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頑強地表現出來。特別是家庭倫理劇，那種細膩素樸、不怕重復、甚至就在不斷重復中強化韓國所獨有的生活氣息的對白，應該是其精華所在。這個方面的基本文化資訊通過演員成功的表演實現出來，是別的國家的電視劇編、導、演輕易學不來的，因爲背後有著韓國人日常生活幾乎無意識的內容支撐著。至於歷史劇中那種華麗而不苟的場面，那種糅合著儒家文化和韓國國民性的儀禮風習，那種即使被誇張也仍然不失其獨特魅力的韓國傳統女性的隱秀柔美，也是無法爲肥皂劇的形式所抹殺。 在中國能夠看到的韓國電影，無論是小製作還是大片，都有許多不僅可以爲中國電影人借鑒、也值得中國高級文化研究者注意的地方。中國電影界爲抓住青年，現在也普遍注意拍攝都市青春片，但手法相當古怪，就是從美國請導演，從港臺請明星，然後叫他們和內地製片人和編劇合作，排一些類似《橘子紅了》、《周漁的火車》之類虛假做作莫名其妙的東西。對比《我的野蠻女友》和中國同類題材的電影，差距一望可知。中國的歷史劇特別是“清宮劇”長期以來一直獨力支撐著電視劇市場，但那裏面極其低級的政治影射，實際上還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一直反對的落後的文學意識的遺留，和韓國歷史連續劇比如中央電視臺曾經熱播的《明成皇后》那種舉重若輕、直接表現人性和人心的高超手段，以及在DVD市場到處可以買到的《朝鮮王朝的秘事》那種頹廢唯美的製作，也不可同日而語。同樣帶有歷史內涵的武俠片，對比一下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的張藝謀的《英雄》和中韓合作但主要由韓國導演把關的《武士》，水平之懸殊也非常明顯。《英雄》在中國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票房收入竟然超過《武士》，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和二者實際水平無關。至於小電影中先鋒探索的傾向，那種身體的冒險，靈魂的迷失，中國年輕一代導演，如張明、婁曄、賈樟柯、朱文等尚可和韓國導演搭脈，可惜他們至今還處於“地下”。韓國小電影大量輸入，對他們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從好的方面說，韓國電影可以幫助中國社會理解他們的探索並進而完善中國電影生産和管理機制。從壞的方面說，韓國相同類型的電影碟片的輸入會使中國觀衆預先獲得了一種審美滿足，從而很自然地懷疑本國的年輕導演們繼續在“地下”辛苦探索的價值。 從個人經驗來說，我最期待的能夠從文化的深處和根本處刺激中國的“韓流”，一個是韓國飲食，一個是韓國當代的文學。 就在去年二月中旬來韓國之前不久，我在《文匯報·筆會》發了篇文章，批評中國現在流行的“飲食文化”恰恰反映了中國人的飲食和文化中許多可怕的糟粕。原題是《少吃乃至不吃中國飯菜》，套用魯迅先生“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的句式，編輯怕麻煩，改爲《節後談吃》。確實是春節之後，談的又是吃飯，也還算是一個過得去的題目，可惜把我對中國現在流行的飲食文化的“媚俗”和非理性的厭惡沖淡了不少。在這篇文章中，我不怕中國讀者的誤會，對韓國人的日常飲食大加稱讚。我的主要觀點是認爲韓國人——至少是韓國的普通飯店——不像中國飯店那樣，一個個都想爭取“一流”，恨不得都把自己打扮成皇帝的禦膳房，變著法子學習中醫的“以意爲之”，在平常樸素的吃飯之上製造出華而不實的“文化”的花招，讓人吃不下飯。鋪張浪費、甚至借食物來行賄比如製作價值十萬元的金箔禮品月餅之類瘋狂的行爲姑且不論，就是那些以繁榮“飲食文化”的名義在食物上想出的各種希奇古怪的花招，也早已失去和敗壞了“正味”。較之韓國人對食物的既敬且惜的態度，王猛這裏似乎只剩下急不可奈借食物騙人賺錢的貪婪與粗野。 這就算是我作爲一個偶爾碰著“韓流”的中國人的夢想吧。 1999年，我在《書屋》雜誌上發表了一組在韓國期間的“日記”，叫《居韓零墨》，實際上那裏面很少談韓國，主要是寫我如何一邊吃著泡菜，一邊讀中國書，思考中國的問題。我想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固然羡慕那些訪問外國一個月回去就能寫出厚厚一本關於外國的書的作家學者，但我絕沒這個本事。我講“韓流”，實際上還是借此機會尋找一個批評中國當代文化的角度。“後殖民理論”總是呼籲殖民者消除對作爲“他者”的被殖民者的誤解，在國際交往中這種理解“他者”的呼聲非常強烈，對此我沒意見，只是覺得這也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有時候，不強求“理解”，而把“他者”作爲“他者”來看待，不也很好嗎？關鍵在於“他者”可以成爲刺激我們反過來理解自己的一面鏡子。“君子以人爲鏡”，不亦悅乎？否則，老抱怨別人不瞭解自己，使出吃奶的力氣爭取別人理解，卻忘記用別人這面現成的鏡子來照自己，豈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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