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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論與地域共同體——新世紀初韓國人的東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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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世紀初韓國知識份子對韓國現代化的反思 經歷了1998年金融危機後，韓國的社會結構開始重新調整，在這一過程中韓國知識份子率先作出回應，反思韓國現代化的實質以及背後的思維方式和發展理念。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的幾年中，韓國知識份子對全球化和資訊化大潮中韓國的對應與發展以及整個東亞文明共同體的建構展開了深入分析和探討。從韓國比較社會學會近幾年的議題可以看出這一趨勢。以東亞地域研究爲主，1996年成立的韓國比較社會學會其研究成果集《比較社會》，1997年創刊號的主題爲“東亞奇迹與國家發展”。東亞經濟危機爆發後，1998年《比較社會》第2輯主題爲“東亞的成功與挫折”。此後，《比較社會》第3輯圍繞“知識世界及其制度”討論了知識社會對韓國社會的效用問題。同時，特別關注知識份子的使命及其在知識社會中的作用。2002年《比較社會》第4輯主題是“東亞發展社會學”，集中討論了東亞發展，東亞市民社會形成等問題。 在《比較社會》第4輯中，學者們對韓國現代化以及支配東亞發展的發展主義和現代化模式進行反思。韓國高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金哲圭（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全世界擴散，以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表現出來的經濟開發成爲普遍現象，但是給社會留下的只有大範圍的貧困，剝削感和不平等。在韓國，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沒有被質疑過。在戰後的廢墟中，通過政變掌握政權的朴正熙大力促進現代化，發展主義和反共主義成爲樸正熙政權的核心統治理念。急速進行的韓國現代化雖然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同時在“國家的時代”被積極推進的發展在韓國人的價值觀和行爲方式上也深深地深化了經濟成長第一主義，所以現在韓國人爲此付出了社會的，生態的沈重的代價。最後，他留下了幾個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即怎樣才能從發展主義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然後又怎樣構造出持續可能的社會。[1] 韓國全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國閔浩（音）指出韓國現代化是在模仿西方現代化模式中進行的。韓國現代化是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模仿日本化的現代化經驗開始的，韓國自身在並未經歷像西方那樣現代思想與思維方式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前提下迎來了現代化。光復以後，韓國的現代化信奉經濟第一主義，爲以後的社會動蕩以及嚴重的社會問題埋下了隱患。特別是在人們的價值觀念上，沒有處理好傳統與西方價值觀念兩者關係的經濟第一主義使得今天的韓國社會價值觀混亂，社會上充斥著物質萬能主義，無秩序和無責任，利己主義，傳統倫理崩潰，家庭被動搖….....在韓國，雖然人們已經說民主主義在制度層面確立下來，但是不言自明的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主義還沒有紮下根……與人們根據合理的思考和契約來思考和行動相比，更會受到個人的親疏和學緣、地緣、血緣等更大的影響。所以，韓國人雖然把自由主義作爲理念來信奉，實際上生活更大程度上受到固有的制度化的慣行的支配…….韓國社會的現代化和經濟成長過程中被遺漏的問題絕對不能只用西方價值和制度來解決。在韓國社會裏，如果自由民主主義的理念和我們的儒教傳統相互協調，相互結合，會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擁有只屬於我們的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爲了在資訊化和世界化進程中更加普遍化了的市場經濟中尋找正體性，我們需要對處於掙扎狀態的亞洲價值，亞洲的人權，儒教資本主義論，東亞發展論等主張給予更加關注和真摯的體會。[2] 二．現代化反思中文明論與“東亞意識”的興起 韓國知識份子在21世紀初自我反省韓國現代化模式和發展理念的同時，正積極的探索突破主導20世紀民族國家的發展主義和超越個別國家和國民國家的思維方式，並且開始打破以往韓國學術界對東亞文明論話語的緘默，自覺地從東亞文明的視角來構築文明論下新的發展模式，即新東亞文明下的地域共同體。以韓國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教授白永瑞[3]爲代表的歷史學家，率先重新提出東亞的視角和強調“複合國家”等概念，以超越既存的以國民國家，民族國家爲中心的思考方式而代之以擴展到地域的思考方式。從而構造出以開放姿態表現出來的東亞新文明。另外，韓國著名的數理哲學家和韓日文明批評家金容雲教授[4]提出朝鮮半島的統一、永世中立、東亞共同體三位一體的構想，以此作爲消解霸權主義性質的文明衝突的“人類史的戰略”。 東亞意識：克服國民國家解放與壓抑兩重性的歷史觀 “東亞”一詞在韓國的國語詞典裏被解釋爲“亞洲的東部，既中國、韓國、日本等佔據的地域”[5]由於在古代朝鮮半島一直被納入到儒家思想體系和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體系來維持的東亞文明圈，韓國面對的只有中國和日本。從近代開始韓國人在爭取民族解放鬥爭和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作爲構造東亞文明的主體。“朝鮮自覺地認識到自身是亞洲的一個地域單位是從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朝鮮對這一地域圈的初期構想是從在西歐列強的壓力下解體的中華世界中脫離出來，成爲與清朝平等的國家，從而形成以韓中日三國爲軸心的東亞秩序…..對已淪陷爲日本殖民地的1910年以後的韓國來說把亞洲作爲一個單位來考慮已不是那麽迫切了…..韓國解放以後幾乎沒有對亞細亞進行探討。脫殖民地以後的朝鮮半島圍繞民族國家建設的方向問題産生南北矛盾以致最終分裂，於是不得不在分裂的狀態下分別被建構到冷戰秩序下的東西兩大陣營之中。因此根本不可能産生超越具體的國家的界限而以地域單位來思考的方式…..然而，關於東亞文明的談論，從九十年代開始在韓半島的南部吸引了不同尋常的關心。以至與遭到“東亞論題商品化”的批判。”[6]關注中、日、韓國亞洲觀的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白永瑞教授在新世紀初重新審視了被國民國家“富國強兵”意識支配下20世紀的東亞各國的文明論，指出對於20世紀的大多數東亞人來說，國民國家的形成（及對外擴張）是人民絕對關心的事情。由於國家（王朝）官僚機構的效率性與反帝民族運動的影響。人們對“強國”的記憶仍在發揮作用。然而，國民國家在代表人民主權的同時，通過法和教育來規範國民這種二重性也隨即反映出來。國民國家扮演著解放與壓抑這種雙重角色。這樣看來，20世紀既是“國民的歷史”，同時也是“國民強制的歷史”。因而，21世紀就成爲對國民國家的強制性進行制約，同時充分發揮其解放之機能，實現新的國家構想的重要時機。[7]白容瑞教授所強調的東亞視角事實上建立在克服超越國民國家解放與壓抑兩重性基礎上的新的歷史觀，即一種地域文明的思維方式。這種視角是一種作爲一國視角和世界體制視角的媒介而提出來的。這樣可以使得東亞三國更能客觀地審視自我中的東亞和東亞中的自我，建構出的文明才能克服20世紀在東亞盛極一時的東西文明論，東方文明既中國文明的意識和日本的亞洲主義。他指出20世紀傳統的東亞文明觀衰落的情況下出現的文明觀都是被國民國家所吸引的文明論，擺脫不了國民國家的思維方式。“僅從共性上看，東方文明至少在東亞地區能夠重新獲得普遍性。然而，事實上中國與日本的文明論中，對於誰有綜合東西文明的資格這一問題的認識則有著重要差異。在日本，認爲日本主導東西文明之融合，並將把此過程將形成的新體制擴散到亞洲，這一傾向很快就歸結到了亞洲主義上。在中國也由於沒有擺脫東方文明即中國文明這種思考，因而認爲文明融合的主題非中國莫屬，但還不至於像日本那樣強調自身是東方文明的創造主體。”[8] 另外，他還指出東亞視角中的東亞應視爲本地區各種主體的相互競爭、妥協、聯絡的場所。特別應注意在中國與日本這樣的“大國”之間夾縫中生存的“邊緣”主體朝鮮半島的作用。這些都是以往在國民國家中歷史觀中看不到的。但同時這種重新發揮作用的“邊緣”主體還不能演變爲朝鮮半島統一後國民國家的擴張或韓民族中心主義。[9]爲了避免這種危險傾向，白永瑞強調在將要構造出的東亞新文明中，朝鮮半島應該以一種連接海內外朝鮮民族，強調集團整體性的複合國家的方式出現。“韓民族共同體這樣的新共同體若要持續地存在下去，作爲制度框架需要通常的非國民國家之複合國家模型。複合國家指的是對國家權力的劃時代性的民主控制原理進行觀察，建立起整和了韓民族共同體的多層次，複合結構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我們要克服國民國家的二重性問題的實踐過程中，在私自賦予其意義的同時確立起新整體性與公共的空間。韓半島的居民與海外居民的關心是雙向的，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韓民族共同體之集團整體性在21世紀將有著進取的意義。”[10]這種複合國家的構想雖然其可能性和實際操作方式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和驗證，但是它更強調的是一種思維方式，建構複合國家的過程中也是韓國人乃至整個東亞人對自我中的東亞和東亞中的自我進行反思的過程。白永瑞最後強調在複合國家和東亞新文明的建構過程中必須不僅僅停留在知識份子的思考和預想上，應該立足傳統的文化和東亞人的日常生活。“基於進化論的西歐文明並不是普遍性的文明，而只是一個相對化了的地區性文明，同時爲了超越國民國家正當化的機能，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傳統的文明觀。傳統文明觀中認爲，人的生活是具有更高層次期望的，其道德倫理傳統具有普遍性。進而，在近代文明的發祥地西歐的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文明化過程，在日常生活欲求基礎的生活方式的變化中也同樣擴散開來。若對此關注，那麽新文明比起知識份子的談論，更依賴於日常生活變化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構想的21世紀的文明只能在東亞人根植于國內外不同於居住地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在使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過程中形成。我想，在這一過程中，知識份子將會扮演一定的角色。這時，知識份子不是語言家式的知識份子，而應該是有著駕馭現實生活信念的先進群體。這種新類型的知識份子如果能實現生活改革，國家改革與輿論相結合，變革的速度無疑會加快。”[11] 在民族原型中尋找文明共存之路 在思考21世紀韓國和東亞的未來時，韓國著名的數理哲學學者，同時也是日韓文明批評家的金容雲教授強調挖掘民族自身的原型，通過原型再昇華的過程來促進文明間的共存和世界的和平。他在朝鮮民族固有的弘益人間思想中，找到朝鮮半島爲東亞和平和文明間共存做出貢獻的可能性。爲了促進東亞和平和文明間的共存，他認爲具體的方法是實現朝鮮半島永世中立、朝鮮半島統一和東亞共同體三位一體的構想。 原型是指一個民族初次形成的時候，與之同時産生的民族之魂，即民族的集合的無意識。不僅僅在個人行動上，可以在宗教、政治、慣習、文化等方面來提取民族的原型。[12]他認爲朝鮮民族固有的原型是一種村落的原型。朝鮮半島的地勢是雖然沒有很高的山，但是又無處不見山，這樣非山非平原的地勢，是的朝鮮民族的祖先從很久以前就打下了依血緣聚集在一起在山下生活的根基，在開墾門前良田的過程中形成了村落。每個村落都存在著老子所說的“穀神”。這樣形成的村落與和鄰近村落的連帶相比，更加自給自足，朝鮮民族就在這種過程中形成了固有的村落原型。這種原型弱化了與其他地域的協同和團結。[13]韓國的政治、企業、大學、宗教、軍隊甚至在運動界裏也體現出村落的性格。因爲在變形了的原型的影響下出現了這一夥那一夥聚集的幫派文化和家長的權威意識，並且出現了己方絕對正確，對方一無是處的思考方式。所以在國際化，資訊化了的今天出現了民族紛爭和地域糾葛等民族病。[14]爲此金容雲指出爲了開拓朝鮮民族的未來必須要昇華固有的民族原型中的“弘益人間”思想，發揮朝鮮半島在建構東亞共同體的作用，以促進東亞和平和文明共存。 金容雲強調韓國爲了迎接21世紀的機遇和挑戰，要從民族原型的層次上來思考問題，喚醒朝鮮民族渴望和平的原型。這一原型體現在“弘益人間”的思想上。“弘益人間”思想來源於朝鮮民族的檀君建國神話。[15] “弘益人間”是使人間廣泛受益的意思。它強調人類和平共存，人與人之間平等，文明間共存。因此弘益人間思想更具有反霸權主義，強調尊重人權和平共存的現實意義和普遍性。當思考韓國文明的時候有兩個重要的問題擺在面前，即“韓國文明具有世界性嗎？”和“韓民族的文明發達對人類有幫助嗎？”可以用和平共存的弘益人間思想來解決回答這兩個問題。[16]在弘益人間理念的指導下，金容雲提出了朝鮮半島統一、朝鮮半島永世中立和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作爲反對霸權主義，倡導和平共存的具體手段和方案。特別是在國際化、資訊化的今天。作爲地域共同體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就成爲消除東亞各國紛爭，促進東亞地區和平，繁榮，發展的決定性的契機。“東亞共同體形成的重要目的在於克服該地域內各國體制的差異，經濟均衡發展以及維持東亞地區和平共存。”[17]關於東亞共同體現實基礎的問題，金容雲認爲在文化上東亞各國由於具有由來已久的農耕體驗和在重視教育的傳統和宗教中的世俗的寬容性上存在相似性，東亞各國可以相互理解，充分地擴寬共同的文化根基。韓、中、日之間與他者相比，可以形成宏觀層面上的文明意識和靈活而又寬容的文明圈。在現實層面上，韓、中、日三國之間在經濟上把三國的投資協定，自由經濟地域的設置作爲經濟發展的目標，提出在大企業等的民間層面上形成東亞經濟共同體。這樣通過擴大民間企業和地方自治團體的交流來促進東亞共同體的形成。[18]但同時它存在著阻礙東亞共同體形成的要素，即美國的一國主義和東亞周邊國家對日本的不信任。美國奉行一國主義，特別是作爲地域共同體的“圈外”國家，在地域共同體形成初期會反對和排斥，一旦發現對自身利益有好處的話，就會改變態度。所以東亞共同體形成的真正障礙在於周邊國家對日本的不信任。半個多世紀前讓東亞國家蒙受災難的“大東亞共榮圈”是東亞各國揮之不去的夢魘。這種獨特的歷史體驗使得當近年來日本對東亞的關心和提出“東亞共同體”時，東亞各國對此採取不信任和警覺的態度。爲此，金容雲提出來以弘益人間理念指導的東亞共同體可以克服“大東亞共榮圈”和中華秩序的“朝貢體系”這兩個東亞人難以逾越的歷史情結，強調韓國在東亞共同體中的仲介者和緩衝者的作用。“從現實意義上看，在東亞共同體中韓國作爲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仲介者和緩衝者的比重只會越來越大。韓國不僅具有中國大陸和日本列島之間的地理條件，在文化方面也成爲兩個國家的中間者。韓國在一度被稱爲小中華，徹底地成爲儒教國家。語言上和日本語同屬阿爾泰語系。中國如果起東亞共同體主導作用的話，稍微不慎就會讓圈外的國家感到緊張。相反，如果韓國在中日兩國之間起主導作用的話，會緩和以美國爲代表的東北亞圈外各國的競爭心和文化的紛爭…...民族原型中的弘益人間思想使得韓國沒有侵略他國的歷史，所以對鄰國沒有歷史的負債，這種只有朝鮮半島才能構想新的東亞秩序的主張絕對不是國粹主義或者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世界正形成新的共同體，從村落形成部落社會再擴大爲國家的過程通過文明圈再到現在構想中地域共同體朝世界政府的目標發展。東亞共同體的必要性直接關聯到人類生存問題。共同體在文化圈中以文明圈爲中心向世界擴展。和平、繁榮、發展是東亞共同體的目標，同時也是朝鮮半島統一和永世中立的目標。統一、東亞共同體、永世中立三位一體應該同時進行。這也是韓國採取自主、和平、繁榮的三位一體的理念來克服戰爭危機的決定性的契機。”[19] 三．幾點思考與需要探討的問題 中國學者孫歌在分析上個世紀90年代韓國學者很少進入東亞文明和東亞共同體的話語體系的原因在於朝鮮半島的分裂狀態所導致的無法超越具體國家界限的思維方式。[20]但我們要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東亞只是人們想象的共同體還是東亞區域內民族國家實體的結合，還是一種思維方式？如果說上個世紀90年代韓國人很少談論亞洲的話，那麽迎來了新世紀後韓國人開始積極進入東亞的話語體系，他們感受到了照搬西方現代化理論和模式給社會帶來了危機，開始反思自身現代化的發展，嘗試突破國民國家的界線，打破傳統現代化理論，中心-邊緣理論以及世界體系論等思維方式，把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放在“東亞”的框架裏來思考。顯然，“東亞”已經不是一個地理空間範圍，而是一種思維方式和知識生産方式。“東亞”是需要人們來建構的，這不僅需要東亞政府間的交流和努力，更需要東亞各國知識份子和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在知識建構與日常生活中的建構和體驗。在知識建構方面，東亞三國的知識份子在探求學科和知識體系本土化的同時，還須在東亞三國之間構築一個知識共同體，以營造“東亞”話語體系下的公共空間。在日常生活方面，加強三國年輕人對東亞以及共同歷史問題的認識。最近出版（2005年6月）的又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學者老師和市民共同編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在這一點上做出了最初的嘗試，開了三國編寫歷史教材的先河。雖然三國對東亞共同的歷史認識和觀點上存在著很多差異和分歧，但是他們本著對等、平等和相互尊重對方立場的原則，通過反復的討論而調整自己的意見，終於用三國不同的語言在同一時間出版內容相同的歷史讀本。在這本書的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爲了和平的東亞共同體，首先必須建立的是東亞各國對歷史問題的共同認識，即歷史的共有，當然，這不僅是年輕一代的任務。要實現歷史認識的共有，需要東亞的年輕人和市民們在瞭解侵略戰爭與殖民地統治的歷史事實基礎上，通過反省過去的反復的對話與討論而切實地行動起來。”[21]這段話正是東亞三國編寫歷史教材的最終目的。相信在相互理解和改變固有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日常生活中的東亞”、“和平發展的東亞”、“共同體的東亞”等概念將不再只是我們的夢想。那時的東亞將會以一個文化和社會的共同體出現，將會爲人類文明的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韓國比較社會學學會編：《東亞發展社會學》（韓文）原理社 2002年版 [韓]金容雲：《韓民族的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年版 [韓]金容雲：《原型的诱惑》（韩文）한길사出版 1994年版 《國語詞典》（韓文）民衆書林出版局 2003年版 陳尚勝：《中韓交流三千年》中華書局 1998年版 中日韓共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 [韓]白永瑞：“世紀之交再思東亞”載《讀書》1999年第8期 第6頁， [韓]白容瑞：“超越20世紀型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選擇”載《當代韓國》2000年第1期 [韓]白容瑞，[中]李長莉：“再造東亞史學”載《讀書》2005年第4期 韓東育：“東亞的病理”載《讀書》2005年第9期 【注釋】 [1] [韓]金哲圭（音）：“20世紀發展主義的形成及界限”載于韓國比較社會學主編：《東亞發展社會學》（韓文）原理社 2002 第213頁，第214頁，第229頁 [2] [韓]國閔浩（音）：“東亞發展與韓國現代化和亞洲的價值”載韓國比較社會學主編：《東亞發展社會學》（韓文）原理社 2002 第241頁，第253頁，第264頁 [3] 現任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興趣爲近代東亞的文化認同和中、日、韓三國的亞洲觀。近年從事有關中國近代知識建構和知識傳播。其主要著作爲：《東亞細亞：爭點與知覺》文學與知性社1995、 《作爲發現的東亞細亞》文學與知性社2000 《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近代性》創作與批評社2000 [4] 金容雲曾任美國維斯康辛州立大學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和日本國際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數學史學會會長，現任韓國漢陽大學數學文化研究所所長。著有《話說韓、中、日的歷史與未來》、《韓日民族的原型》、《原型的誘惑》、《日本的沒落》、《作爲人間學的數學》、《韓國數學史》、《日本人與韓國人的意識構造》等200本專著 [5] 《國語詞典》（韓文）民衆書林出版局 2003 [6] [韓]白永瑞：“世紀之交再思東亞”載《讀書》1999年第8期 第6頁，第7頁 [7] [韓]白容瑞：“超越20世紀型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選擇”載《當代韓國》2000年第1期 [8] [韓]白容瑞：“超越20世紀型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選擇”載《當代韓國》2000年第1期 第10頁 [9] [韓]白容瑞，[中]李長莉：“再造東亞史學”載《讀書》2005年第4期 第40頁 [10] [韓]白容瑞：“超越20世紀型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選擇”載《當代韓國》2000年第1期 第13頁 [11] [韓]白容瑞：“超越20世紀型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選擇”載《當代韓國》2000年第1期 第13頁 [12] [韓]金容雲：《原型的诱惑》（韩文）한길사出版 1994年 [13] [韓]金容雲：《韓民族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年版 第46頁 [14] [韓]金容雲：《韓民族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年版 第47頁 [15] 古時，天神桓因的庶子桓雄想下凡，希望找到人間世界。爸爸知道兒子的心思後，向下俯視了三危太伯後，使得人間廣泛受益。（即弘益人間）於是給了三道天符印封桓雄去治理天下。桓雄帶領三千部下下界降于太伯山頂（即妙香山）的一株神檀樹下。建立“神城”，自稱桓雄大王。這時，有一熊一虎來到桓雄面前，請求大王把他們變成人。桓雄給他們一把艾草和20頭蒜，要他們吃下去並躲藏於洞窟內，一百天之內不見陽光。虎因爲未能照辦而沒有變成人，而熊卻修煉成女子。後來桓雄和熊女結婚生下王儉，即檀君。檀君在朝鮮半島建立了最早的國家。見於陳尚勝：《中韓交流三千年》中華書局 1998年版 [16] [韓]金容雲：《韓民族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版 第29頁，第30頁 [17] [韓]金容雲：《韓民族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版 第273頁 [18] [韓]金容雲：《韓民族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版 第273頁 [19] ] [韓]金容雲：《韓民族文藝復興》（韓文）韓文化社 2002版 第274頁 第275頁 第277頁 第278頁 [20] 孫歌：《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190頁 [21] 中日韓共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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