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東亞固有的歷史性乃來源於三重霸權結構，即：前近代以中華帝國爲中心而包含其周邊地區的華夷秩序，近代由殖民帝國日本發動的殖民主義，以及二戰後在美國霸權下的冷戰格局。這些因素相互纏繞遺留了包括強弱、優劣、大小、主從等關係在內的位元階結構。如何從那裏擺脫出來的問題構成後冷戰時期現代亞洲的動力。
Abstract： East Asia is the historical outcome of a threefold hegemonic structure, i.e., the hegemony of the Chinese empire over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pre-modern times, the hegemony of Japanese feudalism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cold war. How a post-cold-war Asia can emerge from such a stratified structure is a pressing problem that confronts us.

一、緒言：作爲對抗話語的亞洲

一百年以前，即1902年，岡倉天心第一次遊歷印度，在當地撰寫了《東方的覺醒》一文。我想從引用其中一段文字來起稿。

亞洲的兄弟姊妹們！

我們長久彷徨於理想之境，現在讓我們再次覺醒于現實吧！我們一直漂浮在無感動的河流上，現在讓我們再次站到苛刻現實的岸邊吧！我們以前自詡水晶般透明的抑制而彼此孤立，現在讓我們融合在我們共同的悲慘的大洋之中吧！西方那顆於心有愧的良心，時而招徠了黃禍的幻影，那麽，讓我們將東方靜穆凝視的眼光投向白禍吧！我並非要呼籲諸君使用暴力，而要呼喚男子漢氣概。我要呼籲的是自覺，而不是攻擊。

歐洲的光榮，乃是亞洲的屈辱！[1]

岡倉的“亞洲乃一體”（《東方的理想》，1903年所刊）一語意味著遭受歐洲人迫害和支配的亞洲各國各民族賴以對抗歐洲的地區統一性。他以此呼籲亞洲人民團結一致抗拒歐洲的壓迫和威脅。在這裏，他勾畫了掌握近代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霸權的西方文明壓迫亞洲各民族的圖式———今天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圖式（亨廷頓）。於是，他以激烈的口吻呼籲亞洲內部“文明間對話”：以相隔喜馬拉雅山脈接壤的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爲首的，各自任其分散的亞洲各國，現在就要團結起來，攜手向西方世界展示出自己的文化優越性。

一百年之後，即2001年，聯合國回應伊朗總統哈塔米在四年前所呼籲的“文明間對話”，將此年定爲“文明間對話年”。此詞針對來自西方世界的，認爲伊斯蘭文明威脅著全球和平與穩定的“文明的衝突”理論而發，要求全世界消解不同文明之間的敵意或敵對關係。

可是，是年9月，信奉伊斯蘭教的恐怖分子發動了“9·11”事件。事發後，美國總統布希立即在美國議會高喊：“支援恐怖分子，還是支援我們？”在另一方面，哈塔米總統在兩個月後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譴責狂妄恐怖分子的愚昧行徑，同時，還主張美國的報復行動是對阿富汗人民良知之聲的充耳不聞，而強調文明間對話的重要。但是，布希總統經過轟炸阿富汗“成功”之後，在次年2月的國情咨文報告當中，展開了包括伊朗在內的“邪惡軸心”論。

早在60年前，即1942年，代表京都學派的哲學家高山岩男刊行了《世界史的哲學》。下面從此書引用一段：
歐洲世界對非歐洲地區的無邊際擴張，亦即西歐式的近代資本主義、西歐式的機器技術、西歐式的近代科學、西歐式的個人主義法制以及西歐式的政黨議會主義等等的歐洲文化在全世界範圍的普及，還有伴隨之而爲之作鋪墊的對非歐洲地區的殖民化統治趨勢，近代世界史竟然成立於如此驚人的事實之上。世界歐洲化的滔滔浪潮，以此爲基礎，歐洲世界歷史乃是世界史的觀念之成立，這無非是世界史上的近代事件。與此同時，這畢竟也是近代事件，已不能稱爲現代事件。世界史就是歐洲世界史，除歐洲世界史之外，沒有別的世界史，這種觀念已經開始出現破綻，當今的世界史事實正是如此。而爲這一世界史的轉換扮演著最爲重要的角色者，便是我們日本。（こぶし书房2001年版，第87至88页)

翌年（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了以殖民帝国日本“为了顺遂大东亚战争，进一步整理强化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诸民族之有关策略机制”为内容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高山好像要与其国家策略相呼应，主张经“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联标识着其“超克”欧洲近代世界史。退席国联大会的时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是鼓吹“满蒙生命线”论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一事实也在提出基于广域圈构想的新国家观念的意义上给高山的立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从高山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包括东西方的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统一的历史的世界”，也是如实地体现“由于此次大战，欧洲近代的原理完全表现出了其破绽”（第376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事实的一个事件。高山把现代历史世界的多元性架构作为理念提出来，倡导一种历史哲学：由不同的国家意志组成的充满异质多样性的特殊历史在现实上转变成带有同质统一性的普遍世界史，近代国家从而转变为现代国家。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现代世界史的成立？依我看，现代世界史的成立不外乎亚洲新的自我形成活动，以及受其刺激而开始的欧洲新的自我形成活动。亚洲和欧洲都要继承使世界欧化的近代欧洲，而各自形成新的亚洲和欧洲自身，我认为，这便是现代普遍世界史所成立的意义所在。（第360至361页）

据高山所述，此普遍世界史成立的原因在于欧洲因殖民统治欧洲外世界而产生的依附性，以及亚洲对欧洲的膨胀采取的抵抗，而且主导这种抵抗的便是日本，日俄战争的胜利乃其契机。

在高山《世界史的哲学》刊行的时候，《文学界》杂志（1943年9、10月号）主持了一次叫做“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由“日本浪漫派”、“文学界同人”、“京都学派”三派组成的十三个人出席。会中，京都学派将世界史的统一理念作为超克近代的历史哲学理论专门提出来，由此而使大战正当化，也为殖民帝国日本提供了国家原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东亚革命”克服了近代欧洲所垄断的特殊的世界史，并为创造新的世界史原理提供了契机。例如，西田幾多郎的“全體的一和個別的多之矛盾的自我統一”理論體現爲以皇室爲軸心的“八紘爲宇”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一世界新秩序原理；田邊元的“種族邏輯”成爲了“東亞協同體”廣域圈的理論支柱；三木清的“協同主義”使“東亞新秩序”正當化。

後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廣松涉在閱讀該討論時發現，特別是京都學派通過“揚棄並統一東西兩個文化的並存和對立”來尋找“世界史的統一理念”的意義沒有從今天的視角得到充分的反思，誇大日本所謂“經濟大國化”等的成功經驗而主張由日本主導“超越近代”的浮躁論調斷斷續續地出現，他對此感到思想上的危機，撰寫了《“近代的超克”論———瞭解昭和思想史的一個視角》（1980年，朝日出版社；1989年，講談社學術文庫）。

貫穿著“近代的超克”討論的一個基調是日本主導的擴張主義主張。這因爲與擁護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論調相連結，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被認爲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而似乎被葬送掉了。但是，在二戰後，要超越歐洲主導的近代的主張本身仍然作爲散佈自賣自誇似的大國主義的一種風氣，一朝有事就反復蘇醒過來。
並且，隨著冷戰後全球化的進展，這位已到晚年的廣松先生，如同京都學派的亡魂附著在身一般，在《東北亞應扮演歷史主角———論以日中兩國爲軸心建立“東亞”新體制》（《朝日新聞》1994年3月16號晚報版）一文中，展示了主張“東亞新秩序”的“近代的超克論”。

我想到了這五百年來的歐洲中心産業主義在此從根本上受到了重審。

我並非要簡簡單單地提倡亞洲時代。全世界趨於一體化。但歷史上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暫且不論將來如何，就是在不久的將來，恐怕東北亞不能不扮演主角。

美國一面隨地排汙似地揮霍美元，一面扮演吸收需求者（absorber）角色的時代即將過去。日本經濟只能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到亞洲。

東亞共榮圈的思想曾經是右翼分子的專利。他們把日本的帝國主義置之不理，只強調了與歐美的對立。可如今，歷史舞臺已經旋轉了一大圈。

要建立以日中兩國爲軸心的東亞新體制！要建立以此爲前提的世界新秩序！我認爲現在反體制左翼分子可以把之———包括從根本上反思日本資本主義本身在內，當作共同的口號。

一讀《“近代的超克”論》便可知，廣松並沒有要全盤否定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論”。還不如說，從中摘出超越近代局限性的某種積極意義的傾向更顯突出。然而，他在刊行《“近代的超克”論》的當時，並沒有直截了當地主張建構東亞廣域圈。只看報紙上的短文，難以窺見廣松撰此文的用意和《“近代的超克”論》的立論之間的契合性。更何況該文屬其最晚年所作，今天無法讓他自己來爲此作證。

總之，我在此要確認：不同的時期遭受不同方式的壓迫和損害的地區，根據當時的時代思潮，被拿出來當作超克或調停對立的對抗因素，不管對抗歐洲還是對抗資本主義；在此意義上，亞洲這一詞語自從近代伊始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不僅單是一個區域概念，而且命定地蘊涵著針對外在對立勢力的一種對抗理念意涵。

筆者曾經著眼于日本出現歷史問題並在東亞地區産生影響的現象，對東亞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後冷戰時期所經歷的脫殖民化（decolonization）和脫冷戰化（de-cold war）過程進行過分析。②可謂其續編的本文，鑒於廣松東亞新體制論所象徵的，回歸東亞區域主義的氣氛凸現在加速進展的全球化趨勢籠罩全世界的後冷戰時期的狀況，對衆多民間學者、評論家的東亞論述進行分類。並由此進一步思考以霸權的爭奪爲背景的對抗性話語仍然凝結在亞洲觀念上的意義所在，探討能夠擺脫對抗性話語的另一種話語萌生的可能性之有無。

二、作爲認識空間的亞洲及其兩難

　亞洲是什麽？溯其原義，乃抽象地表示希臘世界遙遠的東方“日出處”的亞細亞這一未爲人所知的東方世界，只是由西方人外在命名的一個稱呼。始於15世紀西方（the West）殖民統治非西方（the Rest）的西力東漸浪潮，到近代，波及到了該地區。但在此時，對亞洲人來說，亞洲概念仍是在其經歷近代化的過程中，由外部設置的一個參考架構。尋問亞洲意義的活動便是經過觀察照在叫做亞洲的鏡子裏的自我來加深自我認識的活動。因此，經過此活動來獲得的亞洲認識空間，歸根結底，就等於將自我認識的假像擴大到亞洲大小的相似形。

但是，經歷近代化以前的亞洲，並沒有統一的具有實體的區域概念，也沒有必要具有作爲亞洲的自我認識。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等大國都是擁戴皇帝的帝國，從統治的實際形態來說也好，從其文化優越意識來說也好，都是公認的中樞國家。她們沒有必要設定上一層的區域概念。因此，很難說亞洲概念得到了充分的物件化。在另一方面，對文化上政治上依附於那些大國的周邊地區來講，譬如像中華世界這樣的廣域概念總讓她們更強烈地意識到以優劣排序的位階機制。其中，日本率先擺脫了以中華帝國爲核心的西島定生所謂“冊封體制”（“脫亞”），而作爲近代統治理念採用了來自西方的國民國家體系（“入歐”），並作爲新霸主（hegemon）君臨于近鄰地區，蛻變爲殖民帝國日本。經歷了宗主國日本殖民主義的東亞概念伴隨著支配/被支配、加害/受難等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和難以癒合的傷痕，內裏刻下了充滿苦澀的意涵。結果，該地區“歷史上的緊張關係”一直拖延到今天。

竹內好曾經說過：“我認爲固定亞洲主義爲一種範疇的嘗試必定要失敗。亞洲主義具有歧義性，搜集並分類的定義再多，你也不可能從中捕捉到可適用于現實的某種思想”。[2]

山室信一的《作爲思想課題的亞洲———基軸、連鎖、投企》（2002年，岩波書店）是爲試圖正面回答這無法界定的亞洲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而精心撰述的一本著作。隨著全球化進展，一方面歐美文化標準和美國中心主義（Americanism）等的單一價值觀念幾乎要籠蓋全世界，一方面與此種普遍化趨勢相反，有一種回歸於區域化，對抗全球化，而強調亞洲價值論的地方化或曰區域化正在出現。那麽，亞洲這一地區特有的品性又是什麽？亞洲作爲一個對抗價值在何等背景下形成出來？這些對“作爲思想課題的亞洲”的根本性問題構成了山室這本巨作的主題。
山室在亞洲面對近代化的實踐課題而被迫引進的近代文明、與西方種族主義的對抗、民族的創立等的基軸上發現束紮亞洲概念歧義性的凝聚力所在。西方知識系統（西學）通過近代教育體系和出版業等的途徑作爲“東學”流通開來，在整個亞洲範圍裏被接受而廣泛流通。亞洲這一文明一體化感覺由此而得到自覺。山室通過分析其感覺連鎖的實質面貌，復原亞洲認識空間的擴張軌迹。亞洲的實體化概念在外交、貿易以及對外言論活動等場合醞釀成爲區域主義，他也把其表現方式理解爲叫做亞洲主義的投企現象。

尤其在其富有創意的思想連鎖理論，他指出亞洲各國整合國民表面上看來旨在追求作爲“國粹”的“固有化”，但仔細比較分析則可看到亞洲思想空間的連鎖方式伴隨著作爲“亞粹”的“類同化”，孕育向歐化看齊的“歐粹”的種子。
我們在此可以看到，亞洲價值只是被定位爲西方這一普遍性思想資源的擁有者內部的特殊性小擁有者，其局限性就在這裏。而且，我們也在此可以指出東亞近代化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雙關性：亞洲的表層附著著“國粹”的固有性，看上去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或對立更顯突出，但其背後鑲嵌著“亞粹”、“歐粹”等的類同性卻總束縛著她們，並爲形成連鎖的亞洲意識提供契機。

其實，亞洲的類同性伴隨著取決於文明開化先後的一種優劣意識。因此，連鎖在這裏的亞洲意識並非只帶來團結意識和相互融合的情感。“亞洲乃一體”話語背後隱藏的對抗性難局就在於此。近代化的過程中“國粹”、“亞粹”、“歐粹”等的文明純潔性和固有性被強調，更爲複雜的是，有一些沒被認爲是“粹”而從官方的國家建設敍事排除掉的渣子淤積到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各式各樣的層累空間。我應該指出，這些渣子在現實中作爲一種民族情感———對其他民族的蔑視或敵意的尖銳表現，噴發爲霸權意識，阻礙亞洲自由共同空間的擴大。

如上所述，“亞洲是什麽”的問題隱藏著“兩難”：反映著多樣且擴散的該地區歷史實際，陷入不可收拾的自相矛盾。可以說，孫歌所撰《亞洲論述的兩難———尋求知識共同的空間》（2002年，岩波書店）通過各民族的歷史性“感情記憶”這一肌膚感覺來剔抉出了圍繞亞洲概念意涵的不整合且不對稱的層疊結構。

另外，姜尚中的《邁向東方主義的彼岸———近代文化批判》（1996年，岩波書店）指出現在的東亞各國都有一個共同來歷：近代以後，她們都在支配—被支配的兩國間關係中刻下殖民主義記憶而建立起來。他將東方主義解釋爲系統敍述使西方對落後亞洲的統治合法化的普遍主義文明邏輯，進而指出，近代日本在東方找到了日本的起源認同，並通過把來自西方的東方主義反轉爲源自日本的西方主義，使其對亞洲的殖民統治合法化，培育一種帝國意識———對亞洲的“未開化”意象及蔑視感。薑所要批判的“近代文化”是指突出表現在此等日本式東方主義上的近代支配性知識系統。

山室強調指出，近代日本正位於圍繞“國粹”、“亞粹”、“歐粹”的“知識接合點”，而起到了將“西學”轉換成“東學”而回流到整個亞洲的知識線路的接合作用。從位於接合點的日本來看，亞洲認識空間由於亞洲支配區域和日本人活動範圍的擴大而擴張，日本也根據具體的軍事作戰、統治的實際情況、通商活動等因素，籌劃相關調研工作並使相關知識制度化。山室在其“圍繞亞洲空間的認識之擴張及變質”（《亞洲新世紀1·空間———尋思亞洲》，2002年，岩波書店）中指出：在亞洲得以擴大而形成的可稱爲“東洋學”（日語中“東洋”表示“東方”———譯注）{3}的亞洲研究體系包括伊斯蘭研究、蒙古及西藏研究等等，所體現的亞洲認識地圖涵蓋面極其廣泛。他說，此知識系統“是與如何定位亞洲空間、使某個地區成爲某個地區的整個世界結構是什麽的問題密不可分”（第54頁）。

日本也有過爲受到西方壓迫的亞洲各民族樹立榜樣的選擇，但她卻與西方一體化而從亞洲脫離開來，並侮蔑亞洲。因此，日本至今還受到亞洲猜疑的眼光。從日本作爲知識環流的接合點的定位來看，以日本爲接合點的亞洲認識所留下的知識遺産，雖然是其他亞洲國家所共同擁有，但對受到殖民統治的民族來講，這又是使日本殖民主義合法化，而爲其殖民統治政策提供依據的負的遺産，所以一直以來被認爲是應該否定掉的遺産而受到封鎖。

二戰後日本的亞洲研究對殖民主義和侵略進行反省，同時又受到以美軍爲主的佔領軍的佔領政策，因此，試圖把原來作爲大東亞的亞洲意象轉變爲分割成各個國民國家的，作爲獨立與革命主體的亞洲意象。在那裏，一方面學者很自覺地對亞洲民族主義産生共鳴，一方面由於冷戰下東西對立格局的介入，亞洲根據美國的遠東戰略被塗改爲“遠東”或曰“亞太”的戰略性地區概念。這樣，亞洲研究作爲針對各個國家進行的區域研究成果的積累而被物件化。

在全球化進展的今天，二戰以前的“東洋學”體系作爲創立亞洲認識空間的先例，逐漸成爲反思的物件。拆掉“東洋學”的封口而對之重新加以研究，並甄別該批判的和該繼承的，這恐怕是必然之勢。我們應該關注日本的亞洲研究在此過程中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作爲亞洲的自我，而如何面對那些遺産。

三、作爲功能的亞洲

　如果根據某種世界認識來界定亞洲空間的範圍，那麽它對應於不同時代的不同全球格局，必然會伸縮：近代以前的“唐—天竺—本朝”三國觀念，二戰前以日本、朝鮮和中國爲中心的“東亞”觀念，還有二戰期間的對之加上“滿蒙”和“南洋”的“大東亞”觀念。到了二戰後冷戰時期，由於東西對立的世界秩序，日本被定位爲“遠東”，而“東亞”的認識空間被限定于日中、日韓、中朝的兩國間關係，因此，“東亞”認識空間事實上已經雲消霧散了。而且，中韓、日朝、朝韓之間的關係由於絕交或者國家的分裂，在官方領域上，連存在的餘地都消失了。亞洲只存在“東南亞”、“南亞”以及相對於“遠東”而稱的“中近東”等貼近於從歐洲觀看的方向感覺的區域概念，這些都被切割成不會相混淆的小塊，人們也把它作爲一種心像世界而接受。

後來美國經歷了一系列變化，如：由於1991年的蘇聯解體以及東歐國家體制的轉換，其敵人即共産主義陣營消失了；以美軍爲主的多國部隊在海灣戰爭中打敗了伊拉克，以美軍爲主的北約部隊對南斯拉夫（波黑和科索沃）進行了轟炸；還有，在軍民轉換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尖端科技，推動了金融技術（FT）以及資訊技術（IT）領域的革命等。這些使美國站到了世界全球化的主導地位。結果，美國對內對外都保持了其以卓越的軍事、經濟、技術各方面的力量爲後盾的絕對優勢，作爲惟一的超級大國確立了其霸權地位。

冷戰後，東亞共同空間作爲與美國單極霸權相對抗的空間，逐漸崛起。如果我們注意到與不同的功能性側面相對應的東亞論述的種種類型，則可以勾勒出東亞尋求新的定義而開始搖擺的種種現實面貌。

第一個側面爲作爲經濟圈域的東亞。1997年發端於泰銖對美元貶值的金融危機，轉眼間就不僅在東南亞，而且在採用浮動匯率而過分依賴短期流動資本的韓國等東亞地區引發了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爲了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接納了緊縮財政等的解決方案，但反而導致了通縮壓力下的經濟不景氣，因此又轉換策略，採取了加大財政投入以及阻斷短期資本流入等限制金融自由化的相關措施。這些政策轉換奏效，她們都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實現了V字型的經濟復蘇。結果，擺脫全面依賴華盛頓共識而再次加強區域內廣泛經濟聯繫的現象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變得更爲顯著。

具體而言，在金融危機之際由日本提議而因遭到美國反對受挫的亞洲貨幣基金（AMF）構想，到了金融危機平息後，由於東盟“10 ＋ 3”的發起以及貨幣交換協定的實施，又以別的面貌蘇醒過來，該地區內邁向建立共同貨幣體制的討論愈加活躍起來了。另外，有關在東盟“10 ＋ 3”的區域內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的設想的外交談判正在進行，並爲其實現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中國，通過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大膽引進外資等的措施，已經與世界經濟接軌，正在增強其作爲“世界工廠”、“世紀市場”的影響力。該地區將中國納入爲和日本並列的另一個推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之列，進一步加強內部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機制。[3]

森島通夫的《日本能夠做什麽？———建議建立東亞共同體》（2001年，岩波書店）鑒於上述東亞地區的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現實，提倡借鑒歐盟使用共同貨幣的成功，不依照美國全面開放市場的自由放任經濟模式，顧及該地區內部發展水平的很大差距，而建立東亞共同體（EAC）。他所說的東亞共同體的具體構想爲：東亞各國聯合組織一個經濟共同體，利用覆蓋整個東亞的資訊網路，並使其總部（首府擬設在沖繩！）擬訂交通網絡的建設計劃，再使各國民營企業承擔建設工程。在那裏，現有的邊境已被打破，重新劃爲十個地區，每一個地區都有一票可行使其決議權利；區域內關稅被廢除，設立共同貨幣，而實施共同的財政政策和稅務制度。森島大膽預測，其設立將會促進廣域民族認同和共同社會意識的強化，該共同體隨著發展成爲東亞聯盟（EAU）而自然消亡。

他除了希望該共同體能化解僵化亞洲內部對立和分割格局的國家主義之外，還希望它使日本人對橫亙在歷史問題根本處的天皇制度的忠誠變得相對無效，使日本人克服作爲島國民族的對中國的文化自卑感，也希望爲構成東亞安全不穩定因素的台海兩岸關係這一死胡同找到一個突破口。他的構想旨在給亞洲帶來統一與和平，是一遠大的廣域國家構想。

原洋之介的《新東亞論》（2002年，NTT出版）從要對抗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而促進東亞地區統一的角度，一方面繼承森島的共同體構想，但一方面又對他把東亞當作既定的單元來出發的設想提出質疑。他所主張的東亞經濟統一模式既要尊重各國受歷史條件制約而積累下來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也要在“確立各個國民國家分權並存的體制”（第222頁）的基礎上，尋求建構不破壞多樣性的“緩和的多層多邊合作方案”（第223頁）。

第二個側面爲作爲文明圈域的東亞。原洋之介是根據在本文開頭提及過的高山“歷史世界的多元性”而立論的。他認爲在東亞找不到既定的“文明共同性”。在這裏，他明顯地參照了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式的，在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之間劃定界限的比較文明論觀點。他在講東亞內部的文明多樣性和非整合性時所依據的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態史觀》（《中央公論》1957年2月號，刊登時題目爲《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以及對之批判繼承的川勝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觀》（1997年，中公叢書）。他也指出這兩個重視生態學因素的發展體系之間的差異。

根據梅棹的生態學模式，由生態環境因素決定的日本文化形式在亞洲範圍裏較爲特殊，更接近於英國、法國、德國等的西歐國家。川勝的海洋史觀雖然繼承了梅棹模式的“脫亞”性質，但認爲梅棹模式偏向于陸地文明，把它糾正爲著眼於環繞歐亞大陸的海洋交易圈的一種發展體系理論。據川勝所述，近代文明産生在位於東西兩端邊疆地帶的日本和英國這兩個海洋國家，亞洲由“非亞洲”的日本來帶頭，在西太平洋的沿海地區形成了“豐饒的新月弧”。這宣告，以中國爲中心的大陸本位的舊文明轉變爲分佈在太平洋兩岸的小海域和周邊內陸世界的小單元相聯網的以海洋爲中心的新文明。這裏的區域概念已不是“亞洲”，而是“亞太”，川勝認爲“亞洲”概念將來會消失。

我們可以說，川勝的設想不把近代亞洲的現實面目簡單還原到針對西方衝擊而說的衝擊—反應模式，而著眼於從前近代過渡到近代的連續性。亞洲各地區、各民族的近代化路程，從內在于亞洲的視角來看，自然被視爲多元的，因爲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的前近代社會結構。在此意義上，溝口雄三的《作爲方法的中國》（1989年，東京大學出版會）是把近代中國作爲繼承並蛻變前近代中國特有的結構的結果來重新對之進行分析的一本著作。

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島博史所編著的《從亞洲思考》共7冊（1994至1996年，東京大學出版會）是一套系列叢書，試圖內在地思考亞洲近代化的歷史意義，多方面且跨學科地探討相互纏繞的近代亞洲組合因素。濱下作爲主編之一，尤其強調從區域研究的角度來設想的必要性，試圖說明叫做“域圈”（廣域地區）的一種動態地區機制：重視地區認同感重於國家主義，重視中心與邊緣的複綫關係重於中心。我們可以把此“域圈”的設想理解爲在梅棹、川勝他們的文明圈域設想的框架下，進一步細分因具體情況而不同的小地區空間。濱下在述及此系列叢書的編輯方針時指出：“當今，國家利益的實現和作爲其總和的世界總體發展相連結的方程式，應以由複合地區的形成出發而追求廣域地區穩定化的區域性範式來取代。”（第二冊《區域體制》序，第7頁）。這與溝口在時間維度上強調從前近代到近代的連續性的思想史方法相呼應，是著眼於在空間維度上歷史時間連續性的一種區域主義方法。[4]

更複雜的情況是，“域圈”的相互關係並非均等，而包含著帶有位元階性質的依附關係。最突出的便是讓人喚起文化優劣意識的中華世界的存在。古田博司的《東亞的思想風景》（1998年，岩波書店）是一本散文集，生動描述了該地區至今仍存在著國家之間的不信任感以及侮蔑感和反感的連鎖反應，構成著阻礙建立該地區共同空間構想的民族主義或曰亞洲主義。古田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給自認爲是文明中心而蔑視周邊民族的華夷意識籠罩著東亞各國各民族的現實起名爲“東亞中華思想共有圈”。[5]

第三個側面爲作爲正在形成過程當中的民族國家集合圈域的東亞。如果我們從生態學文明論的觀點把亞洲分爲“海洋亞洲”和“陸地亞洲”，則可以根據視環境爲主要因素的觀點把亞洲表述爲靜態或固定的存在，或者各國固有的發展模式單獨發展下來的存在，從而使從前近代過渡到近代的過程相對化，並強調其連續性。與此相對，如果我們著眼於在建構國民國家、形成民族認同感的近代化過程中的非連續性，那麽，“海洋亞洲”和“陸地亞洲”就顯得具有對抗性，在某種場合上也顯得既折衷又多層。

白石隆的《海洋帝國———如何思考亞洲》（2000年，中公新書）將亞洲的近代經驗分成兩種類型。一是資本主義式“海洋亞洲”：將以英國爲中心的自由貿易帝國模式套用于以東亞海域爲中心的外向型交易網路，其典型爲英國海峽殖民國家模式；二是以中華帝國爲中心的農本主義式內向型“陸地亞洲”。這兩者之間的斷層時大時小的消長活動構成了亞洲近代的地區秩序。然而，日本帝國通過對中國的侵略破壞了“陸地亞洲”的集合性帝國主義體制，也通過二戰使以東南亞爲中心的“海洋亞洲”殖民秩序解體。冷戰時期，沒有殖民地但企圖封鎖中國的帝國———美國來到了遠東；冷戰後，由於該地區華僑、華人的網路日益擴大並深化，“大中華圈”得以擴張，“海洋亞洲”和“陸地亞洲”之間地殼運動一般的緊張狀態逐漸形成新的地區秩序。

姜尚中的《走向東北亞共同之家》（2001年，平凡社）鑒於這種局勢，提出了一個跨國區域的構想。東亞作爲民族國家的集合圈域，內裏充滿著不均等的霸權意識，薑著尋求能夠克服其所帶來的無法調適的權力遊戲以及東亞各國愈趨高漲的對抗性排外民族主義的一種方法。具體而言，呼籲設立一個培養相互信賴的機構，以期在朝鮮半島———美、中、俄、日四大國相互接壤而對峙的地緣政治學要地———建立一種集體安全機制，使朝鮮半島永久中立，而實現南北朝鮮的和解與和平共存以及統一。這一機構還承擔建立共同貨幣來穩定匯率，以及共同管理金融體系等的功能性任務，類似於森島所謂“東亞共同體”的廣域經濟圈域構想。

第四個側面爲作爲消費文化圈域的東亞。亞洲在80年代以後，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亞洲四小龍———譯注〕爲主，收入水平提高，城市中產階級的人口比例增大，進入了大量生産、大量消費的大衆社會，因而出現了生活方式的平均化。美國式的大衆消費文化等質化擴散，生活方式和城市景觀的劃一化在跨國範圍裏出現。進入90年代以後，亞洲起源的漫畫、流行音樂、烹調、電視劇等大衆文化普及到了整個亞洲。西方起源的普世性文化全球化和亞洲起源的本土文化地方化看上去矛盾地存在，這便是東亞的城市風貌。“亞洲價值論”把它解釋爲西方和亞洲兩個價值觀念之間的對抗，拒絕西方發展模式而主張再次回歸于傳統的亞洲價值。

在青木保与佐伯启思编著的《何谓“亚洲价值”？》（1998年，TBSブリタニカ）里撰文的大部分作者大致上将“亚洲价值论”理解为：亚洲开发专制型领导抗拒外来的“全球标准”，厌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民主化或批判压抑人权，而勾画了片面的亚洲意象，从而人为地夸张与西方之间毫无建设意义的对立格局。马哈蒂尔、李光耀等人所谓“亚洲价值论”内含模糊且划一，他们也有要借此遮蔽自己国家内部压抑机制的用意。从此来看，总称为“亚洲价值论”的讨论不具备生产性恐怕不容置疑。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化物品在整个亚洲范围里跨国流通而形成的亚洲情调世界，那么，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只用西方与亚洲的二分法无法解释的某种因素，或者享受同一物品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并非能称为单一的、五颜六色的欲望或曰眼光。通过调查亚洲各地文化信息的传送方和消费者双方来发现这些的，便是岩渊功一的《跨国日本———联结亚洲的流行文化》（2001年，岩波书店）。据岩渊所述，文化产品之所以跨越边境回归亚洲，是因为其出售方为了赢得当地市场采取了对产品的民族味道做无国籍化处理的销售战略。因此，消费者并没有对产品的原产地有自觉的认识。随着亚洲当地化的进展，美国资本直接介入的趋势逐渐减退，但这只是资本多国际化和脱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已，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活动在背后存在的现实并没有变化。这一全球化趋势使亚洲和西方的二分法本身变得不合实际，反而，亚洲大众文化的渗透现象被西方资本主义的编制牢牢地限定，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西方遍布在了整个亚洲。不仅如此，传媒全球化导致各式各样文化产品的泛滥，其片断缺少上下文而被仿造，“被组合进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中去———不停地重复生产为一次性的皮毛消费而设的符号和形象，而逐渐成为对全球均一文化产品的符号化消费中的选择之一”（第196页）。

隐含在亚洲内部的多样性以及矛盾反映出消费者的民族欲望，时而将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和不平等偷换为对落后文化的怀旧欲望，亦时而从对方发展速度的近似对其文化产生亲切感，与此同时，又以此酝酿联系于虚拟团结的亚洲意识。可是，这只是几个不同的国家意识缺少相关上下文的情况下相接合的某种同床异梦式的交融感，其所带来的结果只是镶嵌在亚洲的东方主义再次得到建构的一种吊诡。因此，跨国规模的亚洲流行文化既是为对抗西方而被创造出来的虚拟亚洲观念的重现，也是全球资本被编制而覆盖整个亚洲的“脱亚”契机。我们可以说，这实质上是亚洲将要消失的一种表现。

我们从上述作为共同空间的东亚四个功能侧面可以了解到，将东亚定位为某种实体概念或者固定的区域概念是难以做到的。外部所施的压力作为某种契机使内在于东亚的复杂的下位变数发生化学变化，多层、混杂而多样的东亚光谱由此而形成。

四、作爲實踐課題的東亞

由上所述，具有多層面貌的東亞如此顯現出來，那麽，東亞這一區域概念爲什麽在全球化的世界開始凸顯出來了呢？

我在此舉出東亞所面臨的幾點迫切的問題：龐大的人口對未來幾代人造成的壓力和負荷，核能開發、導彈技術開發、武器買賣的活躍化等的軍擴趨勢和軍事力量不均衡，經濟的急劇高度發展令人擔憂能源、糧食的穩定收購、穩定供給將來是否可能，急劇工業化破壞生態環境所引起的氣候變暖、水質污染、荒漠化等地球環境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全球規模擴大而日趨嚴重的，應以全球視角對待的全球性一系列問題，而不是亞洲特有的問題。
全球化的進展使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差距變得無可縮小，強國以及依附於此的各國與未能夠分享增大的財富、有限的能源和糧食而被迫落伍的一群破産國家兩極化出現，很多破産國家在其國內爲大量貧困群體所困擾，不分國內外都産生龐大的難民，從而爲地區紛爭提供導火索，也給國際恐怖分子提供活動窩點。不管是非洲族群之間的抗爭所産生的難民，還是波黑紛爭中民族、宗教對立所産生的難民，抑或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或曰從農場被趕出來的南美土著難民，他們的苦於饑餓與疾病、暴力與報復的連鎖，因而失去希望支柱的表情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東亞之所以爲東亞，其真正價值將在如下的條件下受到檢驗：當東亞一邊在動蕩的國際形勢中承受著全球化這一強悍的搖動壓力，一邊面對該地區衆多全球性問題之時，把它作爲深深根植於其歷史的一系列變化所帶來的問題，對之進行有自覺的反思。在此，東亞固有的歷史性乃來源於三重霸權結構，即：前近代以中華帝國爲中心而包含其周邊地區的華夷秩序，近代由殖民帝國日本發動的殖民主義，以及二戰後在美國霸權下的冷戰格局。這些因素相互纏繞遺留了包括強弱、優劣、大小、主從等關係在內的位元階結構。如何從那裏擺脫出來的問題構成後冷戰時期現代亞洲的動力。“9·11”之後，此動力更趨加大。

1991年海灣戰爭的爆發宣告了冷戰時期的結束。日本國內爲了回應日本理應做出符合其本分的“國際貢獻”的呼聲，關於如何找到與不承認海外派軍的和平憲法規定之間的折衷點展開了全國民規模的討論。是年，分佈在整個東亞的前隨軍慰安婦現身告發了日本政府。圍繞著如何清算日本的侵略與殖民統治的國際論爭，此年終於在整個東亞的範圍之內廣泛地展開起來。後來，二戰結束50周年的1995年，沖繩發生了美國士兵強暴少女案。案發後，爲加強日美之間的對等互惠作用而要求重新給日美安保條約下定義的主張，和要求整頓並裁減美軍駐沖繩基地（作爲遠東軍事要衝，回歸日本之後仍然保持著其基地功能）的國民運動之間，開始展開了正面交鋒。

也在這一年，“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好像要與此國民輿論相對抗似的成立，以往僅限於右派反共宣傳家的意識形態主張的國家主義主張擴散到教育界、右派傳媒界、政界以及財界，而兩年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成立。他們批判二戰後日本的主流歷史學基於“自虐”史觀敍述日本近代史。他們也認爲中國強調抗日精神展開愛國主義運動而繼續擴軍，朝鮮開展核能開發而與日本之間增加軍事緊張，並主張靠軍事力量來壓制她們。這引發了圍繞歷史認識的激烈討論。冷戰後，民族主義高漲起來，東亞地區秩序在美蘇兩個大國相對立的格局消失之後增加了不穩定因素。這個討論在此背景下捲入了整個東亞。其中，討論問題的框架也被重新定位爲有關脫殖民化和脫冷戰化的方法的問題。

從活躍的討論中舉出幾例：陳光興的“東亞和解問題———脫殖民化與脫冷戰化：臺灣省籍問題的情緒構造”（《世界》2002年4月號至6月號）就給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帶來沈重陰影的臺灣統獨問題進行了分析，並認爲臺灣社會內部本省人和外省人情緒上的對立構造乃其核心問題。本省人積極評價日據時代的近代化經驗，也與日本人一起嘗到了戰敗的滋味；外省人被範圍於戰後美國冷戰體制以及反共親美的國民黨外來政權，在與日本的關係上不具備受殖民統治的經歷，只有抗日意識。陳認爲他們雙方都對對方的情緒構造缺少理解，並毫無疑問地接受了統治階層圍繞著日本、臺灣、中國大陸以及美國之間形成的位元階結構。他指出，由此而帶來的相互不信任與相互蔑視引起了兩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他認爲，如要消解其對立，促進臺灣內部省籍間的和解，臺灣人應該克服統一/獨立、中國/臺灣的沒有建設意義的兩項對立，並主張爲此站在從第三世界論的立場認識東亞地區的視角，要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日本的反對基地鬥爭以及隨軍慰安婦論爭所孕育的反對一切霸權和排外民族主義的批判知識份子團結起來，進而開展旨在脫殖民化與脫冷戰化的社會運動。

另外，白永瑞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受到了啓發，對東亞各國家、地區（中國大陸、臺灣、朝鮮、韓國以及香港）的歷史教育和歷史教科書現狀進行了調查，撰述了《東亞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方法》（《亞洲新世紀2 ·歷史———亞洲的製造方法》，岩波書店，2003年），探討了排外民族主義在東亞地區高漲起來的原因。他指出，在東亞地區，本國歷史和外國歷史受到了分別對待，本國歷史教科書定位爲使國民國家的建設正當化的理論裝置，因此，有礙于東亞人民共同的歷史認識的發展，在19世紀末以來的進化論文明史觀束縛下的東亞位階秩序被保存下來，構成了國家之間民族感情的惡性循環難以割斷的一個原因。爲了在東亞尋求不會在脫殖民化和脫冷戰化的過程中回收于國民國家建設的一種新的公共空間，他提倡，編纂一本東亞共同的歷史教科書。

當陳光興和白永瑞在整個東亞範圍內呼籲“反霸權的地區團結”（白永瑞語）時，如何通過地區團結來克服該地區至今仍然頑固存留的冷戰體制和君臨於此的美國霸權這一迫切的課題在其背後逼著他們去思考。儘管如此，冷戰終結後的今天，該地區的國際關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於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兩國關係。我不得不指出，不以美國當媒介而解決地區問題的框架或曰規則仍然貧乏。

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在“9·11”之後尤其強化。譬如，“9·11”之前的東盟各國通過整個90年代加強了地區統一，設立了諸如協商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的東盟地區論壇、吸收歐盟加入的亞歐會議、旨在建立應付經濟危機的地區合作機制而組合進日中韓三國的東盟“10 ＋ 3”之類的合作框架，“作爲承擔形成地區國際秩序的旗手大放異彩”；但在“9·11”之後，東盟各國逆轉而行，爲了加強取締給國內治安造成不穩定因素的伊斯蘭激進派，積極表現出作爲美國的同盟者與此進行軍事合作的姿態，表示對反恐戰爭提供全面合作的態度。[6]

俄羅斯也打出鮮明的反恐旗幟要與美國合作，深化與美國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由此而獲得了西方峰會會員權以及北約准會員國的地位。中亞各國和印度、巴基斯坦兩國通過接受美軍駐紮基地、與美軍共同進行軍事演習等的方式逐漸建立與美國之間的反恐合作機制。在美國開始轟炸阿富汗之後，日本立即通過了“恐怖活動對策特別措置法”，依照之而將自衛隊艦船派往印度洋，鞏固了後方支援體制。這樣，美國主導下的安全網路“就像要包圍中國一般”覆蓋在了從俄羅斯到中亞、東南亞的廣泛地區。[7]

在另一方面，中韓兩國政府對小泉首相繼2001年8月之後，翌年4月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表示憂慮。日中雙方圍繞次年5月發生的朝鮮逃難者闖入日本駐瀋陽領事館事件的處理問題相互非難。妥當處理美國不當仲介的兩國糾紛的適當方式還沒有出現，民族感情之間的衝突就隨之而來。就日本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而言，以橋本首相在1997年所提出的歐亞外交構想爲契機，兩國爲挽回從前由於冷戰完全處於低迷狀態的兩國關係，開展了積極外交：朝著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和締結和平條約的目標，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協定、川奈會晤、伊爾庫斯克會晤等場合上，都作出了努力。但由於俄方葉利欽的威信低下甚至被迫下臺，以及日方政權的頻繁更替、圍繞外務省體制改革而爆發的政界內部的鬥爭等的原因，再加上雙方國內的一些抵抗勢力的阻撓，兩國關係後來被迫倒退好幾步。[8]結果，外務省內親俄派和親中派的影響減弱，日本外交獨立自主的餘地也隨之縮小，因而日本外交不得不又回歸于向美國看齊的路線，這是今天的趨勢。

90年代對日本來說，又是經濟長期不景氣所引起的日本經濟“被丟失的十年”，生産據點加速轉移到亞洲帶來了國內産業空洞化以及失業問題，使包括發動緊急限制進口在內的保護主義動向在國內産業界中凸顯了出來。中國産品在作爲生産據點和消費市場的中國崛起的背景之下，泛濫於日本國內市場，再加上日本人因長期經濟不振而喪失自信心，感到中國的威力。這樣，在90年代中葉以後，中國威脅論明顯地高漲起來了。

但此種威脅感的根據是很薄弱的。在日本的傳媒界裏，從1989年以後到90年代中葉的時候，由於保羅?克魯格曼“幻覺的亞洲經濟論”等理論，籠罩著中國經濟悲觀論，更多的人懷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可靠性。後來與此相反的中國經濟樂觀論出現，繼而轉變成中國威脅論，如今則起源於中國經濟讚美論的的追隨大流（bandwagon）論的呼聲———不能錯過蒸蒸日上的中國經濟列車，逐漸高漲。此間，中國的經濟政策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並沒有較大的變化，其堅固的發展軌道也沒有變動。

而且，此威脅論沒有反映實際情況。中國的GNP只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兩國的産業結構和生產關係屬於互補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在其GNP中，對貿易的依賴程度接近五成，而且外企在總銷售額中的佔有率也達到了五成，可見對外國技術和設備的依賴程度很高，再加上，沿海和內陸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明顯擴大，還有國企職工的下崗問題和剩餘農業人口的流動化等嚴重的國內問題。

據前美國駐日本大使阿馬科斯特（Armacost）等人所講，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在其根基處有一種從冷戰時期延續下來的地緣政治學上的戰略：如果某一個國家在某一地區崛起，而對美國作爲世界霸權國家的地位造成威脅，則無論是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還是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都要對之採取抑制措施，保持自己作爲超級大國的地位。日本是美國的盟國，在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政策以共産主義中國的誕生以及朝鮮戰爭爲背景受到了轉變之後，從美國獲得了政治上軍事上的保護，也鞏固了對東亞反共陣營發揮其經濟影響力的基礎，作爲冷戰格局的受益者身份活躍於國際社會。日本在那裏得到的有利立場，在後冷戰時期，反而每當美國通過接觸政策來靠近中國之際，都會使之産生某種疑心，在心理上醞釀對中國的威脅感。⑩引起日本社會動搖的中國威脅論，其震源實存在于美國對東亞的戰略。

日本雖然是美國的盟國，但其與美國的關係卻沒有站在平等的夥伴關係基礎上。在卡特政權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曾從安全上將日本定位爲美國的“保護國”，希望其作爲與即將成爲東亞霸權大國的中國相抗衡的力量起到調節作用。這足以證明上述日美關係。{11}在此意義上講，日本的中國威脅論是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確立的霸權造成的附美結構所帶來的一種副産品。我不得不指出這也是阻礙在東亞建立合作組織並培養相互信任的一個因素。{12}

結語：尋求開放的區域主義

　2003年9月17日，小泉首相閃電式地突然訪問朝鮮，與國防委員長金正日共同發表了框架性的日朝平壤宣言，爲日朝兩國建交開路。日方一直以朝方交代綁架日本人案的真相爲建交的前提條件。然而，朝方借此之際公開被綁架受害者的多半早已去世的事實，震驚了日本輿論。因此小泉訪朝之後不久，諸如日方不應該簽署文件、今後在綁架案的全部事實沒被公開之前應拒絕與朝方有關建交的磋商之類的輿論通過媒體散佈開來。次月，朝鮮外交部當局在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訪朝之時，透露了在1994年與美國之間達成有關朝鮮停止核能開發的協定之後朝鮮並未停止開發的事實。這又使日本國內對朝鮮的敵意和反感進一步升級。這種悲憤之情隱含著使“朝鮮還是個可怕的國家”、“朝鮮人還是那麽殘酷”等過去蔑視朝鮮民族的感情記憶復蘇的危險性。這一隱患已經顯著地表現爲對“朝鮮總聯”（朝鮮在日僑民組織的團體———譯注）的抗議以及騷擾、對在民族學校讀書的朝鮮籍女生施暴等行爲。

朝鮮既要擺脫國家窮困的危機，也想避免成爲第二個伊拉克受到美國軍事制裁，但除了通過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轉變其體制之外，似乎已經失去了其他的選擇，因此，朝鮮也渴望日本能爲之提供經濟援助並爲其與美國之間的談判起到橋梁作用。金日成時代閉關自守的主體思想到了金正日時代變成了虛傲的“強盛大國”和不合理的“軍事優先”。這都是朝鮮在冷戰時期付出的巨大代價。但對朝鮮來說，毋寧說冷戰時期無非是二戰的延續或曰朝鮮戰爭的休戰時期，更能代表他們的現實認識。2000年5月，國防委員長金正日訪問上海，次月，南北雙方首腦進行了會晤，從那時開始，朝鮮終於開啓了其厚重的大門。倘使她被迫再次關門，那麽，只能自取滅亡，而其莫大的代價必由周邊國家來承擔。朝鮮變化的迹象，哪怕再小，也應該使之不可逆轉。通往日朝建交的道路如能開通，就可爲此豎立一個里程碑。

好在韓國、中國、美國、俄羅斯等祈求東北亞和平與穩定的國家都對此次日朝談判與平壤宣言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果像宣言所明確說明的那樣，“旨在培養地區內相互信賴的框架”結爲此次日方所建議的保障東北亞安全的日、朝、中、美、俄、韓六國協商組織的果實，那麽，這便是上述姜尚中“東北亞共同之家”構想向其實現邁出的第一步。如果日方在此過程中只把全面解決綁架問題堅持當作雙方談判的前提條件，其影響會擴大到韓國社會（其“綁架”受害者人數近五百名，遠遠超過日本的受害者人數），進而堅持“太陽政策”的金大中上屆政府以及標榜“和平繁榮政策”的盧武鉉本屆政府都會受到國內輿論的批判，最終會導致國際間協商框架的崩潰。從日本和韓國不再造成綁架和“工作船”侵擾等的痛苦犧牲這一角度來講，我們也認爲應該把建交的道路貫徹到底。

爲此，我認爲日本政府應該向國內外發出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資訊，表明要把該地區仍然存在的冷戰餘波掃除殆盡。尤其是，據稱，美軍駐沖繩基地最大的意義在於當朝鮮半島出現情況之際便於美軍緊急行動。既然如此，日本政府更積極地爲整頓並縮小基地採取相應措施，和美軍的分階段撤離韓國，會成爲一個強有力的信號。但現實上日本安全政策的走向正於此相反，朝鮮後來時而亮出核能開發與導彈試驗的牌子，日趨傾向於戰爭邊緣政策，有關“有事法制”的討論也與之呼應地在日本政界內部更加活躍起來了。

無論其歷史經過還是受害的規模，日本在殖民統治時期對朝鮮人民所施加的強虜、慰安婦、徵兵（並導致朝鮮人民戰死他鄉）等等加害責任，本來無法與上述綁架事件相比擬。但平壤宣言稱日朝雙方依照日韓條約的方式放棄追討在殖民統治時期所發生的財産權。既然如此，這些應該不在日本該對朝鮮進行的補償範圍之內，但我認爲，日本政府應該對此與關注綁架問題一樣始終保持關注，必須繼續向朝鮮表示其始終不渝的反省和謝罪的態度{13}。

二戰後，日本寄生於美國霸權，作爲其小夥伴，並沒有描繪出地區秩序構想而從近鄰國家孤立開來。日本也在“9·11”事件和美軍的報復行動之後，率先提出要後方支援美國。其要加強日美安保關係以及修正和平憲法的欲望更加尖銳地凸現了出來。像上述六國協商那樣的多國安全協商有關構想是能使日本割斷依附美國和在亞洲孤立的惡性循環的一種有效選擇。

布希主義（2002年9月20日）〔即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譯注〕向國內外展示了“蘇聯解體之後，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趕上美國這一站在壓倒性優勢的國家”的美國單極霸權主義。與美國的絕對優勢相對抗，中國和俄羅斯以及中亞各國在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這是以自主建立反恐網路爲目的而設立的培養相互信賴的組織。這一組織的成立表明的是中俄兩國的某種欲望：追求實現幾個不同的霸主並立的多極化世界，而在那裏要充當其一極。我們也可以說，這一組織的設立也是試圖建立另外一極的一個嘗試。但今後，爲了使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更趨穩定融合，除了東亞地區之外，西亞和南亞地區也應該各自建立一極，並培養不具備對抗性的開放性區域主義。

在此意義上講，我們應該以更加敏銳的感受能力繼續關注亞洲內部的伊斯蘭現實問題，因爲亞洲這個地區擁有世界最大的穆斯林人口，被美國指斥爲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的伊朗和伊拉克都屬於亞洲，該地區也爲伊斯蘭激進主義所困擾。雖然在二戰以前作爲認識空間的亞洲背後有過帝國主義擴張的野心，但其認識範圍還涵蓋著伊斯蘭世界。而領土龐大的中國在與中亞各國接壤的西部包含廣大的穆斯林社會。

德、法、俄等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舞臺上尋找和平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美英兩國不顧與之發生隔閡，也不顧反戰國際輿論———據說其規模要超過反越戰時，於2003年3月20日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在美國的單極霸權和單獨主義愈加膨脹的情況下，東亞更應該把其共同空間向伊斯蘭世界開放。與之相對，起源於美國的伊斯蘭壞蛋論調從巴以紛爭開始，由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一直向東擴大到圍困東南亞伊斯蘭激進分子。涵蓋伊斯蘭的“亞洲”是否還停留在作爲對抗話語的“亞洲”層面上？我預測其答案會被深深地定格于“論述亞洲”的“亞洲人”的主體性以及指名“亞洲人”的“他者”的攻擊性。

（附記）本文從在“日中知識共同體”所主辦的“東亞知識共同如何成爲可能？———論述亞洲的困難與可能性”研討會（2002年8月29至30日，東京）上的有關討論，尤其是孫歌的“知識共同體的經驗和亞洲論述”、鵜飼哲的“邁向歐洲和亞洲新的一次邂逅”、陳光興的“亞洲作爲方法”、白永瑞的“在現場再次觀察到的亞洲———討論與團結運動”、溝口雄三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問題何在？”等報告深受啓發而作。

　（注：本文原载《アソシエ》2003年第11期，御茶之水书房。)

注释：
[1]岡倉天心，“東方的覺醒”，《岡倉天心全集》第一冊，平凡社，1980年，第135至136頁。
[2]馬場公彥，“後冷戰時期東亞歷史問題的各種姿態”，《亞太討究》（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中心）第4號，2001年。
[3]竹內好，“亞洲主義的展望”，《現代日本思想體系9·亞洲主義》（解說），1963年，築摩書房，第12頁。
[4]Joseph E. Stiglitz & Shahid Yusuf ed.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200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有關對《從亞洲思考》的評價方面，筆者從孫歌的“亞洲意味著什麽”（《學術思想評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2至54頁）受到了啓發。
[6]古田博司，“东亚中华思想共有圈的形成———‘儒教文化圈’论的解体及超克”，驹井洋编著，《脱东方主义的社会知识》（1998年，ミネルヴァ书房），以及“优越与团结———亚洲主义在东亚中华思想共有圈中的轨迹”，驹井洋编著，《日本的抉择》（2002年，ミネルヴァ书房）。
[7]中野聰，“美國的反恐戰爭給東南亞帶來的影響”，《世界》2002年8月號。
[8]竹田勇，“變成美國清一色的亞洲安全地圖”，《中央公論》2002年9月號。
[9]佐藤和雄、駒木明義，《檢討日俄首腦談判———冷戰後的摸索》，2003年，岩波書店。
[10]Michael H. Armacost and Kenneth B. Pye, "Japan and the Engagement of China: Challenges for U. S. Policy Coordination", NBR ANALYSIS vol.12, no. 5, December 2001. 在此對給我介紹此文的矢吹晉教授致謝。
{11}布熱津斯基，《大棋局》日文版，1998年，日本經濟新聞社。
{12}但是，日本的中國威脅論較之美國，可發現其表現方式有些微妙的差別。如我們著眼於此差別，可剔抉出日本特有的中國威脅論之特點。拙文“日本型中國威脅論的水脈”，《日本學刊》（中華日本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刊，2003年，第2期）曾論及此點。
{13}關於小泉首相訪朝之後日朝兩國間課題的討論，依據姜尚中、水野直樹、李鍾元編，《日朝談判·其課題與展望》（2003年，岩波書店）中的討論而述。
（石井剛 譯）
馬場公彥：日本《世界》雜誌
石井剛：日本東京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