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倫理與現實理性:中產階級的消費倫理及其兩面性
王建平

[摘要]消費前衛的中產階級的消費倫理,即爲坎貝爾所稱的“浪漫倫理”主要表現在:消費理念上的享樂主義者;社會階層區隔實踐中的地位追求者;“品位文化”的跟從者與製造者;消費場中的表演者。但在中產階級的前衛消費鏡像背後所展現的則是基於其敏感的社會階層地位之上的現實理性。中產階級的消費倫理中寄託著這一階層的現實理性,但就階層的社會存在而言,中產階級的浪漫倫理與其所寄託的現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矛盾,而這種矛盾正是中產階級發展困境的原因所在。

 [關鍵字]中產階級 消費 消費倫理 浪漫倫理 現實理性

 中產階級的消費表現及其作爲從這一社會新階層形成伊始就是社會學家、消費理論家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中產階級,不僅基於其社會地位而且由於他們與消費主義一拍即合的價值觀念,成爲理論家心目中的理想消費者――一個具有消費激情、相應的經濟實力以及品位追求的感受性較強的人群。從齊美爾、凡勃倫,到裏斯曼一直到甘斯、福塞爾、布迪厄、坎貝爾,我們看到新中產階級的消費鏡像在不同理論家的透視中,雖然各具特色,但卻展現出一個較爲明晰和一致的輪廓。不過人們更多注意的這種“消費前衛”鏡像浪漫、激情、歡快的在一面,卻忽略了其中理性、無奈的一面,它們共同構成了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力及其邏輯。

 一、消費理念上的享樂主義者

 現代消費往往被認爲是人們追求享樂的結果,現代消費者本質上是享樂主義者,而且在現代社會與經濟發展中享樂主義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區隔》一書中,布迪厄認爲,享樂主義可以看作是新生中產階級的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這一點其實並不是什麽獨到的東西,因爲中產階級的享樂主義其實不過是時代精神的一種反映而已。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斯•韋伯所描繪並認可的、資本主義産生所依賴的視職業爲天職的新教工作倫理和禁欲主義式的消費節制已經被現代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所代替的說法,已經成爲對後工業社會或者說消費社會日常生活的各種批評的一個共同主題。回顧享樂主義生成的歷史,可以看出至少在西方國家,中產階級是與這一和消費主義緊密相關的“浪漫倫理”相伴而生的。

 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以周密詳實的資料和細緻縝密的分析說明,整個社會特別是中產階級對整個宮廷社會的奢靡之風的模仿,是導致社會財富積聚與發展的重要原因。中產階級財富與貴族的奢侈風氣達成了互換的默契,激發了資本主義者對於金錢與財富積累的要求,也反過來促使金錢經濟成爲社會地位的標誌,成爲情愛表達的方式,從而使歐洲社會轉變爲一種“奢侈社會”。因此,他認爲“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産生了資本主義。”[1] 埃利亞斯也持與桑巴特相似的觀點,在《宮廷社會》中,他對歐洲社會“文明的進程”給予了幾乎相近的解釋。依照埃利亞斯的觀點,中產階級和社會大衆對於上層貴族的“宮廷社會”的效仿,成爲推動近代民族國家社會一體化的首要文化動力。[2]

 坎貝爾則提出了一個更加有爭議的論點,認爲現代消費主義精神與馬克斯•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有著同一個來源,即來源於17世紀新教倫理內部的緊張關係。根據坎貝爾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爲,現代享樂主義者並不産生於資本主義晚期,而是早在這一現代經濟制度的初始階段就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有禁欲主義精神,如韋伯所分析的那樣,就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同樣,沒有現代享樂主義精神,現代消費主義是無法想象的。他的《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的主要目的就是探求現代消費主義精神的理性根源。坎貝爾得出結論:新享樂主義者最晚産生於18世紀。坎貝爾甚至認爲新的消費者就是中產階級,是他們構成了英格蘭新工業産品的主要市場。[3]

 在有關消費行爲與消費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們發現現代消費者的行爲傾向已經發生了一些關鍵性的變化,這在新中產階級的身上表現得更爲突出一些。新的享樂主義消費群體已經形成,他們的需求不是受到“需求經濟”的約束,而是受到“欲望和夢想經濟”的約束,或者是對新事物和新體驗的渴望的約束。現代消費往往被認爲是人們追求享樂的結果,現代消費者本質上是享樂主義者。這種以享樂主義爲原則的消費行爲往往有三個原因:其一,文化價值觀變遷的結果;其二,新的人格類型的出現;其三,新社會集團和階層的出現導致的歷史變化。布迪厄將新中產階級刻劃爲享樂主義消費氣質的主要承擔者,認爲它是承載消費觀念變化的新階層。[4] 他同時強調,這些消費者們希望馬上得到一種滿足而又不願做出任何犧牲。他們的道德標準是一種快樂倫理。當快樂與享受成爲主宰消費的驅動力時,對於奢侈品和享受性需求的追求成爲必然也就只是遲早的的事。

 布迪厄對新生的資產階級的特質的分析是其研究之中的重點所在。他選擇新生的中產階級來代表任何在現代社會中“現代”的事物。新興中產階級的倫理是娛樂倫理。它與舊的中產階級的義務道德是相背的:“老的義務道德,建立在快樂和善的對立基礎之上,導致對迷人的和有吸引力的事物的普遍化的懷疑,對快樂的恐懼,産生對肉體的‘節制’、‘中庸’和‘克制’關係,並把任何被禁止的衝動的滿足與罪惡聯繫起來……”[5] 布迪厄還認爲新興中產階級是所有各類爲道德問題提供“科學”解決方法的治療性服務的主要消費者。“他們具有反傳統的特性和關心如何逃避任何與競爭、知識上的等級、理論上的抽象概念或技術資格有關的事物,在這二者的指導下,這些新的知識份子創造了一種生活的藝術,以最小的代價給他們提供了知識份子的滿足感和聲望:以同‘社會禁忌’作鬥爭和消繁去雜的名義,他們接受了知識份子最爲外在和最易學來的方面——解放了的行爲方式、化妝和服裝上的反傳統、不受約束的態度和姿勢……”[6] 這樣,在布迪厄看來,新中產階級的消費是對傳統的新教倫理式的節儉、禁俗的一種反動。這種消費主義的新理念給整個社會的消費帶來了新的變化。

 二、地位追求者:社會階層區隔邏輯的實踐者

 在對時尚的看法中,齊美爾將此思想表達得更爲明白。正是由於其敏感與曖昧的社會地位,中產階級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對時尚參與的巨大熱情,而這一參與的目的正是爲借此來達到其對社會地位的訴求——求同於社會上層,求異於社會下層,並在這一社會舞臺上彌補其天性中的的無能爲力感,以此提高其社會地位,製造社會差別。這時齊美爾已經隱含了日後爲布迪厄發揚光大的“中產階級尤其是新中產階級才是最聰明的差別戰略家”的觀點。[7]

 凡勃倫對“炫耀性消費”的精彩論述,使得隱匿在滿足基本需要背後的消費的潛功能第一次得到了人們的真正重視。在指出有閑階級利用“炫耀性消費”標榜其可以不事勞作的社會地位時,凡勃倫實際上接觸到了隨後爲現代消費研究所關注的話題——符號消費,同時他提出了作爲符號的消費對於彰顯與維繫個人及其階層社會地位的社會功能,這時他其實已經暗含了爲後來人們所重視的社會學消費假設——地位追求者。凡勃倫筆下的新的社會群體——有閑階級——是地位消費的積極實踐者,他們將消費視爲社會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標誌,他們試圖以自己和其他消費者的關係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他也說明了當時尚未成氣候的中產階級如何力不從心地模仿這些有閑階級的。

 從齊美爾、凡勃倫、埃利亞斯和布迪厄,這些社會學家所普遍接受的的階級時尚的理論,是從商品首先是作爲地位象徵的這一假設開始的。事實上,社會學有關消費的理論大多與社會地位有不同程度的關聯。埃文認爲,社會學的地位標誌派對消費的觀點包括:人們怎樣通過標誌(個人格調,服裝,裝飾,財産)而不是言語來表現他們的個性的;大多數人慢慢開始擔心他人怎樣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社會地位。正是因此,人們傾向於購買象徵他們沿著社會階梯向上攀登的物品。[8] 當我們從社會地位的視角看現代消費行爲時,不難發現,中產階級――這個對於社會地位有著強烈訴求的新階層――更爲重視這種消費中的社會區分邏輯。事實上,在埃利亞斯對於宮廷社會的描述中,在桑巴特對宮廷奢侈風氣的傳播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中產階級已經在運用這種時尚的社會邏輯製造差別了。

 而關於社會地位理論的最完整的形式是布迪厄提出的。在他看來,文化轉變和時尚的動力最合適的解釋來自於地位象徵(及品味)沿著社會階梯的永恒的流動。布迪厄並不只是對上升中的新階層的這種新的、野心勃勃的品味的特徵進行了描述。他還把不同階層的特質和生活方式歸結於他們各自的社會地位。特別的是,新階層所佔據的社會地位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別,這就決定了他們對於社會地位的感受性比較高。

 對於布迪厄而言,中產階級的消費本身是一個快樂遊戲,但其根本上還只是差別遊戲之一部分。通過採用建立在享樂主義基礎之上的新的生活方式,這一新生階級把自己同它的社會競爭對手區別開來,而且在通過倫理和審美上同統治階級的直接對抗,向通行的社會所承認的品味提出挑戰。對於新生的中產階級――或者就是小資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只是幫助普及了其道德和審美標準――這種差別遊戲的作用是特別的。新中產階級不是試圖象他們的前人那樣沿著價值的等級制度攀沿而上;相反,他們的傾向和愛好卻傾向於否定舊等級的重要性和相關性。在抛棄他們之上階層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時,新中產階級意圖建立一個全新的、對正統的或是高雅品位的地位有要求的品味等級。這樣他們就成了對傳統文化的挑戰者,而非試圖由社會階梯而上的攀登者。

 從布迪厄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社會領域裏的文化消費其實就是階級區隔的遊戲,在這一遊戲當中,中產階級是一群最賣力的表演者,而且他們熟知消費場域區隔的規律。作爲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假設,“地位追求者”本身是對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一個有機的補充,它證明了消費行爲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爲“另一種理性”。作爲一個社會人,地位追求者本身可能更符合中產階級的本性;但從群體成長與發展的角度而言,地位追求可能帶來集體行動中的非理性後果。

 現代消費已經成爲一種欲望模式的表徵。“這種欲望模式是一種愉快的不舒適狀態,而且追求樂趣的焦點並不在於擁有,而是追求”[9] 這種對地位的追求成爲中產階級消費世界的重要內容。正如法勒斯所說,“地位標誌的佔有給那些沒有真正的社會上升的機會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幻象。”[10] 而在追求地位時,可能新中產階級正是被這種幻象所吸引。他們的生活注定要帶上由於追求地位而來的一些不愉快的後果。但不管怎麽說,作爲一種地位追求者,中產階級消費者的表現是較爲突出的。

 三、“品位文化”的跟從者與製造者

 在描述中產階級在消費行爲上是一個地位追求者時,已經觸及了他們對於品位與格調上的講求。爲了達到社會區分的目的,他們還必須有行之有效的途徑——不斷製造品味與變換品味,也就是說,他們還是不折不扣的品味追隨者與品味製造者。

 通過對於社會地位在中產階級消費中的作用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消費經常被理解爲差別和差別遊戲。據此,生活方式和品味是由不同階層的社會地位有等級地排列和決定的。某一階層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是類似的。在差別製造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或者産生與社會階層有關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說品味。

 品味與合法或高雅品味是布迪厄的社會差別理論的基本概念。布迪厄認爲,品味是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切――包括人和物質――的基礎,也是個人與別人關係的基礎,人們正是依此對自己進行定位,也被別人定位。品位從大的方面而言,是個人生活方式或者生活風格的體現,但其實品味也表現在生活的細節問題上。在他的研究中,對食品的喜好和餐桌禮儀都標誌著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的高低。[11] 在布迪厄看來,品味是任何個人習慣中形成個人偏好和癖性的那一部分,社會的正統或者說合法品味總是統治階級的高雅品味。但在他看來,實際上,真正的高雅品味是不存在的。合法品味總是裝扮成社會中被普遍接受的、公正的品味,這只不過是特定階級即統治階級的趣味而已。

 在關於品味的傳統論述中,它總是被理解爲僅僅是個人喜好的反映,是一種審美標準上的外現。但布迪厄則指出了品味背後的更深層次的內容,他認爲高雅的或合法的趣味在表面上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後面隱藏了其真正的階級根源。在布迪厄看來,品味就是階級品味。一個社會的正統品味是與其統治階級的品味相一致的。布迪厄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分析並不僅僅限於對等級制度上劃分的三大階級的描述。在這些階級內部的不同群體之間的競爭也是特別讓人感興趣的。布迪厄主要的興趣在於分析在某一方面被認爲是新生的並在社會空間中想顯露其上升軌道的那些社會群體。他把新的統治階級或是新的資產階級看作社會中所有審美和道德的復興的先鋒,它的特性甚至滿足了經濟發展的要求。新生的中產階級急切地接受了這一特性,並協助使之在全社會合法化並通行開來。它的成員是理想的消費者。他們堅持借貸和浪費基礎上的享樂主義消費觀念。在所有的本質方面,這一新生的階層與古典資產階級背道而馳,後者禁欲節儉,寧願犧牲現在而著眼未來。[12]

 布迪厄眼中的新中產階級或者稱之爲新生的小資產階級對品位有著特殊的需求,他們所起的作用是“作爲一個傳送帶,把自己有意與之區別的那些階層拖入消費和競爭的競賽之中”。[13] 這樣做的話,它就使得自己變得合法化,同樣也使得道德前衛派的品味和生活方式合法化。這種由資產階級前衛派提出的作爲模範的道德準繩,本質上就是享樂主義的準則:“新的道德前衛派極力主張一種視快樂爲義務的道德……快樂不僅是許可的,而且是要求的,這不僅有倫理的基礎,也有科學的基礎。”[14] 也就是說新中產階級通過對品味的追求與競爭來獲得社會地位的提升,從而謀取更大的社會上升空間。布迪厄關於法國中產階級品位追求的實例,說明了源於不同的社會等級體系和文化消費或品位,是如何被不同的階層作用於在社會中建立其統治地位的一種機制。從他的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品位是一個分化過程,它不僅導致了不同商品門類的差別,而且導致了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品位不僅是說明爲何有些商品優於其他商品的方法,它也是區分此類定義的使用者的手段,並說明爲何這些人比其他人更好或更糟。”[15]

 甘斯認爲,現代社會以不同種類的亞群體或“品味公衆”爲特徵,它們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偏好或者“趣味文化”。文化並不是強加給公衆的;公衆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受教育程度在一系列可能性之間進行選擇。按照甘斯的看法,趣味公衆之間的主要差異是社會階級。因爲每一項文化內都具有內在的教育要求,教育預示了文化偏好。甘斯描述了五種趣味文化及其公衆:高雅文化、中上等文化、中低等文化、低俗文化和准民間文化。每一種趣味文化都包括:有關不同文化可取性(desirability)的價值;文化形式本身(例如音樂、美術、文學、電影等);表現這些文化形式的媒體(例如圖書、報紙、唱片和電影);不同文化偏好的政治價值或政策含義。在社會各階層內部,存在以族群、宗教、地域和年齡差異爲基礎的亞群體,這些差異也是造成各種文化偏好的原因。儘管每個趣味公衆都有其自身的一套偏好,但是這些偏好之間也存在某些相互重疊的地方——中上等公衆從低俗趣味的文化中拾取精神食糧。[16] 而且甘斯也強調,中產階級特別是正處於地位上升時期的群體或階級對於高雅品味更感興趣,這一點其實與布迪厄沒有太大差異。

 保羅•福塞爾更是將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的聯繫做了更爲細緻的說明。這本原名爲“Class”的書翻譯爲《格調》便是很好的說明,作者的雙重含義即在於通過人的品味和格調來判斷他或她所屬的社會階層。而且,在他的筆下,中產階級對於品味和格調的看重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個階層的品味意識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之中,雖然他們大多數情況下仿效的是社會上層的品味,但對於品味的熱衷使他們成爲社會階層中最積極的品位製造者。正是由於對品位與他人評價的過分看重,使他們的生活總是謹小慎微。

 從布迪厄、甘斯到福塞爾等人對中產階級的消費及其生活方式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到,品位絕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審美趣味的簡單再現,品味本身有一定的階級階層根源,而處於社會結構中間層的中產階級則對品位情有獨鍾,並以此展開了他們的意蘊豐富的消費生活。

 四、消費場中的表演者

 中產階級的消費固然是現代消費中不可或缺的研究課題,但除了他們對現代消費以及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外,理論家們基本上都同時注意到了中產階級消費的虛飾性,也就是說,他們的消費更多的不是依據自身的經濟水平或者是個人喜好,而是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表演性質。桑巴特在研究奢侈對資本主義發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時也指出了這一問題,他認爲,“不管我們考察何處,我們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存在於前資本主義和早期資本主義之中的文化概念:體面只適合於花錢而不適合於掙錢。”[17] 即這種消費的本身是一種基於“面子”之上的消費。這實際上是中產階級在消費中對地位訴求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埃得亞斯在《文明的進程》和《宮廷社會》中,分析了早期資本主義宮廷生活與消費喜好對社會各階層以及整個社會發展的影響,其中一個雖然沒有點明但內含的意蘊就是,中產階級在其消費生活總是會有意無意地模仿社會上層的品味。

 大衛•裏斯曼也同樣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爲在美國的發展中先後經歷了傳統導向、內在導向與他人導向三個階段,並且認爲舊中產階級更多傾向於內在導向,而新中產階級則更多地具有他人導向型特徵。他認爲,這種他人導向其實成爲新中產階級的一種行爲定向模式,自然,消費中也是如此。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運用“印象整飾”來說明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的自我表演,其中也對中產階級的日常行爲的虛飾性給予了很好的解釋與說明。根據戈夫曼的經典研究――這一研究仍然在消費者研究文獻中被廣泛參考――如果對商品的購買行爲指示著某一特定群體的成員身份,那麽商品就可以說具備了地位標誌的特徵。這些地位標誌,只有在限制它們“欺騙性”使用的約束機制存在的條件下才是有效的。而且“身分、地位、社會地位這些東西並不是被擁有,爾後得到展現的物質的東西;它是一種恰當的行爲模式,是首尾一致的、經過修飾潤色的和表達明晰的。不管表演是輕鬆自如的還是笨手笨腳的、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不管是狡詐的還是真誠的,它仍是必須演出和飾演的事情,是必須理想化的事情。”[18] 因此,就戈夫曼而言,地位消費本身多少包含“印象整飾”的成分,因此它是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方式。印象整飾的有意性或者無意性,讓人們對這種消費行爲的虛假性有些難以接受,不過,這可能是現代消費中的一個動機之一。布迪厄認爲“中產階級趣味”(middlebrow)的文化矯揉造作,反映了中產階級渴望獲取上層階級的地位而未能成功的努力。[19] 他是從階層品位的角度看到了中產階級消費者對社會合法品位的模仿而不是對自己內在追求的跟從。

 如果說這些研究多少還不是很直截了當的話,那麽,保羅•福塞爾則對於中產階級消費的虛飾性與表演成分給予了無情的嘲諷。他指出中產階級的標誌之一就是“迫切要讓自己從屬於什麽的願望,以及他們用購物等機械行爲達到這一目的的方式。”[20] 他認爲美國人數最多的階層――中產階級,是最爲虛榮和勢利的階層,原因是他們像螺絲釘一樣可以被隨意替換,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慮。在這樣的心態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須得到他人的承認,要在他人眼中看起來過的既得體又安全。因此他的虛榮心和喜歡炫耀在衣食住行和話語上必然體現出來。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從更低的社會階層奮鬥上來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階層才有的高級生活品味,因而在生活中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個性的、標準的、可以明確指示身份的物品。[21] 以他的話說,中產階級只有生活方式,而沒有生活。如果說,作者的這種看法多少有些感情因素而有些過激的話,那麽他對中產階級消費生活的虛飾性的闡發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在現代消費的社會競爭人們多少有些身不由已的事實。

 費瑟斯通在對布迪厄的研究物件的闡釋中,也從另一方面強調了這一層意思。他認爲,布迪厄所謂的新生的小資產階級並不是不加思考地通過傳統和習慣而不加反思地接受某種生活方式。相反,新的消費文化的英雄,把風格作用于一種人生事業:新生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在促進一種特定的風格,而是在迎合風格本身具有的一種興趣。[22] 但更重要的是,他更進一步指出,這種理想的享樂主義消費群體的消費除過迎合與跟從外,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即“消費文化的新主角們並不是出於傳統或習慣而不自覺地接受了一種生活方式,相反,他們把生活方式變成了一個生活計劃,他們將特殊商品、服裝、實踐經驗、外表以及身體姿態設計成一種生産方式,用於展示個性和表達他們對方式的感覺。”[23] 換言之,作爲新消費群體的中產階級其實是將消費場作爲他們展示自我與個性的一個表演舞臺。這樣,在表演與虛飾之外,中產階級的消費又有了另外一層含義,即消費就是他們的生活,或者說是他們建構生活意義的手段。

 事實上,消費中的虛飾性與跟從性是現代消費中的人印象整飾時的共同特性,只不過中產階級由於敏感的社會地位,可能表現得更爲強烈一點而已。同時作爲生活的一種延伸,他們的消費訴求也將會具有另一種文化意義。不過,由於他們總是會不由自主的將消費演繹成一種競賽,所以失去了消費原初意義上的自然性與本真意義。因此,齊美爾在對現代時尚的研究中深刻地指出這種消費背後潛在的後果,即這種現代消費中的品位競爭使得社會競爭製造了美但不是真正的美,製造了品味但不是真正的品味,製造了舉止但不優雅。中產階級的這種表演只不過是現代消費的一個較爲強烈的投影而已。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中產階級的消費鏡像雖然複雜,理論家們對中產階級消費的詮釋也各有千秋,但在這些理論的背後,中產階級的消費形象卻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第一、中產階級是消費與時尚的參與者與主要力量,這種參與是一個階層社會表現的方式之一,在不同的國家雖然可能表現形式不盡一致,但其消費熱情則是共同的;第二,在消費場域中,中產階級是一個積極的地位追求者(status-seeker),這種地位訴求的背景後,是社會區分的邏輯,即求同於自己所羡慕的社會上層,求異於不如自己的社會下層,因此他們總是對與身份相關的符號消費情有獨鍾;第三,中產階級實現其消費區分邏輯的主要方式是“品味”或者“格調”,這是他們與缺少經濟資本的社會下層和缺少文化資本的新富階層賴在區別開來的社會區隔的策略;第四,在消費當中,中產階級不是自主的、自由的,他們往往身不由已的成爲“外在導向者”,更容易受到外在力量的影響與驅使如貴族或上流社會的喜好、廣告、時尚等,如此一來,他們的消費明顯表現爲一種被操縱的社會行爲,甚至連中產階級消費者本身也可能成爲被操縱的玩偶與犧牲品;第五,中產階級消費觀念中的享樂主義、世俗主義、物質主義是理解中產階級消費激情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而這種價值觀不僅成爲消費甚至成爲他們生活中的具有很大影響力的“浪漫倫理”。正是基於以上幾點,中產階級的消費成爲激情、浪漫與品味、格調的同義語,中產階級的消費鏡像更多表現爲一種如米爾斯所總結的“消費前衛”。消費場域的中產階級也基本上在此概念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單面相的輕鬆、快樂的消費者。但通過對於中產階級消費的理論追蹤,我們可以看出,展現在這一貌似輕鬆、歡快、浪溫的消費鏡像背後的卻是消費的對重倫理與邏輯,正如坎貝爾所言:“現代化的文化邏輯不只是在計算與實驗活動中表現出的理性邏輯,它還是激情和源於渴望的創造性夢想的邏輯。而且,更爲關鍵的是産生於二者之間的張力,因爲西方社會前進的動力正是最終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它的永不休止的能量的主要源泉不是只源於科學和技術,也不只是時尚、先鋒和波希米亞,而是源于夢想與現實、快樂與效用之間的張力。”如果我們稍事觀察邁處現代消費社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前進歷程,就可以發現:這種張力已經構成他們“日常生活中體驗的許多衝突性壓力的源泉。在努力適應需求與快樂之間的必要的交易時們的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式的奴隸時,現代個體不僅習慣了經濟必需的‘鐵籠’,而且習慣了浪漫夢想的城堡,並努力通過他們的控制從一個轉向另一個。”[24] 因此中產階級消費倫理的雙重性不僅已經在這一社會階層的發展歷程中表現出其意義與局限性,而且如何正確的處理這種張力可能也正是未來中產階級發展當中不得不一再面臨的重要問題。消費在帶給這一他們無限的愉悅與尊榮時,也給這一資源並不十分豐裕的社會階層的發展與壯大留下了潛在的風險。

 【注釋】

 [1] 維爾納•桑巴特著:《奢侈與資本主義》,第215頁。

 [2] N•Alias, The count society.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又見王銘銘:《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2頁。

 [3] Colin Campbell,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203-227.

 [4]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4. P365-372.

 [5]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4.P367.

 [6]同上P370-371。

 [7] [芬]尤卡•格羅瑙著:《趣味社會學》,第88頁注釋3。

 [8] Ewens, S. All comsuming Imag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P123. 參見尤卡•格羅瑙著:《趣味社會學》,第41頁。

 [9] Colin Campbell,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P86.

 [10] [芬]尤卡•格羅瑙著:《趣味社會學》,第88頁注釋2。

 [11]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4, P77.

 [12]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4, .P310.

 [13] 同上P310.

 [14] 同上P367.

 [15] 西莉亞•盧瑞著,張萍譯:《消費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頁。

 [16] Herbert J•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81.

 [17] 維爾納•桑巴特著:《奢侈與資本主義》,第18頁。

 [18] [美]歐文•戈夫曼著,黃愛華,馮鋼譯:《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頁。

 [19] 戴安娜•克蘭著,趙國新等譯:《文化生産:媒體與都市藝術》,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頁。

 [20] 保羅•福塞爾著,梁麗珍等譯:《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頁。

 [21] 同上第42-49頁。

 [22] M•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P91.

 [23] 同上P86.

 [24] Colin Campbell,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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