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台語片倉庫到紀錄片教室 訪問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井迎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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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豐 來源：【全景映射】第六期 前言 那幾天裏，我訪問了一些紀錄片朋友，也採訪了學生口中的「老井」--亦師亦友的井迎瑞所長。在烏山頭水庫矮丘陵的夕陽裏，所長講了很長的故事，關於他自己的影像生命歷程，以及推動音像紀錄所成立的想法。對我這樣一個紀錄片晚輩而言，他的敍述裏有種濃郁的歷史感與源於本土社會情境的現實感，那是所長心中的紀錄片觀。茲將這段訪談整理出來，分享給關心本土紀錄片的朋友。 從火紅時代到台語片倉庫 井：我覺得紀錄片在臺灣，這十幾年來累積了一定的經驗與期待。紀錄片作爲記錄社會變化，同時批判社會弊端，作爲表達意見的工具，這樣的共識已經慢慢形成，我覺得有必要將各方面在這想法上努力的人結合。實際上時機也恰好，剛巧有個成立學校的機緣，有人說要辦個電影系。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各抒己見的時候，我覺得以臺灣現階段電影教育的需要來講，迫切需要的是一個紀錄片學校，而不是劇情片學校。再說劇情片在現在的電影教育中，已經是主流的，學校不辦民間會去辦，總之比較有資源。而紀錄片卻一直在非主流的地位，沒有資源，大家對它也不瞭解，再說紀錄片是我們社會需要的，長久以來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所以我們就是想要有一個紀錄片學校，有了這樣的共識。 陳：聽你這樣說，我可以瞭解把資源往紀錄片學校發展的原因。可是我還是很想問，紀錄片學校有別的可能，可是音像所一開始就把紀錄片學校導向社會改革的方向，很清楚就要做這種的。我很想知道你曾經受過什麽樣的影響，或者曾經看過這樣的學校嗎？或者是否經歷過紀錄片與社會改造結合的歷程，而累積了你的觀點？ 井：怎麽說呢？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對臺灣很關心。在回臺灣的前後，曾經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在1985-1989，想要拍攝一部叫做「臺灣製造」(Made in Taiwan)這樣的一部紀錄片。那時候有很多的産品銷到國外去，所謂的臺灣製造，到底製造什麽？誰來製造？爲什麽製造這些東西，我想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談臺灣究竟是什麽？ 回臺灣之前我拍了好幾年，回臺灣又陸續拍了幾年。所以對於紀錄片我有直接的經驗，雖然這些片子一直到現在還在那裏，沒有被弄出來。Made in Taiwan 這議題是非常有趣的，我是倒著拍的，拍銷售到美國的産品，一直拍回到臺灣。後來回到臺灣，臺灣社會變化太快，應接不暇，我又一頭埋入行政，停不下來，所以這作品一直沒有剪出來。每次搬家就抱著那些底片跑來跑去，現在又抱到台南來，很希望有時間把它剪出來。我總覺得有點慚愧，可是又覺得不用慚愧，到今天把它剪出來，搞不好還更有意思，有些東西雖然改變了，可是和現在一對照，又增加些深度，我希望未來可以把這個片子完成。 在我的創作經驗裏，拍的東西都和社會脈動有很大的關係，總希望有什麽角度來看臺灣社會，表達我的意見，這種感覺一直很清楚，那是我自己對於紀錄片的認識。再加上我在80年，在UCLA的時候，花了蠻長的時間，去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所謂的第三電影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紀錄片）。發覺這些影片很符合臺灣現實的問題，這幾年臺灣只是賺了一些錢，就忘了自己曾經是個第三世界國家。我在國外讀書那幾年，注意到資本主義強權國家，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都是一樣的。不管是拉丁美洲，或者是中東，非洲，亞洲，都一樣的。表面上這些國家好像給予第三世界國家財富上的資助，讓他們可以受教育啦什麽的，事實上對整個第三世界的社會，文化，造成許多無形的掠奪與破壞。 那時候我們也關心臺灣當時的社會運動，針對一些時事，透過捐款、批評啦，在海外參與。我覺得有必要把第三世界的影片帶回臺灣，那時候我和一些好朋友像王菲林、吳正桓等人，一起鑽研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討論第三電影的觀念，也寫一些文章。就是那時候搜集了許多資料、紀錄片、電影，把這些東西送回來臺灣，作爲教育的素材，讓臺灣的朋友可以看到。所以後來，不知道你記不記得，1987年我們找了幾個單位辦了第三電影展，找了當代、人間、文星、南方等團體一起來辦。那些片子都是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從海外偷偷摸摸地運回來的。 陳：那時候要偷偷摸摸的？ 井：當然要偷偷摸摸的（笑）。那是解嚴之前，我經常會拷貝一些片子，還要把錄影帶盒子拆開，把裏面的帶子膠捲拿出來，再托朋友帶回臺灣。包括像綠色小組的王智章，我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我曾經托他帶了個茶葉罐回來，茶葉罐裏面都是好片子。 那時候臺灣社會還是蠻壓抑的，可是我們感覺到臺灣要動了，要變了，就有種很急切的想法，想要貢獻一些東西，所以帶了不下百部的片子回來，有時候校園裏會聽說有些不知道哪里來的片子在放映，事實上都是我帶回來的片子。可惜這些年來，這方面的素材沒有人繼續累積，所以總是停留在當時的狀態。第三電影的教材，像【露西亞】（Lucia），或者非洲的東西像【禿鷹之血】，還有不少文章，或者像李尚仁翻譯的第三電影的早期文章，就是我帶回來的那些資料。所以你問我對電影的期待，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想法，就是要社會實踐，表達意見，那時候我就是蠻清楚的。 我帶回來的那批東西，現在可以說是落伍了，但是現在去也找還是那些。包括97年電影資料館翻譯的第三電影的書，也是我幫忙推動的事情。我是很努力想去累積，可是因爲時間不夠，弄不出個太大的名堂來。我一直想把影像作爲社會改革的工具，回臺灣之後，我也拍社會運動，尤其是工運拍了很多。但很不幸我一直都在行政工作上。我曾經和鄭村祺拍了不少工運現場的紀錄，因爲在當時我算是很早出國學電影的，臺灣會用電影作爲社會改革的工具，那時候還沒有成爲風氣，比較少人擁有這個工具和技術。拍到後來，說是很幸運也是不幸，我就是一直在做行政，越陷越深終於不可自拔，後來人家就是把我定位在行政，就越抽不出時間，也沒有資源拍東西。工運的底片一箱一箱的，就是沒有辦法成爲作品，會因爲需要而剪一小段給人家，可是一直到現在，所謂的某某人的作品，可以去參加影展，這個就沒有了。(苦笑) 我一直在做行政，先是在世新，後來又到電影資料館。電資館八年，事實上一直在延續我對電影藝術的認知。這八年很辛苦，但現在回頭看，那個輪廓還很清楚。做多少是其次，可是做的心力很清楚。事實上我做的一直是非主流的東西，一直希望用影像來表達一種意見，透過我的工作來表達一種意見，想要改變一些社會的現況。就算是電影資料館這很冷門的單位，好像和改造社會沒有什麽關係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出這個迹象：就是在爲某些弱勢的東西做平反，八年來就是在做個。把不被重視的史料，不被重視的電影，把台語片的歷史挖出來，加以整理成可以理解的東西。我們想重新建構本土電影的一種史觀，讓民衆有機會透過這些影片，重塑本土歷史的記憶。否則的話，我常覺得臺灣的人實在太可憐了，連回憶的機會都沒有。他住過的地方，說拆就拆，用的東西，說丟就丟，所愛過的東西，說被淘汰就被淘汰，回過頭來，他只是抱了一些金塊，站在一個廢墟上，連一點回憶的機會都沒有，蠻可憐的。 所以我是樂此不疲啦。這也就是我當初爲什麽在1989年，剛到電影資料館的時候，就決定把辦了十年的國際觀摩影展割捨掉不辦了，交給金馬獎執委會。正因爲那時候，電影資料館的資源很有限，電影圖書館根本就沒有什麽錢，也沒有人，但是要做事情，你必須要選擇重點。我覺得一直去搞國際影展，一直重復歐美的美學與價值，沒有辦法建立自己思考的主體性。我也知道辦國際影展，對電影資料館來說是名利雙收。你想想看那種經驗，大家都排隊去買票，可是很容易被那種假像自滿，很熱鬧沒有錯，但是對臺灣社會的實質，有多少幫助嗎？ 這真的要認真想一想，在階段性來講，國際影展確實開啓了一扇窗口，在資訊還很封閉的時代，透過國際影展可以看到國外的世界，這是很好沒有錯。問題是邁入八○、九○年代，還沒有建立自己的歷史觀的話，我們就永遠是殖民地而已，永遠是人家的一個市場罷了。所以這樣的想法，和我年輕時在弄第三世界電影的想法一樣，根本是一套的。所以才會做這樣的選擇，就不辦國際影展了。說不辦那時候，有很多的朋友、同仁，都覺得很不習慣，因爲已經習慣那種色彩光鮮亮麗的，習慣去膜拜，去教堂膜拜電影藝術。而我們把亮麗的東西丟掉，去搞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跑到地下室去搞灰塵，到陰暗的倉庫裏去挖，去找台語片，大家都覺得你不可思議，簡直是瘋了！但是，真正會去想所謂殖民與被殖民議題的人，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幹什麽。 就是這樣，在非常辛苦的情況下去挖掘，把老片子整理出來重新推出，讓民衆有機會接觸老電影。沒有想到這一看不得了，也許是情緒壓抑了太久了，隨著影片宣泄出來，我自己看了都嚇了一大跳，觀衆的反應之熱烈。就是說，證明了自己的判斷沒有錯，因爲你切中了時代的脈動。臺灣經濟主導了發展，是獲得了很多，但也失去了更多。所以說資料館這八年做了很不一樣的事業，就是從第三電影這樣的理論出來的。它所思考的，就是殖民與反殖民這樣的問題，所作的就是爲了這個時代裏的弱勢平反。 所以你說關於電影藝術，我當然尊重它有表達個人情感的價值與創作類型，但是對於我自己現階段來講，我還是覺得，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改革的工具。也是因爲在電影資料館有這樣的經驗反省，然後又有機會在這學校要成立的時候，被請去做些發言，所以討論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經驗提供出來。我認爲現階段，紀錄片是符合臺灣需要的，最能夠和臺灣社會的脈動結合，爲什麽這樣說？ 第一個，它可以做記錄。臺灣社會變化太快了，在這樣快的速度下，幾乎沒有辦法留下什麽資料。我在做電影資料館的館長就有這種深切的體驗，一直覺得沒有資料，沒有資料就不能有自己的研究和見解。所以紀錄片對臺灣這麽快速變遷的社會，可以直接去做記錄，先不要談改革，起碼讓這個社會先有記錄。 然後，第二點，它是人民表達意見的聲音。它最方便嘛，就像你提到的，當工具越來越輕薄短小，越來越便利，人民可以很輕易地拿起這個工具，把他想的、看的，表達出來。在社會變化的當中，他可以有一個方式直接參與這個變化。他不會永遠是局外人，他也是製造歷史的一份子。這事實上對臺灣民主化的歷程，是有正面意義的。民主就是要表達意見。這個就可以訓練人民有表達的、參與的能力。 再來就是（第三點）層次再高一點，就是我們談到的社會的改造。攝影機提供了一個途徑，不見得革命就是要流血，攝影機就是一杆槍，一支筆，攝影機可以記錄，傳播，更可以擴大再生産，累積人民的經驗，改變一些事情。因爲這些想法，我覺得紀錄片在臺灣現階段，比劇情片更需要。 年輕的時候很單純，傻傻的，就是傻的可愛，那時候沒有想到自己要幹嘛，只有想到臺灣，要爲臺灣做什麽。那時候覺得臺灣需要這個，就花了好幾年到處找啊，拷貝啊，買啊錄啊的，事實上在美國就已經做了個資料庫，在那裏的校園裏大家就輪流去看，好多老朋友都還記得這種事情。 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在1996年開始招生，是臺灣目前唯一的紀錄片研究所。走進音像所的走廊，你會在布告欄上看到一張和一般影像學校不一樣的課表：影像理論、創作課程和社會運動、社區經驗、政治經濟學、文化批判..等等課程並列，在臺灣的藝術教育中，音像所清晰的性格使我相當好奇，爲什麽會出現這樣一個影像研究所？
爲了瞭解音像所成立的背景，四月中我到音像所做了些訪問，採訪了學生口中的「老井」--亦師亦友的井迎瑞所長。在這採訪的上篇，所長回憶了他的影像生命歷程，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年輕時搜集第三世界電影與紀錄片的心得，以及後來擔任電影資料館館長時，毅然割捨掉主辦國際影展的業務，一頭埋入老台語片的挖掘工作....
「在資訊還很封閉的時代，透過國際影展可以看到國外的世界，這是很好沒有錯。問題是，邁入八○、九○年代，還沒有建立自己的歷史觀的話，我們就永遠是殖民地而已，永遠是人家的一個市場罷了。這樣的想法，和我年輕時在研究第三世界電影的想法一樣，根本是一套的。所以才會做這樣的選擇，就不辦國際影展了。說不辦那時候，有很多的朋友、同仁，都覺得很不習慣，因爲已經習慣那種色彩光鮮亮麗的，習慣去膜拜，去教堂膜拜電影藝術。而我們把亮麗的東西丟掉，去搞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跑到地下室去搞灰塵，到陰暗的倉庫裏去挖，去找台語片，大家都覺得你不可思議，簡直是瘋了！但是，真正會去想所謂殖民與被殖民議題的人，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幹什麽。」
正是因爲這樣的經驗，做了八年電資館的館長之後，井迎瑞收拾行囊來到台南縣官田鄉烏山頭水庫旁的矮丘陵地上，和學校工地一起從頭開始。 井：我覺得我可以在這個地方，爲了學校和學生奉獻一切。對學生來講，我又像老師、又像朋友、像工友、又像父親，什麽角色都要扮演，什麽時候你都可以找到我。但是，你越是期待他是個什麽樣的方向，他就....（學生拍出的東西有時讓他錯愕）。可是這是事實啊，你必須要接受。我現在比較會用平常心來看，換個角度想，是我被他們教育，我也在成長。我不會再那麽一廂情願了，不會像當年搞第三電影的時候那樣浪漫熱情，那個時代已經沒有了，火紅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怎麽辦呢？難道就失落了嗎？只好用平常心來看嘛。去年看同學的作品的時候，我突然變得不知道怎麽去看這些東西。我本來期待經過了這樣的課程設計，這樣的努力耕耘，把學生當作朋友的交往，結果拍出來的，不但內容上不是，形式上也不是（原先期待的那種東西）。他根本就是在跟你開玩笑，挑釁你，你怎麽辦呢？你就要（把情緒）壓下去，可是不是生硬的壓下去，而是要體諒瞭解。本來社會就是多元的，還好不是全部（作品）都這樣，（笑）這樣就可以啦。 也許學生是在嘗試形式的創新，他想要嘗試，那就去作。如果是一元的價值成爲獨斷，那就麻煩了，我希望在音像所有多元差異的創作形態。紀錄片不一定是功能性的發揮，也要有多元的發展，有記錄歷史的，記錄社會的，發抒情感的，每一個類型不要變成壟斷。 有一群人做這樣的，是因爲他的出身背景與訓練，或階級的認同等等，因爲不同的需要，就有代表他的創作類型出來。在我們這個所，雖然強調社會運動的一面，但是我們每一個老師都有不同的專長領域，以及他對紀錄片的想法。比如說張老師(張照堂)有張老師的特色，吳乙峰有他的想法，綠色小組有綠色的特色，不排斥在形式及美學上的嘗試與創新，這個都會被尊重包容。像去年的同學的作品，也會有些挑戰或者挑釁老師的作品出現，比如對社會責任或道德的想法，他們也提出質疑，（陳：有這樣的作品？）有啊，而且不是只有一部，是好幾部。而且不一定是正面與你的意識型態挑戰，也許是旁敲側擊的，諷刺的，對紀錄片的定義挑戰，而這些都會被尊重。雖然大家都來學紀錄片，可是不一定要對紀錄片有同樣的定義。有的人喜歡玩某一種東西，有的人突發奇想，雖然會讓看的人一時很錯愕，不知道怎麽去評論他，可是這就是他對紀錄片的想法，應該被尊重。這樣的風氣在所上應該還可以吧。目前一二屆拍片的類型還很豐富多元的。 所以我也在受教育，沒有關係，學校的課程架構和機制是這樣設計的，那麽他多少會受到一點影響。我很積極地去設所上的片庫，你看看，以後一定會有影響。片庫是我多年累積的資源，我把我多年的經驗都帶到音像所來。我很刻意用心去設片庫，我覺得片庫是個根，就好像建築師蓋一個房子，不一定會馬上有人懂，不一定會立即造福什麽，可是那建築會存在一百年兩百年，那種影響，那種民衆文化的形成會慢慢出來，出來到變成社會的一部份，就和社會不能分割了，我覺得片庫就是這樣。我那個片庫裏累積了幾個很重要的收藏，將來都是很重要的資産。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往後的人會使用到它，出來一些論文報告也好，或是相關運用也好，這樣的設計就對了。所以，這個東西，不急著一時片刻的，不是這一兩天的，是很長遠的東西。 我有幾個很棒的收藏，（很高興得意的表情）你去了嗎？ 陳：還沒有。我沒有鑰匙。 井：你去了會把你嚇一大跳，我帶你去看。這就是在台南的一個好處，我可以不受干擾，不會一天到晚有記者、學者啦、政界的什麽人來拜訪啦，可以安安靜靜的做事，沒有人吵我，然後讓它慢慢成形。在我們所裏，我也會和老師討論音像所的辦學理念，讓它在授課時變成方向，或者在作品發表的時候，提出意見，那都是在做溝通。再怎麽樣，我就住在這裏，學生天天都會看到我，我跟他們的溝通不只是透過口語的，我做的事情也是溝通，我找了什麽人來演講，設計了什麽樣的課程，搞了一個什麽樣的片庫，這些東西都是非口語的東西，是要讓他們看。 ■音像所學程的設計 井：我們是理論與實際並重，實際的就是拍片的技巧，如何攝影、剪接、做田野、如何錄音等等，變成一個可看的作品，在技術上要花些時間，我們的教程是三年，每一年都要有一個作品出來。爲什麽設計爲三年？技術上的課程好辦，但是有些觀念的養成，需要長一點時間琢磨琢磨。理論上像美學、人類學、田野調查，甚至對臺灣社會的看法，怎麽去觀察臺灣社會的變化，臺灣社會研究，社區發展，政治經濟學，用生產關係來看臺灣社會的發展，這些都是觀點的問題。在我們主觀的想像，這些對學生都會有幫助。來學紀錄片不僅是要學怎麽拍，還要知道要拍什麽。不只是技巧，我們還希望學生可以學到怎麽看問題，瞭解臺灣社會的變化。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至少要有他的看法。拍片也不希望倉促，因此從理論到實際這樣一算，起碼要三年。 至於影片(film)這種創作媒材，到底現在要不要再來學它？這可以討論。有的人覺得沒有必要了，有的人已經不再考慮使用了，現在很多人拍紀錄片或者新聞片都用錄影(video)直接在非線性剪接上剪輯。可是我覺得這裏畢竟是個影像的學校，對影像的創作媒材應該要有多一點認識。電影還是有電影這個媒材的價值、觀念、美學，是一個學影像的學生需要瞭解的。因爲影像創作的發展是從影片發展來的，讓學生接觸多一點不同的媒材，知道影片的歷史、知識、美學與影片的感覺，使用影片是什麽感覺，什麽態度，有了影片的經驗我覺得會很珍貴，之後轉向其他的媒材，會更扎實，所以要早一點學，太晚就來不及了。因爲一接觸錄影，創作者的態度會完全不一樣。 因爲錄影太便利了，很方便很直接，有著與影片完全不同的價值。而影片仍然維持著手工的細膩，那種feeling，所以我希望讓同學儘早接觸。 陳：如果用紀錄片從事社會批判與改革，勢必越來越不可能使用昂貴的影片作爲拍攝媒材。這對於你這樣一個正統電影教育出身的工作者而言，會不會有掙扎矛盾，有沒有可能就此割捨影片這樣的媒材？ 井：當然會有掙扎，不過冷靜思考以後，經歷過自己創作實踐之後，會發現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素材，它們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考方式。這樣想了之後，就會發現不會成爲問題。錄影是爲了溝通方便而出生的材質，所以它的傳播快速，作爲意見表達的方式，會非常個人化、平民化、很便利可以成爲運動的工具，對於教育推廣，群衆的意見的交換溝通，非常直接快速。但是它不深刻，爲什麽我這樣說，第一個它創作太方便，不耐看，因爲太便利，常常是資訊的傳遞，看完就算了的東西，有點像傳單，因爲很容易很快，功能性強，很快就得到訊息，但是它不夠深刻。第二，它的保存年限有限制，傳播的時間不夠久，這會影響它的深度。但這不會影響它的價值，因爲它的價值就是流通快速影響力大，你想想看一卷錄影帶的傳遞和電影放映有多大的不同，錄影帶可以很快造成群衆的意見，形成群衆的文化，很快很便利。影片的東西則有它的麻煩，它不普遍，無法做到個人化，沒有溝通的便利，放的時候又要放映機，放映師，麻煩。也正因爲它需要某種機制才能拍片，所以它需要精打細算，要深入細緻的思考，你必須要字字斟酌，就像作文章一樣，要很精准的東西。就這種生産特色來講，需要思考更周延，這是因爲媒材的特色，會比較有深度。保存的年限很長，一百年沒有問題。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需要嚴肅的深刻來探討的重大事件的紀錄，用影片這樣的材料比較好，因爲保存年代久，可以在很久以後仍然發揮它的價值。還有畫質的問題，所以站在史料來思考，國家檔案、文化資産、重大事件，國家重要事件，就要用影片。 所以經過我的實踐，我覺得兩者不會有衝突。我待會帶你去片庫看你就會知道，那些東西，正因爲它是用影片拍攝的，所已經過了這麽多年，它還會以基本的畫質保存下來，那些可以說都是國寶的東西。換言之，只有影片才有機會變成國寶(珍貴的史料），錄影就沒有辦法。 陳：本來是沒有衝突的，可是站在成本上來想，貧窮的工作者想要取得媒材，就只剩下錄影了。是嗎？ 井：現在的臺灣社會好像不那麽貧窮了（笑），現在的學生都很有錢。我們那個徵求工讀生的告示貼了半年也沒有人要來整理片庫。我想，經過第三世界電影想法的洗禮的人來說，影片確實是昂貴的拍片工具，可是成本可能是一種神話，不見得是如此，經過了精打細算之後，你還是可以控制。所以這是觀念的問題，你要有那種紀律，但又要有那種自由度。紀律就是你拍片不要隨便亂拍，但是你又要有那種自由度去表達個人隨性自由的意念。拍一部片，不必然是那麽昂貴。培養敏銳度，想清楚，有可能是一比一的比例，怎麽拍就怎麽用，言下之意就是這樣。 採訪後記 在訪談後，所長帶我去參觀他費盡心力經營的片庫。片庫的入口處陳列著英國BBC的紀錄片，不過所長說這沒什麽，這是有錢就買得到的東西，我讓你看看真正的寶貝。於是我看到了他當年在電影資料館時搜集到的老台語片，其中甚至有些從國外（如英國）再把我們的電影買個拷貝回來。我問爲什麽我們的東西到英國去了？於是所長幫我上了一堂殖民與被殖民的課程。他說，你去看看那些殖民國家，他們是很大氣的。爲什麽這樣說，從殖民國家開始展開殖民的侵略以來，他們派出了知識份子，派出了傳教士，派出了和平團、甚至探險家，研究者，以各種方式進行研究殖民地的工作。這樣的國家他們會重視殖民地的檔案，會注意殖民地的史料、文獻、甚至連電影都帶回去研究收藏。但是殖民國家所作的這些工作，終究總的就是爲了殖民的目的。他必須將殖民地作爲一個「他者」這樣的研究，以達到他完全掌控掠奪的目的。 然而在這些台語片國寶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則是堆置在片庫一隅，裝在數十個藍色的塑膠籃裏的電影膠捲，所長以一種老博物館管理員的口氣對我說：「你讀那個標簽，你讀讀看，看那上面寫些什麽？」我低頭看，一卷一卷去辨識著。 有些片子還有白鐵片盒，有些則沒有包裝地、沾著灰塵地成堆堆置著。上面都有標簽，其中一卷這樣寫著：「臺灣電視公司，56年11月26日：國際大事」；或者「某年某月某日：竹東鐵路通車」、「某年某月某日：魏道明特使來台」（這表示是光復初期，國民政府的特使到臺灣來交接視察之類的紀錄）。所長告訴我，這成堆的電影底片，都是從臺灣電視公司的倉庫中，費盡心力找出來的。當年電視臺還沒有使用電子攝影機拍攝之前，每天用16釐米電影底片拍攝的每日新聞，從民國50年到76年左右，總共有一百萬尺，保存了臺灣社會幾十年來的細膩的常民生活與社會大事紀錄，都在這裏。 所長一一細心地檢視著這些底片，眼神專注珍愛注視著他的珍藏。只在偶而的一個片段說：「唉我們的那些電影青年，都去崇拜研究著高達和楚浮，把這些東西都丟到腦後，整天抱怨來抱怨去的。」走在片庫的走道裏，我忽然聽見他輕聲地這樣地喟歎。忽然間覺得很難過，覺得這是一個相當沈重的鏡頭，對於我這樣一個也不算新世代，但是幾乎遠離了歷史感的年輕人而言，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史料收藏者以及一個本土紀錄片推動者的心情，那埋頭在灰塵與倉庫中的工作，對我而言，想必還潛藏著某種我尚未完全明白的文化工作者的安靜態度與藝術觀、歷史觀。他是如此相信這些羅縷記載著臺灣腳步的膠捲，將來，必定會成爲母國文化中重要的基礎。 所長規劃將來這個片庫將有三個主要的收藏，一個當然是他搜集整理的那些台語老電影，第二個是這些臺灣的每日新聞史料，第三個就是即將要入庫收藏的綠色小組拍攝的兩千多支，見證臺灣民主化過程的社會運動錄影帶VHS母帶。臺灣史的往昔，沈默地堆置在台南烏山頭水庫丘陵地上的一間倉庫裏。如果沒有人有這樣的思考，它其實已經滿是塵煙地被遺忘在電視公司的一個角落，將來沒有人知道它們整批去了哪里，也許一把火，從此被這個善於抛棄的社會徹底遺忘。而有人費盡心力將它們都帶到這裏之後，未來呢？身爲年輕世代的一份子，我很清楚我所受的教育與成長過程中，缺乏歷史感這種美感與珍視的感情，在今天之前，我並不真正瞭解挖掘的意義，而此刻，卻無意中觸碰了挖掘的虔誠態度。在倉庫裏，我被這種態度震撼。 這種意象，無可避免地沈重起來，面對這些歷史底片，我幾乎沒有辦法言語。我覺得這裏面還有許多我尚未能瞭解的人生智慧，忍不住問所長，難道不會覺得孤獨嗎？ 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的表情是很祥和平靜的，所長說在電影資料館的努力之下，他覺得這個工作經過數年不少人的共同努力，多少已經做出了累積，回頭看覺得蠻欣慰，他並不覺得孤獨。 但是我，成長於80、90年代的我，則因爲瞭解我身上具有那種不珍惜、沒有歷史感的特質，而忍不住憂慮了起來。我想我這種悲觀，恐怕也不是所長那個年代的人可以瞭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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