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理論述評

作者:吳清軍

  近20 年來,中國社會學在社會分層研究領域,無論是研究數量還是研究質量,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學對轉型時期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機制以及階層結構的變化,都做出了豐富的解釋與分析(李路路、王奮宇,1992 ;李強,1993、2000、2002 ;孫立平,1996、2003 ,等等) 。(注1)但是,研究的局限性也相當明顯,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在研究主題上,社會分層研究主要集中在階層結構與社會流動方面,大部分研究專注於分層標準與社會變遷機制的討論,重宏觀結構性分析而忽視微觀層面的分析(張宛麗,2000) ;其二,在理論資源上,主要運用韋伯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特別是戈德索普、帕金、吉登斯等人的理論,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階級研究理論;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大型的問卷調查,往往忽視質性研究方法。

  中國社會分層研究之所以出現這些局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近期美國社會分層研究的影響,20 世紀90 年代初以來,在美國社會科學領域一直存在著關於階級作為研究工具與作為社會實體是否還有存在必要的爭論,階級分析已逐漸走向衰落,並且隨著新馬克思主義與新韋伯主義的不斷融合,強調大型問卷調查方法與結構性分析的階層研究已成為社會分層的主流(李春玲,2004a) 。另一方面也受國內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在中國,階級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含義,階級分析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流派或理論思潮,它的含義和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學術和理論領域。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階級分析是一個讓人反感、忌諱、敏感的話題(李春玲,2004b) 。70 年代末的經濟改革,國家宣佈從階級鬥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階級、階級鬥爭逐漸從官方意識形態和話語中被取消了,與此同時,作為學術範疇的階級分析也從學術話語中逐漸消失(李靜君,1999) 。但是在當代西方社會學論著中,階級分析是解釋社會經濟差異現象的一種重要的理論視角和分析模式,是社會學研究中的一種主要的學術流派。

  當中國社會分層研究忽視階級分析的時候,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推進和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我們看到了基於市場利益和私有制的階級現象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體驗與前改革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傳承相結合,在中國勞工的部分片斷中生產出了強烈且高水平的階級衝突意識(李靜君,1999) 。本文試圖通過梳理與反思階級理論,為更進一步把握社會轉型時期中國勞工群體的轉變提供借鑒與啟示。按照斯科特‧麥克諾爾(Scott G. McNall) 等的說法,本文是致力於「重返階級」(bringing class back in) 的討論。

  西方階級理論在階級形成、階級結構、階級意識、階級行動等領域都已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研究系統。本文不可能對整個階級理論做梳理與評述,而是選取了其中爭議較少的階級形成理論進行分析。

一、工業化、無產化與工人階級形成理論

  階級研究一直是西方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爭論最為激烈的研究領域,特別是自20 世紀70 、80 年代以來,隨著丹尼爾‧貝爾提出「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西方學術界圍繞「階級消亡」(the end of class) 的話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觀點對立的兩派。贊成階級消亡的學者認為,在西方社會,階級作為歷史的主體已結束,作為理論的客體也被解構了,所以「階級」作為分析工具與作為社會歷史實體都已結束了(Hall , 1997) 。(注2) 反對「階級消亡」的學者則認為,雖然在後工業社會中,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階級在經濟、政治與家庭領域都沒有消亡,階級仍然是導致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階級不僅作為社會實體繼續存在,並且階級分析在當代社會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20 世紀70 、80年代,這些學者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與韋伯主義的基礎上,發展出新馬克思主義與新韋伯主義理論取向的階級分析高潮(李春玲,2004a) 。

  儘管在西方現代社會理論中關於階級是否消亡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觀點,但是,爭論雙方對於階級形成是當前學術與政治關注的中心這一點並沒有多大的分歧。埃拉‧卡茲尼爾森和阿里斯蒂德‧澤爾博格在《19 世紀工人階級形成:西歐與美國的模式》中認為,與爭論階級是否消亡不同,在階級形成研究領域,爭論的問題並不是階級形成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性,而是階級是怎樣形成的(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5) 。在研究工人階級形成的經典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湯普森與霍布斯鮑姆的爭論並不在於英國工人階級在18 - 19 世紀是否形成,而是工人階級形成的時間、途徑, 以及條件( 參見湯普森, 2001/1963、1995 ;Hobsbawm,1984) ,卡茲尼爾森、澤爾博格與湯普森的分歧也在於此,他們通過比較三個國家工人階級的形成模式,得出19 世紀西歐與美國工人階級在形成模式上與湯普森的英國模式存在巨大差異。

  西方理論界之所以對階級形成研究是學術與政治關注的中心點存在較少的爭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工人階級形成研究大部分是對社會歷史的研究,與時下的政治辯護存在較少的關聯。在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中,儘管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運用理論資源上存在差異,但是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對象都是18 世紀末- 19 世紀西歐與美國的工人階級形成歷史,從馬克思到湯普森、霍布斯鮑姆,再到20 世紀80 年代的卡茲尼爾森與澤爾博格等人,他們都對這一時期的工人階級歷史進行了闡述。從他們分析的具體內容來看,雖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系統地表達工人階級形成理論,但是他提出的從自在階級轉向自為階級的模式,即階級結構決定階級意識與階級形成的模式,為後來的工人階級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範疇。從湯普森20 世紀60 年代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以來,階級形成研究領域就一直在批判或修正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研究範疇,湯普森通過引入階級經歷與階級行動者的要素,試圖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約束,而卡茲尼爾森、澤爾博格等人則批判了湯普森在沒有比較的情況下把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模式當成了整個19 世紀西歐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形成的普遍模式,指出了不同國家中工人階級形成模式的區別。

  雖然經典理論家在有關19 世紀工人階級形成的觀點上存在很大差異,但他們都認為,19 世紀西歐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起源於工業化、無產化社會結構的發展,勞動力市場的無產化以及工人對這些社會結構發展的反應,並以集體傾向性(disposition) 與社會行動的形式存在(Katznelson et al . ,1986) 。從前資本主義、前工業化社會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歷史轉型不僅帶來了生產方式、勞動關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轉變,而且也帶來了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階級作為一種組織、思考與行動的社會方式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出現了,西歐與美國的工人階級就是在工業化的歷史轉型時期形成的。

  卡茲尼爾森指出,雖然在19 世紀西歐與美國的工人階級形成存在著不同模式,但是工業化在經濟上給這些國家帶來的影響是相似的。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變遷首先體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變化上,這一變化主要表現為尋求利益最大化的財產私有企業經濟的建立,新型的經濟模式確立了企業與工人之間資本—勞動力的市場化勞動關係,工人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企業付給工人工資,正像波蘭尼指出的, 「大轉變」(great transformation) 使得貨幣、土地與勞動力都商品化了,資本主義的出現與工人的無產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形塑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與社會關係的轉變,工人離開家庭進入工廠,不同階層混居的局面被打破,整個城市社區被分割成居住區與生產區,並且,居住社區按照不同的社會階層被分割開來。隨著工作與家庭的分離、不同社會階級在空間上的逐步分割,整個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係都發生了轉變。面對社會結構的全方位轉型,工人階級要理解和處理生產組織、勞動環境、社區組織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變化,這些轉變導致工人階級在語言、意識等方面產生基本的變化,工人階級也是第一次改變了他們的語言表達、世界觀以及思考自己作為工人的思維方式。他們超越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以專業為聯結基礎的、相互分割的手工業者團結形式,形成了以階級利益為聯結樞紐的組織形式。

二、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發端出來的問題

  工業化、無產化只是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條件。佘龐認為,階級形成實際上是客觀與主觀兩個雙重的過程,客觀的過程包括既存的生產模式以及人們被安排到不同經濟實踐中的過程;主觀的過程則包涵著人們發展出對自身與生產資料關係的理解,創造出對世界變遷的反應方式與發展出一系列共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Therborn ,1983) 。從這兩方面看,研究工人階級形成就是要追問工人是怎樣變成了階級的主體? 客觀過程與主觀過程存在著怎樣的邏輯關係? 馬克思對這一問題採取了辯證的、形而上的回答。在馬克思看來,階級在根本上是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的,這一生產關係伴隨著對資本所有者與非所有者的區分。由於這種區分,產生了在經濟利益上相互對立的、具有明確邊界的群體。這些群體逐漸發展出具有衝突性和區分性的社會和政治共同體,也就是階級。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特別凸現社會制度對於社會階級的決定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佔有制和資方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體制,造就了兩大對立的社會階級。

  馬克思賦予了工人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但並沒有在理論上說明工人如何從經濟的生產者轉變為政治的行動者。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馬克思對階級概念的類別作了區分,一類是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 ,一類是自為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 。所謂自在階級是指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而帶來的大量勞動者,他們的階級角色是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體制所決定的。爾後的社會學也稱之為「客觀階級」,即他們是居於客觀存在的社會階級結構地位上的集群。自為階級則不但在客觀層面上,而且在主觀上要對自身所處的階級關係有明確的認識,確立自己作為歸屬的階級之一員的角色感,即階級意識,之後才可能產生階級意識驅動下的階級行動,從而完成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正如奧索斯基所言:「在採用經濟標準為基礎的階級概念時,馬克思有時引入心理的標準來對此概念的範疇加以限定。符合社會階級的經濟條件人群,只有在他的成員被階級意識、被共同利益的意識、被引發共同的階級對抗的心理邊界聯繫起來,才能成為完整意義上的階級。」(Ossowski ,1963 :73) 根據這一邏輯,工人階級的最終形成,端賴於從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端賴於階級意識的產生,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對此做出經驗論證,而是認為階級結構與階級形成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邏輯聯繫,並且做出了革命性的預測:工人階級必然要成為推翻資本主義剝削體系的歷史主體。在這一階級形成的邏輯中,我們又一次體察到了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規則的施用:即生產關係(經濟的、客觀的) 決定階級意識(意識的、心理的) ,從而決定階級行動(行動的) (詳見李煒,2004) 。

  從馬克思的闡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工業化、無產化與新生階級社會之間的關係抽像成了一般的歷史模式,並期望工人階級能夠對這些關係做出革命性的行為。索莫斯認為,這一模糊而強有力的思辯式模型使後來所有工人階級形成的研究都來源於同樣的問題:為什麼在現實中「真正」的工人階級失敗了(Somers ,1997 :73 - 105) ? 為什麼工人階級沒有出現理論預設的那種內部團結? 為什麼工人階級的行動偏離了理論預測的革命行動? 為什麼工人階級不像理論預設的階級方式那樣行動? 簡言之,為什麼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的預測失敗了?(注3)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言:大部分工人階級形成研究不去尋求解釋實踐中確實存在什麼,而是集中解釋工人階級為什麼沒有出現預期的結果,即西方工人階級為什麼沒有出現革命的階級意識。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由於受到了馬克思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的理想模型,以及預測工人階級必然會在資本主義客觀階級結構中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的影響。因此,對於這些研究趨勢應該進行反思,即要追問在工人階級研究中為什麼沒有關注於如何解釋經驗中存在什麼,而是關注於人們沒有按照理論預設以正確的方式行動? 為什麼所有的階級形成研究均根源於「缺失」(absence) 的認識論(Somers ,1989) ?

  在這樣的追問下,斯波恩在總結20 世紀60 - 90 年代馬克思主義階級形成理論時指出,經過近30 年的發展,工人階級形成理論已從原來的自在階級—自為階級單一模型轉向了多元的、複雜的,以及國家、地區間的多樣性的研究,研究興趣涉及到了工人階級在形成過程中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響。60 - 90 年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在理論與方法上解決了兩大核心問題:其一,階級概念本身存在著問題,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模型,不僅階級的概念、定義和方法問題被提了出來,而且工人階級內部不同階層的聯結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其二,通過認識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不僅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發展過程,而且也是依賴工人階級與不同社會背景之間特殊關係的、變化著的過程,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與社會背景的關係問題也被更加系統地加以考慮(Spohn ,1998) 。所以,60 - 90 年代的工人階級形成研究,已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形成了新的發展趨勢。

三、湯普森:1790 - 1832 年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湯普森在1963 年出版了他最有影響也最具爭議性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按照塞威爾的說法,這本書是任何研究工人階級形成歷史的必需的出發點,20 世紀70 - 80 年代西方工人階級歷史研究的轉型與復興都可以看成是在與湯普森對話,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為一代勞工研究者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議程(Sewell ,1990 :50 - 77) 。湯普森之所以獲得如此高的讚譽,是因為這本書豐富和擴展了整個工人階級歷史的概念,塞威爾認為,在該書出版前的20 、30 年間,工人階級研究主要限於四種流派,即工會與工黨歷史、工人領導傳記、社會主義學說歷史,以及工人生存條件調查。但是湯普森的這本書用大量人類學式的細節描述突破了這些狹窄的研究。湯普森對工人階級歷史的闡釋不僅包括對工會、社會主義學與真實工資的研究,還包括對大眾政治與宗教傳統、工廠車間儀式、秘密起義的謀劃、民謠、匿名的威脅信、衛斯理教讚歌、交易會、鄉村舞蹈、罷工資金捐獻名單、乞丐的詭計、手工業者的寓所稱呼、農場主的記帳簿、紡織工的菜園等無數豐富的歷史記載。

  塞威爾認為對於整個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來說,讀了湯普森的著作,整個工人階級歷史的研究視野突然之間開闊了,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為整個工人階級歷史研究範疇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

  在書中,湯普森避免明確討論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而是在序言中使用了模糊的表達形式。塞威爾認為湯普森利用這種方式可以跳出斯大林形式主義的約束,且湯普森本人也不主張讀者把他的書當成一套抽像的理論命題(Sewell ,1990) 。湯普森的這種理論討論安排,在突破當時形式主義束縛的同時,也突出了他自己對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見解。書中最核心的思想內容是:工人階級的出現是1890 - 1932 年工人複雜而矛盾的階級經歷(experience) 的產物,工人階級的形成離不開階級經歷。這一理論命題隱含地貫穿於對工人階級經歷的描述中。

  儘管湯普森沒有明確表達他的理論主張,但是在他豐富的歷史事實記載中實現了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突破,這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兩大理論貢獻。其一,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 引入了階級行動( agency) 的概念( 湯普森, 2001/1963)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中,決定論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獨創的解釋模式,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決定論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後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湯普森也不例外。但是如麥克萊倫所言,湯普森作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者,他強調人的行動,強調道德自主性,以及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人的需求與行動的可能性,工人階級創造了自身的歷史,而並不是歷史創造了他們(McClelland ,1990 :2 - 3) 。其二,湯普森突破了傳統的結構—化約主義( structural-reductionist) 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引入了階級經歷(class experience) 的概念。麥克萊倫認為,湯普森和其他許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者一樣,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代替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他的分析中,社會存在的概念被延伸到包涵更廣泛的一系列社會與政治制度、行為與過程,而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狹隘的經濟概念,在這一點上,湯普森引入了他最有創新和最富爭議的概念——階級經歷,他巧妙地在社會存在與階級意識之間提供了歷史調和,即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個複雜的、互為矛盾的經驗王國,這就是階級經歷(McClelland ,1990)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前言中湯普森指出,階級經歷主要由生產關係所決定,人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係,或在以後被迫進入。階級意識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湯普森,2001P1963 :2) 。

  湯普森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與結構—化約主義的桎梏,強調了文化與社會制度在階級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確定了所謂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t) 和建構主義視角。首先,湯普森對階級概念做了界定,認為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是一種結構,也不是一個範疇,它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的某種東西,階級的產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他認為:「階級,據我理解,是一種既存在於經驗的原始材料中又存在於意識中的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大不相同並且看起來各不相干的事件結合起來。我強調階級是歷史現象,我不認為它是一個『結構』,甚至也不是『範疇』,我認為階級是某種在人類關係中發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證明已經發生的事) 」(湯普森,2001/1963) 。第二,從工人階級的經歷中分析階級形成的過程。湯普森依照經驗主義的原則,通過對形成英國工人階級的眾多個人生活經歷的研究,指出每個人出生時或長大後都會不自覺地進入某種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決定日後各人的經歷;在生產關係中處於相同地位的人會有大致相同的經歷,這便是階級的經歷。但階級經歷不等於階級,只有「當一批人由於有共同的經歷(繼承或分享的) 感受到或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彼此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時常對立) 時,階級就出現了」。換句話說,只有當階級本身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即產生階級覺悟,階級才形成。在湯普森這裡, 「自在」和「自為」的區別是沒有的,因為只要階級「形成」了,它就有自我意識;若沒有自我意識,階級就還沒有形成。第三,從歷史關係(文化傳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中理解階級經歷、階級意識與階級形成,強調文化與制度在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湯普森認為,階級的自我意識是在許多歷史事件中獲得的,因此階級只有在歷史活動中才能體現。階級的經驗主要是由客觀的生產關係決定的,但是僅此還遠遠不夠。湯普森把階級經驗和階級意識加以嚴格區分。他認為,階級經驗主要是由人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決定的,階級意識是人們以所繼承的傳統文化資源對他們的階級經驗進行反思的結果。這意味著階級意識不是完全自發地從階級經驗中生成的,在階級意識的形成中,某些文化傳統的因素必須被考慮進去。

  儘管湯普森本人聲稱要突破當時結構化理論的束縛,但是如塞威爾所批判的,湯普森在對工人階級形成的論述中,實際上也暗含了結構化的觀點。湯普森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但他的分析也暗含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觀點。他強調的是生產關係決定階級意識,但是他用階級經歷在二者之間提供了歷史調和。

  對湯普森的理論,麥克萊倫提出了三點批判(McClelland ,1990 :4 -5) :其一,即便湯普森沒有假設工人階級的每個成員都會形成同樣的階級意識,但還是易於受到這樣的指責,即過於低估了工人階級經歷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可以從很多方面去反駁湯普森的觀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與傳統社會生產關係的毀滅並不是在某個時間點同時發生的,在實際中,兩種生產關係並存的局面一直延續著;並且,湯普森研究的英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只是西方國家的一個局部,而西方各國的工業化過程並不是同步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直接導致工人階級在意識與經歷上的差異。更有論者認為,湯普森的分析存在著一個關鍵問題,即沒有關注到由於性別之間權力與地位的結構性不平等,產生的社會意識也不可能是同一的。霍爾認為,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應該按照女性主義的歷史分析重寫(具體見Hobsbawm ,1984 ;Eley ,1990 :12 - 49) 。其二,雖然湯普森沒有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之間存在必然邏輯,但是他認為從工人階級的經歷轉向工人階級意識是毫無疑問的過程。實際上這也是需要討論的。在這一點上,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討論來自後結構主義者約翰斯的批判。約翰斯認為,研究工人階級形成應該更注重在語言與日常交談中政治與意識形態建構的自主性(Jones ,1983) 。和湯普森一樣,約翰斯對當前的政治與歷史也高度關注,他不僅關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應關係、經濟意義上的階級與政治鬥爭中利益表達關係,而且關注創造政治與政治語言形式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將會凝聚或者建構成階級和社會群體(Jones ,1983) 。其三,湯普森高估了工人自身在工人階級形成中的力量,沒有充分考慮到國家和外來力量對工人階級形成的影響。在討論工人階級是怎樣以及由什麼力量促成的時候,湯普森並沒有認為,工人階級的形成在時間上是同一的過程,但是他認為有三個時段是關鍵的,即18 世紀90 年代、1815 - 1819 年、1830- 1832 年,每個時間段都出現了激進的政治運動,而每場政治運動都受到了來自上面,特別是國家的抵抗與鎮壓。麥克萊倫(McClelland ,1990) 認為這就引發出了問題,即國家的行動及其他外來力量與工人階級有效的組成階級實體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工人階級自身的行動能否形成他們的歷史? 這裡要討論的就是除了工人自身因素之外,國家和政治力量是否是工人階級形成的重要因素。湯普森認為工人階級的形成依賴於工人自身的力量與傳統,工人階級創造了自身的歷史。但是從18 世紀末至19 世紀初的歷史可以看到,由於激進主義運動長期失敗,各種政治力量在社會與政治領域中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中產階級改革派、手工業者和土地獲利者開始聯合反對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反對工人階級的政治要求。正如埃裡( Eleg ,1990) 所分析的那樣,應該把政治文化和國家從後台推向歷史討論的中心,強調在18 - 19 世紀整個社會與政治形成中各種階級複雜關係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片面地強調自上或自下力量的重要性,工人階級是在各種複雜的階級關係中形成的。

  儘管湯普森的著作招致多方批判,但毫無疑問,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開創了工人階級形成之研究的新局面,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啟發與借鑒,它的理論貢獻是無可置疑的。該書至今被西方許多大學奉為政治史、勞工史、社會史和現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典之作。

四、霍布斯鮑姆:1870 - 1914 年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湯普森的著作問世之後,馬上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霍布斯鮑姆就屬最激烈者之一。他對湯普森的批判有三點:其一,湯普森認為英國工人階級是在18 世紀90 年代到1832 年憲章運動期間形成的,但霍氏反對這種說法,他認為在那個時期工人階級遠沒有形成,當時引導社會運動的主要是有產的手工業者和資產階級;其二,湯普森把工人階級當成了一個整體,但霍氏認為實際歷史並非如此,工人當中存在著等級嚴格的界限,霍氏在他的文章中認真分析了工人階級中的工人貴族與普通工人的區別;其三,霍氏認為湯普森把工人的歷史當成了工運史或者說是工人階級鬥爭史,但工人的實際生活並非如此,應該把工人階級的歷史研究從工運史轉向對工人的日常生活研究(Hobsbawm ,1984) 。

  在批判湯普森的基礎上,霍氏提出英國的工人階級形成於1870 -1914 年間,而並非形成於19 世紀早期。當然,正如他在《1872 - 1914 年工人階級的形成》開篇所說的,階級的形成並不像建房子那樣一次完成,階級從來就沒有被完成過或者形成固定的形式,它永遠都處在變化當中,但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歷史新階級,還是應該站在某一時間點上去回溯它出現的軌跡。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也是要追溯工人階級形成的軌跡,霍氏認為,雖然19 世紀20 - 30 年代的工人已被湯普森等人稱為「工人階級」了,但在那段歷史時期,實際生活中的工人遠沒有形成以階級利益為團結方式的社會群體。所以說,對英國無產者並不能按照研究者給他們安置的名稱去認識,而應該從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生活與娛樂方式,以及階級意識等方面去認識。

  首先,憲章運動並非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標誌,英國工人階級直到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才形成。霍氏認為,湯普森將工人階級的形成追溯到19 世紀初,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因為在憲章運動時期,英國社會已被明確地表達為階級社會,並且這種階級社會被明確地表達為由地主、資產階級和勞工組成的三位一體結構。由此就暗含了工人階級已成為整個社會分層結構的一部分。但霍氏認為,這時的工人階級只是作為一種概念而存在的,現實生活中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並未出現。

  在湯普森等人的著作中,憲章運動時期的工匠、熟練工人、手工業者等獨立小生產者都被稱為熟練的工資工人,而不是小生產者,但在實際生活中,僅有少部分製造業工人才是被工業僱主所掌控的。

  霍氏認為,湯普森把憲章運動看成工人階級形成與發展的結果,顯然是錯誤的,憲章運動前後的勞工運動並不存在連續性,歐文社會主義與19 世紀80 年代社會主義復興之間也存在著代溝。英國持續的勞工運動歷史,包括對這些歷史的記錄,都是在憲章運動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後才開始的,所以歐文主義、憲章運動以及工人階級早期的運動都是英國工人階級與勞工運動的開端,不能算工人階級形成的真正標誌,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人階級的形成要大大晚於湯普森時間。

  第二,1870 - 1914 年間的工業經濟發展真正帶來了工人階級的變化。霍氏認為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工業經濟在生產規模、生產模式、技術以及工業組織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那麼這裡存在的問題就是:新的、更加廣泛的工業化經濟發展怎樣影響了工人階級? 霍氏認為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其一,工人階級在絕對數量與密度上增加了很多,假如說1815 - 1911 年間在製造業、礦產業及其他工業上僱傭人數比例沒有發生變化的話,那麼在新出現的交通行業方面則增加了大量的僱傭工人。1911 年英國約36 個城市的居民超過了10 萬,是1851年的10 倍,城市居民的增加為交通業增加僱傭工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工業化不斷擴展,在一些以前不存在大工業的地方也興起了工業,這為工人階級數量的增加提供了條件。其二,工人階級的職業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871 - 1911 年間,鐵路工人從不到10 萬人發展到40 萬,煤礦工人從不到50 萬人發展到120 萬,而這段時期英國男性總人口僅增加了60 % ,工人人數的增長比總人口的增長多出許多倍。除此之外,工人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學齡兒童從1851 年占兒童總數的30 %下降到1914 年的14 % ,女性進入工廠也不僅限於紡織業。其三,工業化的擴展增加了國家在經濟與各部門中的整合力量,國家扮演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這也改變了工業爭端的狀況。1890 年以前,全國性的大罷工在實踐中並不存在,工人罷工都是為了部門自身的利益,所以全國範圍的集體談判也並不存在。但是,到了1910 年,超越部門利益的全國範圍的談判已經出現。政府為了直接的、切身的利益,不僅建立了勞動管理局,擴大了它的活動範圍,而且也委派一些高層官員直接參與勞工談判。其四,工業經濟的發展擴大了選舉範圍,增強了群眾政治力量,這一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霍氏認為如果沒有這一發展,就很難理解工人的微觀世界是怎樣聚集起來的,很難理解工人的狹小世界是怎樣轉變成全國現象的。

  第三,工人階級形成研究應該從工運史轉向對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霍氏認為,19 世紀80 年代英國社會主義的復興史,是每個勞工研究者都非常熟悉的,但是他之所以關注這段時間的現象並非是因為這段時間出現了幾百個社會主義組織者與支持者的意識形態的轉變,而是由於普通勞工在這個年代所發生的變化。之所以選取19 世紀80 年代作為研究的時間起點,是因為在這段時期,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以及工人階級在參與國家政治活動中的制度方針與行動策略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是史無前例的(Hobsbawm ,1984 :200) 。

  1870 年之後,有三大因素影響了工人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 (1) 在1873 - 1896 年大蕭條時期,生活成本大幅度下降; (2) 國內大眾市場出現,工人可以買到廉價的日用商品; (3) 城市外圍出現了大量廉價房,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條件。這三方面因素無疑提高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歷史學家對此是沒有爭議的,關鍵的問題是這些生活標準的提高並非是工資與消費的上升,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結果,例如工人階級內部人員結構的調整、零售業市場與小商店數量下降,大超市的出現、廉價交通工具的出現,以及城市居住區的分割。

  工人階級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全方面的轉變,特別是休閒與娛樂方式的轉變。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擴展、工人數量不斷增加,工人階級在生活方式上逐漸產生了認同,且與其他階級之間的分割逐步擴大,這也使得工人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逐步形成。霍氏認為這種分離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居住區的分離,這要歸因於中產階級與中下階層從原來混合居住區大批遷走;其二,按照自我期望值把工人分割開來,體力勞動者被認為是缺乏教育與技能的人群,他們在勞動力市場只能找到一些低等、沒有技術的工作;其三,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把工人分割開,體力勞動者與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其四,工人階級、國家統治階級與富有的資產階級被分割開來。

  從霍氏與湯普森對不同時段的工人階級形成歷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儘管在看待工人階級形成的時間上存在差異,但他們都是要研究工業化時期工人階級的起源與形成、工人對自身社會位置的認識,以及階級意識、生活方式與勞工運動的關係。霍氏認為,把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關係的歷史分成三個階段, 對研究工人階級形成是相當有益的(Hobsbawm ,1984 :1) ,這三個階段分別是:工人階級以獨立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出現的工業化早期轉型時期、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高度分離時期、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分離相對下降時期。從湯普森與霍氏的具體分析來看,湯普森研究的是第一個階段,而霍氏研究的則是第二個階段,由於時段上的差異,工人階級在數量規模、階級意識、政治力量及其與國家的關係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他們在理論上的差別。但不管怎樣,他們在勞工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都超越了20 世紀60 年代以前的勞工歷史研究。60 年代前往往從勞工運動研究工人階級的歷史,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的特徵:其一,把工人階級認同為勞工運動或者是專門的組織、政黨以及意識形態,從而忽略了工人階級自身的歷史;其二,只研究地方性的勞工歷史,研究視角非常狹隘,沒有把工人階級放到全國範圍內進行考察;其三,受馬克思主義「自在階級—自為階級」模型影響,把豐富的勞工歷史簡化成一般模式;其四,變成了一種技術性與方法論的討論,而不注重理論的分析(Hobsbawm ,1984 :2 - 5) 。在這四個方面,湯普森與霍氏的著作都實現了超越。(注4)

五、卡茲尼爾森和澤爾博格:四種變量、國別之間的比較

  卡茲尼爾森認為,霍氏在《1872 - 1914 年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劃分歷史時期的問題,湯普森與霍氏分別對兩個不同時期的工人階級形成做了理論分析。卡氏和澤爾博格1986年出版的《19 世紀工人階級的形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跨越這兩個時期,以編年史的形式分析19 世紀法國、德國與美國工人階級形成的不同模式。在書中,卡氏、澤爾博格和許多優秀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試圖解釋的問題是:怎樣解釋19 世紀工人階級形成的多樣化模式? 他們的目標在於批判與再闡釋當時流行的概念化階級理論,從而推動嚴格理論化的比較歷史研究。

  在前言中,卡氏指出當時階級分析存在的兩個基本誤識:1. 假設階級意識與階級行動能夠從資本主義客觀階級結構中推導出來;2. 階級形成概念被當成了從階級結構向革命的階級意識轉變的目的論過程(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這兩個假設把階級形成研究簡化成一個純粹的公式或是形成階級意識的標誌,更為嚴重的是,這兩個假設替代了對工人在實際生活、選擇與行動中的歷史變量進行系統比較的研究,而這些變量就是卡氏等人所要強調分析的、在革命理論預言之外的例外。在此,卡氏提出疑問:假如工人階級歷史研究仍然根源於一套不可檢驗的本質主義假設,那麼提出一套更好的工人階級形成理論與歷史研究是否可能?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卡氏認為要超越傳統階級形成的理論並不是要去追問現實情況與革命理論預測發生了怎樣的偏離,而是要分析不同國家階級形成模式的多樣化變量。那麼,首先要從討論階級概念本身開始,因為階級概念提供了討論的起點,不同的學者通常是在不同的層面上使用階級概念,大部分學者的討論都沒有明晰的定義,階級討論往往變成了不同層面上階級概念的爭吵。

  所以卡氏首先要做的就是明晰階級概念,他把階級概念從傳統模型的兩個層面擴展為四個層面,即從自在階級—自為階級擴展為資本主義結構、生活方式、意識傾向和集體行動(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14) 。他認為,簡單的自在階級模型合併了兩個分開的歷史過程,第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無產化,即第一個層面(資本主義結構) ;第二個層面是勞動力市場關係、工作與居住的社會分層。同樣,傳統模型的自為階級也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即意識傾向與集體行動。階級概念的第三個層面即意識傾向指的是工人階級的文化結構,通過這種文化結構,工人對自身所處的環境能夠做出有意義的反應,並且能夠感知自身的利益。階級概念的第四個層面即集體行動,指的是工人按照意識傾向做出的集體行動。卡氏把階級分解成四個層面的目的就在於為階級提供可分析的定義,而不是一貫運用的標準定義;通過重新定義階級可以發現在具體情境中階級形成的不同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抽像的傳統理論公式與預測。

  在具體內容上, 《19 世紀工人階級的形成》按照國家與時間兩個維度進行了組織,分別分析了19 世紀法國、德國與美國工人階級形成的不同模式。為了解釋不同國家的模式,卡氏的理論框架強調了三個假設,每一假設都由一系列變量組成。第一個假設是以經濟為中心的變量,包括經濟變遷、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以及勞動力市場中的變量;第二個假設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變量,包括宗教、人口和社會情境;第三個也是最為重要的,是一系列以國家為中心的因素,包括國家形成、稅收、公民權以及國家政策。在具體個案分析時,經濟結構是工人階級形成的必要條件,而以國家與社會為中心的變量則是充分條件。

  卡氏的概念框架和提出的三個假設在澤爾博格的文章中得到了詳細的解釋。澤爾博格在比較了不同國家工人階級形成模式的基礎上,強調了用一個獨立變量作為表達形式的重要性,並且運用卡氏的詞彙建構出一個精確的、解釋不同模式間區分的變量,即例外主義。他認為在勞工歷史上,每一個國家的個案都是特殊的、例外的,儘管資本主義發展必然孕育了工人階級的誕生,但是多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形成模式也必然帶來工人階級在意識傾向與集體行動上的多樣性( Zolberg ,1986 :397 - 456) 。澤爾博格儘管只對有限的幾個國家模式進行了比較,但是在文章結尾,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即到底有多少例外情況存在? 他的答案是有多少個個案就存在多少種例外。

  書中的七個個案研究證實了澤爾博格的結論。塞威爾比較了從法國大革命到1848 年間有組織的手工業者聯盟與工廠工人的渙散。他認為,手工業者聯盟傳統與正確表達革命國家思想的能力可以用來解釋他們顯著的政治戰鬥性以及反資本主義的行動能力。考克托(Alain Cottereau) 研究的是19 世紀後期的工人,他顛覆了傳統上認為是資本主義打造了工人階級的思想,相反,他解釋了地方勞動力市場與工人階級文化有效地限制了資本家的生產目標,並迫使資本主義發展下降。佩羅特(Michelle Perrot) 採納了卡氏的一個關鍵主題:工作與居住的社會地理學,他用這個主題解釋了鄉村與城市社區怎樣產生了反抗資本主義對工廠逐步監控的地方性集體認同,之後在集體認同的基礎上怎樣形成了工團主義組織, 並逐步加深對國家的懷疑。布裡奇斯(Amy Bridges) 則不同,她對比了美國與英國的工人階級狀況,研究了美國工人從1830 年作為工業機器向1860 年成為共和國公民的轉變,她運用城市工業勞動力、地方政黨政治與早期獲取的公民權之間的分離,解釋了在美國工人中游擊式的忠誠的發展。考克卡(Jurgen Kocka) 關注德國1870 年前自上而下的迅速工業化、傳統手工業的持續性,以及國家的分裂。他提出,從1848 年自由政治的失敗到1870 年,整個國家已經兩極化為社會主義運動與在政治上不願吸收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壓制性政府。諾蘭(Mary Nolan) 則解釋了1870 年之後的德國,聯合政府的壓制與家長式作風直接塑造了世紀末的工人階級,政治上的無權與社會福利政策聯合建立起了工人階級區分於其他階級的階級認同(Katzelson & Zolberg ,1986) 。

  卡氏對19 世紀法國、美國與德國工人階級形成的不同模式做了總結,他認為這些模式之間存在6 個方面的區別。1. 在法國,手工業者的價值、文化、組織與領導階層是工人階級形成的關鍵性要素;2. 工人階級對僱主和國家提出的要求在每個國家存在差異;3. 三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在整合國家與社會的定位上存在差異,與之相伴的集體行動模式也存在差異;4. 在三個國家中,工人階級在地方和國家層面上的聯繫存在著差別;5. 在三個國家中,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訴求的重要性存在著區別;6. 法國、美國與德國在19 世紀早期和晚期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斷續的時間長度存在差別。這些國家間的區別正好印證了卡氏提出的關於工人階級形成的多元模式的理論。

  索莫斯對《19 世紀工人階級的形成》的貢獻與缺陷做了很好的總結。索莫斯認為這本書的貢獻相當大,體現在四個方面:1. 卡氏與澤爾博格質疑了傳統的目的論,重新提出了歷史社會學在研究工人階級形成中受目的論影響所忽略的問題;2. 卡氏嘗試建立一個新的概念詞彙,從目的論到可分析的語言上的轉變,至少避免了像原先那樣用偏離等詞彙來解釋特殊的階級形成模式;3. 卡氏把階級從兩個維度擴展為四個維度,為具體經驗分析提供了更精確的操作方法,這樣就更易於對多樣化的階級形成模式進行比較與解釋;4. 這本書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了一種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卡氏新的階級形成理論實現了勞工研究從理想類型向宏觀分析的轉變(Somers ,1989) 。

  這本書也存在著缺陷,索莫斯將其總結為以下幾方面:1. 這本書並沒有完成它的宏觀分析目標。宏觀分析把案例分解,重新組裝進可檢驗的解釋變量,用這些變量確切地把案例統一起來,卡氏努力通過發展新的概念詞彙使這些變成可能,但實際上絕大部分個案研究者忽視了階級的四個層面的區分,也沒有把自己研究的個案與其他的案例做系統比較,這導致編者與具體案例的作者之間往往出現很大分歧。2.這本書最嚴重的缺陷還在於概念上,對傳統階級形成理論的有效挑戰並未取得很大的成功,用卡氏自己的話說,這本書對工人階級形成的不同路徑進行了編年史學的研究,但是,這本書決定性的變量仍然是階級形成的多樣性,而不是階級形成過程的解釋。3. 卡氏理論化了階級的四個層面,但是他明確地預設了決定性變量的解釋路徑,留給經驗研究的僅僅是在這個基本框架內對歷史多樣性進行解釋,所以說卡氏已先建立了一個因果關係的討論, 然後只是要求經驗證實他的理論(Somers ,1989) 。

  儘管《19 世紀工人階級的形成》存在明顯的不足,但它仍然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正如索莫斯所言,任何關注階級形成理論、方法和歷史的人都應該認真研讀這本書。它追問了所有正確的問題,它也是最近社會科學中關於階級歷史與理論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對卡氏,是值得稱讚的,他敢於挑戰傳統的階級形成理論,突破馬克思主義的框架而提出自己的概念與解釋,為以後的階級形成研究提供了示範與借鑒。

六、立足中國轉型時期的思考

  20 世紀80 年代後期及90 年代,受湯普森與卡茲尼爾森的影響,有學者開始利用研究西歐與美國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方法來研究20 世紀中期新興的、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形成歷史,研究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湧現了一批比較經典的文獻,例如:具海根(Hagen Koo) 在《韓國工人》一書中研究了韓國工人20 世紀50 - 90 年代形成的歷史;查克裡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在《工人階級歷史的再思考: 孟加拉1890 - 1940》一書中研究了印度工人1840 - 1950 年的歷史;塞德曼(Gay W. Seidman) 在《製造鬥爭——1970 - 1985 年巴西與南非的工人運動》一書中研究了南非與巴西1970 - 1985 年間的工人階級歷史。

  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論述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西方傳統宗教文化背景結合下的工人階級的形成,查克裡巴蒂與具海根等則借助湯普森創立的歷史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視角,在卡茲尼爾森的概念框架與比較模式分析的影響下,提出了不同於以西方為中心的工人階級形成模式,正如卡茲尼爾森在《19 世紀工人階級的形成》中的表述:既然工人階級是在歷史轉型時期形成的,那麼研究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就不僅僅包括勞動關係、工人聯盟、工人運動以及工人組織,而且要包括從前資本主義或者前工業社會繼承下來的社會關係、政治體制、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社會意識形態等因素,傳統社會非階級區分的社會模式同樣對階級形成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社會模式的多樣性會導致工人階級形成模式的多樣性。在具海根等人的論著中,分別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引進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形成,把以歐洲為中心的階級形成理論引進了對非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解釋。從總體上看,他們並沒有把階級看成是一種結構,而是強調決定階級傾向和階級行動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階級利益並非由其結構地位直接決定的,並且它轉化為政治行動的可能依制度和政治過程而定。他們都強調,並不是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一定能帶來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意識與行動,在分析工人階級的形成與階級意識時應該把特定社會的結構與文化、政治因素考慮進去。

  如果說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帶來了19 世紀西方工人階級的形成,20 世紀中期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向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轉變帶來了第二次工人階級的形成的話,那麼20 世紀末期,從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市場轉型國家的轉變是否會帶來第三次工人階級的形成? 這次工人階級形成的模式是否會不同於前兩次? 目前,已有學者開始關注社會主義轉型國家的工人階級形成問題。但是,由於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都處在變動的不穩定狀態中,學術界對於轉型國家的工人階級到底是處在形成、再形成還是消解的狀態,一直都存在著爭議。撒列尼與伊亞爾等人認為,在東歐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並不是社會歷史變遷的主要力量;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等級基礎而非階級基礎之上的權力和特權根源於政治資本的佔有,而非經濟財富。所以其結論是,階級形成遠不發達,並且階級之間的鬥爭也是相對沒有意義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後期,知識分子幾次中斷了階級形成的企圖,並開始發展出建立在等級與階級之上的二元分層機制。在此背景下,導致社會主義失敗的核心動力就不是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是權力集團內部的鬥爭。雖然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市場資本主義的過渡是近期人類歷史上一次最痛苦的事件,但是儘管遭受痛苦與社會倒退的現實,社會仍然保持著平靜。工人和農民都在調整自己的策略尋求出路,但他們很少形成集體行動來反抗向資本主義的轉型。在社會轉型的中歐社會,只存在一個向下流動的、無組織的工人大眾,並不存在工人階級,社會的轉型並沒有帶來工人階級的形成(Eyal et al . ,1998) 。

  與撒列尼與伊亞爾等人的觀點相異,李靜君在分析中國的經驗材料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工人階級轉型」的三種模式。她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階級社會的觀點並不新奇,對中國尤其如此(Lee ,1999b) 。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的30 多年中,國家倡導並在實踐中推行「持續的階級鬥爭」。不同「階級(成分) 」被政治、家庭和職業標準加以界定;階級標籤被用於政治運動的大眾動員以及生活機遇和社會身份的分配。這是一套被政府及其不同部門設計、支持乃至操縱的階級系統(或者說是「社會主義階層」) 。但在經濟改革之後,國家宣佈了階級鬥爭的結束,並逐步將階級話語從官方意識形態和話語中取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在這段改革時期,我們看到了基於市場利益和私有制的階級社會的出現。所以她將中國城市「工人階級轉型」分為三種模式:1. 流動農民工的形成; 2. 社會主義工人的再造; 3. 下崗工人的消解(unmaking) 。每一種模式都意味著變化中的政治經濟(並非計劃或市場的簡單劃分) 、工廠政體(變化的、彈性的) 和工人主體性(非革命性、改革主義或激進的) 的結合(詳見Lee , 1999a) 。

  那麼,轉型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究竟是處在階級形成、階級再造,還是階級消解的過程中? 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我們進一步去論證。雖然社會主義體制國家的轉型與西方國家從前資本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在社會結構背景、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關係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是,馬克思、湯普森、霍布斯鮑姆等經典理論家的著作能為我們今天的分析提供較好的理論框架與理論靈感,並為我們更確切地解釋當前工人階級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啟示。當然,我們沒有必要亦步亦趨地套用經典理論來解釋當前工人階級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經典理論相比,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人階級形成問題,這也為研究工人階級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機與靈感來源,從而為推動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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