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工業化及其危機與生產過剩

作者：【bringing 】

“ 馬克思主義分析了生產過剩問題在東亞發展和危機中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爲，生產過剩的根本原因是私有企業爲了提高剩餘利潤，而不考慮市場需求，而市場是由購買力分配決定的。東亞國家高剝削率造成生産和需要之間有巨大缺口，這使資本可以大量投資，産品大量外銷，取得鉅額貿易盈餘。但是隨著全球生產過剩時刻到來，弱勢的東亞就成爲最先的犧牲品。越來越多的左翼政治經濟學家讚揚東亞不僅提供了競爭性和生産性的發展政策體制，而且也能滿足工人團體的需要。事實並非如此。東亞金融危機表明，東亞經濟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一廂情願的理想化。日本削減對東盟三國的直接投資是迫使這些國家尋求外部短期資本流入以彌補它們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這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開始。投機性的日本貸款和證券資本的撤離使金融危機加劇，由於日本進一步削減直接投資，使經濟衰退加劇，尤其是在東盟三國。日本和新工業化國家生産企業開始嚴厲地壓迫在東盟三國、越南和中國的工人和轉包商，以使他們在低工資和低價格的條件下生産更多的産品。這表明，日本和東亞的資本主義和其他類型的資本主義一樣，容易遭受危機並且可能將危機的成本轉嫁給那些弱勢國家以及弱勢群體（如可以廉價雇用到的工人）身上。”

東亞工業化及其危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美國學者保羅·伯克特和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在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第３２卷第２期２０００年秋季號）上發表《關於最近東亞工業化的另一種視野：一種批評性概論》一文，在指出當前對東亞工業化最流行的五種分析方法———新自由主義、制度主義、“雁行理論”、大中華理論和依賴理論的主要缺點後，提出一種替代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新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的爭論

新自由主義不僅對東亞而且對世界經濟發展均是主要的分析方法。它的支持者認爲，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東盟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經濟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爲這些國家的政府鼓勵當地企業利用較低單位勞動成本從事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生産。這種模式使企業能克服國內市場需求的不足，當生産率的提高超過了實際工資的增長時，東亞國家就能獲得産出和就業的快速增長，同時又不會威脅較低的單位勞動成本和出口的競爭力。政府通過實行相對寬鬆的限制和對出口導向型外資的稅收優惠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出口驅動模式。這種做法對上述東盟三國尤爲重要，使他們能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新自由主義看到了對東亞經濟技術增長的兩個威脅。一是東亞國家主要出口到主要的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是潛在的嚴重的阻礙。第二，尤其是對於新興工業化國家、東盟３國，它們面臨著低工資國家（主要是中國）的競爭。新自由主義認爲只有一種途徑可以消除這些威脅，那就是提高生産技術水平。新自由主義也預見了産生於內部的對增長的威脅，新自由主義擔心利益集團的壓力（如要求提高工作和辦公場所的安全性、婦女經濟平等、福利開支和環境保護）將破壞經濟穩定和競爭力。爲了消除這種危險，新自由主義建議成立獨立的中央銀行，讓短期和長期資本流動自由化，強化執行權力。制度主義批評新自由主義沒有注意到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是怎樣積極地規範投資和貿易活動的。經常提到的國家干預領域包括投資和出口補貼、新興産業的保護、新産業活動戰略計劃的制訂。這些産業政策的成功同新自由主義的一整套比較優勢的假設是矛盾的。和新自由主義一樣，制度主義強調爲了應付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實行技術升級的必要性。與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是，他們暗示計劃性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帶動型發展模式不過是取得目標的一種補充手段。通過獎勵和懲罰恰當的結合，政府能使受保護的幼稚工業成長爲富有活力的、全球競爭性的企業和部門。然而，無論是從內部還是從外國或跨國組織而言，這都需要非同尋常的自主政府。制度主義認爲對東亞持續增長的最嚴重的威脅來自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

國外理論動態

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世界經濟織和世界銀行，他們都要求東亞國家經濟自由化。許多制度主義者也擔心國內政治民主化將損害國家凝聚力和國家行動的獨立性。他們贊同新自由主義控制工資成本和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觀點。制度主義明顯比新自由主義準確。經濟奇迹國家政府的政策同新自由主義讚賞的自由市場毫無相似之處。以上兩種分析方法都有局限。首先，在主要的市場受到限制和面臨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的條件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是否可行。制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困擾東亞國家的生產過剩問題認識不足。這個地區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許多關鍵的行業産生了大量的過剩生産力，比如說汽車、晶片和其他半導體、化工和造船。這種生產過剩和政府試圖通過相對貶值維持需求的努力是這個地區經濟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制度主義分析危機時低估甚至是忽視了生產過剩的作用，相反，在譴責金融自由化和投機性資本流動後，他們繼續斷定這些國家經濟尤其是韓國是有競爭力、基礎是合理的，沒有關注先前這個地區和全球的過剩的生産力。在韓國，貿易和海外投資收益給了企業更多的自主性，使他們能使用更多的利潤進行海外投資和投機，而不是進行生産性的本地投資。

另外，最近工業化國家企業成功進入主要發達國家市場也對他們自身開放經濟和放鬆管制産生了巨大的壓力。這些自由化的措施迫使本地企業經營國際化，因爲這些企業不能再依賴從本國受保護的市場中獲取鉅額利潤。這揭示了制度主義對破壞國家計劃機制的內生的經濟自由化壓力說明不足。其次，讓我們再探討新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另一個普遍的理論基礎：二者技術化和非社會化地處理工業化和發展，認爲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作用僅限於國家政策領域。兩種分析方法都將工業化很大程度上視爲一個工程和管理問題。這有助於理解他們爲什麽都將大衆的經濟和政治鬥爭看作對預先設計好的工業化戰略潛在的破壞。這些鬥爭揭露戰略的缺點和矛盾的可能性被忽視。對新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而言，這些鬥爭都是需要被管理或鎮壓。這種技術化的偏頗對兩種方法而言都産生了嚴重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對工資上漲不擇手段地採取嚴格控制的做法很明顯同他們主張自由市場、沒有干預的經濟環境的觀點矛盾。同樣，新自由主義主張財政貨幣政策與公共參與脫離開來同他們在民主和現代化之間建立自然相互關係的設想矛盾。新自由主義通過使用高度限制的民主定義（如定期選舉），或通過支援僅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合法化有用的代表性參與來解決後一個矛盾。相似地，制度主義看起來對政治開放和“勞工和平”有興趣，只要它同預先確定的國家干預發展戰略必需的穩定和合法性一致或有助於提供必要的穩定和合法性。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當亞洲金融危機傳播和深化時，制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一起表達了他們的擔心：公衆的不安將威脅到這個地區長期的安全和繁榮。沒有一個學派意識到公衆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厲政策的反對指出了一條擺脫危機、實現一個更人性化、更民主、更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對所有學派而言，發展的選擇最好交給技術官僚，對民主機構最大的希望是能有效管理動蕩的局面。我們可以考慮一種對東亞發展與危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辦法，以找到一條超越政治死結的道路。因爲資本積累建立于並再生階級分化，其發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作爲社會的和物質的生産過程要求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框架；但是競爭和階級鬥爭不利於這一穩定。

新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認爲東亞的發展模式可以照搬到其他國家。然而，日本工人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勞動力的靈活性和單位資本附加值水準在其他核心國家不可能接受。二戰後不久，對好鬥的日本勞工和民主運動的鎮壓和日本在冷戰中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日本資本權力比勞工相對較大。這種權力解釋了日本政府和其他國家比較而言集中工業和貿易的能力。韓國的資本積累得益于遠高於國際標準甚至第三世界國家標準的長的勞動時間、高的剝削率和工業事故率。這種勞工控制是由當時因爲冷戰分裂和美國二戰後佔領當局鎮壓人民團體運動而産生的軍政府執行的。冷戰的氣氛對日本、韓國和臺灣的出口導向型增長十分重要。因爲美國爲了試圖表明資本主義比共産主義優越，而向亞洲國家開放了進口市場。當時朝鮮戰爭推動了日本出口導向型增長，隨後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通過軍事條約和美國的貿易讓步從美國和越南十年戰爭中獲得好處。最後，馬克思主義分析了生產過剩問題在東亞發展和危機中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爲，生產過剩的根本原因是私有企業爲了提高剩餘利潤，而不考慮市場需求，而市場是由購買力分配決定的。東亞國家高剝削率造成生産和需要之間有巨大缺口，這使資本可以大量投資，産品大量外銷，取得鉅額貿易盈餘。但是隨著全球生產過剩時刻到來，弱勢的東亞就成爲最先的犧牲品。

二、雁行理論

雁行理論最初在３０年代提出，它根據日本經驗提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向先進國家學習，一步步實現工業的升級換代。這種雁行圖式的工業化包括三個分圖：首先是進口—國內生産—出口；其次，從原始的簡單的産品轉向複雜的加工産品；最後，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形成一條直線。當今的雁行理論認爲日本資本是東亞經濟的領頭雁。在８０年代下半葉以後，日本對亞洲的直接投資突飛猛進。從１９９４年開始，亞洲就成爲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第二大地區。日本對製造業的直接投資在亞洲比在美國多。但是，對現代雁行理論堅持日本是永遠的“領頭雁”，人們有疑問。領頭者和跟隨者的重新換位似乎同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現實更吻合。這種模式使日本經濟的活力維持到８０年代中期，最終挖空了國內工業，也就是，用不斷增長的外資和金融投機代替了生産性的國內投資。伴隨著看上去永久的增長衰退、歷史上的高失業、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滑坡和銀行體系的混亂，９０年代的日本經濟不像一只有活力的領頭雁。

另外，雁行理論假設區域工業重組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和團體只有積極作用。但是，８０年代以後韓國和臺灣通過壓迫國內勞工、尤其是紡織業和其他輕工業的婦女而支援高速出口導向型原始積累的權威體制遭到民主鬥爭的強烈抗議，導致了軍事獨裁的終結、勞工組織的迅速發展和工資的提高，進一步刺激韓國和臺灣企業將它們自己的生産轉移到低成本地方，包括東盟三國和中國大陸。這進一步加劇了生產過剩，並加深了對工人和工人團體的高壓。雁行理論與新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一樣，將公衆的鬥爭作爲實現預定發展目標的潛在破壞力量，而不是作爲建設力量。

三、大中華理論

大中華理論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與地區（尤其是中國臺灣和香港）海外華人企業作爲亞洲經濟進步的主要組織者和穩定器。最近東亞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使重建一個以中國爲中心的有活力的區域經濟成爲可能。在這種框架下，一些大中華論者將重點放在了中國國家指導經濟和區域經濟自治權上，並從制度主義那裏得到靈感。另外一些則強調海外華人家族管理的企業。後者將新自由主義和文化概念聯繫起來。甚至有人指責經濟學的和西方中心論的分析方法沒有充分考慮到“關係”在社會和商業網上的作用。大中華論者通常含有大量的過時的小商業觀念，強調家庭企業的活力。大中華論者挑戰日本作爲亞洲領頭雁的地位，認爲日本在二戰以後的區域領先地位源於美國的力量比源於日本多。美國爲了減少自身維持一個開放的投資和貿易全球體系的成本，鼓勵和支援日本地區領導地位。美國對日本和東亞國家經濟上的尤其是政治和軍事上的影響力相當大，阻止了日本作爲領頭雁的任何可能。同時，中國作爲一個區域性力量的重新崛起減少了東亞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對美國和日本的依靠。中國和華人地區的投資、貿易的經濟力量和活力提高了東亞溶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條件，增加了東亞經濟持續成功的機會。大中華論者承認中國內部的矛盾和不穩定是這個地區繁榮的潛在威脅，但認爲中國不斷惡化的地區不平等、腐敗、通貨膨脹、失業、兩極分化和環境破壞對經濟活力的影響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中國保留強大的管理組織權力時。大中華論者也擔心日本的領頭雁計劃和中國日益凸現的地區經濟利益的矛盾。美國和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和外交衝突也是一個問題，而臺灣和中國大陸政治上的敵對也是不穩定因素。然而，只要東亞的領先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行爲受到他們同美國持續的經濟和軍事合作的基本需要的限制，真正危險的衝突升級被認爲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多極化的地區權力結構中，美國於是作爲一個關鍵的衝突調解人出現。

大中華理論有許多嚴重的問題。首先，同華人有組織的投資和貿易相比，它低估了日本資本在東亞的角色。來自香港和臺灣華人企業在最初進入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中占主要地位是事實。在８０年代，它們和新加坡華人企業一起也是東盟三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但是，日本是地區性的技術、市場和金融資源控制等級系列的首領也是事實。日本企業資本在中國正建立更強的地位，因爲中國試圖將産業升級到高附加值領域。大中華理論常常高估中國政府的工業計劃能力和中國政治經濟的結構穩定性。事實上，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是那些在政府計劃日益縮減和國有企業領域之外的企業。勞動密集型生産向中國的轉移速度也正在放慢，部分因爲沿海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增加。此外，爲了用低勞動成本和國內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中國正在將它自身從一個自主的發展中國家轉變爲日益依賴國際經濟的國家，扮演著跨國資本的一個地位較低的夥伴角色。中國正在創造政治、經濟、甚至文化條件以支援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生産，並允許剩餘價值通過國際資本市場從中國轉移出去。外資企業可以用競爭性的市場價格獲得資金、勞動力和其他進口的産品，在中國市場的銷售收入可以隨時換成外匯彙回母國。中國正在爲“自由市場，結構調整”模式創造條件。結果，它的居民開始遭受同這種模式相關的有害影響的傷害。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所帶來的新的剝削和出口企業極端惡劣的工作條件，廣泛受到了工人的抵制。大中華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制度主義一樣將這種抵抗視爲對維持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政權穩定的一種破壞。華人企業的文化和家族網路當然也不能使東亞地區免受生産能力過剩、金融危機和同美國貿易關係緊張的損害。這種不穩定當然是資本主義不可逃脫的一部分，但是問題是中國作爲地區大國的穩定力量使國內、國際階級衝突變得較不明確而使資本主義理想化。

四、依賴理論

依賴理論駁斥了雁行理論對日本的讚揚。該理論認爲，日本工業的結構性區域體系等級森嚴，日本和週邊企業之間附加值的分配極不公平。在新興工業經濟國家和東盟三國之間是有區別的。一個顯著的區別是在後一組國家中相對缺少一個重要的進口替代基礎。但是即使在韓國和臺灣，關鍵的生産部門———包括極爲重要的電子工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從日本進口重要的部件和機器設備。在東盟三國這種依賴的後果是嚴重的，主要是因爲東盟三國的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是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在１９８５年後爆炸性直接投資的結果，而不是東盟三國內部國家工業化的結果。因此，它顯著的特徵是外資企業直接生産或控制著極大部分的製造業出口産品的生産，而同當地企業之間的聯繫相對較少。

依賴理論認爲在領頭國家和跟從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産生了附加值分配的不平等。就垂直分工而言，以一個中等規模台資泰國公司一金寶電子公司爲例。金寶已經在爲日本公司，如卡西歐、佳能……組裝了大多數計算器。但産品的改良、商標名稱和市場還是日本的。計算器的所有關鍵元件，像液晶顯示器和插入設備這樣的生産設備，仍然從日本進口。所有的工序和管理受到臺北控制，工廠的管理者是臺灣人，勞動力是泰國的，工廠産品專門用於出口。在國際貿易資料庫中，金寶的産品被作爲泰國出口的電子産品記錄。對於購買者來說，産品看起來是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統計則顯示爲臺灣的投資。這種等級森嚴的工業結構導致從領導國家（日本）到中等層次的跟隨者，如臺灣，然後是像泰國這樣的低位置的國家附加值所得遞減。東亞對於日本商業的依賴隨著日本的經濟援助和貸款政策得到增強。和其他核心國家相比，日本的發展援助是與其工業分佈、初級産品的生産和進口的跨國經營戰略目標高度一體化的，它大規模地投向亞洲能支援日本出口導向型運作的基礎設施專案。同時，直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區域性金融危機，日本私人銀行在實現經濟一體化成爲一個“日圓共同繁榮區”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日本銀行對東盟國家的貸款到１９９６年底總計爲６７７億美元，美國銀行的貸款爲１２６億美元，歐洲銀行爲４９４億美元。

東盟三國在産品、技術和資金上的極大依賴已經使其陷於不斷增長的貿易赤字中，即使韓國也沒有能夠避免。除了附加值的不良分配，産生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隨著市場渠道被日本資金控制，東亞出口被大量引向非亞洲核心國家的市場，尤其是美國。在這些市場上持續的出口成功，不僅在核心國家産生了貿易保護主義壓力，而且也增強了這些依靠出口的國家自身開放他們自己的市場，進口主要發達國家生産的農業産品和消費品的壓力。這些壓力不僅加劇了東亞貿易不均衡，而且威脅了東亞國家早熟的發育遲緩的農業和進口替代工業。依賴理論認爲結構性的貿易赤字從兩個不同方面阻礙了東亞繼續發展。首先，貿易赤字造成對資本流入的日益依賴。要繼續維持這些資本流入，要求低工資和低稅收、緊縮貨幣政策，常常使政府不能將公共開支用到研究開發、教育和其他基礎設施專案上，而這些對提高當地企業增加附加值的生産活動是必需的。第二，由於需要通過必要的手段以增加外匯盈餘，東亞政府被迫去執行各種政策。這些政策對輕工業出口製造業中的婦女和兒童勞動力進行超級剝削，壓迫勞工組織，掠奪國家的自然資源基礎（如森林、礦藏、漁業、農業用地等），並且在性旅遊和海外雇傭活動中剝削婦女和年輕人。

依賴理論鼓勵對資本主義和發展標準作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但是，如果不堅定和持續地以階段分析的觀點來看資本積累的話，它可能導致過多強調國際經濟支配和結構性貿易赤字，而這種結構性貿易赤字不被看作是更基本的資本主義矛盾的症狀。並不是外部國際支付問題不重要，但是當結構性貿易赤字反映了國家之間附加值的不平等分配時，它們表明了資本積累的不平衡發展，也就是，從直接生産者榨取剩餘價值的不平均發展。由於忽略或回避這種整體的階級觀點，許多依賴理論在東亞經濟和政策問題上傾向于一種技術官僚的觀點。其後果是損害了國家、地區和全球階級團結，這種階級團結是超越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不平等，走向更多的以工人團體爲中心的政治經濟所需要的。依賴理論分析者最後採納了一種制度主義類型的考慮，這種准技術分析傾向於令人困惑的政治，這種政治拒絕新自由主義，實際上鼓勵人們工作，想依靠政府和區域性組織（如東南亞自由貿易協定），來加強和調整資本主義的國家經濟計劃和再分配能力。

越來越多的左翼政治經濟學家讚揚東亞不僅提供了競爭性和生産性的發展政策體制，而且也能滿足工人團體的需要。事實並非如此。東亞金融危機表明，東亞經濟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一廂情願的理想化。日本削減對東盟三國的直接投資是迫使這些國家尋求外部短期資本流入以彌補它們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這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開始。投機性的日本貸款和證券資本的撤離使金融危機加劇，由於日本進一步削減直接投資，使經濟衰退加劇，尤其是在東盟三國。日本和新工業化國家生産企業開始嚴厲地壓迫在東盟三國、越南和中國的工人和轉包商，以使他們在低工資和低價格的條件下生産更多的産品。這表明，日本和東亞的資本主義和其他類型的資本主義一樣，容易遭受危機並且可能將危機的成本轉嫁給那些弱勢國家以及弱勢群體（如可以廉價雇用到的工人）身上。

五、結論

左翼不應該將公衆的激情看作需要嚴格管理起來的破壞力量，不應支援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東亞危機表明這是死路一條的發展戰略。相反，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證明，計劃性確實可以替代新自由主義，但是這種替代只有在超越資本主義、過渡到一個以工人團體爲中心的經濟時才能最終促進人道的發展。群衆的抵制已經阻止了在東亞完全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厲的緊縮政策。在經濟危機中，當工人被組織和鼓動起來將他們簡單的經濟利益要求提高到根本改變社會結構高度時，工人爭取生存權利的鬥爭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直接打擊。左翼對危機的反應僅僅是要求新一輪的國家干預以促進穩定、競爭力和增長，他們在爲爭取一個新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形式進程中，錯過了和民衆運動相結合的歷史性機會。總之，主流學者將繼續爲東亞的經濟問題提供多種多樣的解釋。但是，爲了指導群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是必需的。由於認爲資本主義矛盾內在地導致階級衝突，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同呼吸共命運。爭取一種合作的、民主的和可以忍受的政治經濟是東亞和全世界工人階級目前面臨的主要任務。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一期）

【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