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時期中國女工的身份認同問題——讀潘毅《中國女工》
高景柱

  (《中國女工》一書英文版原名為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2005年由Duke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中文版書名為《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形成》,任焰譯,2007年由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內容摘要]:打工妹作為中國轉型時期出現的一個新生群體,其身份認同呈現出二元結構: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與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打工妹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根源在於中國的戶籍制度及當今社會的性別歧視;這種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危害在於侵害平等原則及導致打工妹權利的缺失,為此改革戶籍制度、實現性別平等就成為一種必然的期待。

   [關鍵詞]:打工妹,身份認同,戶籍制度,性別歧視

   上個時期80年代,伴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跨國資本開始大量進入中國。此時國家放鬆對人口的控制,大量非城市人口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打工,變成了打工仔或打工妹。關於這群打工群體的生存狀態已有很多研究,有的側重於女工的來源地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工人「幫派」之間的衝突,另一些以女工要比男工承受更多苦難的假設而將矛頭直指性別差異,有的探討工人的自卑意識和樹立身份認同的努力等。[1](P117)香港科技大學潘毅(Ngai Pun)的《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研究視角。作者通過從1995年秋至1996年上半年在深圳的一家港資工廠——作者命名為「流星廠」的近八個月的田野調查,與女工一起生活和工作,為我們展現了當代中國女工的生存現狀及對其的思考。作者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在中國追求現代性和全球化的變革時期,個體的社會地位與階級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混合體到底對個體提出了怎樣的要求?而且,將會出現怎樣的新主體/新身份認同,以及新的權力——抗爭關係?」[2](P10)全書共分為「國家與資本: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形成與解體、背井離鄉:農村女性的掙扎、社會性身體:規訓與抗爭的藝術、當上打工妹: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性與性別的想像、工廠裡的尖叫夢魘與叛離、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等七章,此書英文版一出版就獲得學界好評,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界的「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對《中國女工》一書我較感興趣的地方是作者對打工妹身份認同的研究,作者主要考察了打工妹的「階級身份認同」和「性別身份認同」。本文打算在作者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打工妹的身份認同問題,考察打工妹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和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這種二元結構,並考察這種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根源所在及其危害性,最後提出避免這種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一些期待。

   一、打工妹身份認同的二元結構

   作者在《中國女工》一書的導言中提出了打工妹的身認同問題:「當年輕女性進入一套特殊的生產關係、經歷無產階級化,以及異化過程的時候,打工妹這種新的社會身份認同是如何在這些農村女性的身體上被建構和確定下來的?」[2](P32)打工意味著為老闆工作,意味著由個體變成勞動主體的過程,也就是說當農村女性從農村走進城市工廠的時候,已意味著她們身份的轉變,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從事農業勞動轉變為從事工業勞動,但是這些打工妹自身如何看待她們實際工作地位的變化呢?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的呢?

   1、打工妹的階級身份認同

   所謂身份認同,是指個人對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與「身份認同」這一概念有三個相關問題:「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到何處去?」。關於打工妹的階級身份認同,作者重新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念。馬克思曾對階級的概念作了這樣的分類,一種是自在階級,另一種是自為階級。所謂自在階級是指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出現的大量的勞動者,他們的階級角色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確定的,而自為階級是指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勞動者對自身所處的階級地位有明確的認識,並確立了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歷史使命。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認為,工人階級的出現是1890年——1932年工人的階級經歷的產物,工人階級的形成離不開階級經歷,階級是「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3](P1)湯普森同時認為階級鬥爭可以脫離階級而存在。作者並不以為然,認為沒有階級鬥爭並不意味著沒有階級意識和階級,對於當代中國來說,「如果說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在中國醞釀了一種『階級鬥爭』的話語的話,那麼,就是鄧小平所發動的改革宣佈了這種話語的『死亡』,並代之以一種『現代性』話語,承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P45)雖然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階級鬥爭觀念從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中消失,階級分析觀念已經退出了話語分析的範疇,但這並不意味著當伴隨中國走向現代性的時候,階級分析已經過時。相反,「如果說,中國的底層階級曾經被來自統治階級的主導話語傷害過,那麼,在全球資本主義與中國現代性工程的交匯處出現的新型主體——打工妹,則正在翹首盼望著『階級分析』的歸來。」[2](P18)作者認為當我們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待打工妹的時候,打工階級在中國已經形成,但是始於社會底層的打工階級的形成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打工階級的形成過程也是其解體的過程。打工妹的階級身份認同是非常模糊的,當我們詢問「農民工是工人還是農民」的時候,這個問題對打工妹同樣適用,她們是工人還是農民?這就關涉到身份認同的第一個問題「我是誰?」如果她們是農民,她們應該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但是她們現在卻背井離鄉在工廠工作;如果她們是工人,她們能與城市人享有同樣的福利嗎?她們能永遠在城市裡居住嗎?事實情況不能,打工妹是城市裡的匆匆過客,到了一定的年齡不得不離開城市而回到農村結婚,轉而承擔母親的角色。在當今中國,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並不決定個人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身份地位與其他因素有關。打工妹的階級身份認同是模糊的,沒有意識到自己屬於打工階級,同時她們的身份認同是錯位的,這一切源於什麼呢?下文將對此進行分析。

   2、打工妹的性別身份認同

   與打工妹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相比,她們的性別身份認同是非常清晰的。農村女性外出打工,其被稱為「打工妹」,打工妹意味著一種比較低的社會身份地位,同時她們還被稱為「妹」,「妹」意味著這個勞動主體在特定情況下的性別身份,「『妹』意味著年輕的女孩兒,它不僅標示出性別,而且還表明婚姻狀況:與『姐』相比,『妹』意味著單身、未婚而且比較年輕。因此『妹』通常意指較低的社會地位。因此,『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種深嵌於資本主義勞動關係與性別關係之中的次等勞動身份認同」。[2](P173)打工妹意味著溫順、軟弱和易於管理;打工妹意味著她們是遭人歧視的對象,比如作者描述了工廠裡對女性的歧視語言,比如「鄉下妹,除了種田什麼都不懂!鄉下妹,懂點規矩,文明點兒!鄉下妹就是鄉下妹,粗手粗腳!鄉下妹根本就沒法教,又蠢又笨!」[2](P183)打工妹還意味著她們的勞動是廉價的,改革開放後大量外資如潮水般地湧入中國,中國轉而成為一個「世界工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女性承擔的。打工妹自身承受「來自國家社會主義、跨國資本,以及家庭父權制的三重壓迫,這三者聯手創造出一種以階級/性別,以及城鄉差別為基礎的特殊勞動剝削形式。」[2](P5)從以上可以看出,打工妹是溫順、服從、廉價的代名詞,而打工妹自身也有著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反而會給女性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或矛盾的心理體驗,而不是健康快樂的心理體驗。例如自卑、邊緣、不自信、厭棄自身的女性性別、無奈、放棄、自足,嚮往、高估而不是歧視男性特徵和性別身份」。[4](P158)本文將打工妹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和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稱為打工妹身份認同的二元結構,那麼這種身份認同的二元結構的根源何在?

   二、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根源

   打工妹作為轉型中國社會新出現的一種群體,她們身份認同的二元結構的根源主要在於當今中國的戶籍制度和社會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其中她們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與戶籍制度密切相關,而她們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與性別歧視有關。

   1、戶籍制度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為加強對人口的控制,於1958年正式建立戶籍制度,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法律的形式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戶籍制度不僅決定了一個人的居住地,而且還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身份,比如工作地點、福利、住房等。上文本文所說的在當今中國,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並不決定個人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身份地位與其他因素有關,這個其他因素主要是指一個人的戶籍。從1950年代至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戶籍制度被區分為「城市常住居民戶口」和「農村常住居民戶口」,造成了人為的城鄉二元分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與生俱來的,它不是由生物學屬性,而是由其所處位置——即其出生地的地區(農村或者城鎮)——決定的。」[2](P180)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出生地就決定了一個人的人生軌跡。

   伴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大量外資開始進入中國,國家開始允許農民進城打工,以滿足本土企業和外資對大量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但是國家並沒有完全放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農民外出打工必須持有身份證、務工證、暫住證,女性還要持有未婚證,否則會被以「三無人員」遣返回家,在2003年孫志剛案件發生以前「三無人員」還會被收容所強制收留後遣返回家,同時城市管理者還以各種名目對農民工收取各種費用。打工妹外出打工,雖然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她們卻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相反她們還被當作「盲流」而受人歧視。「事實上,城市不允許新興打工階級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戶籍制度與勞動力控制機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特殊的權力形態,建構出農民工模糊的身份認同,從而既深化又同時掩蓋了對她(他)們的剝削。」[2](P71)實際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國家一方面允許農村人口外出打工,促成了打工階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採取戶籍制度促使了打工階級的瓦解,可以說,「農民/工人身份認同的模糊化,或者說新興打工階級的弱勢地位,是社會主義國家壓搾農村勞動力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奇特現象。」[2](P71)戶籍制度的存在可以強制打工妹在工廠勞動,「戶口制度已被證明是為工廠管理者提供便利的一項工具。即使開工不足和不付給工人工資,工廠也能夠採取扣押工人身份證的做法,使得工人不能輕易地離開工廠。」[1](P133)可以說,戶籍制度的存在既促使又瓦解了新興打工階級的形成,打工妹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與戶籍制度的存在密切相關。

   2、性別歧視

   打工妹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與當下的性別歧視存有關聯。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主張女性的「三從四德」,主張「男主外,女主內」,古代的貞節牌坊是女性的血淚史。雖然新中國成立以後主張解放婦女,實現男女平等,但是50多年過去了,這個目標遠未實現,婦女無論在就業、陞遷、社會參與等方面都深受歧視,儼然一個「二等公民」。

   作者列舉了她在工廠中觀察到的性別歧視。流星廠是一家港資工廠,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女性占75%以上,為什麼僱傭這麼多女工?難道她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非常高?事實情況是資方認為女性溫順、易於管理、易於接受低工資,也就是說女性的性別特徵決定了她們更適合在該廠工作。性別不平等在該廠是非常普遍的。雖然該廠75%以上的員工是女性,但是該廠的總經理是男性,4名經理中有2名是男性,電子工程師、電子技術員、廠長、主管等主要的管理人員幾乎全部都是男性,而基本的操作員、質檢員幾乎都是女性。該廠這樣的勞動分工與社會中的性別歧視是一致的,一般人認為男性適合做經理,而女性適合做秘書;有家庭主婦,而無家庭主男;男性做醫生,而女性做護士,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打工妹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與性別歧視是密切相關的。

   三、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危害

   打工妹模糊的階級身份認同與清晰的性別身份認同是一種正常現象嗎?本文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與現代社會是不像適應的,它對現代社會的最大危害是侵害了平等原則以及導致打工妹權利的缺失。

   1、侵害平等原則

   現代社會是一個平等社會,人們對平等的追求已經達成了共識,今天已無人稱特權社會是可欲的,已沒有人再為奴隸制度進行辯護。雖然人們對平等的理解存有很多分歧,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機會平等。當今學界關於平等理論的討論是在認同機會平等的前提下來討論各種平等觀,比如資源平等(羅納德·德沃金)、能力平等(阿瑪蒂亞·森)、福利的機遇平等(理查德·阿內遜)等。德沃金認為應該排除運氣、天賦等偶然因素對人生的影響,個人只應對自己選擇的事情負責。現在我們從這種平等觀點出發來探討戶籍制度與性別歧視問題。

   其一、就戶籍制度而言,在當今中國,一個人的出生地就決定了一個人的人生軌跡與社會地位。比如一個人出生在農村,他就擁有了農村戶口,就意味著與城市中的各種社會福利無緣;反之他就擁有城市戶口,就理所當然地享有各種社會福利。這公平嗎?顯然這違反基本的公平原則,一個人出生在城市還是農村,是個人無法選擇的。這些偶然因素不應該決定一個人以後的人生道路,否則就有違機會平等原則。在公民機會平等的權利都不能保證的情況下,經濟效率和社會發展必然受到影響,必然促使特權觀念的形成。

   其二、就性別歧視而言,打工妹的性別決定了她們以後將面臨很多不公平的競爭,將喪失很多機會。如果說農村戶口的擁有者與城市戶口的擁有者相比,意味著「二等公民」,那麼農村戶口擁有者之內的打工妹與男性農村戶口的擁有者相比就是「二等公民中的二等公民」。

   2、打工妹權利的缺失

   在當今戶籍制度存在的情況下,打工妹一般4-5後要離開城市,她們雖然為城市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歲月,而她們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資——有時工資還被拖欠,以及一個受到傷害的身體——化學品中毒、火災還有加班是打工妹面臨的主要威脅。作者描述了一個名叫阿英的女子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而每晚發出尖叫的例子,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打工妹身心受到的摧殘。與打工妹微薄的工資和低劣的生活條件相比,有些人卻能不勞而獲。作者描述了流星廠所在的清河村村民的收入狀況,「在清河村,每年的人均分紅收入大約為15000-20000元。……當地的一個村幹部很自豪地對我說:『現在每家每戶的收入幾乎是從前的十倍,現在的村民什麼都不要做,只要等著年底分紅就行了。而且,每家都可以從土地上騰出手來了,還可以做生意』。」[2](P55)而打工妹當時的月工資才300元左右,即使這點微薄的工資有時也是以每天工作12小時為代價的。顯然上述情況違背了當今社會所主張的「按勞分配」原則。同時就性別歧視而言,它也使打工妹的權利得不到保護,使全人類1/2的人口生活在歧視的陰影下,使打工妹成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四、戶籍制度的改革與性別平等的期待

   為消除打工妹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危害即侵害平等原則和導致打工妹的缺失,本文認為應從身份認同二元結構的根源著手,即改革戶籍制度和實現性別平等。

   1、改革戶籍制度

   雖然億萬農民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但是「由於戶籍制度的改革滯後於整個社會的改革,使得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獲得城市永久移民並使妻兒也成為城市居民的羈絆。……在現存的社會條件下的中國農民,無論你所從事的職業性質如何,由於戶籍制度所賦予的先天農民身份,都將在你所從事的現有的職業之前冠以『農民』二字。」[5](P173)比如農民工(農民工的後代還被稱為「農民工子弟」,他們的後代所上的學校被稱為「打工子弟學校」)和農民企業家等,這種稱呼本身就是一種歧視。現存的戶籍制度人為地把公民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人為地造成城鄉二元分割結構。在現行制度下,戶籍制度與一個人的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養老保險等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戶籍制度承載著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源配置功能[6](P123)。即使打工妹與城市居民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也不能和城市居民的正式工一樣累計工齡,沒有晉陞的希望,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退休待遇、失業保險和住房的分配等各種社會福利。

   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雖然確實在穩定社會秩序和調整城鄉居民利益格局的過程中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當我國生產資料等生產要素市場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的時候,勞動力市場卻仍然囿於傳統戶籍制度的藩籬,阻礙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阻礙了城市化進程,最終阻礙了公民平等權利的實現,因此戶籍制度的改革已成為必然。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方向是恢復1954年我國憲法曾經規定的公民享有的遷徙自由權利。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政府簽署加入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對此已有明確的規定。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公民遷徙自由,是保障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2、性別平等的期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使婦女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但是在家庭、經濟、政治、教育、就業等方面仍然存在著性別歧視,性別平等仍然是我們的一種期待。性別平等意味著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均能自由發展個人能力及做出各種選擇,而不因性別差異受到歧視性對待。男性和女性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存在差異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些差異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機會、教育等獲取方面應該受到歧視。實現性別平等意味著應該消除性別差異這一偶然因素對人生的影響,意味著應該縮小乃至消除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機會、教育等方面的歧視性待遇。

   雖然我國在法律上規定了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的權利,但是這僅僅停留在文本上,在現實生活中女性的一些權利並未落實。我們應該從政策上落實男女平等這一基本國策,減少以至消除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保障女性各方面的基本權利。對於打工妹來說,就是要消除其身上「二等公民中的二等公民」這一歧視性現象,真正落實其各項公民權,給她們以國民待遇。

   參考文獻:

   [1]陳佩華,「生存的文化——通過私人信件透視外來工人的生活」,載《清華社會學評論》(200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潘毅著《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M],任焰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

   [3][英] E·P·湯普森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前言),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

   [4]孟憲范主編《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5]李小江等主編《平等與發展》,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

   [6]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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