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697

　中國的現代性和階級結成了不解之緣。49年以後，階級（包括階級劃分、階級鬥爭的理論）就成爲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與社會規劃的思想基石1，這不僅表現在階級論證構成了黨和國家的合法性基礎，而且通過階級劃分，對社會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改造：在農村通過土地改革，摧毀了原有的家族主義、宗族主義的傳統和倫理秩序，爲後來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奠定了基礎；在城市則是所有制的改造和對城市人口的重新組織化，建立起了由國家行政關係網絡操控的單位體制。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和鬥爭中，階級這一外來語變成爲一個家喻戶曉的概念。雖然我們很難說民衆的意識已經完全被階級化了，因爲階級的概念畢竟不是屬於日常用語，即使在今天，我們還很難說它完全構成了社會的常識系統的一部分。不過，社會確實在發生著現代的轉變。在現代秩序中人是劃分爲階級的，這一劃分不是基於人們所處的具體的社會關係網路，也不是基於家庭、出身或者是人們的某種“自然特徵”，階級是對社會關係抽象化、理性化的産物， 它強調（強調的不同也導致了分層、劃分方案的不同和爭論）人們的一些差別，同時又忽略了人們的另一些差別。在階級的背後體現出一種對社會中的人群作出普遍性規劃和安排的努力；從早期的社會理論到現代的各種更爲專門化、技術化的社會分層研究，無不體現出這一特點。一些信心十足的劃分者和命名者，就像信心十足老師一樣，手中拿著標準答案，在爲社會中的那些互不相識並且存在著千差萬別的人打分，並依據一定的標準，根據它們的分數，將他們歸類、分等，建立複雜的超乎常識因果關聯，從而爲某種秩序提供論證或者是找到反對它的理由。當然，所作的這些根本不用和他們本人商量。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結束，階級劃分及由此産生的階級意識也隨之煙消雲散，與它們一起消散的還有附著其上的各種意義。這個時候國家的政治強調發生了轉換，發展生産力、經濟建設被設定爲社會的中心任務，特別是在中國社會進一步的市場化過程中，國家階級理論和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及其話語實踐逐漸失去了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一度從秩序建構的前臺消失了。2不過，階級這位外來者並沒有離中國而去。中國的階級好像是出門走了趟富貴親戚，回來以後面目大不相同了。在國家的階級意識形態衰落以後，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有趣的是，這是中國在告別了階級鬥爭和官方的階級劃分後的一種非官方的社會現象，它不是國家的階級話語，從其最時尚化的外表來看，它只是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購買和炫耀，一種試圖區別貧苦大衆的良苦用心。它們並非來自自上而下的灌輸和宣傳，也非是一種有組織的實踐運動；作爲一種理論表述，甚至一度它是和黨政意識形態是相對立的（何建章：1990）。那個時候，中產階級是在極強的政治意義上使用的，它和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權力分配狀態聯繫起來。這種政治中產階級雖然仍在暗中延續，但是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它逐漸讓位于更偏重於經濟和消費意義上的中產階級。這個時候，中產階級的形象不僅出學者的嚴肅的文章中，而且出現在形形色色廣告中，出現在大型商場的專櫃中，出現在大衆讀物中，中產階級的形象也逐漸失去與現實之間的張力。

　階級似乎一夜之間悄然無息地從政治領域滑到了消費領域，成爲由消費品的等級和差別所決定的人群了。中產階級如果僅僅依靠職業的獨特性和一致性，很難找到自身的堅實的基礎，但是，標準化的和等級化的商品分類卻可以彌補這一不足。現代階級也終於在消費市場中找到了它的統一性，博德利亞爾告訴我們消費社會的階級是由商品來界定的（博德利亞爾：2000）。人們必須使自己成爲購買者、消費者，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一定的獲取連續性的收入的能力，這種能力又是同一定的職業聯繫起來的。於是乎，職業成爲分層的標準。

　在中國，階級不再意味著一種痛苦的記憶和嚴酷的現實，階級被商品化了、時尚化了。

　中產階級作爲一種社會表像在中國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多重力量作用的結果。

　從最直觀角度來看，中產階級首先是西方現代性在中國殖民化的産物。中產階級的概念起源於西方社會理論中。在現代的各種分層理論中，中產階級既是結構性的也可以是簡單的社會分層。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它們是處於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人（如馬克思），如小業主，小商人，獨立的手工業者，醫生等；從純粹的等級序列劃分的角度來看，它們是社會的中間層，在社會職業聲望表和收入分配表中的都處於中間的位置。中產階級是非體力勞動者，一般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從事一定的專業工作，專業權力是當代中產階級立足於社會的重要基礎。中產階級之所以成爲一個議題，原因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用以說明西方社會的新的變化和趨勢，尤其是職業結構的變化，如老中產階級在衰落，擁有組織權力、文化資本新中產階級在崛起，它們有著更強的市場能力，在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增大，而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明顯地不同於工人階級；另一點是，這種趨勢和馬克思的經典的階級理論所預言的兩極化的階級演變趨勢正相反對，因此，也關涉到了對這個階級的定位以及對當代西方社會分層格局的看法問題。中產階級進入當代中國，顯然不是對馬克思的兩極模式中的中產階級的再發現3，而是直接依附於對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分層模式的理想化的建構；西方社會結構的特徵被標準化了，依靠著現代社會科學、媒體的力量，一種標準的現代分層結構和生活方式被設計出來了，它被置於社會發展階梯的前端。這種分層格局往往被稱爲是棱型的、橄欖型的，是發達、穩定、文明、進步、富裕國家的標準結構，就像選美中女性的三維標準一樣。這種標準化的形象和概念通過社會科學、廣告、媒體對現實生活進行不斷的殖民，於是乎中產階級産被問題化爲中國的迫切問題，它不僅需要從社會的表層中顯現出來，而且必須和中國社會的結構相關聯，就像大衆媒體爲中產階級的形象化和生動化提供了手段一樣，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理論也爲中產階級的概念化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一片同國際“接軌”的浪潮中，中產階級也可以被視爲是一種“階級接軌”的産物。無論其作爲一種思想，作爲可以經驗描述的客觀現實，還是指謂某種趨勢，它們都構成了一種力量，並在社會中産生了一陣騷動。

　然而在騷動背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中產階級的出現也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變化和中國社會的市場化所帶來的社會分層體系變化的結果。從思想和社會層面上看，這種從一種階級理論到另一種階級理論的轉換反映了中國社會特殊的變化所提出的問題。

　第一，國家的階級意識形態在階級鬥爭結束後迅速走向衰落，它已經不再能夠有效地爲社會提供普遍性的劃分體系並將個體加以定位了。改革開放後，國家的政治強調發生了變化，原有的由政治強調所産生的階級劃分（如階級成分、出身這樣細緻的劃分）以及先進與落後之分、黨員與群衆之分、革命與反革命之分、同志和敵人之分大部分逐漸失去了意義（很難再起到社會排斥的作用了），而國家又沒有及時提供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劃分體系用以解釋人們地位的巨大變化，社會的價值體系處於重組和衝突之中。再者，目標轉換所導致的社會的非政治化的結果使國家的、黨政的意識形態越來越不能深入到廣泛的日漸分化的社會領域，國家的階級劃分的意義越來越空洞，在大衆文化的衝擊下，它已經不像原來那麽有力和深入人心了。它們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這種真空也是信仰的真空，生活意義的真空，社會關係的真空，因爲中國社會的信仰體系是附著於政治\權力中心的；而且國家的這種劃分體系很難在日漸個體化、日漸分化的社會利益格局中解釋各種宏觀的和微觀的利益衝突現象。這意味著，在社會日益分化的過程中，國家已經越來越不能有效地爲社會的個體成員提供有效的社會定位、文化定位、經濟定位，因爲這些原來依附於政治強調的社會定位意義在消解，其中一些轉換爲制度的功能強調（專業性的等級分工）。這一變化增加了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人們的迷惘。

　第二，在市場化過程中，身份制度的一定程度的解體和轉化也意味著原有的身份已經很難爲人們提供有效的普遍的社會定位了；改革開放前的身份制度爲人們提供了幾乎是全面的社會定位，城鄉分割甚至包括了城裏人和鄉下人社會空間的隔離，幹部和工人雖同處一個空間中（如單位），但是有著各種複雜的制度保障將它們分別固定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身份，比如行政身份，準確地判定出一個人待遇、收入等，現在則越來越難以做到了；與此相應的身份意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化，比如經濟收入和原有身份的錯位所導致的地位不一致性問題。身分制度的解體以及身份意識的弱化把人們推到更爲廣泛也更爲抽象的各種分化了的社會場域中，每一種專門性的等級制度都很難再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定位了。然而卻正是在此時社會的聯繫前所未有地加強了，交往的範圍在擴大，遠距離事件可以通過媒體輕而一舉地來到人們的身邊，人們也可以更自由地進入到各種原來受到限制場所中，尤其是消費場所，自願地或被迫地不斷地變換各種社會情境；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是抽象的經濟分層也難以爲人們提供感性的全方位的社會定位，因爲收入畢竟是時常隱藏在各種行動的背後。以收入進行社會定位一方面必須將它感性化，這是大衆文學、廣告和媒體的任務，另一方面是必須將它抽象化，也就是納入到各種收入統計表格中，經過國家的或者是專家的各種複雜統計技術和程式篩選、過濾、成型，方能呈現出來。在這種意義上，從信念上，從心理上，從社會的和經濟的力量上，從各種鬥爭的策略上，都需要一個階級，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階級，就像過去的無產階級或者是工人階級一樣，作出有效的社會劃分，將人們歸類，給人們打分，並將他們置於歷史之中，將歷史置於新的發展主義所設定的目標之中，將個人置於各種社會的連帶關係和體系之中，賦予他們以意義，使其成爲一種新的建構分層秩序有用的材料。

　在中國，就目前情況而言，人們使用中產階級的概念4並不一致，這也許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和各種定義的策略。不過，大致來說，他們不外乎有三個來源或三種人（它們分別代表了三種身份權利的訴求）：原有身份體系中居於特殊地位或擁有特殊的文化資本的人，如一部分知識份子和管理者；面對市場的擁有財産和特殊知識和技能的人，如企業家，各種白領；全球化、跨國資本帶來的人，它們具有某種特殊的工作經歷或者是學歷，這種經歷使其往往處於多重分層體系的作用之中，它們的身份取決於一個社會的殖民化程度以及外在的價值體系對社會的滲透程度，即建立起多重等級化的程度。這三種人生存條件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們都擁有不同與社會下層的某種特殊的資源，他們又不屬於掌握全面權力的決策者，往往只是擁有“一技之長”，這種雙重性使中產階級的建構既具有策略性的意義，也具有規劃性的意義。

　我們可以將中產階級的理論同原來的國家階級理論（中的寵兒）的內容作一個比較。它們之間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的不同之處。

　首先，中產階級的形象和工人階級不同，它們不是體力勞動者，比較乾淨、體面，自滿，自信，有教養，有個性，在旅遊和廣泛的交往中見多識廣，這種形象和地方性的工人階級大不相同。在中國，無產階級的形象總是和貧苦的大衆聯繫起來5，而中產階級則是比較富裕的；在國家的階級理論中對工人階級尤其強調整體性和統一性，而中產階級並不要求這種強烈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相反，多元和個性；其次，中產階級是非對立的，沒有對立也就沒有鬥爭。它不同哪個階級存在著你死我活的鬥爭，它沒有直接的、公開的對立面，它們沒有鮮明的政治意義（這是中產階級在中國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總是模棱兩可，比較保守，有著很大的伸縮性，可以說是一個地道地“超越左與右”的階級；在這點上，它明顯地不同於工人階級（對資本家對立關係），或者是中國本土的革命階級，他們以地富反壞右在爲自己的對立面，他們總是有著明確的敵人6。中產階級只是知道個人奮鬥，他們對誰也不構成傷害，他們沒有威脅性，他們有許多傑出的榜樣，充分體現了通過個人努力、奮鬥而獲得成功的各種神話。再次，中產階級也沒有僵硬的界限。與工人階級的鮮明界限不同，界限的遊移不定也是也是它的一個特點，這個階級有著寬廣的胸懷，似乎可以包容各種人群，在米爾斯那裏，它就包含了各種類型的人員，從大學教授到商店的女店員，從經理到秘書小姐，除了少數社會上層，大多數非體力勞動者都可以和這個階級靠攏。這種界限的模糊化、遊移不定也是當代西方社會階級變動的一個突出特點，它們明顯地不同於經典社會理論中的階級。

　階級形象的不同源自圖繪的方式的不同。兩極的階級模式中的階級是地道的關係性的，關係是背後就是權力、支配展開的裝置，對權力的關注也構成了馬克思、韋伯社會學的核心論題；而中產階級（特別是中國的近年來有關中間階級概念化）的衡量方法實際偏重於層級性的分類、分等7，這種分類方法除了依據一定的標準再現社會的分層格局外，它的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確證了上層和下層存在的合理性，因爲如果沒有上下之分，也就沒有中間的概念。上中下的劃分（一種流行的常識性的劃分，就象個子的高矮）也保證了分層現象的合理性和客觀必然性，在這種意義上，中產階級的存在和發展具有了堅實的分類學上的理由。

　然而我們也可以發現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相同之處。第一，在中國的語境中，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樣，也是依附於一種宏大的歷史敍事和對歷史進程的發展主義的設定（現代化進程的目的論的設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轉變爲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發達與不發達的對立），它也是建立在類比的應然性上和目的論的必然性上。通過歷史發展的方向性設定和來自（與發達國家）類比的應然性，中產階級便具有了普遍性，它取代了原有無產階級（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的普遍性。第二，它們同樣具有先進和落後之分。改革以後，隨著發展生産力成爲主流的話語，和生産力的關聯成爲衡量一個階級性質的關鍵，中產階級掌握著先進的知識，是社會中的成功者，對其積極性的賦予不僅有來自國家的力量，而且有來自社會的力量。中產階級的這種應然性、必然性、正當性、積極性，使其同原來的無產階級的概念所要表達的旨意十分接近。第三，它們都採取了“多數人”的策略。使其成爲多數（多數在現代條件下具有特殊的意義）的策略，無論對工人階級來說還是中產階級都具有相同的功效，這就是使其具有無可質疑性、天然的合法性。這一策略的成功使用顯然依附於發展主義的對社會結構變遷的未來狀態的設定，因爲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目前的中產階級，在中國絕不是大多數，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恐怕也是少數；要把他們轉換爲大多數，一種方法是作出限定，即在特定的被控制的範圍內進行統計和計算，另一種方法是從趨向上使其成爲多數，設定中心，做出推論。第四，它們都是試圖從階級入手建立社會秩序的關聯，從而爲新秩序的建構提供基礎。以階級爲基點，可以將各種各樣的人整合起來，賦予他們一定程度的統一性、普遍的意義和廣泛的社會定位，爲社會的整體格局作出安排，實現社會秩序等級化、合法化的建構。在中國的社會轉型中，特別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中產階級取代了原來的無產階級，一切進步意義逐漸都轉移到他們的頭上。這些變化也反映了社會整合從直接的政治效忠到以基於財産、收入、知識作爲凝聚和等級化的手段轉移。

　在這種意義上，中產階級就像是兩級模式中的無產階級，像上帝的選民一樣，擔負起了表率和拯救世界墮落的重任。中產階級同樣被符號化了，被嵌入大寫的歷史進程中。不過他們針對的墮落，並不是邪惡的靈魂，日漸膨脹的欲望，或者是誘惑之蛇，並不是不平等、剝削、壓迫，而是貧困和無序。在新秩序中，貧困和窮人不再被視爲一種反抗的力量，不再被賦予“光榮”、“革命”這樣的積極意義，相反，它們是一種使人不安的因素。貧困是對物質誘惑的陽萎、麻木，無能爲力，因此它是一種病態，需要醫治；貧困總是躲藏在陰暗的角落，它需要知識之光照亮，需要商品的開發，窮人必須提高素質，必須成爲市場中的勞動力，而不是“剩餘人口”或多餘的人。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化過程中貧困不再是一種自在的狀態，貧困不斷被開發、關注、課題化。貧困具有雙重功效：它既阻礙了權力關係的伸展（如文盲、乞丐），進入，阻礙了商品化、標準化，因此也就使現代的具有普遍性社會秩序無法擴展，無法進行有效的等級化；在這種意義上，貧困是一種負面的東西，它意味著逃脫，意味著在……之外，“之外”也就是無序。但是，貧困同時也是權力得以展開的材料和憑藉，借助於貧困，知識得以擴展，制度和權力關係得以建立。貧困及其象徵構成了中產階級的潛在的敵人，和它相聯繫的肮髒、愚昧、無知、惡習，無序（就中國而言，鄉下人恐怕是他的最好的對手），它們都是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反面，是它的暗中設立的對立面；這種對立面沒有被公開呈現出來，但是，它更像是躲過陽光照射的陰影，一種神秘而不祥的預兆，而消除它手段就是將它們置入社會演變的過程之中，使其失去積極的意義，使其成爲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並有待否定的因素，通過這個階段，也就是否定貧困，必然走向富裕的幸福。

　在這種意義上，中國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具有很強的建構性的特徵，而越來越少批判性的特徵。它需要詳細的經驗性分類，區別，需要調查、規範，與其說它是一種既定的現實狀況，不如說是一種理想的預期。因此它並不具有諸如西方左翼思想家對它所作的批判的特點。比如與米爾斯批判性的論述不同，在中國，許多論者毫不猶豫地賦予了他們歷史的重任，使其宛如魔術師手中的魔術棒一般，稍一抖動，灰姑娘就會變成美麗的公主，窮人就會過上體面的生活。正是這種建構性的特徵使其自身的特點在中國的語境中時刻發生著逆轉：它的一切庸俗、平庸都被視爲高雅和品味，它的膽小懦弱和冷漠都被視爲是美德和理性，它的一切自私都被視爲對社會的貢獻（比較一下在中國一度提倡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它的一切無能都被視爲是有功能的。啓蒙理性終於被貫徹落實爲中國式的精打細算精神和對成功、出人頭地追求。

　對中產階級的合法性論證同對社會分層現象的論證是一脈相承的，在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論證方式，可以分別稱之爲個人的、貢獻的論證和體系的、功能的論證。

　就個人的來說，它是以對個體的差異性作出本質主義的設定爲前提的8。個人差異包括先天的和後天的，個體的差異也導致了人們的貢獻的不同，因此從社會那裏獲得的報酬的多寡也應不同；分層是一種自然産生的現象，如果社會不加分別地對待所有的人就會導致不公正，如果社會強制性地作出齊一化的限制，就會影響到個人的自由和能力的發揮，影響到人們積極向上的進取心和社會的效率。在這點上，個體的論證往往將個人關係性的、處於特定社會情境特徵還原爲個人獨立具有的特徵，一方面通過強調個人的聰明才智、個人的努力以及素質9等，將這些由一定的關係、結構因素，即依憑於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權力關係的因素還原，使其屬於個人的某些特質，以此實現有效的社會劃分和社會關係的權利化。貢獻模式所採取的方式也是通過設定中心將行動及其結果抽象化爲個體同體系目標的關係，並在行動的發出者和行動的結果之間建立連帶的關係，從而賦予個體的工作、行爲以意義。個體性的論證爲某種權力和權利關係奠定了基礎。

　體系的論證基本上也是功能論的。首先，它必須設定社會整體的存在和社會整體的目標，這樣才能在某種社會事項和整體的聯繫中確定它的位置、作用，賦予它以意義；社會位置的價值等級是由功能上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來界定的，功能（需求）的不同決定了社會的等級安排，因此分層是一種客觀的現象，而非權力干預的結果10。在這種意義上社會分層被視爲爲人們提供了一個有序的價值的和社會的等級階梯，它可以將人們作出適當的安排，“將最適合的人安排到最適合他的位置上去”，因此分層是有功能的；分層本身就意味著秩序；任何複雜社會都有分層，因此分層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意義上，社會的現代轉型，即從等級制、種姓制之類的封閉的分層體系轉換爲開放的階級體系是有進步意義的，因爲它意味著人們有了更多的自由，它的突出表現就是社會流動率的提高，這一提高包括雙重含義，一是人們地位的普遍提高的進步意義，包括收入、生活水平、教育等（結構性的向上流動）；一是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的自由，而更少的爲自己的出身家庭的條件和初始工作所限（個人的向上流動）。社會流動體現出人們的社會地位更爲平等。

　從個人和功能的角度上看，中產階級由於自身的優越品質，往往被斷定爲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它們的存在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拉動社會消費，特別是改變中國的社會分層結構；有趣的是，中產階級論者的見解往往和幾何常識相反，他們斷定金字塔形的結構是一種不穩定的結構，而菱形、橄欖型的更穩定11。

　從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時尚化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思想文化方面兩個的重要變化。一是傳統主義的復興，中產階級在中國的精英主義文化傳統12中找到了堅實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一種以選拔優秀人才（賢能13）爲基礎的家產制的精英主義文化，相應的制度也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核心制度；精英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很強的宗教意義；中國社會很早就告別了封建的傳統，它不再以血統和出身來作爲核心性的社會區分並以其爲建構等級秩序的材料了，不再將社會的等級秩序建立在固定的、清晰的因而有可能依靠社會自身的力量來維持的基礎之上，而是以國家權力中心建構起來的各種制度和特殊儀式來作爲神性的、優秀特性賦予的手段，勞心者和勞力者乃至於現今的先進的和落後之分是在國家框架內建立起來的人們的基本區分。正是由於中心的存在和強大的力量，所以與精英主義共生的是平等主義，它們都構成了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一種現實狀態14。中產階級之所以越來越爲人們所接受，並非因爲他們大衆民主、公民社會的關聯，而恰恰是和精英主義的關聯。第二是市場轉型所帶來的變化，精英的生産過程不再完全限制在政治、行政領域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或一部分內容轉移到了經濟領域和各種專門化的等級分工體系中，政治強調的中心也發生了轉移，政治目標和專業的目標的矛盾基本上消除了，政治強調和功能強調開始走向了合一15。中產階級也被視爲是基於市場中的財産和技能的分化的結果。在國家所能夠提供的合法性的能力削弱以後，市場開始被神化，市場本身被建構成爲産生合法性的機器，市場中佼佼者，勝利者，成功者具有無可質疑性，國家拜物教越來越讓位於市場拜物教，市場被抽離了具體的社會關係，而這種社會關係在人們進入市場之前就已經是給定的了。市場成爲合法性的來源也會帶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多少已經暴露出來了16。

　隨著階級意識形態所包含的階級主體的轉換，解放的主題變成了富裕的主題，消費的主題，過好日子的主題。如果說無產階級是浪漫主義的産物，那麽中產階級則是想象力枯竭的産物。這種枯竭不僅來自市場化後的功利主義的盛行，而且也來自更大的環境和時代特徵，這是一個出現了各種“終結”的時代，中產階級也是想象力“終結”的産物。我們不難發現，伴隨著中產階級形象誕生的是在任何專制主義社會中都可以找到的成功主義和消費主義話語，只不過在今天，它們披上了更爲豪華的外衣，在現代科技的裝扮下，愈加美麗而又動人。傳統，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經歷了風風雨雨，甚至受到了激烈的排斥，但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從來沒有缺席，它像影子一樣，伴隨著中國的現代性的擴展，並且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時刻塑造著中國的現代性。現代性和傳統性如影隨形，以現代性爲形，則傳統如影，反之亦然。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認爲中國的身份體制正是傳統性參與的結果，或者說它是一種現代性的方案在傳統的影子中所産生的非預期後果。一定的階級必要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政治基礎和文化觀念的支援，而這些從中產階級的連帶中得到的了自然的引申；與中產階級相關的是能人或精英的話語、穩定的話語、富裕的話語、成功的話語、消費的話語，總之它囊括了一切改革後的國家政策性價值設定的所有內容，反映了社會思潮的變化，也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找到共識，從而實現了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合流。

　階級，從啓蒙開始就是一種批判的武器，階級的普遍性賦予思想者的思想以普遍性；但是我們可以斷定，階級從來就不是弱者的武器，它是強者的武器，從而使強者更強大。值得思考的是，與中產階級的論題相伴隨的是弱勢群體的問題緊接著成爲社會的熱點，這兩個概念所指謂的顯然是不同種類的人，它們也許就混雜在日益分化的中國城鎮的某些居民點內或者是街頭熙攘的人群中，收看相同的電視節目，分享相同的社會背景，它們都出現在中國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但是，它們在某些方面日漸被區隔開來，紅花綠葉，兩相對照。

　中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中國社會新的秩序建構的一部分，它的性質也會對中國社會未來的演變産生深刻的影響。

　注釋：

　1 簡單來說，階級理論及其話語實踐對於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有著四重功效：第一，歷史社會定位功能：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定位，無疑既爲中國社會提供了歷史的定位（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階級關係和階級主體，中國消滅了資產階級，中國處於比資本主義更爲優越的社會主義階段），也爲中國社會提供了社會的定位（中國消滅了剝削階級，工人當家作主，實現了社會平等，存在的只是技術性的分工的不同。工農、婦女的地位得到了不斷的高揚，他們\她們成了一種政治符號）。第二，秩序的合法性論證功能：階級理論可以爲某種社會制度安排和政策提供合法性的論證。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因此它是一個人民的國家。階級理論中的階級除了具有動力學、結構的意義外，還有很強的政治的意義和倫理的意義，對於摧毀舊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意義重大。第三、對國家、社會的認同功能：階級的設定不僅使國家具有了普遍性，而且使社會也具有了普遍性；階級是一種有效的劃分制度，可以將社會成員進行總體性的劃分，抹去了人們可能存在的千差萬別，弱化各種社會身份的意識，如年齡、男女、地域性的觀念，以及龐雜的職業區分所産生的差別意識、冷漠、矛盾等等。階級意識可以強化對社會、對國家的認同，從而爲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國家權力廣泛滲透提供了思想意識的條件。第四，社會政治整合的功能：由於社會的核心體系是建立在階級劃分基礎上的，它在社會中建立了對立，界限。階級總是設立了自己的對立面：階級敵人，也就是惡，所以，不斷的政治鬥爭就成爲必要的實現團結的手段，它可以維持社會的張力，保持政治的核心的地位，不斷地將國家權力向四處擴散，瓦解社會力量可能會出現的離心力，增強社會的向心性。

　2 這至少表現爲三個方面：一是國家階級宣傳的弱化，一是社會科學中階級分析方法的衰落；一是階級一詞幾乎一度完全退出了大衆媒體。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國家階級理論衰落的是社會分層研究的興起及其走向大衆化。由於國家意識形態和階級理論都有著十分強烈的科學宣稱，科學性（而非傳統的或者是宗教的，這對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政治的性質等有著巨大的影響）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這曾使得以黨政爲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幾乎完全合爲一體。社會分層研究的興起可以說是它們相對分離的産物，然而，由於國家意識形態的科學宣稱和社會科學言述的強烈國家訴求（而非階級訴求，如聖西門、馬克思），所以兩者之間有著一種選擇上的親和性。

　3 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版，1988）中（第一章，第一小節）認爲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有兩個圖式。作爲國家意識形態的階級理論顯然是第一圖式，第二圖式是作爲資產階級的觀點加以批判的。馬克思並沒有賦予中產階級多少積極的意義，即使是從市場技能的角度作出分層的韋伯也是如此（比如從他對資本主義、官僚制的思想中，我們很難看到他會高揚這些沒有心靈的“專家”和沒有心肝的“縱欲者”。官僚制這種現代組織只能造就一些“僞貴族”，他們和貴族的內在的自尊和自傲不同，和“眼望蒼天、魂歸上帝”的清教徒也大異其趣：“想一想那是多麽可怕，整個世界有朝一日將只充斥一種小齒輪，亦即孜孜於一官半職並朝思暮想升遷的小人”。轉引自本迪克斯：《韋伯：思想的肖像》，501。）韋伯的噩夢卻成了另一些人孜孜以求的美夢，這恐怕是他老人家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4 近似的概念如白領、中間階級、小資。白領更則重於職業劃分，小資更則重於生活方式的特點，而中間階級、中間階層等似乎更爲中性，大多是專家們的用語，實際上人們很少在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意義上使用中以概念。在中國，人們對中產階級理解的不一致也許正反映了它的外源性，在一些社會調查中，有人甚至將地下黑産業的從業人員，如性交易、毒品交易，也視爲中產階級的一部分（陸學藝等：《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249），無怪乎人們要不斷地對其重新定義。總的來說，中產階級在中國主要有兩個源頭：一是社會科學中所做的概念化，一是廣告、媒體、文學所做的形象化的描述。表述方式的不同並沒有阻礙它們之間的共同點。

　5 五十年代後，中國實際上出現了一場去中層化的運動。如知識份子的工農化、幹部群衆化，高揚工人、貧下中農和婦女的社會地位，這三種人（社會分類）也逐漸被政治符號化了，都出現了被選拔出來的傑出代表，都被塑造成社會進步、社會平等和政權合法性（解放者、大救星）的表像。特別是在文革中，知識份子和領導幹部的特權受到極大的衝擊，甚至在日常生活領域，任何維伯倫意義上炫耀性消費都是被禁止的，如婦女的高跟鞋。

　6 “敵人”曾是中國式的階級建構的重要手段，毛澤東在他的那篇著名的階級分析一文中第一句話就是對“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的發問。

　7 這種層級性分類、分等更接近社會的常識系統，因而可以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援和認同。如日本的“中流意識”（今田高俊：《社會階層與政治》，1991，第三章第二小節）。中國人也普遍具有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中間意識。“中”幾乎在任何常識領域都是有效的。

　8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一文中開篇就區分出兩種不平等：自然的、生理上的不平等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前者具有自然性，也就是正當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講到個人體力和智力上的差別。對這種差別關注顯然也離不開對社會中心如經濟體系的設定，如按勞分配的思想，作爲一種現代性的規劃對中國建國後社會分層體系的構建和分配方案合法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9 目前，對素質的強調得到了市場化進程中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援並且不斷被細化爲各種具體的指標，素質越來越被建構爲一種種族主義的人群區分或者是實現社會拒隔的合法依據。

　10 功能論的觀點在和衝突論的爭論中被指責爲忽視了社會分層衝突的一面或者負面功能。功能論的困境更在於它本身很容易陷入了循環論證，因爲無論確定社會整體的意義和功能的重要性都必須引用一定等級秩序中的價值標準，而這些標準恰恰是某種分層體系的維護的力量。

　11這種圖形化的做法目前很流行，往往依據的是收入分配、職業等。實際上影響階級的或分層結構的因素有多種，不僅是經濟的，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和社會關係的，特定的分層體系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等，更重要的是它們處於一種什麽樣關係中。比如，同樣是工人階級，中國的、英國的和美國的可能就大不相同。

　中國的中產階級論者往往是在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簡單類比中看問題，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的特定制度背景。我以爲，如果缺乏了公民社會的背景，所謂中產階級，或者是依靠從國家那裏獲取一定的特權身份集合體，或者是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自我安慰罷了。

　12 這種傳統在現代中國延續下來，工人階級就具有精英主義的含義，只不過它強調其作爲精英的整體意義。對個體的強調廣泛體現在中國社會各種制度中，如教育在中國基本上是精英主義的教育、培養接班人的教育，從小學開始，就有半軍事化的班集體以及優秀的班幹部、優秀學生，就存在著先進與落後的劃分，中學、大學開始有黨團組織的介入，成爲評價學生的重要手段，中國的單位更是一架生産精英分子的機器，它們有著更爲複雜的選拔機制，不斷地進行區分、選拔。而精英品行的確證往往構成了各種社會活動的動力，如俗語講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現象。

　13 對賢能一方的強調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激烈爭論（儒法之爭）。但是實際上，在家產制的背景下，中國可以說是賢能不分的社會，由於對賢與能的評價都取決於對同一中心的貢獻，“能”也往往被賦予了道德上的特殊意義。在現代中國，從又紅又專、德才兼備的定義方式中，也可以看出這點。近來，有論者主張對於見義勇爲的學生在高考中可以加分，這種立場也反映了一種將賢能集於一體的努力，即倫理的標準和技術的標準合一化、互換。這種做法往往會阻礙不同價值沿著不同的方向進行理性化，在社會力量不平衡的情況下，結果決不是好人必是能人，而往往是能人必是好人。這一方面影響了社會的專業分工體系的理性化，另一方面，也使社會的倫理道德功利化，很難作爲一種獨立的評價體系發揮功能。實質理性和形式理性矛盾在現代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制度性的解決。

　14 這兩種精神從表面上看，是對立的，如現代中國的能人崇拜和平均主義（一種特殊的平等主義）之間的矛盾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單位往往既是平均主義生産的溫床，也是製造精英的機器。它們實際上又是相輔相成的，促成了一種中國式的“精英流動”，這種流動古已有之，如布衣可以爲卿相、卿相可以爲布衣現象；中國很早就有著“王侯將相甯有種”這種集平等主義和精英主義于一體的表述；平等主義爲前者積蓄了動力並可以提高它的合法性，精英主義也爲平等主義設定了目標和引導。

　中國的改革是以先富政策、打破平均主義的思想解放爲先導的，但是我們很難說當時中國是一種各種資源分配很平均的社會。反平均主義與其說反映了人們過於平等，不如說是利益的個體性和國家原有的統一規定的矛盾的表現，在中國結束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後，直接的物質利益的爭奪日漸走向社會的前臺，所以，反平均主義實際上體現了中國社會分層秩序的轉換與核心地位資源的轉移，反平均主義爲後來的基於收入和財産、知識的階級的建構做出了鋪墊。這就是爲什麽中國人難以忍受“平均主義”卻可以忍受極大的社會不平等原因。

　15 中國社會的分層體系在改革開放所發生的變化凸顯了經濟分層的意義。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強調在分層中的作用從未減弱，甚至得到了強化，它仍舊是産生先進與落後之分的支配性力量，在收入分配中，在社會聲望的授予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如先富者的倫理意義，如十大傑出青年、有突出貢獻者、學術帶頭人、勞動模範（在各個行業可能名稱不同）等各種能人稱號的賦予，顯然不只是功能性的自然分化的産物，它們也是國家政治強調的産物。這些政治強調目前越來越和收入分配和社會的專業分層體系聯繫在一起。

　16 如中國目前對待富人的態度。可以說對富人、私有企業主等的合法性的論證從改革之初至今從來沒有停止過，然而在一些社會調查中人們對他們的認可並不高，至今中國仍有所爲令人不安的“仇富”的現象。

　民間不是NGO

　梁 泉

　中國的民間需要一種身份自覺的運動。

　我相信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從民間社會到市民社會再到公民社會的一個過程。這種從臣民到市民再到公民的轉型與成長過程是需要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的更新的，而它們要具體表現爲個人的身份自覺。所以，我們不妨把NGO運動自覺地溶入到這樣一個轉型與成長的過程中，我個人相信，NGO運動是建設公民社會的主要途徑之一。

　西方先哲指出，人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動物。因爲現代文明認爲政治從其本原上來說既是先於政府，同樣也高於政府的天賦人權，以及因此而來的民主國家（制度）。西方文明認爲，人乃神創，國乃人創，個體的權利是優先於國家權利的。事實上，如果沒有最基本的個人權利（天賦人權），就既沒有公民（社會），也沒有政治（國家）。

　被定義爲非政府組織的NGO運動是具有基本權利的公民之生活的一部分，非政府的，也就是能夠獨立於強制性公權的政府組織、有別于政府行爲的一種活動，NGO的首要條件就在於個體有基本的個人權利保障，只是與那些以維護公民基本權利（或稱天賦人權）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政府）的活動，以及個人履行公民對政治制度的責任與義務（比如“參政議政”）等政治活動相比，非政府組織關注的是另外一些層面的東西。這些在公權力（憲政）的活動之外，以及在對憲政的維護活動之外的活動，除了以贏利爲主要目的的企業（組織）活動之外，人們都可以把它們定義爲非政府（組織）活動。

　由於中國歷史上沒有倡導世俗權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以及張揚思想自由（理性權利）的啓蒙運動，個人的基本權利（所謂的天賦人權）並不爲我們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所信仰，因此，自古以來，中國的江山（天下）都是打出來的（所以我們從小就被反復教育，人民江山是無數革命先烈用最寶貴的生命換來的），從其合法性的意義上來說，它們都自稱是替天行道之結果，天乃至高無上者也，因此君權神授，君權神聖，擁有江山就擁有一切。君臣如父子，政教乃合一。事實上，中國的政府（政權）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世俗的政權（不能以契約去定性），它們是全能因而是無限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在個體沒有最基本的權利，也就是個人沒有最基本的私人邊界的地方，是沒有個人可言的，在道能弘人，非人弘道（與孔子所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恰好相反）的地方，只有代表道（以及其他）的君主以及可以細分爲君子與小人的衆生。用現代的話來說，本來是“文化是人爲的，也是爲人的”，可是，非世俗性的政權卻把人乃神創與國乃人創這些東西都顛倒了。個人是否能生存完全變成了一種國家的恩賜，政府有權利把人劃分成爲“人（民）”與非人（民）。既然政權不是世俗的，而是用暴力替天行道之結果，因此它也不能由世俗的個人去決定、不能由世俗的個人去管理以及監督，更不要說可以去更替它們（除非是改朝換代）。而民享、民治、民有的民主（國家）理念，以及因之而來的憲政、共和、法治思想，這些東西在以官爲本位的國家裏乃是離經叛道，分庭抗禮的異端之邪說。

　所以，在我們國家，有學者認爲，在漢語學術界，CIVIL SOCIETY有三個流行的譯名，即“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也就是從概念上來說它們什麽都是，事實上它們是什麽也不是。

　簡單地說，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傾向於把整個社會看成是一個猶如大家庭的同質性的共同體。其中，身爲“天子”的皇帝扮演著天下萬民父母的角色，受其委派的地方官吏則是當地百姓的“父母官”。作爲一個大家長，皇帝被期待著一視同仁地看顧其“子民”，同樣地，地方官也總是被指望著關心民間疾苦和“與民作主”。（梁治平）

　自古以來，中國（大陸）的民間（社會）就是官本位的官府（社會）的附庸。在官本位社會裏，沒有市民與公民，只有臣子與臣民。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民本，此民本乃民爲官家之本錢，而非民乃國家之根本，本錢與本體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此“民本”非彼民本。同樣，個人沒有基本人權因之根本無法獨立於國家的此“民間”而非有基本人權的彼民間。

　香港學者曾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來，東歐各國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紛紛地訴諸“市民社會”這個概念。他們把市民社會這個概念作爲他們民主運動的一個理論基礎。東歐各國在計劃社會的體制之下，社會被政治所扼殺。在這些國家中，政治上的觸角延伸到每一個領域中去，因而獨立于政治的自主及自發性的社會不再存在。訴諸市民社會這個概念的目的就是要再建立一個獨立於政治而具有自主性的社會。只有建立這樣一個具有自主性的社會，人們才可能與政治對抗。訴諸市民社會這項行動，不僅是在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採取的，即使在建立了民主政治之後，一個獨立於政治而具有自主性的社會仍然應該繼續存在下去，只有當一個國家擁有這樣一個獨立的社會時，泛政治主義，以及由它所引導出來的不民主及不自由才可能被避免。（石元康）

　我想，也許並沒有人會認爲民間就是NGO，但是，鑒於對我們這個沒有民間的“民間”的歷史與現實普遍缺乏認識這樣一種民族文化知識背景的反思，也就是在民間社會、市民社會與公民社會混雜在一起的特殊漢語語境裏，我們有必要強調民間不是NGO這個道理。

　如果我們無法否認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那麽，沒有政治（基本人權）的“民間”不是NGO，也正因此，在從沒有政治的臣民到有政治（基本人權）的公民轉型的中國民間才需要建設可以與政府（組織）對等（平等）的NGO。如果我們連國家政府都可以建設，我們爲何不可以建設自己的生活與人生呢？NGO倡導和追求的只不過是“建設你們自己，而不要焚毀委員會”。

　民主之本質或根本乃個人之自主。個人自主最基本的內容就是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現實政治，也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信仰。民間社會、市民社會以及公民社會不僅是一種社會形態，更是一種社會制度。天賦人權既讓我們得以實行憲政國家，也讓我們得以建設民間生活。中國民間的身份自覺是一個從民族精神到生活形態以及制度建設的一個系統工程，這個過程只是基於人類現代文明常識的運動，這種人類現代文明常識即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信仰與追求。

　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裏，“在我們國家，爭取自由的鬥爭曾經聚焦在權力層面而不是創造公民社會。因此它最終導向集中營。”（米奇尼克）所以，在中國民間這個身份自覺的過程中，我祈望同胞們能切記：“目前，我們必須保障的是社群自行發展的自由和能力，而不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