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之聲】
戰後亞洲資本主義與"儒家思想"和新自由主義
－－[美]詹姆斯·皮特拉斯
戰後東亞資本主義的興起不是"儒家思想"的復興，而是"反革命的革命"
人們往往把戰後東亞的經濟奇蹟歸因於"傳統價值"或"儒家思想"的復興，並將這一發展稱爲"亞洲模式"。可是實際情況如何呢?
亞洲資本主義形成於二戰後社會變革的背景之下。那時，整個地區都爆發了廣泛的社會革命和民族革命。在一些國家，如中國、朝鮮、越南，革命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國家和地區，如南韓、南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群衆起義則因血腥鎮壓、國外的干涉而失敗。這些革命對亞洲資本主義的結構及其演化具有三方面的重大影響：第一，爲了控制潛在的新的人民革命，亞洲資本主義組建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第二，爲了成功地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迅速壯大的共産主義競爭，亞洲資本主義建立了強大的國家調控機器；第三，爲了保證就業和社會團結，亞洲資本主義建立了國家引導的福利制度。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具有雙重目的，一是壓制以階級爲基礎的組織和階級鬥爭，二是抑制資本主義，以確保社會的穩定和安全。由於可靠的就業和社會安全是對抗共産主義吸引力的關鍵因素，這些國家便盡力鼓勵大型出口製造商雇用工人，並保護地方性的小生産商和零售商。這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秩序，但官方理論家們卻視之爲"儒家思想"或"傳統價值"所致。後來，西方學者和記者便用儒家價值觀來解釋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把每個政策和行爲方式都歸功於歷史的或傳統的價值觀。但是，關鍵的事實卻被忘記了，即這種社會秩序産生於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戰後亞洲。
土地改革是戰後亞洲進行廣泛的社會革命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和朝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樣板。日本和臺灣地區爲了同共産主義競爭，也沒收了大地主的土地並將之重新分配。這實質上是反革命政權爲了穩定資本主義、破壞潛在的工農聯盟而借用了革命措施。土地改革的産物"新農民"成爲資本主義政權開始工業擴張以及後來精心制定的出口策略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在城市中對廣大零售商和商業網絡的保護和資助則進一步減少了城市産業工人和有薪職員潛在的反對浪潮。亞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反革命"的改革，由此也刺激了"社區"、"家庭"及相關價值觀的發展。這不是儒家價值觀的繼續，而是現代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和反革命的改革。這些措施促進了以家庭爲基礎的經濟活動，加強了以社區爲基礎的人們之間的聯繫。這些"亞洲模式"反映了當時這些國家經濟的深層結構：以家庭爲基礎的經濟活動要求投入長時間的和大量不付報酬的家庭勞力；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得到資金補償，使得他們可以向工業投資；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雙重政策爲進入國外市場打下基礎；更重要的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保證了製造業部門的就業和資金，穩定了勞資關係。當時，東亞資本主義處於亞洲社會革命的影響下，資本高度依附於國家，與美國的聯繫主要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只有在上述特定歷史條件下，工作保障以及對小生産者、社區價值和家庭價值的保護才會得以實現。市場的侵略性衝力被引導著指向國外市場，在國內實行的則不是純粹的市場規則，而是由國家強制施行的其他法則。亞洲資本主義就在這種"亞洲模式"下繁榮了。
後共産主義時期亞洲奇蹟的衰敗和新自由主義對亞洲的侵蝕
70年代末，根本的政治變革開始發生。戰後社會革命的示範效果消失了。亞洲資本主義再也不會因害怕革命而向勞方作出讓步，它們開始放棄終身就業和社會凝聚方面的政策。與此同時，經營出口的資本家越來越超出國家的控制，海外市場利潤驅使他們挑戰以前的國家調控模式。政治層面上，則出現了新一代專家治國論者和政治家，他們與大規模的"外向型資本"和西方國際資本相聯繫，深受美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篤信自由市場信條。他們推行新的法律，廢除對地方生産商和銷售商的保護。而作爲對國外市場的大量滲透和資本與海外聯繫的回報，這些國家必須開放國內市場。冷戰的結束使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的重點從軍事基地轉向市場和投資。以前亞洲國家以輕易進入美國市場爲交換條件使美國獲得在該地區的政治軍事霸權的做法被艱難的貿易談判所取代。美國政府、美國的大公司和亞洲的自由主義者一起倡導個人主義、"以消費者爲動力的"增長和"非管制的市場"("unregulated
market")。他們宣稱公司支配的市場産生"真正的資本主義"和"企業家"，而創造了兩位數增長速度並擴展了國內市場的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則被他們斥爲"沒有效率"、"沒有競爭力"。這些人鼓吹"全球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結構調整"、競爭力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這些現代最新的資本主義形式，並裏應外合地將這一自由主義說法普及於衆。新自由主義席捲了亞洲。
這種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對亞洲而言究竟意味著亞洲新文明的興起，還是意味著經濟災難?事實表明，亞洲新自由主義統治階級轉向自由市場、投機資本、解除管制等"美國戰略"給亞洲帶來了災難，影響到經濟、社會、政治制度各個方面。首先，它導致了股票市場的暴跌；其次，它使當地貨幣貶值；第三，亞洲越來越依靠和受制於受西方銀行家影響的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從更深層的角度看，向自由主義的轉變深深影響了生産系統，削弱了生産性投資，導致了生活水平的嚴重倒退。危機影響了廣泛的社會階層：從股票市場的大小投資者，到受"緊縮計劃"影響的公務員，從面臨大規模失業和降薪的工人，到無力與進口貨競爭的小農場主，每一階層無不受到影響。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增長是脆弱的，因爲要支撐增長的市場，大投資者容易受到回報率的影響，一遇到緊急情況他們就會抽出其資本。雖然政府調整利率，對金融市場重新引進一些規定，但這些措施難以起作用。
新自由主義打破了産生於二戰後的社會革命的社會紐帶，摧毀了以社區和家庭爲基礎的經濟和與之相聯繫的個人紐帶，但卻沒有創造出一個穩定和充滿活力的經濟。例如，當韓國正朝著自由主義制度邁進時，它的外債越來越龐大，階級鬥爭不斷，社會不公加深，失業增加。在日本，新自由主義者指責政府過去的規定不適應新的投機式的資本主義。這一與日本出口大企業及投機資本家聯繫緊密的集團把日本推向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而把日益增長的貧困、無家可歸、不安全和犯罪等社會成本轉移給工人階級。退休工人和年長者被描述爲經濟的一種負擔和威脅。下一個政策是不是安樂死呢?亞洲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和他們的支持者再也不需要旨在反對"一個激進的工人階級的替代"的由蔬菜店、麵包店和稻米種植者組成的巨大網路。"解除管制"的措施實際上是提倡大型公司經營超市和百貨商店的一套市場規則。毀滅小生産商和商販組成的經濟網路的目的是爲了增加日本大型投資者手中資本的積累，其社會效用是摧毀社區內地方生産者和顧客之間的社會網路和紐帶。毫無人情的大型企業的增長摧毀了作爲"凝聚力"核心的強有力的社會紐帶，這種"凝聚力"曾經支撐過日本經濟的繁榮。日本在轉向自由主義的過渡中分裂了。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社會分裂和社會不滿會使新自由主義者要求"強有力的政治領袖"，即淩駕於社會要求之上的獨裁主義的美國式總統。
亞洲向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轉變直接與共産主義和革命威脅的消失相聯繫。來自左翼的革命威脅迫使亞洲資本主義保持甚至支援小商品生産者和小規模零售商，而威脅的消失導致了資本不斷的集中和小生産者的消亡。這樣，"反資本主義"威脅的消亡意味著"前資本主義"的家庭經濟的結束，也意味著尊重年長者和家庭的社會價值觀的消失。禮貌、相互負責和互惠被排擠、攫取和以自我爲中心的精神氣質所代替，其後果是：越來越多的褊狹、犯罪和社會疏遠。自由主義遠不如它的提倡者保證的那樣是一劑萬應良藥，對於實施者來說，它已經變成一種夢魘。 (莊立勇 編寫)
(摘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12期，原載《當代亞洲雜誌》第2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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