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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夫婦的黃昏戀 程映虹／2000年10月26日／《世紀沙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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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不列顛的書店裏上市了一本將近1300頁的大書，書名比篇幅氣魄更大：《蘇維埃共産主義：一個新的文明？》。不久，當書出第二版時，問號被拿掉了。在仍然被經濟危機困擾著的英國，很多人都想知道西方文明是否已經被一個新的文明所取代，於是兩年中這本書就銷掉了4萬冊，同時還在美國大量發行。
書的作者是悉尼·韋伯和比阿特利絲·韋伯。這對伉儷是英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名流，費邊主義的掌門人。這個主義在未來社會的設想上和社會主義沒有多大的區別，只是主張用漸進的方式實現這個理想。他們原來對布爾什維克大刀闊斧的社會革命和用暴力消滅反對派的做法不以爲然，一直批評蘇俄。1918年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報》邀請他們去蘇俄看看，但他們輕蔑地說他們完全知道蘇俄是怎樣對待人質的。
20年代初列寧實行容許商品經濟和私有制的新經濟政策後，有個叫費利普斯·普萊斯的英國人從蘇聯回來後寫了一本《我對俄國革命的回憶》，其中說蘇聯有了變化，變得有點像費邊主義了。不料比阿特利絲立刻反駁道：也許俄國人只配交給列寧去翻來複去地折騰，但"對西方民主國家來說，要讓它們去經受那些饑荒、疾病、內戰和都市生活的急劇衰敗，以換取普萊斯先生所認爲的費邊社的理想，那是根本不值一提的。"
但從20年代末開始，韋伯伉儷對蘇聯的態度開始變了。西方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和蘇聯同時開始實行的五年計劃動搖了很多西方人對自由制度的信念。原來批評布林什維主義的人紛紛箴口不語，而那些原來就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更是開始用"不可避免的罪惡"來爲蘇聯開脫。他們不管蘇聯使用什麽手段，只是對它的效果，即創造一個新的由理性主導的社會感興趣。韋伯伉儷就是這樣的人。1930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們破天荒地邀請蘇聯駐英國大使索科爾尼柯夫來宅上吃飯，想當面聽聽這位元大使對蘇聯情況的介紹，這位元大使不失時機地建議他們親自去看看。這次，蘇聯的邀請沒有被輕蔑地拒絕。
但當時悉尼·韋伯是工党內閣的成員，不能以個人身份去蘇聯，於是這對伉儷等了一年多。其間，他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肖伯納在1931年夏天去了一趟蘇聯，回來後眉飛色舞，就像遊歷了仙境的阿麗絲，把史達林的社會實驗捧到了天上。這更吊起了韋伯伉儷的胃口。
1932年五月，期待已久的蘇聯之行終於實現了。韋伯伉儷在蘇聯政府的特別安排下來到莫斯科。他們在專供蘇聯高級外交官的寓所住下，和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和副外長齊切林爲鄰，然後便在蘇聯作了兩個多月走馬燈似的訪問。當時他們都已是70多歲的老人，比阿特麗絲途中患病，蘇聯政府爲她安排了兩個醫生，把她送到高加索度假勝地療養，而悉尼繼續風塵僕僕地周遊紅色俄羅斯，直到八月份回國。
韋伯伉儷是非常認真的學者類型的人，和隨意蕭灑的肖伯納不同。他們在去蘇聯之前就雇了俄語翻譯，把手頭能收集到的俄文材料都翻成英文，就像準備國事訪問一般。在蘇聯時他們除了耳聞目睹，就是儘量收集資料，回國時帶的材料足夠一個學者消化一輩子的。回家後，他們謝絕了許多應酬，閉門在家整理成箱成捆的材料。他們深知自己正在爲一個在地平線上崛起的新文明建立第一座紀念碑，因此這個紀念碑的底座必須格外結實。
一個新文明是富於變化的，紀念碑的設計師必須時刻掌握這種變化，這樣紀念碑才能有相宜的尺寸。在那一兩年間，蘇聯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農業集體化，這是好事。但聯共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的黨委書記基洛夫被暗殺了，隨著掀起了大逮捕。有人私下說暗殺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幹的，那是蘇聯官方的說法，真正的原因是在前不久的一次黨代會上，基洛夫的得票數超過了史達林。一時間蘇聯究竟是怎麽回事又變得有些撲朔迷離了。爲了檢驗上次訪問收集的材料是否可靠，也爲了撥開籠罩在克裏姆林宮上空的迷雲，七十老翁韋伯于1934年秋天再次前往蘇聯。比阿特麗絲健康不佳，力不從心，只能留守倫敦。
一年以後，韋伯伉儷的巨著沈甸甸地放上了不列顛大小書店的書櫥，很快又在歐洲和北美上了市。書由戈倫茨出版公司出版，這是英國30年代著名的左翼出版社，出版過無數介紹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書籍，斯諾的《西行漫記》也是由這個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
韋伯伉儷在書的序言中說，他們企圖通過這本書解答西方人最關心的問題：蘇聯領導人的意圖和蘇聯的哲學，蘇聯的動機與手段，最後要回答蘇聯是否已經代表了新的文明。他們要描繪蘇聯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爲今後去蘇聯旅行和觀察的人提供一個指南。
韋伯夫婦開篇就說：毫無疑問，蘇俄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會。人類歷史是一個無盡的冒險，無數種統治人的方法被翻來複去地嘗試，而"在全部社會史上，從來沒有過如此巨大而令人振奮的實驗。"這個實驗是由一群志願的但又是高度組織起來的經過嚴格訓練的富有天職感的社會精英領導的，他們的名字叫做布爾什維克。韋伯夫婦認爲一個社會必須有人爲公共事務提供指導，在其他國家這種指導由貴族、教會、內閣、國會或者有錢人所掌握，但他們從不公開承認這一點，只有在蘇聯，這個職能不但由一個精英集團自我任命，而且得到公開承認。
韋伯夫婦認爲，這個叫做蘇聯共產黨的政治集團也許可以被比作羅馬和希臘東正教會，但它提供給成員的全部是世俗職位元。它對社會的領導完全是通過說服來實現的。爲了保證純潔性，這個精英集團不但實行自我監督，而且每隔數年進行自我清洗，有時多達五分之一的成員被取消精英資格。
對待科學的態度是蘇聯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另一個根本區別。科學在蘇聯是信仰，指導一切事務。在黨的指導下公共觀點完全支援利用科學去節省勞動力和增加生産，整個國家的發展都按照科學計算來安排，不爲少數人的利益服務，也不會出現浪費。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每年對整個國家的需要和能力作出龐大而精確的估算，這在西方被認爲是超出了人類的能力的。在西方國家，科學家一直在爲科學不能更好地爲社會服務而擔憂，在蘇聯，這個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被解決了。
除了科學，蘇聯社會也建立在普遍的平等上。私有制被廢除了，工作既是社會服務又是閒暇，必須被分享，而且只有腦力和體力之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勞動不再是下等階級的苦役而是光榮和歡樂。蘇聯沒有階級，只有公民、生産者和消費者。這種平等也表現在普遍的參與上。蘇聯建立了一種新奇的代表制，和西方民主完全不同。
雖然蘇聯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讓韋伯夫婦驚歎不已，但最使他們傾心和佩服的是這個制度不但全盤改造了社會，而且正在有計劃地改造人。他們說："蘇聯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基本的目的：不僅要爲人民造福，而且要改造他們。"蘇聯政府和其他國家政府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對公民的行爲的態度：其他國家是放任，蘇聯是定下規矩。在莫斯科體育俱樂部的牆上，他們爲這樣一條標語而震撼；"我們不但根據科學原則重建人類社會，而且根據它去修理人類。"他們的這本書有厚厚的一章因此就取名爲《重塑人》（THE
REMAKING OF MAN）。 蘇聯社會重塑人的社會工程始于兒童的發蒙期。八到十一歲的兒童必須參加"小十月人"的組織，十一到十六歲是少先隊，十六歲以上是共青團（十四歲就可以加入），參加這些組織都有儀式，新成員必須發誓（韋伯伉儷甚至在書中把每個誓詞都照錄下來）。參加了少先隊和共青團的少年和青年有責任催促自己的弟妹加入和他們的年齡相應的組織。每一個低一級的組織的成員都要使自己表現得能夠被上一級組織所接受。韋伯伉儷引用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話說：對小孩子就要在他們剛剛開始懂事時就把他們的心靈塑造定型。他們不但在書中詳盡地介紹了這些組織，而且描繪了自己親自旁聽的第七屆全蘇共青團代表大會，說在那樣熱烈歡慶的氣氛下一個人要不感動是不可能的。
韋伯夫婦注意到，蘇聯道德的基礎是一種普遍的負債感：任何個人一生下來就欠了這個社會的債，他們的一切都是由這個社會提供的，因此必須用自己的一生去還債。這個發現使得韋伯夫婦驚喜不已，因爲本來他們覺得蘇聯是一個否定基督教的社會，那麽基督教所提供的維繫社會道德的原罪意識也就沒有了，道德靠什麽來維持呢？現在他們發現負債感完美地填補了這個空缺。不但如此，摩西十戒和東正教的教義都告訴人們什麽是錯的和不應該做的，而蘇聯的道德則強調什麽是對的和應該去做的，因此道德不再是消極的禁止而是積極的鼓勵。
另外，韋伯夫婦還十分讚賞這麽一點：在蘇聯，上帝真的死了，那種普遍的、絕對的、永恒的道德和價值觀也就消失了，蘇聯人強調對任何行爲的判斷都是看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結果，因此道德與否取決於特定時間下的客觀情況。他們引述一個叫法尼娜·哈勒的西方訪客的話。這個女人30年代初訪問蘇聯後出版了一本《蘇俄婦女》，在其中她說一個像蘇聯這樣正在建立新秩序的國家，道德本來就不應該是固定的。韋伯夫婦說，對於黨員來說，道德與否的標準完全看它是否有助於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當然，連他們也覺得這種道德標準似乎有點過於武斷，有些人聽了也許會脊背發涼，於是躊躇了片刻，安慰讀者說這種新的道德標準還處於實驗之中。
總起來說，蘇維埃共産主義的明顯特徵就是在一個完全組織起來的社會裏，爲了實現"美好生活"，一切--包括人--都在接受改造，爲人民服務取代了對上帝的信仰，生産不爲獲利，人人都不想發財。如果這樣一個社會不是新的文明，那麽什麽是新的文明呢？韋伯夫婦落筆千鈞地寫道："如果你認爲這種想法是烏托邦的話，那只能說明兩個文明之間的鴻溝之深。"
韋伯第二次從蘇聯歸來後，除了整理書稿，就是奔波於英國各地的費邊社團，介紹蘇聯的真相，反駁西方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集體化、大清洗和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等等的攻擊。比阿特利絲身體一直不爽，不能像丈夫那樣四處出擊，但她也不放過任何機會。有一次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時她宣佈整個世界的希望正在蘇維埃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在那段時間裏韋伯夫婦對蘇聯迷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凡是到他們的別墅參加過宴請、派對、茶會和形形色色的社交活動的人都覺得有關蘇聯的話題無處不在：他們喝咖啡時談蘇聯，像是往咖啡裏摻一點牛奶；飲下午茶時談蘇聯，像是拈兩塊助茶的餅乾；用正餐時談蘇聯，像是享用一道法國大菜；散步時談蘇聯，像是拄著一根須夷（？）不離身的拐杖。對這種癡情，比阿特利絲有一次自我調侃地說："老人常常不合情理莫名其妙地陷入情網，有時甚至會看上她們的專職司機。而我們愛上共産主義蘇聯總要體面得多吧。"
韋伯夫婦這段黃昏戀既經受住了流言蜚語的打擊，又沒有被情人的朝三暮四和喜怒無常所動搖。西方輿論的嘲諷他們不屑一顧，史達林大量處決黨內反對派和希特勒簽訂條約瓜分波蘭也沒有讓他們灰心。1943年比阿特利絲臨死前不久得知蘇軍在史達林格勒大勝，她感覺十分欣慰，覺得自己畢竟沒有看錯人。
這種對史達林主義堅貞不渝的愛情也算是西方左派對蘇聯單相思的一段佳話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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