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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管理學 葛紅兵／《天涯之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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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樣管理好我們的身體？我們怎樣管理我們的上半身，又怎樣管理好我們的下半身呢？
一、母親的掃帚和紅旗渠上的喇叭
我們對滿足頭腦的行動總是無盡贊許。想一想吧，一個學生，他正在屋裏看一本書，而且是一本教科書，這個時候，他的母親會一邊避身於窄瑟的廚房，剝著早晨從市場上買來的鹹帶魚，一邊幸福地自言自語：“他正在讀書呢！”這個時候，她，一個母親，因爲她的兒子正在加工他的頭腦，正在充實靈魂而感到無比幸福，仿佛一個美麗的前景已經展現在她的面前，她手上的鹹帶魚甚至也爲此而具有了某種顫慄。如果情況相反，她的兒子因爲在學校裏參加一場足球賽而帶夜歸家，打開家門，在樓道昏暗的燈光下，她看到了他兒子那副滿身是汗的臭皮囊，正是這副皮囊，讓他的兒子在學校裏呆到這麽玩才回家的，這個時候，這位母親，她會怎樣呢？她拎起手中的掃帚，向著這副皮囊抽打過去。
這個母親，她就這樣開始執行她的身體管理學了。
然而另外的場合，我們又是多麽需要這副臭皮囊。紅旗渠工地上，四萬個身體同時揮動鐵鍬，是什麽力量使得這些身體忘記了疲勞，忘記了饑餓，忘記了寒冷，以這樣的姿態夜以繼日地勞動著？山坡上，那具皮囊已經被燒得滋滋冒油，然而他一動不動，他邊上的人聞到了空氣中散發出來的人肉被燒焦之後的糊味，然而他也一動不動。我們需要這些身體，有的時候我們需要它們瘋狂勞作――春蠶到死絲方盡；有的時候我們又需要它們一動不動――像一枚螺絲釘。
是什麽力量使他如此？
是誰管理了他們的身體？或者是誰佔用了他們的身體？是紅旗渠上的喇叭？還是山坡上青青的草地？
人類爲什麽要痛恨他們的身體呢？爲什麽他們要以壓抑自己的身體本能爲代價來得到別人的讚賞呢？仿佛誰對自己的身體越殘酷誰就越是偉大似的。人們爲什麽要這麽做？
是誰像那位母親對待兒子一樣對他們行使了身體管理學？
二、殺身主義和成仁主義
我在想，是不是我們漢人，這個自稱熱愛勞動的民族，它的原始先民就是這樣習慣於管理身體，以壓抑身體爲榮耀之本的呢？從漢語的詞源學意義上說，甲骨文的“人”是人身體側站的形狀，可以知道，“人”一詞最早實際上是指身體。例如在《史記·樊酈滕灌列傳》中有“荒候市人不能爲人”之說，這裏的“人”實際上是指男女性愛。這種用法在今天的語彙中依然留下了它的遺迹，例如，“他人在這裏，心不在這裏”這裏的“人”就是指身體。但是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人”一詞的使用已經大多脫離了它的原始意義，當一個人問你“某某，這個人怎麽樣？”這個時候他一定不是在問你某某的身體如何，而是在問你這個人的品德如何。
對於這樣的問話，從動機上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當甲問你“乙爲人如何”時，並不是真正地關心乙的身體或者（如《史記》中所意味）性能力如何，實際上他並不關心乙本身，而是在關心自己，關心乙將對他怎樣，他――甲――這個人能不能從和乙的交往中獲得利益。
所以，“爲人”在現代漢語中的意思已經徹底地脫去了《史記·樊酈滕灌列傳》中的用法，我並不感到奇怪，大多數的人關心自己勝過關心別人，他們將在關心自己的意義上使用“人”這個辭彙，因此將“人”精神化、非身體化是一種本能，――當他們共同面對一片並且僅僅只有一片麵包的時候，他希望對面的那個“人”是一個“精神”，這個“精神”沒有饑餓的感覺，對這片麵包無動於衷，將麵包完全地讓給他吃――這就是希望別人“爲人（成爲一個精神）”的理由。
但是，是誰使得這一理由變得冠冕堂皇的呢？孔子大多還是在比較本原的意義上使用“人”這個概念，例如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人”就是和“欲”聯繫在一起的，可見在孔子那裏“人”是有欲望的本體，這個“人”處理和別人的關係只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可以了，他在解釋“仁”的時候也沿用了同樣的意思他講“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知道，孔子不那麽虛僞，他是從“自我”本位來講人與人的關係的，孔子的方法就是“推己及人”。
到了孟子就非常變態了，他講的是“殺身成仁”，他已經將“仁”看成是脫離於身體的獨立本體，看成是意義的源泉，爲“仁”必需放棄對“身體”的關心。所以有人說孟子的思想是人本主義思想，這是大錯特錯的，孟子是“仁”本主義思想，它的兩個組成方面分別是“殺身主義”和“成仁主義”，看上去，他講“性本善”是擡高了人，實際上他是殺死了“人”（身體的人），而憑空製造了“仁”這個反人道、反自然的怪物。
以儒家爲代表的漢語言思想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複雜的迷宮，許多人一頭紮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它越來越神秘，越來越古奧，但是實際上，它只有一門學問――身體管理學。
從西方哲學史的角度講，阿克那西曼德是身心二分法的第一個父親，他說：“生存究竟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你們究竟爲何存在？我發現，你們是由於你們的罪過而執著於這存在的，你們必將用死亡來贖這罪過，誰能拯救你們免除生成的懲罰？”阿克那西曼德爲此設計了一個“無限者”――他什麽也不欠缺，不生成、不毀滅，因而能成爲意義的源泉。接著巴門尼德第一次將生成之罪歸之於身體，而將得救歸之於理性，完成了身體和心靈二分法的關鍵一步。他說：“請把一切生成的、茂盛的、絢麗的、繁榮的、騙人的、誘人的、活生生東西拿走，請把這一切拿給你自己，只求給我唯一的，貧乏的，空洞的可靠性”。此後人類的思想史成了不斷遺忘人的身體的歷史，哲學被當成了對人的身體性的克服之學，蘇格拉底、柏拉圖將善看作是最高的道德範疇，他教人要認識自己，而這個自己不是指人的身體而是人的“靈魂”。這個“領袖"到德國古典哲學那裏便長成了一個巨人，在康得那裏他是懸設的“上帝”，而黑格爾則管這個巨人的名字叫"絕對理念"
，而“絕對理念”在地上的代表則是普魯士國王。黑格爾演繹了一個哲學上的身心二分到社會生活中絕對主體與一般主體二分的完整過程。
三、兩個妖怪
誰最需要這樣一門身體管理學呢？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話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一個手無縛雞之力頭重腳輕的人，他憑什麽在這個世界立足，他如何證明自己爲這個世界所必需？進而還要管理別人的身體呢?他說：我的形是頹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體是虛的，但是我的魂是強大的，我的靈是高貴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說：一個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靈魂的安妥和清潔，身體是可恥的粗陋的卑下的污穢的，只有靈魂是偉大的高尚的純潔的美滿的。──文人就是這樣利用身體和靈魂的二分法證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證明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從而解除了對自己的存在價值的焦慮，把這種焦慮轉嫁給了勞力者。
就是這些文人殺死了原始的安居於這個世界的靈肉統一不分的身體本真地處於安妥狀態的人，建立了兩個妖怪：靈魂的人、肉體的人，並爲這兩個虛想出來的怪物編織了無數的神話。文人說：道德即知識。文人自己是靠知識吃飯的人，他就說只有知識才能導致道德，言下之義就是只有文人（有知識的人）才是真正的擁有道德的人。由此我想到一個勞動者──一個農民，他會不會象一個文人一樣一邊在田間勞作（比如噴灑農藥），一邊說自己的勞動是唯一的道德，（他不會說只有噴灑農藥才會導致道德。）並要求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樣勞動（噴灑農藥）。一個農民，一個純樸的農民他不會這樣，他只是默默地耕耘，他的道德就是他的身體，他的體力，以及他的體力的結果──那些鮮綠鮮綠的青菜、蘿蔔，那些通紅通紅的番茄、蘋果，當他來到菜市場，他弓腰坐在他的蔬菜攤前，他無需說話，用不著誇誇其談，他的蔬菜就是最好的語言，他的道德就在他沈默的弓腰而坐的身體裏，在他的新鮮而自信的蔬菜裏。他的道德是沈默的的身體性的凝結在結果中的，而不是語言的、靈魂的、看不見的、虛幻的和說辭的。
文人說："愛靈魂不要愛身體，愛上帝不要愛自己"，"肉體只是一具臭皮囊而已，最可鄙的人就是只愛自己和那具臭皮囊的人"。文人進一步說這個社會的靈魂就是他們，大衆只是這個社會的肢體。在這裏人的身－心二分法落實爲現實世界的人在主體地位上的（超越主體與一般主體）的絕對等級制度。文人說：道德即秩序。儒家講"無違"，就是要人們對社會等級制度採取一種默認的態度。
在中國，儒家的對於身體的蔑視（"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是一以貫之的，中國歷史的源頭沒有象古希臘的伊壁鳩魯那樣的崇尚身體、感性的反對派倫理學家，又沒有經歷尼采那種非道德主義哲學的衝擊，所以中國的反身體、敵視感性(感官)、視肉體爲仇寇的道德主義觀念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中國人在長達幾千年的過程中一直受著這些可恥的道德主義者的愚弄和欺騙，以至中華民族看起來似乎是先天就反身體的，中國人不重視身體鍛煉、缺乏戶外體育活動的興趣──對身體蔑視得太久了，幾千年的結果人們獲得了一種種族上的身體的頹敗形式，道德主義者應該爲這種身體素質的普遍虛弱、體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蛻化負責，（一個靈魂主義的民族怎麽不會得此體症呢？）
四、聖人的漿糊與非道德的驚呼
其實許多所謂的知識份子，他們欺人的時候也在自欺。常常看到那種學者，他們走路時的樣子是佝僂著腰的，仿佛知識的重量已經使他們不勝重負，他們談話的時候總是引經據典，仿佛除了引用別人的話，他們自己就沒什麽話好說了，他們一生都在解釋別人的話──在紙面上，在生活中都是如此。他們的一生是作爲一種爬行動物生活在字裏行間的，他們的天是字，他們的地也是字，他們的精神裏充滿了字，他們一生都躲藏在他們的書中，失去了身體，成了一個平面的動物，只要輕輕地合上書頁，就可以將他們當成一張書簽收藏起來。
他們成了那些已經死去了的聖人的工具，他們代替那些聖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實踐著他們的身體管理學，生活的每一步都是聖人預言的實現。他們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個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們將自己的身體託管給了聖人。他們害怕任何書外的東西，任何聖人沒有說過的東西，他們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鮮的東西（超短裙裏面伸出來的一截光亮的大腿）都會使他們聖人精神的腦殼短路，他們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們眩暈，摩登女郎的超短裙擊中了他們道德主義的腦門，使他們發出非道德主義的驚呼。他們對這個活生生的變化著的世界是恐懼的，他們不敢和這個世界接觸，他們太虛弱了，虛弱到霓虹燈的光線也會使他們生病。他們是一些沒有腦殼、沒有身體的怪物，他們的腦殼裏無一例外地裝滿了"聖人"的漿糊──因而實際上他們失去了他們的腦殼。而他們的身體呢？他們成天就爲那些已經死去的人活著，成了死人的工具，渾身上下散發著腐屍的氣息，他們實際上也失去了他們的身體。――就這樣他們成了一些沒有身體也沒有腦袋的幽靈。
誰只要認清了他們的面具，誰見到這樣的幽靈就會感到恐懼。而我寧可和那些毫無知識的人交往：他們的腦子裏沒有漿糊，沒有聖人的條條框框，因而他們的行事依靠自己的本能。他們的身體保留著鮮靈靈的活力，他們用自己的身體來思考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用他們身體的行動證明自己，實現和這個世界的有血有肉的物質的聯繫。他們沒有知識，可是擁有比知識更爲寶貴的本能，他們知道冷暖饑飽，知道如何維持自己的存在。
他們知道一個人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必然的欲望：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欲望，爲了存在他們早出晚歸，不吝嗇使用自己的身體，相反他們爲自己的身體感到自豪，他們循著自己的本能在夜晚和自己的愛人作愛，他們用他們的身體表達對他們的愛人的感激和衷情而不是用誇張乏味的語言，他們渴望生育，爲自己的生育能力感到自豪，他們不會象那些"有知識"的人那樣拒絕生育，拒絕爲人類的延續承擔義務，他們的本能使他們自然地親近人類的使命，而不象那些"有知識"的人那樣拒絕生育――只願意是一個精神，而不願意是一個繁殖著的生命力的軀體。
他們胖胖地、鬆軟地活著，絲毫也不因爲"知識"的理由而變得畏縮、委瑣，他們大大咧咧，對著酒瓶喝酒，在傍晚的光線中他們哼著流行歌曲回家，你經常可以聽到他們發自本能的肆無忌憚的笑聲……
身體是美好的東西，頭腦只是身體的一個部分，思想只是身體的功能而已。人類過分的地相信他們的智慧，可是智慧是會喪失的，而身體――身體的本能永遠不會喪失，它是永恒的，本能地相愛，本能地吃飯，這有什麽不好嗎？
永恒的本能――我們的身體帶領我們前進――因爲我們的懶惰，我們發明了蒸汽機車這種動力方式；因爲我們相愛，發明了婚姻這種美好的性愛形式；因爲我們需要吃飯――我們培育作物，飼養牲畜……
難道滿足我們的身體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有意義的事嗎？
五、誰來關心領袖的身體
我們該如何地從這個身體的管理學中逃脫出來，成爲一個自己，一個屬於自己的、個體的、獨立的、平等的人？從這種身體統治中剝離出來，這是一種在歷史上從未停止過的運動，它的動力來自我們的本能，但是“文明”並未因此而改變它的進程，相反它一步步地完善了對身體的控制技術。一個身體，在這種非人的身體管理學的控制之下，它最大的希望就是不成爲它自己，而是希望成爲別人的工具，或者自己就是自己的工具――它虛構了一個和身體對立的靈魂，讓這個靈魂成爲自己的主宰，它成了一個呼喚結構，它呼喚著它的主人，而自願是一個奴隸，似乎沒有一個主人，它就無法行動。
是誰在代表著這種文明，誰在強化著這種控制？讓我們走進一個會場，讓我們打量一下這個會場。一個領袖正在臺上演講，聚光燈將他表現得光明神聖，仿佛來自上蒼的神明，而台下黑壓壓的人群，因爲沒有光照，他們隱沒在黑暗中，模糊一片，沒有棱角，沒有面孔，沒有聲音，也沒有動作……這個會場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最佳象徵。在這裏社會完成了它的身體和心靈的二分法，臺上的領袖就是“社會有機體”的心靈，台下的群衆則退化成了“社會有機體”的身體。在這種關係中，一方面，領袖和群衆的關係是兩個精神之間的關係，試想，一個領袖正在臺上演講，他要求群衆爲了他所計劃的偉大的事業獻出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這個時候，台下的群衆，是用什麽在聽他的演講呢？如果，他用他的身體，他會發現他的肚子正饑腸轆轆，他的腳已經開始酸麻，他的耳朵因爲距離太遠而無法聽清，總之，他累了，可是他依然堅持，爲什麽？因爲他是作爲一個崇拜著的精神而站在那裏的，他克服了他的身體。這個時候，他的身體不在場，他只是留下了他的精神――一個被利用來聽演講的虛無。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過程也是群衆的精神（如果這個叫心靈的東西是存在的話）逐步退化、微縮，最終被消滅，成爲一個完全的身體的過程。相比較于臺上的領袖，這個在台下的精神漸漸地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客體，他失去了他的主體性，他將自己溶化在了領袖的主體性之中，他將領袖的主體性當成了自己的主體性，領袖的意志成了他的意志，領袖的觀點成了他的觀點，他成了領袖的龐大的精神計劃的一部分，在領袖的隱秘的計劃中，他願意自己是一個沒有計劃的執行者。這個時候我們發現，領袖成了所有群衆的頭腦，而群衆則只是行動著的軀體。
就這樣領袖和群衆的關係最終又落實到頭腦和身體的關係上來。領袖通過先將群衆變成純粹的精神，佔有之，進而將這個精神物化成純粹的身體，並實際上成了這些身體的主人――他擁有這些身體，管理這些身體，將這些身體當成了自己的工具，用他們來實現自己龐大而隱秘的計劃。
人們都將目光集中在領袖那龐大而美妙的計劃和藍圖上，可是誰，保留了那個叫做“靈魂”的東西，並且用它來關心“領袖的身體”――那些在廣播下揮汗如雨，在烈火中一動不動的身體――呢？
六、奴役之後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說：“在外來入侵勢力迫使德國精神長期在一種絕望的野蠻形式中生存，經受他們的奴役之後，悲劇時代的誕生似乎僅意味著德國精神返回自身，幸運地重新發現自身。現在，在它歸鄉之後，終於可以在一切民族面前高視闊步。誰也別想摧毀我們對正在來臨的希臘精神復活的信念。因爲憑藉這信念，我們才有希望用音樂的聖火更新和淨化德國精神。”
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家都大致相同地認定西伯萊文化是阻斷希臘文化的，基督教文化是死了文化的一個反動力量。德國的歌德、席勒、溫克爾曼等的啓蒙運動就是走在了這些文化的相反方向上，但是，尼采依然認爲他們沒有找到真正的道路，他說他們都沒有打開通向希臘魔山的魔門，他認爲這門的打開只能是在悲劇音樂復蘇的神秘聲響中
。而悲劇精神則是酒神衝動──佛教徒、儒教徒犧牲了自己的肉體來求得精神的安寧，僅僅維持著一個精神不得不依賴之存在的軀體，而人的其他肉體性則遭到排斥。希臘人不這樣，他們不逃避人的存在的悲劇性，他們真正理解了人的存在的肉體性。
什麽樣的民族能擺脫“永恒”這個字眼的誘惑，什麽樣的民族能對“不朽”無動於衷，什麽樣的民族能戰勝諸神以及以神的名譽說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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