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睿

一、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創立

　1970年，美國女權主義者中的學者 / 行動家們，在女權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決定建立婦女研究，在大學開創婦女學課程，美國大學第一個婦女研究所由此在加利福尼亞聖蒂亞哥州立大學成立。1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時建立這個學科的先驅者們決沒有想到這個學科領域會發展得如此成功和壯大，在美國的學院中的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現在，美國大學中有七百多個婦女研究系或所，婦女研究已經成爲美國大學中學生人數最多的交叉學科。據美國教育部統計，百分之十二的全美大學生從婦女研究學科取得學分。雖然目前授婦女研究博士學位的學校還不太多，但是，婦女研究學科中的研究生已經有相當大的比例。1978年，“婦女研究”第一次作爲索引條目出現在《國際博士論文提要》中，到1985年，八年中，這個條目下的博士論文提要達一萬三千多部。“遠非時髦，如許多非議的人預言的，婦女研究已經成爲高等教育的一個有機部分。”布郎大學歷史系教授馬瑞•周•布赫在其爲《女權主義的政治：三十位開創母親的證詞》寫的序中說。2

　婦女研究學的創立，不是那麽一帆風順的。但是，三十多年後來看這個學科的出現和發展，很多在婦女研究領域的人都驚異地感到，婦女研究從一出現就好像鋪天蓋地，一夜之內就開起花了。比如，1976年，婦女研究學科在美國出現七年之後，國家婦女教育諮詢委員會對婦女研究學科進行統計。統計的結果是，那時全國就已經有270個婦女研究系所，共開了一萬五千多門課，參與的學校有1500多所。全國有850多位教師專門從事制定婦女學科課程，教授課程，這些課程，有的逐漸成爲婦女研究的核心課程。主要的核心的課程有“文學中分婦女形象，”“性別角色的社會學”，“美國婦女歷史”等等。1981年，婦女研究系所在全國已經達350個，增長的速度是任何學科都不能比擬的。在建立婦女研究系所的同時，這些女權主義學者也積極聯絡，召開各種學術會議，組織學會，推動婦女研究的發展。美國文學和語言教學最大的協會，現代語言協會，在這個方面成爲領導力量。1968年，協會內成立了“婦女地位和教育委員會”。隨後，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也相繼成立了相似的協會。婦女學科的發展，是和學者－行動者們的其他工作分不開的。爲了推動婦女研究學術的發展，1972年，芙勞潤~斯郝，保羅~勞特等創辦了“女權主義出版社”，並發行了學術交流的資訊刊物，《婦女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這個刊物最終成爲婦女研究中最主要的刊物。同年，另外兩個雜誌《女權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也相繼創刊，1975年，《標誌》(Signs) 雜誌創刊。所有這些跨學科的刊物都對這三十多年的幾代女權主義學者和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77年，在福特基金會的幫助下，國家婦女研究協會成立，幾年之內，協會的年會就吸引了一兩千參與者。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成爲美國女權主義發展的基礎。

　婦女研究的最初十年是最困難和艱苦的階段，不僅僅是在各個大學建立嶄新的系所需要很多的力量，而且，要想辦一個系所，需要機構落實，課程設置，與非議的勢力鬥爭，協商，妥協等等。女權主義學者/行動家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婦女研究也在重重困難中成長。歷史上看，美國的大學從1860年代開始接受女生。從那時起到20年代，女性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數量一直平衡地增長。但是，到了30年代，女生數目開始降低，到了二十世紀50年代，女學生數量降到一個新的低水平。50年代，正是貝蒂•弗瑞丹寫<<女性的奧秘>>的時代，正是美國的婦女回家去作家庭主婦的時代。比如，在30年代的美國，每七個博士中就有一個是女性，但是到了50年代，這個比例下降到每十個博士中只有一個是女性。從總體上看，美國婦女的高等教育，七十年代時還不如三十年代。一直到1976年，美國的女大學生人數才達到大學生總數的45％。因此，女權主義學者們在建立婦女研究系所的同時，也在建立自己的發展史。她們不僅標誌著女性回到學校，也標誌著女性參與大學教育的開始。1970年，美國共有3976名女性獲得博士學位，十年之內，這個數目增長了三倍。1977年，美國博士學位的30％是授與女性的。正是這些新的博士們開始了大學的婦女教育，婦女文學，社會教育等等，這些新的教授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最初的婦女研究系所帶有強烈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印記。位於紐約市內的亨特學院的“婦女研究集體”發表了一個綱領性的宣言，生動地表達了婦女研究的政治敏感性。這個宣言說：

　“婦女研究不僅僅是對婦女的研究，它是把婦女的經驗放在研究過程的中心的研究，它以問題、分析和直接與婦女的經驗有關的理論來檢驗世界，檢驗居住在世界的人。”

　也就是說，婦女研究是以女性的視角看待世界的的研究，以女權主義理論爲武器的重新檢驗世界的女性的集體努力。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在教課，組織專案，發展教學計劃的過程中，變成了女權主義者。很多人回憶這個過程，都不約而同地肯定說，是婦女研究系所的發展把她們從所謂純粹的學者變成了女權主義學者，而且很多人開始都是從個人經驗出發的。在建立婦女研究學科的學者中，一部分人是重新回到學校的婦女，她們在結了婚，生了孩子之後，在婦女運動的影響下回到學校，拿到博士學位後，在大學任教，女權主義的理論和她們的經驗密切相連，她們幾乎是自然而然地成爲了女權主義學者。另一部分人則是年青的婦女，在大學開始任教後，由於擔當課程，開始走向女權主義。有意思的是，當時，教授和學生一起學習，參加“提高覺悟”小組等等，並不是不常見的。這些新的教授在大學裏聲音微弱，不僅因爲她們剛剛走上講臺，是新人，還因爲她們都沒有終生職，還面臨著學術和事業的壓力。在大學內，反對的聲音也比支援的聲音要大得多，畢竟，婦女研究，對那些已經在大學工作了一輩子的西方文明的傳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新概念。這些早期的在婦女研究領域的學者，就是在自己要學習，要教書，要在學院內立足等等壓力下開創婦女研究的事業的。

　在建立婦女學的努力中，學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學生喜歡選婦女研究的課，課往往從小班迅速發展成大班，上百人的班等等，對婦女研究在學院內立足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生的熱情證明課程對學生的吸引力，結果是那些反對的人面對學生的熱情也無話可說，婦女研究得以生存，發展正是教師，學生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正是由於這種情形，婦女研究最初的課程設置帶有革新性，帶有師生共同做決定的色彩，很多課的教學法與教學的內容都與一般的課程都不一樣。比如，“參與民主”是婦女研究課教學的一大哲學基礎，至今也是婦女研究教學法之一。所謂參與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動員每一個人都參與課程的建設，把每個人從孤獨與隔絕中拉出來，形成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共同的信仰是，從個人的生活到政治運動，從歷史到文化的每個方面，一切的知識都是建立在個人尊嚴和民主參與之上。換句話說，在這樣的課上不是教授決定學什麽，而是大家共同討論學什麽和怎麽學。這種教學哲學對婦女研究的課程有決定性的影響，影響了婦女研究課程的教學方式和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教學發本身也是婦女研究課的一個內容。老師和學生一起討論怎樣教和怎樣學，探索教與學的經驗。正是在這樣的探討基礎上，女權主義教學法成爲婦女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成爲今日婦女研究系所的重要部分。（我自己在教“婦女研究入門”課時，每個星期都必須參與教學法討論課。這種課對如何教課，非常有幫助。〕

　另外一個參與婦女研究建設的學者學生的共同信仰是通過批判性的教與學，可以帶來社會變革，改革社會和改變文化。由於婦女研究是女權主義運動的産物，而女權主義運動又與當時的反對種族主義的民權運動，要求知識民主化的知識份子的新左派運動密切相連，婦女研究領域的學者和學生都對通常課堂中産生的知識不平等格外敏感，比如，閱讀材料上一般的社會人文學科以往都主要是男性作者，在婦女研究課上，就強調加大女性作者的比例，或者，就以女性作者爲主等等，還比如，有時在課堂上女性通常不愛發言，有些男性卻滔滔不絕，該如何處理這些情況等等，婦女研究學科的創立者們都此進行很多考慮。最初的婦女研究系所的教師們還在全國內出版了《激進教師》（Radical Teachers）資訊刊物，交流教學法，提倡新的教學法。在保羅•福萊耶的書，《被壓迫者教學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一書在1968年被翻譯成英文後，婦女研究成爲試驗新的教學法的一個基地，對三十年來美國高等教育教學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起到了先鋒作用。

　也許在教學法中，我個人體會最深的是教與學權力關係概念的置換。在一般的課程中，教師是權威，學生跟隨老師學習權威認爲值得學的東西。在婦女研究的課上，學生領導的討論課，個人經驗，小組討論，學生報告等等都是最通常的教學方式。教師並不是權威，而是組織者。一個當年教第一門婦女研究課的教授回憶當時的感覺，“我們是先鋒，創造一種不同的課堂，非等級的，合作的，知識份子的但也是個人的，以婦女爲中心的”課堂。“這是我們誰都沒見過的課堂。”在這個課堂裏，師生是平等的，打破了以往的權力關係。婦女研究課是爭取男女平等的課程，因此，平等這個原則在每時每刻都被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種族，性別，國別，年齡等等的平等，在婦女研究課的教學中甚至體現出絕對的傾向。另外，在婦女研究課上，師生都有強烈的願望來重新理解認識自己，社會和文化，而且都抱著改變既存社會的理想。“改變自己，改變社會，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種對個人和社會改革的承諾是女權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也體現在課堂的教學中。比如，課堂上，對自己的政治立場進行反思和批判，對其他人進行幫助，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父權社會對人的教育經年曆久，好像成爲自然，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去自然”的方式。學術與個人的政治相連，學習和生活密切相關。在婦女研究課上，學生也要參與很多社會工作，幫助和改變婦女的地位，比如，學生參與被虐待婦女救護中心，救護熱線等等，如州立紐約大學芭福樓分校的婦女研究創立者們說的：

　“教育將不僅是學院性的經驗，教育是一個時時刻刻都在進行的、改變婦女思想和行爲的過程。教育必須是建立一個新的、更完美的社會的奮鬥。”

　婦女研究學科就是在這些思想和教學事件中誕生成長的，形成在高等教育中的一個特殊的學院領域。先驅者們的理想，制定的教育哲學基礎，都對三十年來的婦女研究系所的建設有決定意義，也對美國社會發生巨大的影響。目前美國社會中提倡的多元文化，多樣性，都是從婦女研究學開始的。婦女研究學對美國的社會文化改變有重要的、決定性的作用。不瞭解女權主義的人，很難理解美國如何走到今天的。

　二、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發展

　1837年，美國精神之父之一，那時三十多歲的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這樣定義美國的學者：學者要“把事實從表面現象中揭示出來，鼓舞、提出、引導（男〕人們。”八年之後，他的好朋友，瑪格麗特•富勒，那時也是三十多歲，這樣勾勒出婦女的需要，無論婦女是學者還是非學者：“婦女需要的不是以婦女的名義去行動或統治，而是如自然一樣成長，如知識份子一樣明察，如靈魂一樣活得自由而自在，以展示她先天具有的力量。” 也許沒有比這兩位美國精神的先哲的預言對今日的婦女研究更爲準確的描述了。愛默生和富勒的理想是一百多年後美國高等學院裏的婦女研究專業的目標。從婦女研究在1969年第一次出現在高等教育的課程表上，這個目標始終如一。大學的婦女研究成爲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和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如愛默生所說，婦女研究的教育強調學者的道德作用；如富勒所說，婦女研究給婦女提供一個機會，實現和展示她們的能力和力量。

　婦女研究相信思想和行爲的統一。在這個意義上，婦女研究可以說是最爲“美國”式的，體現了美國文化的精髓。美國的教育，與中國的教育，有根本的哲學思想的不同。中國文化相信，“學而優則仕，”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是爲了當官，發財，或光宗耀祖，或耀武揚威。美國的教育，從哲學思想上看，如美國歷史學家亨利斯蒂勒康麥格所說，教育起著宗教的作用，那就是塑造一個人的品德，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種信仰說明了爲什麽美國的教育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充滿活力，充滿創新的精神。較之世界任何其他國家的教育，美國的教育具有無法比擬的創新精神。美國獨立之後，美國政府的一個主要力量就是發展教育，建立了一個世界上舉世無雙的公立教育系統。非宗教的，強迫的，稅收制度支援的教育系統，在十九世紀蘑菇般地出現在美國遼闊的大地，爲美國二十世紀的興起培養了一代有一代的理想主義者。被稱之爲美國教育原則的創始人的霍拉斯•曼，也是愛默生和富勒的同時代人，信心十足地相信，“教育是道德的創新者，”也是“人類條件的平等者，社會機器平衡輪，和不可夢想的財富的創造者。”

　美國的教育，從1636年創建哈佛學院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近二百年裏，對學校的教育的目的和內容，似乎沒有什麽疑義。那個時候，學校的目的是訓練神職人員，轉述歐洲文化，培養精英和領袖階層。在一個清教思想占主導的社會，在一個神職人員是精英的社會裏，教育的目標和職業目標是一致的。受教育就是爲了作神職人員。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的複雜性的發展，教育的目標和內容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820年代之前，傳教授內容主要是古典文學和哲學，諸如希臘語，拉丁文，聖經等，以及爲數甚少也極爲淺顯的科學。1820年代，商業化、工業化和交通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對這種教育內容進行了挑戰。古典文學和哲學，對美國的“建國父親”那代人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一百多年過去了，繼續這種教育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現實的需要。到1870年左右，美國上下，從學生到公衆人物，都紛紛要求改革教育內容，要求教育包括現代語言與科學。當時的新罕布林州長維廉普拉莫論爭說，美國的教育要”追求人爲的、試驗性的課程，以適應（男）人對這個世界的商業和責任”。正是這種教育與現實的關係，美國的教育的內容一直處於一種不斷更新過程。比如，我任教的大學，今年實行了新的課程改革。在學校在進行新課程改革培訓中，我才得知，我的學院的課程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次。對一個有近二百年歷史的學校來說，一次課程改革不亞於一次脫胎換骨的更新。

　把婦女研究放到美國教育內容發展和改革史中，可以看出婦女研究與美國整體教育的關係，也可以看出，婦女研究的出現是歷史和現實變化的反映。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時代裏，婦女研究應運而生，適應了美國社會轉變的需要，與美國婦女的教育發展密切相連。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69－1970學院年間，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婦女研究開始出現，一個有系統的新型學科和學院知識孕育並出生。這年，全美國的大學一共開了17門婦女研究課程。康奈爾大學的某個年青女學者收集並發表了一本薄薄的書《女性研究（第一號）：課程計劃和閱讀單收錄》，爲開婦女研究課提供參考。到1970年底，一百多門課已被創造出來。到1971年底，600多門課被創造出來，到1973年，80多個婦女研究系所已經建立，開了2000多門的課。到1980年，350多個婦女研究所已經建立，2萬多門課已經遍佈美國高等院校。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寫到的，到2000年，美國高等院校已經有700多所婦女研究系所，128所可以頒發碩士或相當碩士的研究證書學位，還有十來所大學授與婦女研究博士學位。在短短的三十年裏，婦女研究從無到有，對美國的高等教育産生了根本的影響。對美國的社會産生了根本的影響。我在多種場合說過，一個對婦女學，對女權主義力量毫無瞭解的人，今天在美國大學恐怕很難立足。我知道有一些中國學者訪問美國，或對女權主義充耳不聞，或根本鄙視女權主義理論，好像只有不帶女字在主義才能算思想。我只能感歎，唉，人只能理解一個人頭腦允許他理解的東西，既使是再聰明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頭腦。

　婦女研究學對美國高等教育産生了根本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說是深入到大學的方方面面。它改變的不僅是教學課程，而且改變了學生入學人數。從2000年起，美國的大學，女學生總人數已經超過男生。在美國的主要大學裏，女生人數都超過男生。近幾年教育界很有一些人在驚呼，這樣下去，高等教育將是女學生的天下，男生數量在縮小，男學生質量下降，也許有一天，男生大概都不能與女生在大學競爭。如何幫助男生成爲近幾年出版物中的熱門之一。去年我爲寫女權主義理論介紹，一下子就買了8本關於男生以及男孩子在社會上處境落後的書。我自己在學校教書，我的孩子是個男孩子，我也很想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在發生什麽變化。除了直接影響到女性的教育機會外，婦女研究影響了人文學，社會科學和科學史的幾乎所有課程。文學，歷史，社會學是女權主義的最初陣地，很快，心理學，人類學，教育，政治學，哲學和法律就紛紛倒戈，成爲女權主義理論實踐的一部分，女權主義改變了這些學科的面目和他們所提供的課程。在兩年制的社區大學中，很多技術和實踐課程也開始增加女性的分量。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課程的改變，反映了婦女研究的最根本的目標：發展婦女的潛能，展示她們先天具有的力量。

　婦女研究的發展與應用女權主義理論進行學術研究同步進行的。研究，寫作和出版與婦女研究學的建立同步，給在大學裏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提供交流和提高的機會。多家女權主義出版社和十幾種學術刊物相繼建立和出版，到1979年，女權主義研究目錄年度索引不得不出兩大卷來包括主要的出版物。婦女不僅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題目，婦女這個題目還改變了現代知識份子的知識結構。婦女的歷史，婦女的角色和貢獻成爲任何學科探討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婦女研究也與婦女運動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1960年代，婦女的角色和雄心從傳統上有很大的轉移。美國的1950年代，是雙職工家庭崛起的年代。二次大戰之前，美國的婦女參與工作的主要是未婚的女性，如果是已婚的，通常是貧困的黑人婦女。到了1960年代，無論階級和種族，婦女已經參與各個行業的工作。1975年，50％的婦女都參與拿工資的工作，其中70％的人是全職工作。與婦女參加工作相輔相成的是出生率的降低，家庭模式的多樣化，以及婦女對平等和自治的要求。正是這些變化導致了婦女運動、特別是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理論的發展又把婦女提到政治的、立法的、公共討論的領地之中。美國的墮胎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最高法院通過的。從內部中看，婦女運動是一個教育運動。婦女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教育自己也教育社會來理解社會現實和歷史，來理解婦女在歷史和現實的地位，作用。

　女權主義理論塑造並推動了大學的婦女研究學的發展。那些不在學院教書的女權主義理論家的思想和理論，給婦女研究提供了新的想法，資訊，並在學院的研究中被證實或受到挑戰。大部分的理論家都在學院工作，直接地影響了婦女研究的發展。弗吉尼婭吳爾芙是婦女研究學的中心之一，其他的，如貝蒂•佛利丹的《女性的奧秘》，凱特•米蕾的《性別的政治》，蘇珊•格理芬的《色欲出版物與沈默－－文化對自然的強暴》，蘇珊•布朗米勒：《違背我們的意願：男人，女人，強姦》等著作都是當時最強力的思想武器，是婦女研究的比讀書目。多很多人來說，婦女研究是女權主義的“學院臂膀”。如此說來，婦女研究就有三個任務在肩：研究、教授關於婦女的歷史和現實的知識；結束在各個教育階段的性別歧視；把女權主義理論和行動結合起來。大學裏學者教授和社會上的婦女工作者相得益彰，互相營養，互相支援。社會上的女權主義者爲學院派提供研究的題目，學院派給女權主義行動者們提供理論和思想武器，促進美國的立法，政治的改變和社會進步。

　毫無疑問，女權主義對學術，人類有史以來的學術和知識，提出了一個道德挑戰。女權主義要求學術和知識爲婦女服務。在1975年廣泛閱讀的一篇心理學家馬利帕裏的文章中，帕裏總結了有關婦女的三種心理學知識：關於婦女的心理的－這種知識充滿了對婦女的誤解；反對婦女心理的－這種學術以貌似客觀科學的名義貶低婦女；爲婦女的心理的知識－這種學術要求新的對婦女心理的闡釋，從而暴露過去的知識的片面性。其他學科也面臨著同樣的議題。

　這個挑戰使一些對女權主義並不瞭解的人對婦女研究産生了敵意和誤解。有人的人認爲婦女研究只是極端女權主義者對常識、理智思考或人類文化風俗習慣的攻擊，所以婦女研究沒什麽真正的知識，只是對男性的批判。還有的人認爲女權主義者都是一些厭惡男人的同性戀分子，或者是嫁不出去的醜女人等等，所以婦女研究是發泄對男人的仇恨等等。有些人說，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男人也是女人創造的，爲什麽非要把過去中沒有女性這部分補上來？沒有必要，對歷史的性別思考毫無必要。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人也在學院工作，他們並不意識到歷史是一種從某個角度的敍述，他們堅信“常識”的永久性，就如同加例略之前相信地球中心的常識一樣。

　婦女研究堅持的女權主義的視角對各個學科都産生了影響，提出了很多從未提出過的問題，探索了很多從未探索的領域，擴大了知識的範疇。最初，在各個學科中，女權主義學者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婦女在哪里？”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引發了知識的新爆炸，人類歷史一半的主體的歷史終於被提到知識的日程上來，有關這一半的知識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發現那些值得被發現的女性成了最初的婦女研究學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遺忘的名字重新放出光彩，這種“彌補歷史”的努力同時也有自我發揚的目的：尋找婦女的榜樣，提高婦女的自我意識，創造積極的自我形象。與此同時，很多女權主義學術團體也紛紛成立，促進婦女研究的進一步發展。1968年，政治學婦女討論協會成立，1969年，婦女在歷史學職業協調委員會成立，1970年，從事哲學的婦女協會成立，1971年，從事物理學的婦女學會成立。這些組織如雨後春筍，對推動婦女研究學科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婦女研究出現發展在六十年代末，說明了那個時代美國高等教育在發生深刻的、影響深遠的革命。高等教育的結構和學生的變化說明，美國的大學在從象牙之塔的少數人精英機構向大衆教育轉變。這是史無前例的。1955－1965年間，美國共有3百萬人入大學，這個數目比上三十年總體人數還多。也正是這種變化，婦女研究的出現並沒有造受到什麽大的機構阻力。學術自由保證了學者所教授的內容的個人負責制，大學教育的多種目標也幫助了婦女研究學科的發展。美國的大學教育，，從1890年以來，就致力於以下三個目標：職業性的教育，自由人文教育，以及發展專長。這三個傳統的目標在1960年代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高等教育在這三個互相激勵和競爭的目標中形成新的結構。1960年代，美國的大學也成爲社會改革的前鋒，專注與社會公正和發展，婦女研究應運而生。

　除此之外，儘管傳統的學術還存在，1960年代，美國高等院校對新的思想，對理論革命張開雙臂。極具影響的著作，托馬斯•庫恩教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論證，既使是自稱客觀的科學也並非“免價值”的，相反，對世界的描述本身永遠體現各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其他學科也不落後，文學和文化的理論爆炸使文學的概念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女權主義爲各種研究提供了目標，社會歷史爲研究帶來了方法和資源，雙方都如此必需，缺一不可。”在這種寬鬆的環境裏，婦女研究學的發展受到廣泛的支援，很多支持者本身都是男性。大學的校長，教務長，系主任等等那個時代絕大部分是男性，他們回應婦女研究學問題，支援婦女研究學的發展，對從事婦女研究學的學者給予道義和物質的支援。婦女研究學在美國的最初發展是和兩性的合作努力分不開的。

　三、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議題與方法

　婦女研究系的課程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睜開眼睛”的學習過程。我還記得剛來美國的第一個學期我選的女權主義理論與歷史課的閱讀內容，幾乎篇篇都給我打開一個新的思考的世界。那個時候我像一個饑餓的人，囫圇吞下讀的每一本書，爲每一本書的內容激動，每天都好像是在聽真理的妙音。這種感覺，好像是無法比擬的幸福，是一個人覺醒的幸福。我在婦女研究系學習的課程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並使我的生活美好起來。在人生的滄桑中，我第一次相信自己的能力，並且，毫不羞愧地說，我能做得力所能及地不錯。使每一個人相信自己，是女權主義主義理論的根本出發點。

　現在爲寫這些文章，我閱讀了一些關於婦女研究歷史的書和文章，我發現和我分享這種發現自我的共同經驗的人，男性女性都有，在美國的大學裏，真是數不勝數！很多人在婦女研究課上都有共同的經驗。婦女研究課在改變學生的心理和認知能力上好像一場改變生命的愛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向。斯蒂姆森在描述許多人的經驗的時候，是這樣寫的：“由於接受和逐漸發現這些知識排斥、扭曲和縮小自我，開始的時候，有一種又著迷，又陌生的感覺。”3這種感覺導向對一切信念的懷疑。對習以爲常的信條的懷疑。從“女主內－－婦女的位置是家庭”這樣的幾千年來的信條，到“女人是被閹割的男人”這樣的理論性、心理學的所謂“真理，”這些理念都受到挑戰。懷疑和挑戰並沒有導向否定，相反，在學習的過程中，很多人都發現了自己的力量，一種快樂的發現－對自己能力的自信，發現自己的真實經驗，重新創造現實。這種快樂開始于把婦女當成主體來看，結束于對婦女自己力量的信心。在學習女權主義理論中，很多人發現他們經歷了兩個認識經驗的過程，一個是解構過程，重新認識，重新評價那些被認爲理所當然的事情。另外一個是建構過程，一個的新的主體，或新的理論在批判中建立起來。

　在婦女研究的學術中，這個解構－建構的過程非常明顯。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卡羅•吉利甘(Carol Gilligan)。她於1982年發表了她的研究結果《以一個不同的聲音》。她研究的是女性的道德發展過程。吉利甘重新檢驗了自弗洛伊德以來的心理學理論，對這些理論進行了新的測驗，試驗。她的研究成果最終改變了八十年代以來的心理學方向。弗洛伊德的理論宣稱女性缺乏發育完全的道德感。吉利甘的哈佛大學同事勞倫斯•寇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對從同年到成人的道德感的發展進行了六個階段的劃分。根據寇爾伯格，女孩子或女性只達到第三道德發展階段，就停滯不前了。在這個階段，善意味著幫助他人，讓他人滿意。男人，包括男孩子，都要超越這個階段而達到第四，第五，第六階段，在這些階段裏，人們之間的關係服從於宇宙性的公平的原則和規則。寇爾伯格的理論曾在心理學界有很大影響。吉利甘在論著指出，寇爾伯格的理論在試驗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寇爾伯格只觀察了84個男孩子，就得出如此壟斷的結論對女性的結論，其方法論就是靠不住的，其結果更是亂談。其次，吉利甘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女性也包括進來，對男女的道德感發展進行對比研究。她發現，男女在道德感的發展上的確有不同的倫理階段和標準，但是這些不同並不達到男性優秀而女性低劣這樣的結論。吉利甘對現有理論的批判和對婦女心理現實的新的發現，既解構了弗洛伊德以來的心理理論對女性的歧視，也在新的觀察的基礎上構建了新的理論，開拓了對婦女心理發展的新認識。

　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於婦女研究領域對各個學科的影響，對婦女進行研究的學術知識是如此朝氣蓬勃，發展迅速，各個學術領域都似乎進行了一場看不見的革命。與此同時，那些學術的先驅者的成果被學院接受，已經逐漸成爲主流學術的一部分。那些對婦女研究有目也不睹的人也許會低估婦女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但是，只要你在電腦上打上幾個關鍵字，你就會發現，婦女研究對各個學科的影響是無所不及的。婦女成爲研究的主題引發了一系列的學術方法論的討論和變革。首先是怎樣來看待婦女－－婦女是一個階級？一個等級？還是一個生物種類？其次是婦女的經驗和男性的不同在什麽地方？很多學者在各個不同學科都記錄和論述了婦女的不同經驗，並比這些經驗帶進知識的殿堂。著名的學者，如傑爾達•勒納（Gerda Leaner)，朱麗•米切爾(Juliet Mitchell)，瓊•凱利（Joan Kelly),等等都在斯高特之前就提出爲了把婦女的經驗納入歷史，對歷史的分析，需要一個新的、激進的修正. 歷史學家、現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瓊•斯高特(Joan Scott)，向傳統的歷史實踐挑戰，於1988年提出“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的類別。”4她的論點幾乎立刻成爲經典的口號，現在沒有人會對性別作爲一個分析的類別有任何懷疑。5這些女權主義理論前鋒成爲後來者的起點。

　爲了把婦女的經驗作爲學術研究的主題，學者們通常從兩個相關的方面來入手。一些學者關注女性的不同於男性的歷史，文化，工作和習慣。他們的研究物件完全關注於女性，女性文學，女性歷史，女性心理學等等。另外一些學者則把男女怎樣一切研究比較，經驗社會結構和組織是怎樣塑造男女的不同的。那時還是密執甘大學的研究生的人類學學者蓋歐•如賓的文章《對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進理論筆記》和《婦女的交換：性的政治經濟學筆記》，如炸彈一樣，震動了學術界，她應用的方法就是後者。6如賓論證，如果心理學揭示了我們的意識，潛意識是怎樣組織我們的生活的，經濟學揭示了商品和服務的關係，人類學揭示了家庭體系，如這些學科一樣，婦女研究可以揭示性別，男性陽剛或女性陰柔這些所謂性別氣質是怎樣被特定的社會建構在人類這個生物種類的雌雄體上的。如賓的理論對後來的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區分有很大的意義。

　婦女研究學術的另外一個議題是記錄婦女生活和教育中的性別主義。婦女研究的學者們都同意，男女關係與權力有關。在既存的權力關係中，男性對女性有更大的權力。相當男性來說，女性處於權力的弱勢。性別主義，性別歧視和性別強化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對這個議題的探討，學者們也從幾個不同角度介入分析。有些學者受波芙娃的第二性的影響，認爲婦女一直是處於服從地位的。有的人用恩格斯和馬利•玻德(Mary Beard)的理論，認爲歷史上曾經有過男女平均分享權力的時代。他們的探討提出了很多深刻的問題，比如，如果曾有過這樣的時代，何時何方，又是爲何結束的？城市化以及經濟發展這樣的大型社會轉變是怎樣影響了男女以及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的？這些問題都爲後來者提供了研究的道路。

　對性別主義在現實和歷史的探討，經過了兩個階段。早期女權主義學術專注婦女被壓迫的根源的分析，把婦女看成是社會的犧牲品，被動地被壓迫。這種學術對認識父權社會有很大作用，但是同時，也引起了很多學生的憤懣和絕望。學生們感到沒有希望，社會就是這樣的，意識到婦女的被壓迫地位，生活變得更沒有希望起來。70年代中期，婦女研究學術開始了一個新的轉折。除了繼續分析婦女在種族主義，強姦，性騷擾中的犧牲品地位外，婦女史的深入研究開始帶來了新的思考。婦女是否有自己的歷史？這些歷史是否都是被動的？研究發現，婦女並非完全被動，在歷史上，婦女也是積極的成員，發揮自己的能力。這樣對傑出婦女的研究，對婦女作用的研究，對婦女的觀點的研究紛紛湧現。婦女研究從研究婦女的“問題”轉變到婦女的力量上來。

　無論走哪條路走向對婦女的研究，婦女研究的學者都不得不面對怎樣理解、闡釋“性別的不同性”這個問題。男女到底一樣還是不一樣？如果不一樣，怎樣不同？這種不同有多少是由生物種類決定的，有多少是由文化社會決定的？婦女研究學者從不同學科，特別是心理，社會，歷史，人類和文化等方面探討這個問題，揭示心理，社會和文化對性別的塑造過程。學者們發現，性別的概念與兩個生産活動領域相關，一個是公共生産領域，一個是私人生産、即家庭生育領域。這兩個領域格有自己的工作，前者由男性，後者由女性占主導。前者被看成是父親兒子的領域，後者是母親女兒的領域，前者擁有政治的、文化的權力，後者在政治上處於邊緣地位，在文化上被看成是可有可無的。對男女兩個領域的研究導致了很多學術的産生。一是檢驗婦女是怎樣被限定在私人領域中，從而處於服從地位的。二是專注婦女領域的研究，到底婦女的領域有多大，在多大的程度上有變化，目的是什麽。三是檢驗那些跨如公共領域的婦女的成就，動機和困難，發掘婦女的貢獻。電影《鉚工柔思》就是在這種話語中産生的。這部紀錄片紀錄了二次大戰時女工的生活，賦與女工以應有的尊嚴。其他學者研究各個行業婦女的成就，埃琳•肖瓦爾特研究女作家，朱蒂斯•斯第姆研究空軍中的婦女飛行員等等，不一而足。

　到70年代中期，對男女性別的研究導致學者們分成兩派。一派人－－這派人被稱之爲“微小派，”承認性別的不同，性別的生理，心理的不同，但是認爲，這種不同在工作、生命長短、道德能力、語言能力，基本素質和才能上、男女的不同實際上不是生理性的，不是由荷爾蒙決定，生理的意義不大，很微小。他們認爲男女的不同是歷史和社會性的，是歷史和社會的構建形成的。這派人在婦女研究中占大多數。社會學家辛西婭•弗茨•愛潑斯坦(Cynthia Fuchs Epstein) 對這派人的位置總結說，“就近來研究的基礎來說，男女的生物性區別，除了性與生育的角色外，這些區別與男女的行爲和能力沒有什麽關係，甚至早期的性別社會構建也可被成年的經驗倒過來。逐漸增長的知識說明，在同樣的條件下，從跑步到做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表現出相似的能力，才能，雄心和欲望。這種條件如此有規律地變化，對男女具有決定性，更多地與社會中的權力分工有關，而與內在的性別不同沒關。”7

　另外一派人，被稱之“很大派”，認爲生物的性別不同與社會性別的不同有著比“微小派”相信的大得多的意義，不能簡單地把生物種類的不同忽略不見。同時，他們也認爲，這種不同不是女性必須服從男性、或女性在社會、家庭與社區中的性別不平等的基礎。“很大派”的人可以概略地分爲四個不同的小派別。第一是以學者卡羅吉利甘爲代表；第二是以學者阿麗斯•羅斯(Alice Rossi) 爲代表。這兩派學者都強調生物性別的不同不能被忽視。羅斯認爲生物性別的不同根本是由生物的進化決定的，也就是說，這些不同是生物的種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根植與物種的競爭與生存的體系之中。她認爲婦女的身體是人類物種繁衍的載體，過分強調男女在做父母時的絕對平等不符合人類作爲一個物種在自然界中的位置。8吉利甘沒有闡述男女不同的問題，但是她強調婦女的特質對人類有好處，因爲婦女先天就是好的。第三派學者以法國女權主義爲代表。他們強調和慶祝女性與男性的不同。他們認爲這種不同最深刻地表現在語言上，來源與男女身體結構，特別是父親和孩子，母親和孩子的關係，來源於潛意識，來源與欲望本身。第四派學者把男女不同看成是生物性的，是由女性的生育力決定的，由於生育這個作用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蛻化，男女性別不同本身也應該蛻化，男女將越來越同樣。這些觀點爲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了多種角度，雖然沒有統一答案，統一答案也是不必要的，這些觀點要求我們對自然～哺育，生物～文化這些關係進行深入的思考，意識到這些關係的複雜、隱蔽、和相互的作用，而避免簡單結論。

　與此同時，婦女研究激發了對男性的研究。雖然婦女研究把過去的學術稱之爲“男性的學術”，因爲過去的學術忽視婦女，但是婦女研究真正地把男性，特別是男性氣質的構建當成社會建設的一部分來分析和研究。另外一個研究的議題是家庭－－男女在家庭中的關係與位置。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同樣有幾種方法。一種是描述性的，對家庭的作用進行描述，對家庭對性別的建構的作用進行分析。南茜喬多柔等發現家庭是性別身份的搖籃。9另外一種研究核心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對核心家庭的産生，作用等等進行闡述，也對家庭中的問題諸如虐待孩子，虐待妻子，婦女的雙重負擔等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婦女研究對設定婦女是母親和妻子而制定的社會政策也進行了分析，對這些政策是怎樣使婦女的生活更困難進行研究。

　最後，婦女研究也促進了對男女共性的研究。男女之間的共同處實際上是大於他們的區別的，過分強調區別，可能會強化男女的對立。同時，對婦女的區別的研究也進一步發展起來，因爲婦女本身也並不是鐵板一塊，會因爲階級、年齡、種族、國籍等等極爲不同。對婦女的不同性的研究導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這將是下一篇文章的題目。

　四、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成就與挑戰

　婦女研究學科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大學的許多學科的知識景觀，也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社會的發展。婦女研究學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學術成就和社會效力。但是，婦女研究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特別是從八十年代中開始，在婦女研究蓬勃發展到達一個高峰的時候，美國社會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 也就是雷根政府的政治保守政策以及社會向右的、保守的方向轉，女權主義理論遭到很多攻擊，造成了社會上的一時的女權主義的“回潮”狀態。在我看來，這種“回潮”或“停滯”也是發展中的正常過程。女權主義理論對學院的衝擊在八十年代到達一個頂峰，已經改變了學院的很多學科的結構，在繼續向前和向深發展的過程中，發展的速度放慢了下來，發展的面目不像早期那樣立竿見影，也是正常的。因爲，任何對社會結構進行改變的社會思潮或運動，在取得一定成功後都會有回潮或停滯的現象。這並不意味著社會運動的失敗和女權主義理論的破産。婦女研究面臨新的挑戰。自稱第三浪潮的女權主義者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出現，她們對第二浪潮女權主義理論也有所修正。九十年代的婦女研究進入一個複雜的、多種潮流衝撞、蔓延發展的狀態。

　從總體的成就上看，婦女研究學科的議題和方法給人類的知識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以往的人類的知識以及對知識結構的理解，基本忽視了性別這個類別，把主要是男性創造的知識看成是人類的知識。婦女研究提出以性別這個類別來重新理解知識，人類的一半的聲音終於被承認。美國著名的文學研究家，在中國也享有盛譽的W.C.布斯在1982年寫到：“我最終接受了很多女權主義批判者一直在談的東西。我們的各種各樣的經典是被男人建立的，閱讀的書籍是男人寫給男人看的，婦女只是偷看的人。”10 如同哥白尼提出重新看太陽和地球的關係一樣，女權主義理論提出重新看待人類的知識，給人類帶來的是認識論的徹底變革。

　也許更具體的，是婦女研究給很多學科帶來了新的活力。這些新的活力表現在提出了新的問題，新的思考方法，産生了新的知識。研究，任何一種學術研究，最重要的不是這種研究可以帶來什麽具體的效果，而是這種研究是否打開我們的認識視野。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非是相對論給人類立刻帶來了什麽具體效益，而是相對論打開了我們看世界的視野。女權主義理論和婦女研究這個學科在學院的研究中就具有這個意義。新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新的思考方法激發了新的創造力，新的知識産生了。這些新的知識逐漸被接受。那些在學院中占統治和主導地位的學術或學科領導人，在學院裏教書的教授，開始承認和接受女權主義理論對傳統的挑戰，並在自己的研究中運用女權主義理論。女權主義在80年代也與人文及社會學科的理論熱潮結合，與後現代主義，後解構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發展結合，逐漸成爲學院的主流學術之一。

　從邊緣到主流，女權主義學院主流化的過程令人吃驚。婦女研究在出現的時候，本身是一個邊緣學科。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也被看作是邊緣的學者，不具備很重要的意義。然而短短的二十來年，女權主義改變了大學學科的景觀，成爲學院學術主流之一。成爲學院學術主流的意思是，婦女這個題目成爲各個學科中的一部分。一個以女性爲題目的課程或博士論文被接受爲理所當然的教學或學術題目。女性歷史，女性文學，女性人類學，女性哲學等等，都是學院裏課程的一部分。如今講授美國歷史，婦女的作用，偉大的婦女的貢獻已經成爲課程的一部分。不可能想象一部缺乏女性的歷史是全部的歷史。教授哲學的時候，女性思想家的著作也是一部分。一部哲學史，不可能沒有女性的思考在其中。可以說，各個學科在課程中都包涵女性的思想。成爲主流是在研究、學術和教學中，婦女研究的題目，方法和視角成爲學院的不容質疑的日常活動之一。這個革命過程是在80年代在美國的高等院校中完成的。這個完成的過程本身就是婦女研究成爲主流的歷史。這個歷史過程也是充滿了矛盾和激烈的爭論的。

　婦女研究對社會現實也有直接的改變作用，這也是婦女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婦女研究幫助改變了政府的社會政策，特別是在強姦、亂倫、懷孕、婦女爲主的家庭以及家庭與工作的關係等等問題上，婦女研究揭示了比人們想到的要嚴重得多得多的問題，並促使政府改變和制定了一系列的保護婦女的社會政策。這些政策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保護了婦女的合法權益。

　婦女研究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婦女研究的國際化。婦女研究在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從八十年代以來，令人矚目。婦女研究系所在世界各地都如春筍一樣出現，對這些國家的産生了深淺不一的影響。國際婦女大會，全稱爲“婦女進步十年國際會議”，在聯合國的組織和支援下，於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開，接著，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納羅比，1994年在北京，已經召開了四屆。在第二次大會的準備會議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援的專家委員會宣佈：

　“我們推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以創造和發展婦女研究系所、婦女研究，並把婦女研究作爲大學以及有關的結構的課程的一部分。…婦女在總體上看，曾遭受非公正待遇，曾受阻礙其實現潛能的傳統的枯桎，…在婦女研究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是保障婦女根本平等的一個方法。”

　現在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大學中的婦女研究系所，社會中的婦女組織，網路，各地的聯合會等等，數不勝數，世界女權主義的發展推動了婦女研究在各個國家的發展。中國婦女研究的發展也是這個大的、總體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這需要新的研究來寫我們的婦女研究發展的歷史。

　雖然婦女研究在上三十年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和知識史，婦女研究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在學院裏，在婦女研究最初發展階段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挑戰的主要方式是貶低、嘲笑婦女研究，或對婦女研究視而不見。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在學院中的大多數學生和教師，都已經習慣了對婦女的文化貶低，覺得婦女和性別不值得一學或研究。有的人因此論證婦女研究沒有意義。有的人覺得婦女研究是浪費時間。還有的人覺得婦女研究的題目太政治化，或者太具有挑戰和革命性，他們不願意接受。80年代，在婦女研究成爲學院學術主流的過程中，新的挑戰也時時出現。一個是認爲婦女研究是一個時髦的潮流，如今時髦已經過去了，熱潮已經退去了，婦女研究沒什麽可繼續的了，走入了死胡同了。由於80年代婦女研究的發展，這些論點到90年代則在大衆傳播媒體的影響下愈演愈烈，形成了90年代初的社會上的婦女研究的“回潮”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回潮狀態主要是在社會上發生。在學院界，婦女研究一直在蓬勃發展，並沒有受到回潮的很大打擊，雖然社會上的回潮在學院裏也有一些回聲，但是反對婦女研究的聲音在學院沒有成爲主流，也沒有對婦女研究學術産生多大影響。社會上對婦女研究的“回潮”反應，表達了社會主流對巨大的社會變化的驚恐不安，特別是兩性關係的變化，婦女地位的提升，對成長在傳統價值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來說，都很大的直接的個人利益的衝擊。並不是每個女性都對自己地位的提升或變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傳統價值觀念的婦女，並不歡迎自己地位的改變，對變化的恐懼使她們對婦女研究，特別是女權主義很有抵觸。對男性來說，婦女研究挑戰了他們生存的每一個條件，面對巨大的兩性關係的變革，他們失去的是很多過去認爲理所當然的特權。失去特權對每一個男性都是挑戰，並不是每個男人都平靜地接受性別特權的喪失。在攻擊女權主義理論中，有些男性就是從自己特權岌岌可危的恐懼出發的。當然，並不是每個男人都是女權主義的敵人， 在女權主義發展中，很多男性都是積極的支持者。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經談過我個人的經驗。在我上研究生課時，我選的“當代哲學與科學”一課的教授，在課堂上幾次激情地宣佈當代哲學已陷入死胡同之中，只有女權主義哲學才有生機。他是一位法國人，在美國任教。對一位元以多種語言訓練和工作的哲學教授，做出這樣的論斷很難是心血來潮的産物。

　“回潮”發生的媒體效應在社會上對女權主義理論以及婦女研究的形象産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一般沒有經過任何婦女研究學術訓練或女權主義理論學習的人，很容易被媒體的宣傳操縱，他們對道聽途說來的一知半解更感興趣。在製造回潮效應的過程中，被大衆傳媒捧爲回潮證據的幾本由女性寫的書突然都成爲大衆暢銷書，使女權主義回潮成爲大衆交口談論的政治議題。這種學院內婦女研究和女權主義理論主流化，社會上女權主義“惡魔化”平行發展，成爲九十年代美國知識界發展與社會大衆潮流背離的一大奇觀。這種背離，進入新世紀後愈演愈烈，學院與社會的思想對立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更爲明顯。2004年的總統大選就是一例。社會上，特別是喜歡哄動效應的傳媒對女性寫的攻擊或批判女權主義理論的著作格外感興趣，因爲很多人相信女人自己罵自己才更好看。一些女性，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比如名與利之類，適應這種需要，也無需大驚小怪。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米麗•佩格利亞 （Camille Paglia）, 克裏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 達芬妮 •帕泰（Daphne Patai）, 凱倫•李也曼（Karen Lehrman）等。這些人的書製造了一種女權主義陷入危機的社會效應。我將另文具體論述她們的觀點。總體上看，她們的挑戰並沒有對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有實質性的作用。

　婦女研究的真正挑戰來自于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婦女研究是在第二浪潮女權主義運動中産生的，當時的很多傑出的女權主義者都紛紛在婦女研究學科執教，成了婦女研究系所的創造者。在婦女研究已經發展了二十年之後，在女權主義理論向多個方向發展之中，很多年輕的學者，從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種族與國家，逐漸加入進來，他們給女權主義以及婦女研究帶來了很多新的東西，對婦女研究已經建立的基礎進行挑戰。這種挑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第一，黑人女權主義者積極加入婦女研究學科之中，改變了早期婦女研究中，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爲主力的狀態。黑人女權主義對婦女研究的貢獻是把“種族”這個類別引入性別研究之中。黑人女權主義的代言人之一，貝爾•胡克斯，於1984年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書《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11這本書是黑人女權主義者思想的集中體現，在書中，胡克斯提出了女權主義的新定義，女權主義是結束性別壓迫的社會運動，是改變看待權力的視角，是教育婦女，是結束對女性的暴力，是發展。她提出黑人男性是女權主義的同志。胡克斯湧現成爲女權主義理論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黑人女權主義加入婦女研究帶動了其他種族的婦女參與婦女研究之中來，也帶動了理論的思考，特別是階級這個類別也成爲婦女研究中分析 的一個主要概念之一。 另一個黑人女權主義學者，Patricia Hill Collins 在其書《黑人女權主義思想》中，有意識地把黑人婦女的經驗和思想作爲她分析的中心。她說，“在這個集子中，把非洲裔美國婦女的死刑作爲分析的中心，我不僅突出這些思想，也意爲鼓勵白人女權主義者，非洲裔美國男性，和所有其他的人來考察他們的立場與非洲裔美國婦女立場的相同與不同之處。”12

　第二，多元化的女權主義理論和婦女研究的多元化。女權主義理論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而是一個多元的、多種理論的匯合。這種匯合産生了巨大的創新效果，給學科發展增添新的活力。對性別本質的研究引發了對同性戀的研究，對同性戀權利的改善，同性戀對性別本質的思考成爲婦女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除了種族、階級之外，民族也成爲一個分析的類別。在美國這個多種族、多民族的國家，一個分析類別代表了一個力量，多元分析類別的應用，標誌婦女研究的深入發展。這種深入，導致 “區別 /差別（difference）” 這個概念的提出。“區別/差別論”逐漸成爲女權主義的思想核心之一，目前仍在婦女研究中占主要地位。區別論認爲， 婦女研究必須時時刻刻都具體事物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因爲每一個事物本身都有其具體性。就某一個類別看，區別/差別也時時刻刻存在。比如白人女性的社會地位和黑人女性是不一樣的，可是白人女性本身也有個體區別/差別，階級的差別，教育的差別，年齡的差別等等。對某個社會類別的研究必需考慮區別/差別的存在。13

　第三，男性與婦女研究的關係。在婦女研究早期，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幾乎都是女性。隨著婦女研究的發展，男學生和男性學者也加入了進來。男性學生和學者加入婦女研究的動機也許不同。有的來源於對婦女研究的知識的真誠的興趣，有的是負面的，比如希望“掌握”女權主義理論從而與女性學者對著幹，有的甚至說，他們只是爲了“更深刻地理解女性。”不管動機如何，男性的加入給婦女研究帶來了新的議題：如何對待男性學者的婦女研究的學術成果？男性學者在婦女研究中的地位是什麽？男學生在婦女研究課程中的學習過程、反應與處理方式是怎樣的，應該應用什麽樣的教學法？男性教授是否可以教授婦女研究的課程？對男性出現在婦女研究系所中，女性學者的反應有很多不同。有的學者認爲，男性學習與教授婦女研究有一個內在的危險，那就是他們很難把理論應用於個人身上。他們可能很難承認他們作爲男性在父權社會中的特權，也很難承認他們在個人生活中還在運用這些特權。還有的女性學者對男性學者的動機表示不信任， 認爲男性學者可能在課堂上闡釋女權主義理論和方法，但是不在現實中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重要的女權主義理論家伊琳•肖瓦爾特引用印度裔美國學者戈雅特裏•斯皮瓦克的話說，她對“轉向女權主義的白人男性知識份子極度懷疑。”14這些女性學者懷疑，男性學者可能有個人動機。女權主義理論的主流化導致一些男性學者接受女權主義理論，他們把女權主義看成是學院時髦，以此來幫助自己的學術以及學術地位的提高。正是這些議題促進了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和新的學術的出現。1987年出版的由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學者合編的《女權主義中的男人》是一本比較早期的也相當深刻地談討這個議題的書。15其中， 一些著名的學者，比如法國哲學家德裏達，英國文學史和批評家特裏•伊格爾頓等都對女權主義理論和婦女研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德裏達開篇就說到，

　“在就卡夫卡的文本做的講座中，一個人可以說，如果機構的條件是法，如果機構就是法，那麽，機構的保護者就是法的保護者。由於婦女研究中的學術獲得了機構的合法性，它也構成了，建構了， 生産了法的保護者。它吸引了那些從法面前來的男人，來試著掌握它，來看它，來撫摸它，來穿透它。婦女研究系在美國現在已經成爲一個相對堅固的機構，承認對這個機構的問題，限制和抵抗，既使是在美國，是十分重要的。”16

　當代代表性的哲學家對婦女研究的注意，導致了婦女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男性女權主義 （Male Feminism）”目前也是女權主義理論中的一隻力量，對結束性別主義有重要作用。

　第四，性別研究的發展。進入九十年代後，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在英美迅速發展。 “性別”一詞逐漸被加入到婦女研究系所的名稱之中。一些婦女研究系紛紛改名爲性別研究系。這個變化的實質表明了婦女研究的新發展。婦女研究不僅僅限於對婦女的研究，而且包括對男性、變性等等的研究。是對性別的研究，而不僅僅是對性別中的某個性別，特別是婦女這個性別的單獨研究。其次，性別研究爲男性進入這個學科領域打開了大門。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對這個變化也是褒貶有加，各執一詞。無論怎樣，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性別研究看來正在取代婦女研究，成爲美國大學中的一個新的生氣勃勃的學科， 一個年輕的、從婦女研究中出生出來的學科。它與婦女研究的關係，需要另文探討。

　(August 2004-Janurary 20, 2005)

　【參考文獻】

　1. Arron, Jane and Sylivia Walby. Ed. Out of the Margins: Women’s Studies in the Nineties. London: Faimer Press, 1991.

　2. Boxer, Marilyn Jacoby.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Faludi, Susan.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

　4. Groot, Joanna de and Mary Maynard, ed. Women Studies in the 1990s: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5. Hinds, Hilary, Ann Phoenix and Jackie Stacey. Eds. Working Out: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Studies. London: Faliner Press. 1992.

　6. Howe, Florence. e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tudies: Testimony from Thirty Founding Mothers (The Women's Studies History Series, V. 1). Feminist Press, 2001.

　7. Robinson, Victoria, and Diane Richardson.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88. New York: Colub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9. Stimpson, Catharine R.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10. Zinsser, Judith P. History & Feminism: A Glass Half Full.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11.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nwsa.org

　1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http://www.aauw.org

　【注釋】

　1 See the website: http://www-rohan.sdsu.edu/dept/wsweb/

　2 Florence Howe.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tudies: Testimony from 30 Founding Mothers. The Women’s Studies History Series; Volume One.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2000. p.

　3 Catharine R. Stimpson.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p.32.

　4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88. New York: Colub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5 關於瓊•斯高特教授及其對歷史學領域的貢獻，參看www.sss.ias.edu/home/scott.html

　6蓋歐•如賓的文章《對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進理論筆記》和《婦女的交換：性的政治經濟學筆記》，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1975.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4.關於這兩篇文章，見沈睿的 “女權主義理論經典解讀。”

　7 引自Catharine R. Stimpson.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p.39. 原文見Cynthia Fuchs Epstein , “Ideal Images and Real Roles: The Perpetu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Dissent, 31 (Fall 1984). p.441.

　8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Spring 1977, pp.1-33.

　9 南希•喬鐸柔：<<母親的再製造：心理分析與性別的社會學>> Nancy Chodorow,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關於這篇文章，見沈睿的“女權主義理論經典解讀”。

　10 W. C. 布斯的主要著作《小說修辭學》在1987被翻譯成中文。見《小說修辭學》 華明等譯 。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10 。 付禮軍譯 。南寧 :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7 。Wayne C. Booth,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Bakhtin and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Criticism,” Critical Inquiry IX (September 1982). p.74.

　11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12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1990. p.XIII.

　13 Mary Maynard and June Purvis. ed. New Frontiers in Women’s Studies: Knowledg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6.

　14 引自Victoria Robison.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Elaine Showalter, 1987. p. 118.

　15 Alice Jardine & Paul Smith, ed.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

　16Jacques Derrida. “Women in the Beehive: A Seminar With Jacques Derrida,”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 ed. Alice Jardine & Paul Smith. p.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