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與中日關係——在北大的演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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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溝口雄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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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778 中日關係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歷史認識問題，侵華日軍毒氣事件、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領土爭端問題等等。中日關係是一個高度敏感、極端容易情緒化的話題。但我一直主張，中日關係應當是一個可以研究的物件，應當理性對待，不能一聽到不同的聲音就罵“漢奸”、“賣國賊”。 這裏的“文化”是廣義的，與“日本文化節”的“文化”含義有所不同，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我把非經濟、非政治、非軍事的因素，統稱爲“文化”因素。我想探討一下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行爲方式以及價值觀等在中日關係中有什麽影響。看看我的研究視野能否使我們對中日關係提供一種理性的認識。今天談四個問題。 一，戰爭責任問題：歷史觀
責任觀 “名”
與“利” 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很多問題都從這裏來。我們說，日本人對戰爭不反省，不道歉。確切地說，不是日本人沒有道歉，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就有“日本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樣的話。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如田中角榮、春山富市、小泉純一郎等，都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對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損害表示過抱歉，馬立誠說日本曾經向中國道過21次歉，我沒有調查過，如果這是指日本的政治家在各種場合說過的致歉的話，這可能是真的，但他們的道歉我們不滿意，主要是對下屬兩方面的事實不滿。 第一，對戰爭道歉的力度不足，誠意不夠。日本政治家多數情況下是在國會議員的質詢時乃至逼迫下說出來的。從田中角榮開始用“迷惑”到後來不得不使用“損害”一詞，最近小泉首相在他不顧中國和韓國極力反對參拜靖國神社後不得不做出的平息憤怒之舉，可以說表態都是吞吞吐吐,不夠徹底。中國人無法理解，對於那場給中國人帶來那麽大災難的戰爭，日本什麽不能真誠地向被害者謝罪？中國政府連戰爭賠償都明確放棄了，難道還換不了一句痛快真誠的話？所以確切地說，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不是日本道不道歉的問題，而是日本以怎樣的方式道歉、道歉是否真誠的問題。 第二，日本國內不斷發生的否認歷史的事件。戰後50多年來，不斷有大臣和國會議員等政府和執政黨要人爲日本的侵略歷史翻案，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試圖淡化或刪除涉及日本侵略歷史的內容，右翼學者舉行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戰爭的集會等。日本高官關於戰爭屢屢“失言”，屢受中國和亞州國家的批評，受批評後就收回，過一段時間又有人“失言”——這似乎成日本外交的一個特點。假如圍繞一個問題屢屢失言，那就不是“失言”而是“真言”，是內心的真實想法。 這兩方面的事實合起來使中國人得出結論：日本並沒有對侵略中國的事實真正反省。在中國人看來，承認侵略事實並真正道歉是兩國交往中日本應遵守的道德底線，中國人對日本的所有不滿可以說都是源自這種對日本沒有遵守這條道德底線的判斷。 日本爲什麽不能像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深刻反省歷史問題呢？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結束後，美國出於意識形態對立的需要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沒有對軍國主義思想及其罪行進行認真的清算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二戰結束後，美軍佔領當局在後期放棄了對日本侵略罪行的懲治，致使日本一些原來的戰爭勢力重返政壇，有的甚至當了閣僚和首相。現在不少日本政客，就是他們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世襲議員”。這些人對日本當年的侵略戰爭充滿了錯誤認識。戰敗後處於美國佔領下的日本，雖然制定了“和平憲法”，但在當年東西方冷戰的形勢下，日本又受制於《日美安全條約》，日本與曾經被它侵略過的中國再次處於“敵對關係”之中。因此，日本從沒對它從19世紀末“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這段時間裏的侵略行動進行過徹底清算。 除此之外，從文化的角度看，我覺得與下述三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日本人缺乏歷史感。中國是一個有深沈歷史責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國這樣有如此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國有詳細的歷史記錄，
“以史爲鑒”；中國把歷史看成責任，歷史記錄一個人，並不因爲一個人的死而結束，好的要名垂青史，壞的要遺臭萬年，中國人常說“以史爲鑒”，有把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認識當前事情的傾向。對中國人來說歷史雖爲過去發生之事但對今天有借鑒意義。中國人的家譜都追溯到遙遠過去的祖先。中國過去皇帝治理國家主要是借鑒歷史經驗。例如發生了什麽重大事情，歷史學家就查閱歷史，說什麽朝代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是怎麽處理的，結果怎樣等等。在中國人看來，的確是不懂得歷史就無法理解今天也無從談將來。中國人說到歷史，是白紙黑字記錄的事實，有一種非常確實、非常莊重的感覺。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中國這樣，而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覺中，歷史更多的是一種過去發生的事情，只是一種與現在沒有聯繫的、不確實的遙遠存在，是可以討論的，當然也是可以推翻的。日本歷史中通常還包括神話、故事和傳說這一事實就是日本人對歷史的遙遠感和不確實感的一個證明。日本人缺乏歷史感，特別是與中國人相比，他們有一種更爲重視現在的傾向。從歷史上看,日本這個民族像是一個靈敏的雷達，敏銳地跟蹤世界，社會變化快，但是沒有厚重感。 第二，日本人缺乏責任感。對歷史的感覺是同對個人行爲的責任的看法相聯繫的。中國人常說：“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論。”這句話的含義是，一個人行爲的意義不僅限於當時的情景而有超越時間、超越情境的意義。個人是站在歷史的延長線上並一直延續到將來，這種認識得出的邏輯結果是較強調個人對自己行爲的責任。這種看法有時候達到極端的地步：做了壞事並不能因爲死亡而有所減輕，後人們也不會因爲當時的情境就原諒他。在我們的語境中的“死有餘辜”、“遺臭萬年”之類的說法就是這種看法的表現。甚至有死後被鞭屍的極端例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的人自殺了，我們說他是：自絕于人民，自絕於黨。死有餘辜。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是要讓兩千多年前的老頭子爲糧食沒有“上綱”負責。這種價值取向會使中國人背上沈重的歷史包袱，但同時也應承認這種行爲的背後是一種較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而日本人對個人行爲的判斷更多地取決於當時的情境而較少與“歷史”相聯繫。日本人喜歡說：“當時是那樣教育的，所以就那樣做了。”這句話的含義是：個人是沒有責任的，負責任的不是個人而是當時的情境。日本語中有一個詞叫“禊ぎ”
(misogi)，原意是：身上有罪或者有污穢時，或者在進行重要的神事之前，在河裏洗滌罪惡或污穢。现在也这样解释∶一个人贪污、违反选举法或者受贿，只要进行“禊ぎ”，就能得到原谅。其含义类似中国的成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许多日本人对战争所犯的罪行也是抱有一种尽快忘掉、尽快让水冲走的想法。这种对历史的感觉自然不会使日本人有过重的历史包袱，但也使人因此而缺少历史感，而缺乏历史感也是缺少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总是把“すみません”或“ごめんなさい”挂在嘴上。日本人抱怨中国人不会道歉。中的飞机火车晚点，不说道歉的话，中国的官员也不会说道歉。但是，日本喜欢说“对不起”并不说明他们有责任感。中国人不轻易道歉是因为中国人趋于认为道歉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没有判明或者没有完全判明谁应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不轻易道歉。而当中国人发出“对不起”这个信息时，个人感觉到的责任感要比日本人发出“すみません”或“ごめんなさい”时强烈得多。日本人一般容易向人道歉，但道歉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与其说是行为者责任的区分，不如说是该行为造成的眼下人际关系“事态”的严重性。是一种“事态优先”型的考虑方式,即不管责任在谁，已造成了眼下“客人对服务不满”
这一严重“事态”，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先道歉再说。把责任的区分放在次要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说道歉这一行为是个人感情的表达，道歉的意图与其说是为了承担责任，不如说是使与对方的关系不受伤害。日本人喜欢道歉，但又是“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是集体承担”的一种文化。这二者看起来矛盾实际是相互联系的。有重大事情，找不到真正的承担责任者，如果有明显了谁的责任，责任者通常采用自杀的方式自我了断。其他人也就不再追究。 在这种行为模式下，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道歉与责任相分离，自己即便不是责任者也要道歉，这就是道无谓的歉；另一方面，即便责任在自己，如果没有造成眼下人际关系的严重“事态”，也不真正道歉。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告们一致否定自己的战争责任。在天皇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决策者由下到上推卸责任，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可以说整个日本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负责任的体系。可以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就是处于一种不鼓励个人独立面对困难、不鼓励独立承担责任的体制之中。 这一点同日本人的特殊的民性有关。人们常常把日本与德国比较。认为德国人人认罪好。日本人社会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体不是独立的，个人是融合在集团中的。有了成绩是大家的，有责任也是大家的。没有“原罪”感，没有忏悔的传统。有的学者认为西方是罪感觉文化，日本是耻辱感觉。罪感觉来自内心深处，耻感来自情境，来自周围人的评价。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弱，容易“跟风”容易被某种外在的力量推着走，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个人由于缺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而趋于逃避责任。这是日本身上的毛病。 我们在批评日本人对历史认识问题时候，一定要批评到点子上，抓住他们身上的要害，批到痛处。譬如，我们现在我们总是说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我认为这就没有说到点子上。日本可能又想复活军国主义的人，但是绝对不多，即便是想复活军国主义，业不是过去的的那种军国主义。还有，我们常说，战争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民众没有责任。这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对战争的认识不仅仅是右翼势力的事情，在民众认识的深层有基础。那个时候日本的一般民众也是支持战争的，许多人是自觉自愿为战争服务、为军国主义献身，可以说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种狂热的战争漩涡。民众怎么没有责任呢？他们的短处或者痛处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上述相互联系的两点。日本人缺乏历史感觉，缺乏对过去行为的反思。日本有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东西，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难以让人信赖的。没有责任感应当更多地强调日本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民众没有责任。潜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我”是一个没有经过理性审视和批判的自我，那些不愿意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在逃避对“民族自我”作理性的审视。反省需要有历史感和明确的是非标准，需要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反省是对自我的再评价，是检讨自己行为。否定错误不等于否定自我，真正的反省与否定自我是不一样的。只有肯定自我才有真正的反省，才有对战争的谢罪，而缺乏反省的谢罪是缺乏诚意的，因而也没有意义。反省历史是痛苦的，需要勇气和自信，所以没有真正的反省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第三， 从中国方面看，在处理战争赔偿问题上中国人的失误。中国在谢罪与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将二者分开的做法，即只要谢罪不要赔偿。中国人与人交往上的重“名”轻“得”、重“义”轻“利”
。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我放弃战争赔款，宽恕了你，你向我真诚道歉、“痛改前非”就可以了。从良心上说，在今后的交往中你肯定会记住我的宽宏大量，并给以还报。这可以说是传统中国“重义轻利”的交往模式的反映，也是中国人常用的处理人际关系时重视“人情”做法。对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做法，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中国人可能认为，放弃赔款，显示了大国的宽容和气度，但这却放弃了对事情判断的原则，也放弃了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与中国解决人际关系的传统方法是有联系的。你侵略了我，我对你“以德报怨”，做到“仁至义尽”，不要你赔偿，只要真诚的道歉就行了。显示了我泱泱大国的风度。这是把一件可以量化、通过法律操作来绝的事情推到了人情的领域，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道歉这种方式是很难操作的，怎样道歉？在什么场合道歉？以什么方式道歉？怎样才算真诚？不真诚道歉又怎么样？等等，这些都很难有个尺度。中国死了那么多的人，损失那么大，不要求赔偿而只要求道歉，那么，我们会有很高的道义上的期待，对于对方的道德要求很高。一方面，日本的道歉不能令中国满意，使我们感情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日本则对中国不满：自己已经道歉了，为何中国还要时时提及历史问题。而且这也使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很难胜诉。齐齐哈尔日本遗弃毒剂伤人事件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并且取得了对中国受害者有利的结果，但最终判定追究的不是战争责任，而是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因为日本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也就放弃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这也体现了日本尽量绕开战争这个问题。如果能换一种方式，不放弃战争赔款，具体导赔款的数目、时间、期限都可以谈判商量；以赔款完结作为一种历史问题的了结，操作起来就会容易的多。 战后的日本对战争只是表示遗憾，没有经济赔偿，没有对责任的明确承担，放弃经济上索赔带来的不承担道义责任的后果可能是中国决策者们当初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当加害者没有真诚道歉而不断冲破道德底线的时候，自然引起中国人强烈愤怒和批评，而中国充满感情的批评又极易被人利用。日本存在着以“反打历史牌”为借口的力量，他们很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本质上引开而转到批评者的态度上来，这使中国的批评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引起反感，从而使受害者失去了在道义上的优势。我们习惯于把一个法律问题道义化了，又习惯于让道义上的优势变成激情的肆意发泄。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既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也得不到那些对我们犯下罪行的人的尊重。 杀人偿命、损坏财产赔偿，这是世界通行的解决纠纷的规则。这方，中国人的做法事特殊的。赔偿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战争性质的问题，是对事情的一个“说法”。这里请允许举出两个事例来说明这个世界通用的规则。一个例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他自称是为了“解放”科威特人民，但至今伊拉克还在为自己的行为受惩罚，战争的性质不说自明。 另一个是美籍日裔向美国政府索赔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曾将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地带的日裔送进集中营。战后有人提出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违宪，日裔美国人开展了让美国政府谢罪并赔偿损失的运动。美国国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进行了数年的调查工作提出报告，最后美国立法，向日裔谢罪，并向每个活着的被收容者赔偿两万美元（总额为10多亿美元）。在调查期间，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违宪，只要谢罪就可以了，经济上不必赔偿，因为日裔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许多日本人也接受这种看法。但推进运动的日裔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违反了交通规则，把人家的车撞了，并不是光说声“对不起”就算完了，不仅要道歉，还要进行赔偿，罚款，使其不再犯第二次。 中国既然宣布放弃了赔偿，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干生气，没有办法。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一方面，应该尽可能让日本理解我们作为受害者的感情。中国并不是对战争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我们放弃了战争赔款，是中国“仁爱”文化传统的体现，是以德报怨的体现。作为受害者，要得到日本的真诚道歉，是一个很低的、最起码的要求。并不是要把历史当作一个把柄抓住日本不放，日本如果能够借鉴德国的做法，在一个更适当的场合，正式的，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向中国人道歉，或者以书面方式，法律的方式，郑重地道歉，历史问题便会就此了结。这对日本是有利的，对日本重新获得中国的理解和信任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也要做好了断历史问题的准备。要认识到，我们有很大的道义上的优势，但没有太大的实际上制约日本人行为的手段。日本以一种我们满意地方式道歉，就算了结了。再严重的伤害，再大的事情，也有了断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也不会纠缠不清的。彻底了结中日历史问题方法是双方都应采取一种更为清楚的态度。日本以立法或公开声明的方式正式谢罪并给以民间索赔以一定赔偿，这对日本人来说虽然严厉，却是彻底了断过去战争恶梦的办法，会赢得中国人的信赖。在日本这样做了以后，中国也以书面的形式重申放弃战争赔款并声明今后不再要求道歉。对中国人来说这样做就不再被日本人右翼势力利用，说中国对日本是“道歉外交”、“历史说教”而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这会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南京大屠杀问题：
数字感觉
和平观 这个问题与历史问题有联系。东史郎日记，以及西方人的日记，都证明了屠杀的存在。围绕这个问题，一些政府官员出来否认屠杀。一些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谎言，新编教科书也试图否认，这引起我们难以接受的。我们气氛，但是又显得没有办法。 对于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引起我们理性地思考。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30万”这个数字。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借口是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30万这个数字不准确。也有想将数字化为乌有的所谓学者。他们在“纯学术”的名义下，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感情用事，数字靠不住。并通过所谓“考据订正”、“数量统计”，来达到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有许多人认为，数字有问题，但事件是事实。应当说，这些人是在利用数字不准确为借口来否定大屠杀。中国当时没有详细的人口档案，被杀害者的数字只能是估计。抓住中国没有精确记录这一点来否认事实。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打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人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土兵。
這個比喻揭示了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的差異。對那個少女來說，兩米高這一數值並非事實記錄，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徵即感情記憶。在鄰國一方則以此數值爲事實的記錄，並以兩米高的土兵之不存在來證明強姦事實的不存在。“對中國人來說，30萬這個數值，是對他們眼中撝兩駭仍不肯認罪的全體日本人之情感的數值。在這裏，過去的感情記憶作爲戰後戰爭責任這一現在進行時態的問題正將被歷史化。另一方面，對於某些日本人來說，這個數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殺虛幻化、進而把對中國的侵略架空化之絕好的事實材料。再回到前面那個比喻上來吧。讓感情記憶承擔歷史內容，意味著不是把兩米高這個數值視爲史實問題，而是把兩米高這一感情記憶，即現在形態的事實歷史化。拘泥于30萬這個數值的所謂科學態度，不僅將感情記憶從歷史中抹殺掉，而且是一種把事件非歷史化的共謀行爲。 但僅僅指出這一點還不夠，還必須分析：他們的這種論調爲什麽會有市場？中國是明顯的受害者，而受害者的感情爲什麽無法得到昔日加害者的理解？但是，在數位問題上，是不是也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呢？我認爲是有的。除了右翼勢力的利用這一政治原因外，還有文化上的因素。中日對數位的感覺是不同的。 從中國方面來看，中國人可能會說，精確的數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許多人被屠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日本人以小節來否定大是大非問題，實在可氣。作爲受害者，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感情完全應該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從感情上說，大屠殺的確並不意味著30萬這個具體數位，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但必須明白，僅僅停留在民族感情的層面是不夠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的確需要“切斷民族感情的惡性循環”。筆者並不認爲數位是不重要的。否則，就沒有辦法量化，也沒有辦法從法律的角度操作。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說越憤怒越好，還要多做些實際工作；不是把受害者的數位說得越大越好，而是越準確越好。被強姦的少女不能永遠停留在“恐懼心理的表徵”即感情記憶上，還要冷靜下來，回憶更多的細節，爲懲治作惡者提供更多的證據。 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有精於計算、非常認真、重視細節有時到了忽略原則的程度等特點。他們可能認爲“細節”比“原則”還重要。所以一些右翼勢力利用中國沒有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花名冊之類的細節懷疑數位的準確性，並進而否定這一事件也並非不可想像之舉。日本人對待自己受害的歷史可以說是一絲不苟。他們對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中的死難者都登記造冊，統計數位精確到個位數，每年有年老故去的，還追加造冊，舉行存放儀式。 南京大屠殺事件是經過國際審判定了案的，但應當承認，對於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不可能在舉證方面都做得很充分，還有大量的調查需要做。“東京審判”以後，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又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又獲得了大量的確鑿證據，但應當承認，工作做得還不夠細，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這裏面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例如，由於當時中國缺乏詳細的戶籍檔案，要精確統計南京大屠殺被害者數位是困難的，但在主管上，無論是政府和民間，對此問題的重視還不夠。爲了說明這一點，筆者舉出猶太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後，猶太人並沒有只停留在感情的譴責上，他們的政府和民間合力，對被害猶太人做了大量的調查取證工作，把能夠搞清的每個被害猶太人的名字都記錄下來了，並對死難者的後裔進行照顧。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座紀念碑，上面刻著所有大屠殺犧牲者的名字，這些名字是哪里來的？是猶太人花大力氣調查得來的。不僅如此，他們還一直堅持追究加害者個人的法律責任，在世界各地尋找在逃的當年參加屠殺的納粹分子。一些納粹頭子在隱匿了幾十年後仍逃脫不了法律的懲罰。當然，中國和日本、德國情況不一樣，不能簡單而論，但他們的做法對中國人來說並非沒有比照的意義。筆者想，假如我們也樹一塊遇害者紀念碑，我們能記錄下多少被屠殺同胞的名字呢？假如說我們的數位有兩個，一個是估計數位（可看作是“感情數值”），還有一個是通過調查得來的、有名、有姓、有證據、登記造冊的數位（“史實數值”），這後一個數位即便大大少於前一個數位，也足於說明問題。對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的調查統計的工作，現在仍可以做，儘管現在已過去了幾十年，但畢竟還活著一些見證人，他們還記得被害的親屬。倘若這些人都死了，調查起來更加困難。不僅如此，還不要放棄對具體的加害者個人追究法律責任。一個人參加了屠殺，即不能因爲他道了歉就成了英雄，或者爲了“友好”就一筆勾銷所犯罪行。有政府的聲音，還有類似日本“遺族會”那樣的強有力的民間組織。對遇害者的調查，對加害者的追究以及對事件的看法，並不因中日關係的變化、政治的變化而變化——假如我們做到了這些，中國在同日本右翼勢力的鬥爭會更有利有力，也會更能爭取一般日本民衆。 中國人對數位的態度：南京雨花臺革命烈士介紹：國民黨殺害共產黨的數目有幾個版本。“10萬以上”，“20萬”。中國歷史上對戰爭死亡數位記錄，精確到萬：史記：率卒二萬渡河”、“夜坑秦軍20萬。”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死亡數位的幾個版本：3000萬。應當是研究的物件。我們也應當改變我們的做事方式。 第二，如何看待被屠殺的生命：從一種普遍的觀點、更爲慈悲的觀點看待生命。 人的生命是寶貴的，必須善待生命。南京大屠殺是對人類的犯罪，是人類的恥辱。在如何看待被屠殺的生命方面，我們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譬如，在故去相當一段時間裏，哪里出了重大事故或災難，死了多少人，怎麽死的，是不讓知道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數，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人數，流行病死亡人數，過去是沒有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是後來才有的。有時候有數位，但是根據需要，有時候大有時候小。爲什麽會這樣？除了政治因素意外，還與我們沒有從一種普遍的、慈悲的立場看待死者的思維方式有關。對死者的評價太容易受情境的影響，也太容易變化。這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美國的911事件，有人說是應該。日天安門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原來是太廟，是祭祀本朝列祖列宗的地方。北京西城區過去的女三中，原來是歷代帝王廟，用來祭祀前朝帝王。如今帝王家廟不值得祭祀了，那麽死國難者呢？特別是近代抗戰陣亡將士呢？原來國民黨政府曾修了一座抗戰空軍烈士陵園，專葬戰死的飛行員。結果該墓地文化革命中被砸。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沒有一個烈士的名字可供憑吊，碑下沒有一具烈士遺骸代享祭祀。抗清名將袁崇煥被崇禎皇帝淩遲處死。入清後卻被清政府平反。終滿清之世，近三百年間，袁崇煥墓都受到妥善保護和尊重。但辛亥光復了漢官威儀後，袁墓卻是日漸凋零，現在已被周圍的學校逐步侵佔，任憑學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至於普通老百姓的死，似乎更不當一回事情。最近中國開始重視數位問題。薩斯、重大事故等死亡人數做到公開、準確。這不僅爲研究避免此類事情再度發生提供了重要資料，更重要的是還體現了一種對生命的重視、對死者負責的精神。不僅這件事情，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中等重大事件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應有詳細的記錄。我們當然要強調“大是大非”問題，但也不能忽視“細節”問題，一些日本右翼勢力正是在這些“細節”問題上大做文章的。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從上個星期才開始，南京大屠殺機關對中小學生免費開放。但免費開放後情況令人辛酸。據報道，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自3月1日免費向社會開放以來，參觀群衆每天多達1.5萬人次，這是平時參觀人數的十幾倍之多。然而，隨著參觀者的增加，不文明的現象也多了起來，致使紀念館承受之撏磾不得不令人擔憂。與以前相比，原本乾淨整潔的廣場上衛生很糟糕，一些觀衆竟然還邊走邊嗑起了瓜子，地上的痰迹、煙頭、紙屑令人觸目驚心。還有不少參觀者在館內打鬧嬉笑，接打手機的現象也十分普遍。據悉，近幾天參觀者過多，爲了保護紀念館內參觀者的安全，維護參觀的秩序，幾天前，紀念館無奈之下還向110求助，20個民警趕到現場維護秩序。 我們自己就不尊重自己，怎麽讓別人尊重我們？ 70年代以前中國教科書中沒有南京大屠殺事件，當時出於反美、反蔣的需要。因爲提南京大屠殺就要提國民黨的抗戰。現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盧溝橋紀念館等，我們把這些地方辟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想依此來激起我們的愛國心，我們常常會想起什麽呢？當作讓國人警醒、激起愛國熱情、振興中華的教材，“落後就挨打”的證據，這樣寫當然可以理解，但我常常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更爲普遍、更爲慈悲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呢？即從珍惜生命、反對暴力的立場來考慮。當然，我們在這裏強調愛國主義，強調強大，強調振興中華，不是要復仇，不是要以暴易暴，但別人是否能理解我們呢？我們的這種做法是用民族主義的方式反對民族主義。我們用我們的愛國主義反對日本的愛國主義，用我們的民族主義，反對日本的民族主義，但是要知道，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很難把握的東西，極容易出現危險傾向，六十多年前的悲劇爲何會發生的？是正是當時日本一種狹隘、狂熱的民族主義在起作用。當時日本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對中國的暴行就是在愛國主義的狂潮中出現的。現在網路上出現了種種非常極端的言論，如：水均益的撊綣耯腥稅研∪氈久鸕簦𡚒強隙ㄊ侵泄垾褡逵⑿蹟，發動一次摱厮┐笸郎睌等納粹式言論，都是聲稱是愛國的。我們應當認識到，大屠殺不僅是對中國人的犯罪，也是對人類的犯罪。把戰爭中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看作是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要防止這樣的人類慘劇重演。那麽能不能把“愛國主義教育”變成“和平教育”、變成“反對戰爭和暴力教育”、“珍惜生命教育”呢（最近在網上看到，有人提出了與我類似的建議：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辟爲“國際和平中心”，但遭到群攻）。如果能夠這樣的話，我們會在世界上有更多共同的話語，能夠獲得更多的同情。 三、靖國神社問題：“慰靈觀”善惡觀 靖國神社位於東京中心部，明治2年（1869）爲紀念戊辰戰爭（推翻德川幕府的內戰）中亡者而建。神社中供奉著從1853年美國軍人貝裏率軍艦來日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爲止死亡的人，其中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多名戰犯。中曾根康弘執政期間，中曾根率領內閣成員于1985年8月15日進行了參拜，遭到國內外的強烈抨擊。從那以後，懾於國內外輿論批判的壓力，其他日本領導人在任期中都比較謹慎地中止了正式參拜，只有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是個例外。圍繞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與亞洲鄰國不斷發生摩擦。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各方的反對，以首相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再次引起中國、韓國等戰爭受害國的強烈反對，日本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一度陷入困難境地。 小泉首相執意參拜靖國神社的主要理由是“日本人的感情”、“慰靈方法各國不同”、“甲級戰犯都已經受到了懲罰，沒有必要對死人還要加以區別。”對於一般日本人來說，可能覺得這種看法很有道理：“是呀，靖國神社供奉著明治維新以來國內外戰爭中死去的
250萬官兵，對死者要有寬恕之心。 那麽，這裏滿存在這樣幾個問題:各國的慰靈方式有沒有不同？日本人的慰靈方式怎樣的？如何看待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與日本人的慰靈方式？ 慰靈方式即悼念死者的方式，文化的不同，世界各地當然有不同的慰靈方式。西方基督教徒的慰靈方式不同於印度教徒，北美印第安人的方式不同於中國的摩梭人。與我們中國人對死者得態度相比較，日本人的慰靈方式有怎樣的特點呢？對死者較寬容。所謂日本的神社，其實裏面沒有神，是祭祀死人的地方。在一般日本人看來，人一死都應當作“神”來對待。不先區分神社供奉的是好人還是壞人，死得正義還是非正義。日本慰靈觀所反映的是，人們行爲和思想依據的不是道義上的、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善”或“惡”。這確實是日本人慰靈方式的特點。這一點同中國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看法明顯不同。例子：杭州的岳飛廟與秦燴像。也與西方人不同：例子：美國的動畫片，魔鬼與天使，世界分爲善惡兩個對立的世界。日本的動畫片不是這樣，常常是：所謂惡人，也有不得不幹壞事情的理由。 那麽，怎樣看待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呢？應指出幾點： 第一，強調參拜靖國神社與參拜其他神社不同。日本的神社是宗教團體，以國家首腦的身份參拜神社違背了日本“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更爲重要的是，靖國神社原是國家的神社，是軍國主義的象徵，戰後靖國神社成爲獨立的宗教法人，神社中供奉著戰犯。首先有必要弄清靖國神社的性質。戰前它是國家級的神社，是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的地方，是軍國主義日本象徵。靖國神社的本意在於紀念爲日本國死去的人,鼓舞爲日本國而戰的人的士氣。當時上戰場的日本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讓我們在靖國神社會面”。可見它的本質是“勤皇忠死”的愚人枷鎖。靖國神社自建成後，像日本的一個“家元”組織一樣，自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有歷史傳承，有主題，有道德，有弟子（遺族會）。靖國神社與戰前日本一脈相承。戰後，日本沒有取締這個神社，它只是由一個國家神社變爲一般宗教法人，但它仍是一個宗教團體，它的內部一點也沒有觸動。從神社自身的主張根本看不出戰後日本社會的實際變化。日本似乎仍停留在戰前，像是戰前的一塊社會化石。對右翼來說這裏仍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 靖國神社裏的展覽，只展示了戰爭的一面，而隱瞞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一面。這裏陳列的東西過去原封不動，稱中國爲支那，忠於天皇，忠於國家。爲戰爭翻案。這裏供奉著包括戰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在中國罪惡累累。供奉的理由是：B,C級戰犯是冤枉的，A級戰犯並不是出於爲國家帶來不幸而發動戰爭的，而是出於無奈。他們沒有責任，只不過抽籤抽到他們頭上了。對於在中國幹了怎樣的壞事，戰爭給對方國帶來了怎樣災難，這些人一點也沒有考慮。 不僅沒有考慮戰爭受害國，也沒有考慮軍國主義日本對民衆生命的踐踏。神社裏展覽著“神風特功隊”的年輕人大幅照片以及他們上戰場前寫給家人的書信、遺物等，對他們爲國捐軀的勇敢精神大加讚揚，卻一點看不到對它們年輕生命的惋惜以及對使他們喪失寶貴生命的軍國主義的批判。日本的軍國主義對被侵略國是殘忍的，對本國國民也是殘忍的，所以右翼勢力對靖國神社的態度不僅是對戰爭受害國的傷害，也是對日本人生命的輕視（對生命的輕視是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日本競還有這樣的地方，令人既驚訝又感到可怕。 日本有成千上萬個神社，首相若是參拜其他神社，雖然也存在“政教部分”而會遭到國內的批評，別的國家的人不會說什麽，但靖國神社不同。江洋大盜流氓惡棍敬拜，那確實是日本自己的事，別的國家什麽也不會說什麽。但裏面供奉的人物在別的國家土地上幹了壞事，在國外殺了人，這就不只是日本內政問題，就不能不讓受害者說話了。據我們所知，中國和韓國還沒有傲慢到指責日本高官參拜所有神社的地步。說到“感情”問題，當然需要尊重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民的確也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對於唯一經受原子彈爆炸死傷的日本人民也是應表示惋惜和同情的。如果中國人以“當時日本拒絕投降”、“當時廣島是軍事要地”以及以“儘快結束戰爭可以減少更多戰爭受害國人民的犧牲”爲由而對因原子彈爆炸而死傷的日本人民不表示惋惜和同情，日本人該如何感想呢？ 第二，強調作爲一國之相的參拜與一般民衆的參拜不同。如前所述，日本人的慰靈方式確實有其特點，但以此爲首相的參拜行爲辯解有問題了。一般日本人在神社中合十、默想，可以說絕大多數心中默念的不是“東條英機永垂不朽”或“復活軍國主義”之類，更多的是“希望我母親的病早日痊愈”、“希望來年能考上早稻田大學”、或者“希望明年我能成爲田中君的妻子”等等。現在的日本靖國神社不是國家神社，去社會的所有人並不都是參拜的。不要認爲所有去靖國神社的人都是復活軍國主義。當年作家劉再赴訪問日本被處理，一個原因是去了靖國神社。姜文去過靖國神社，網上很多人罵他，這是誤解。靖國神社平時也有許多參拜者，但這些人大部分是到這裏觀光的。靖國神社位於東京的中心，距離皇居近，又有悠久的歷史，旅行社常把它作爲一個景點放在旅遊日程中，對於來東京的外地日本人來說，來一趟不容易，既然有這項日程，把它當作一處歷史建築和觀光地，到那裏去看看也沒什麽。應當說許多人對這裏並沒有什麽親切感，把這裏作爲信仰、敬拜的地方、進而緬懷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的人更少。例如在2001年1月8日成人節，筆者在就在這裏看到許多身著撜襇鋽的妙齡女孩和一對對情侶，他們並不知道這裏供奉著戰犯。上年紀、知道內情的人一般不去那裏。去靖國神社的人並不都是去參拜的。與我們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意義不同。 但政治家參拜神社與一般日本人來神社的意義不同，以首相的身份參拜代表了國家。作爲日本首相的小泉、中曾根等人參拜神社與一個小姑娘來這裏的意義決不是一樣的。可以肯定地說，小泉首相站在神社的祭拜大殿前垂首合十的時候心中想的絕不是什麽“但願來年身體健康”或者“希望明年能找到一個好工作”之類。 第三，強調每年的8月15日參拜與平時的參拜（如新年的“初旨”）不同。到神社合十的確是日本人的習慣，其目的、意義則因時而異：元月1日，主婦爲全家在新的一年裏身體健康而祈禱；成人節女孩子爲早日與心上人共同生活而許願等等。新年參拜神社的習慣，這在日語中叫“初詣”。所謂的神社，其實裏面並沒有神明，而是供奉著死者。大年三十晚上，上神社燒香許願，祈禱新年安康。多數日本人不信真正的神明，遇到困難，可以向任何物件祈禱，一般日本人進神社的和我們進寺廟十分類似。至於是靖國神社還是其他別的什麽神社，這要根據神社的位置、自己對神社靈驗程度的判斷等因素決定。神社在日本的歷史較短，並沒有在日本人生活中有很深的根。戰前國家政府推行國家神道，把神社變成軍國主義的地方。現在普通日本人沒有國家神道這樣的信仰。這些人雖然在神社裏合十，但沒有膜拜什麽神明的意思，應當說這些人大部分也是懷著祈禱和平的心情來到這裏的。有的中國人把靖國神社比做中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把在靖國神社中合十看作是在英雄紀念碑前的默哀，其實這是誤解。 那麽,在８月15日這個特殊日子裏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是爲了什麽呢？每年的8月15日前後，靖國神社內外便出現一番特殊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中人們能夠體會軍國主義的幽靈在徘徊。 有人評論說，政治家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拉選票。的確，日本的“遺族會”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手中掌握的選票舉足輕重。但事情還不單單如此。戰前，國家利用神社和神道進行軍國主義教育，凝聚民衆，增強日本人的自信心。目前日本經濟不景氣，政治醜聞不斷，民衆自信心下降，一些老道的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清醒地認識到靖國神社對於凝聚國民的作用，試圖通過參拜活動恢復日本人的自信心和獨自性，但必須指出他們選擇的是一條不合時宜的道路。 日本作爲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要照顧左鄰右舍，顧及鄰居的感情。本來，有怎樣的慰靈觀完全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他人無權干涉，但當在慰籍的物件中出現在他國幹過壞事、並被國際法庭判定有罪的人時，情況就不同了。這種慰靈觀也很容易被那些試圖爲歷史上侵略行爲辯護的右翼勢力所利用。 解決辦法。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呢？將靖國神社中的戰犯與其他人分開可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不能要求日本把靖國神社全部拆掉，日本與中國不同的一點是，無論什麽東西，不管是好是壞都保存下來。據報道，在日本，反對小泉前往參拜的政界人士已經建議建造另一座新的戰爭陣亡者紀念碑或者類似“國家公墓”的地方，這實際上是以“變通的辦法”解決官方人士參拜有爭議的靖國神社的問題。如果建成，中日之間的這個“死結”可望得到解決。但這種建議受到靖國神社以及日本的遺族會的反對。另外，從文化上看，我們不能指望日本人像我們對待秦燴那樣，對待東條英機等戰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影響實際上也是有限的。對這一點我們也要有清醒地認識。 四、珠海買春事件和西北大學日本師生集體辱華事件：性文化傳統 去年9月18日，發生了日本團體珠海買春事件。對中方責任人依法進行了審判。中國公安部已經通緝珠海買春幾個涉案人員。10月29日晚，西北大學外語學院舉行第三屆外語文化節演出。一名日本外教和三名日本留學生有極爲下流的舞蹈表演動作。從10月30日中午開始，西北大學上千名學生在學校留學生樓前舉行示威，其中有幾百人上街YX。中國外交部也向日本駐華使館提出交涉。而日本人認爲中國是小題大做，上綱上線，是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反日情緒地反映。因爲在日本國內，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情。 這兩次事件的確存在政治背景。這是最近中日之間關係緊張、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歷史遺留問題得不到圓滿結果的必然結果。除此之外，從文化的角度，如何看待這兩件事情？ 首先，應當承認，中日性文化傳統上存在差異。日本不像中國，禮教的影響深遠。日本國內“風俗業”發達，占到GDP比例的％，和國防支出的比例一樣。政府的管理並不很嚴格，主要是罰款的懲罰方式，並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因爲日本文化對性比較寬鬆。中國法律中組織賣淫罪最高刑罰是死刑，這是一中國較爲嚴格的性文化傳統爲基礎的。而這在日本人是難以想象的。日本對此類事情是罰款。 但是不能以性文化傳統的差異爲藉口替日本的行爲辯解。如果是在日本國內，不牽涉第三國，那麽確實無可指責；但牽涉到第三國，就不僅僅是文化差異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爲你不是在你國內，你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法律和風俗習慣，嫖娼在中國違法，你可以認爲這種法律太嚴格，但是你必須遵守。在公開場合表演與性有關的舞蹈，違背中國人的習慣，是“有傷風化”，你可以認爲這種習慣太保守，但你必須尊重。不能以國內文化來解釋自己在外國受到的指責。這是作爲國際大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在日本，中國按照法律處理這樣的事情不應受到指責。日本常常有一些以“買春”爲目的組織的旅行團，到韓國、東南亞國家買春，這經常受到這些國家婦女組織的譴責。也不能以性文化傳統的差異來辯解。 與此相關的還有慰安婦問題，有的日本人也用“性文化傳統不同”來解釋這個問題。說傳統但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慰安婦是被迫的，是日本人的“集體強姦”，是性犯罪問題。 所以這幾個問題雖然都有與文化差異有關，但是不能用文化差異來混淆他們的性質。 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爲這兩件事情像有的人認爲的那樣嚴重。中國有人認爲，在“國恥日”（9·18）集體買春，是對中的侮辱，西安大學發生的事也被認爲是“集體辱華事件”。兩件事情都帶上了政治意義。我認爲這兩個事件屬於日本人遵守中國法律和習俗方面的問題。珠海集體買春時間，倒楣蛋遇到的了“918”這個特殊的日子。中國作爲歷史的受害者，容易將一些中日之間發生的事情同歷史、同民族感情聯繫起來，但我個人認爲，這兩間事情是涉及性道德、法律以及習俗的問題，看不出有政治的或者民族的因素在裏面。 日本人有許多面孔。日本人在非正式的場合是非常隨便的，上班的時候西裝革履，不苟言笑，彬彬有禮。但下班後常常離開辦公桌到了酒桌，喝得酩酊大醉、醜態百出。判若兩人。酒酣耳熱之後，議論的話題不是東家長就是西家短，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三句話不來必說到女人，也不管是否有女同事在場。單位新來的那位元還沒結婚的女秘書是不是處女，哪個“斯納庫”（酒巴）的小姐漂亮迷人，哪個酒館的老闆娘韻味十足之類的話經常充斥耳際。望著那一張張醉眼惺松的臉，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把他們與平時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形像聯繫起來。日本人也將這種行爲方式帶到海外。常常做出違反當地法律和習俗的事情。幾年前，一個日本歌星在阿拉伯國家的電視臺上，公開脫褲子，露出屁股，結果被當地人打了一頓。中國有句話叫“入鄉隨俗”，“入鄉問俗”，日本人在這方面是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