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戰時期美國保守派的世界觀 | ||
|
俞力工／2001-01-31／貓論天下 從勝利激情到新保守主義 華沙集團的土崩瓦解及波斯灣戰爭給美國所帶來的榮譽，曾一度使得美國舉國上下爲獨佔鰲頭的局面感到興奮不已。美總統布希時代所提出的“全球新秩序”大體上系指“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將在西方主要國家的領導下，普遍地接受民主、自由、民權價值觀，因而實現一段長期的和平”。然而隨著南斯拉夫戰事的發展，魯旺達大屠殺所帶來的震驚，以及大多亞洲國家對西方價值觀所表示的抗拒，全球“多極化的發展”與“文化衝突論”便在美國應運而生。 1993年，曾擔任過卡特總統顧問，長期在哈佛大學執教的亨廷頓先生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以《文明間的衝突？》爲題的論文。該論文的主旨在於說明世界各大文明圈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互相排斥，爲防止外界帶來的不利影響，西方國家應自覺地採取防範措施。該論文發表後，儘管引起了諸多的非議（如“仇視伊斯蘭教”）和“以文化圍堵取代軍事圍堵”的指責，西方的思想界主流卻對亨廷頓的看法基本認同。1996年年底，亨廷頓先生在原基礎上繼續發揮，並以更明確的題目《文化間的鬥爭》著書出版。引人注目的是，短短的幾個月之內，該書的譯本已在歐洲的各大書市出現並引起廣泛的介紹和共鳴。由此可見西方持 類似看法的人士不在少數。 亨廷頓眼下的世界 亨廷頓認爲，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消彌之後的後冷戰時代，是一個“殖民主義時代前的本土文化再次獲得新生的時代”。由於此一廣泛的社會運動使然，伊斯蘭教文明將隨之崛起，亞洲地區也將進一步自我肯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則會受到排斥和挑戰，此時國際上與其說是出現新秩序，不如說是無政府主義彌漫。今後的衝突將主要由西方（歐、美、澳）、中國和伊斯蘭教這三大勢力之間所造成，圍繞其間的還有印度教、日本、拉美、非洲、佛教（東南亞、蒙古和西藏）和東正教文明圈。這些文明圈主要以宗教信仰爲基礎，沿著文化、語言、民族等特點構成其文化認同。在此新格局裏，西方不能期望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而應當在不對外干預的策略下，盡求使自己的文化不受侵犯與干擾。 就宗教而言，亨廷頓強調當前除了歐洲以外，普遍出現宗教活動復蘇的趨勢。比較之下，伊斯蘭教地區較具暴力傾向，其邊境與內地的紛爭連綿不斷，但由於缺少“頭羊”的特點，尚不致對西方造成威脅。爲求穩定，歐洲似應排除土耳其於歐洲之外並允許土耳其再次建立一個領導伊斯蘭世界的突厥大國。然而即便如此，民主、人權思想與伊斯蘭教文化格格不入，不能寄希望在彼處紮根。談及波斯尼亞，亨廷頓認爲西方之支援波政府，反給伊斯蘭教勢力建立了一個深入于歐洲並可能使歐洲受到威脅的橋頭堡。言下之意，最好是把波斯尼亞劃入以俄羅斯爲首的東正教勢力範圍。以中國爲頭羊的“儒家文明圈”，文化傳統較悠久，內聚力較強，完全可能走上一條工業化而不西化的道路。西方不應對中國指指點點或進行干預。 在西方，亨廷頓認爲，寬容的移民政策與多元文化政策尤其使得向以歐洲文化爲主流的美國受到損害。美國應當恢復美利堅合衆國的歐洲文化傳統，而不是在美國的土地上再建立一個可帶來災難後果的“聯合國”。 對新保守主義的評估 亨廷頓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所作的勾畫，清晰又扼要，尤其可貴的是，他從社會運動、宗教文化的角度切入，彌補了偏重權力、利益、政治、政策的傳統分析法的不足。雖然如此，亨廷頓卻忽略了以下幾個事實：一是他認爲各個群體按文化認同而進行統一或分裂是個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他所忽略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認同的群體在十九世紀之前曾長期地在大帝國（如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和諧相處，但到了二十世紀後冷戰時期卻演變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這說明伊斯蘭教盛世時期的寬容政策還有較當前狹隘的民族主義更加優越的地方。同時即便具有一致的文化認同也不一定能夠阻止屬同一教派的各個群體互相爭戰。因此當前的紛爭固然含有一定成分的文化認同因素，然而狹隘的民族主義，甚至第三國的挑撥，或許更加是肇事的禍根；二是他所強調的民主、人權“傳統”其實是在近三百年來的現代化、工業化（即托夫勒所指的第二次浪潮）基礎之上衍生而成的。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落於人後，部分原因或是遲搭上現代化列車，或是搭錯了現代化列車，大部分則是在該搭車、要搭車時受到西方國家的阻擾和摧殘。 若是拿封建時代的西方文明與同時代的東方文明作一對比，亨廷頓應當承認，西方社會長時期既不比東方更加重視民主和民權，在物資發展上也並不更加體現文明；三是在當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仍缺少充分物資條件的情況下，斷下“與民主、自由、民權無緣”的結論似乎過於武斷。正因爲亨廷頓對日本的發展不願或無法作一合理的解釋，他就乾脆把日本單獨地列爲一個與其他亞洲或第三世界“無關”的文明圈（異數）。除此之外，他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隨著經濟長足發展在民主化方面也獲得進展的事實視若無睹。在他看來，不及西方程度的民主、人權皆是假民主、假人權。因此他所看到的社會運動不是一個個的過程，而是一個個的斷層。最後剩下的問題是，究竟應該對窮弟兄施以援手或拒之於千里之外？這方面， 主動權當然不會是在窮弟兄手中。對他們說來，如果西方的保守派不分新老，只要是不直接對人欺壓，就是好樣的了。（完） 《留德學人報》１９９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