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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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 1、近代史上的“新文化運動”與現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都提出過“批孔”的口號。新文化運動時，中國是被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在內憂外患之下，知識份子發出呐喊，認爲要科學要民主，就必然徹底與儒學決裂。那時胡適提出“全盤西化”，與清朝統治階級提出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相比，是有進步意義的。但身處世紀之交再看，那個提法也是幼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只能是邯鄲學步。而一百年之後，我們不是已經進步到學會摸著石頭過河了麽。對於中國這樣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說，自己應該明白到底要什麽。從中國國情的嚴格制約來說，我們沒有追求美國式現代化的條件，因此中國不能以西方發達國家爲趕超的目標模式。這個觀點對於聽者來說也許不可思議：難道讓我們中國人放棄追求現代化的希望嗎？ 中國到底要什麽，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到底要什麽？的確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爲什麽我們每天的輿論渲染的都是這個成功人士那個成功人士，好像我們不像他們那樣我們就白活了似的？就像現在的“大款”滿天飛，許多人做出各種努力想成“大款”，但是大多數人永遠達不到，而且追求的過程中很痛苦。 中國不是美國，就中國傳統文化所依存的社會經濟背景而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群體爲本，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原始灌溉農業文明必須以群體生産爲基因社會，必然有這種文化表現。儒家的“仁學”強調“仁者，二人也”，不是西方理論強調的個人主義或個人利益最大化。 西方以個體爲基因的文化，根源於原始氏族社會狩獵和採集文明，那種生存方式可以突出個體。這與中國自“神農嘗百草”就發展起來的原始農業（必須共同使用黃河水系灌溉，同時又得聯合起來抗洪）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同。後來西方工業化原始積累是海盜掠奪、殖民戰爭。所謂開發新大陸，就是把大部分土著殺光，佔有別人的資源。資源越來越少的時候，就爭奪開發海洋資源以及南北極資源。 工業化只是用傳統的手段爭奪傳統的空間，而近代新增加的手段是爭奪符號資源。有的學者指出，廣義的符號資源包括所有在人類資訊交換中形成的規則和軟體體系，包括所有的標準，比如ISO質量認證體系，以及相應的制度體系等。也有學者認爲符號體系包括最基本的“話語體系”。符號體系的控制從人類開拓非物質資源的時候，進入到空間體系、高科技體系，乃至於話語體系。還有人認爲，當前關於知識産權的範圍界定有利於發達國家，電腦軟體的所有符號系統也是西方控制的。各種對發展中國家侵犯知識産權的制裁和引起的爭端表明，符號的發明權、制度的創制權和體系的控制權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霸權。 中國追求以工業化爲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過程一直伴隨著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中國在世紀之初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新文化運動，改變了中國自己的語言規範和思維體系，照搬了英語這種語言符號及其使用規則，建立了現代漢語語法及整個“反傳統”的激進文化模式。無獨有偶，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提出要打倒延續傳統的、灌溉農業基礎上以群體爲基因的思想體系。這兩次“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文化大變局雖然相異，卻有一個共同點，即爲中國認同於西方符號體系，或者服從西方的話語霸權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過去不帶任何批評地全部繼承了西方思想和規則。但我們過去沒有機會對同樣來自西方的“批判的武器”開展“武器的批判”，因此除了戰爭年代在血的教訓中對“本本主義”的批判和整風確實值得借鑒之外，其他時期即使有批評，也難免偏頗。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用了一個世紀，才亦步亦趨地從邯鄲學步，蹣跚到現在的摸著石頭過河，那麽下一步過河時，前面的石頭就是西方規定的新符號規則，如果不按照這個標準就非掉河裏不可，那該怎麽走？因此，近年來部分態度嚴肅的知識份子才似乎更加困惑。尤其與那些庸俗的趨炎附勢者不同的是，他們在反思中的分化和重組也加劇了。這就帶來了所謂“新左派”、“中左”和“新保守”、“中右”等各種理論派別逐漸形成，並且紛紛從信奉史達林主義的老左派和跟從西方的放任自由主義新右派中分化出來。 二十世紀歷經滿清、民國和新中國三類性質完全不同的政府，但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是被迫追求西方式的工業化的。滿清以列強爲師的工業化失敗了；接著是民國以英美爲師，大局甫定即開始追求官僚資本主導的工業化，也失敗了；再後來新中國以蘇聯爲師，朝鮮戰爭硝煙未散就開始國家資本主導的工業化，這次相對成功地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代價當然不小。現在又有很多人提出以英美爲師，“一改改到解放前”。 滿清十九世紀末期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不打算接受其話語體系，只想借助其個別“奇技淫巧”。可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被人打得沒有任何還手之力。一個甲午戰爭，日本人所得到的戰爭賠款加上“贖遼費”共計二億三千萬兩白銀，是它四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是中國十七年的國庫收入。這就等於說，即使在雙方平等的條件下，日本可坐地超越中國四年；再加上十七年中國政府沒有收入、更沒有能力投資於工業化，這一次戰爭可使日本在工業化上超前了中國整整二十年。接著，1900年的庚子事變又使中國給八國聯軍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相當於滿清國庫約三十年的收入）。前後相加與初步工業化的日本相比，中國得落後五十年。這種壓力下中國怎麽進步呢？那個時候知識份子確實是迫於無奈發出最後的吼聲：打倒孔家店！而在這之前，清朝政府推進的戊戌維新，已經提出廢除科舉制度，開辦新學。因此，清朝政府實際措施的採取，和民國初期知識界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相聯繫的，是“默契配合”的。 過去，維護封建王朝的穩定靠的是科考取仕，這個制度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社會穩定機制。一旦斷絕了這種科考取仕的晉升體制，意味著農村小知識份子永遠改變不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農民身份，不安分的小知識份子就將和造反起家的農民（如魯智深、李逵之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小知識份子的加入，是農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皇帝還可以利用科考建立維護政權的“清道夫”隊伍。那些“錐刺骨”、“發懸梁”，“囊螢鑿壁”、“十年寒窗”的農民青年一旦考上，滿腦子就只剩下“聖賢之道”了。其中有些人操著一柄皇帝賜給的尚方寶劍，出去當“巡案”，“微服私訪”，懲治貪官污吏，緩和社會衝突，維繫社會穩定。 帝國主義強迫中國“五口通商”（連內河港口都開放通商）所帶來的震蕩同樣劇烈。在這以前，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等是靠廣東九龍一個口岸出口，需要成千上萬的運輸從業者，恰恰給那些貧苦的或者破産的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那時很多幫會，就是以這些脫離氏族傳統村社控制的、無助的農村遊民爲基礎組成和發展的。農村大量無地農民屬於低素質勞動力，當“腳夫”尚能養家糊口，否則只能或偷盜或爲匪。而很多口岸的一下子開通，帶來的就是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勞動者失業。這部分最有組織的行會性質的流氓無產階級，和不可能再改變自己命運的小知識份子有條件結合，造反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二十世紀初葉，是這種條件具備之後的農民革命端掉了滿清王朝。至於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不僅當時沒有幾個人瞭解，實踐中也不斷失敗，不得不改變爲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爲動員旗幟。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實際情況是：革命的主體一是那些被廢除科舉制度斷絕了出路不能再靠孔孟之道改變自己階級地位和身份的農村小知識份子，二是那些以流民爲主體的最有組織的幫會。舊中國軍隊相當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幫會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黨可以和幫會結合，利用幫會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嚴密的封建性質的組織系統起事。孫中山的所謂民主革命無論理論上如何民主，實際上只能利用這兩種勢力。革命發生後軍閥竊取權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則又給帝國主義列強以可乘之機。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幾乎沒有資產階級的舊中國，事實上不可能成功，這就是我看到的歷史悲劇。 3、從1968年插隊開始，我有過十一年的基層工農兵的生活經歷。另外，我在大學畢業後長期的政策調研經歷中，又有十一年是在下基層搞農村改革試驗區。這兩個十一年對我的思想形成確實有決定作用。 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很難簡單地談。在學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服從於改革前三十年的體制發展需求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套理論體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學者大部分受西學的影響較大，與傳統的理論體系在很多方面兩相對立。要想在兩個對立體系的邊緣立足很難。首先，你不能用別人的話語體系說話，不得不自說自話，否則人家當然要批評，你的語言不符合人家的規範嘛。至於什麽性質的“毛”，要附在什麽“皮”上生存，中國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皮”？這些問題都值得考慮。1988年，自己的思想還比較朦朧的時候，我曾在《經濟學周報》上發表過一篇“危機論”，認爲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波動是符合周期理論的，於是用周期理論來分析建國以來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周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了我的文章，卻引來了很多的批評。那時候“老左派”的傳統理論佔優勢，宣稱社會主義不存在經濟周期。1992年以後我又陸續發表了《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宏觀波動與發展》等文章，也是《新華文摘》、《戰略與管理》等轉載，提出國家資本是佔有勞動者剩餘價值形成的，國有經濟改革應該通過還原勞動者剩餘價值來形成初始産權。這時候的學界已經是西方理論占絕對優勢了，於是有些新派學人宣稱現代的西方沒有剩餘價值問題，他們由於否認剩餘價值理論生髮出不承認中國勞動者産權的批評。好在我有條件去搞試驗，理論界觀點不同的朋友互相對立，但無論左右派別，都還能夠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來不介入理論界的爭論，認定自己只是個搞試驗的。“試驗員”能夠做的很簡單，就是直接從實踐中提取感性認識。這些認識儘管與規範研究不同，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的觀點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爲基礎。 進行科學研究不外乎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把前人的經驗加以分析、比較，再去驗證它。另一種是試驗法，即把某些觀點、思想，經過一個試驗的過程來證明對錯。到現在爲止，我認爲社會科學中法學、廣告學、商品學都可以用試驗方法，比如一種對比組的試驗，比如法學試驗可以用一個“單面鏡”來觀察接受試驗的物件。經濟科學很少能夠使用試驗方法。搞農村試驗區在方法論上的突破意義就是把自然科學的試驗法應用於社會科學。我們需要大量調查研究，從最基本的理論範疇的重新界定開始，逐步認識不同範疇之間的本質相關，逐漸形成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過這樣不厭其煩的工作，經過長期努力，才能把産生於西方的社會科學“本土化”。1986至1987年間，我和同事們把一些關乎農村中長期發展的重大問題轉變成不同試驗專案，分別在不同的地區進行試驗。 有人說，試驗如果是爲了完成政府的一個理論的話，很難發現真問題。其實，我以爲，這要看試驗者本身，看從事具體專案的操作人員的態度。如果你是一個嚴肅的學者，除了秉承上級的意願來進行某種分析，還是可以在試驗中做很多科學工作的。我並非標榜自己是一個很嚴肅的學者，但我確實在做這件事上一直是很認真的，以至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有時候被領導批評。當今很多地方官場風氣是“報喜不報憂”，按照經濟學的“理性”，我們中有的人完全應該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我這種敢於報憂得憂的人，良心上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即使那些對我的批評大多也是有益的。從這個角度看人生，我覺得心平氣和。 很多“主義”只有落實到“問題”的調查和實驗中才容易辨出真僞高下。比如很多人相信中國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開始也抱著能搞的觀點去試驗。但在我這個領域得出的結果是：至少農村土地這個中國現在最大的資産還沒有條件私有化，只能穩定集體所有制。試驗證明，政府不可能對九億農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所以農村耕地承擔了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國家向村社集體讓渡土地所有權的條件是由集體承擔對農民的基本保障。中國農民人口衆多，人均耕地資源少，農戶家庭經營的農業除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能作爲剩餘投入市場的數量按人計算就很有限。因此，小農作爲這樣一種自給自足、半自給自足的行爲主體，並不完全被市場左右。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有能力爲大量的、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建立社會保障。而農業生産又是一個自然性很強的過程，農民有限的剩餘又必須用來防天災人禍，連保險公司搞農業保險也不合算。農民要自我積累，要積糧備荒，可以進入市場的部分就愈益有限，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對城裏人那樣，把農民的醫療、就業、保險、教育等問題解決了，那麽農業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農地也就可以私有化了。 進一步概括地說，因爲中國是一個資源過於短缺、人口嚴重過剩的國家，最近二十年的高增長又被人們承認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爲代價的“粗放增長”，在這樣的一個資源和人口比例嚴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數人佔有更多的資源就必然導致大多數人沒有資源。私有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其實，無論是佔有資源的人還是沒有資源的人都不願意出現這樣的衝突，從而使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中國曾經有過的暴力衝突或者發生革命，就是這樣的社會成本）。除非誰有本事像人家歐洲那樣，通過殖民掠奪把矛盾轉移出去。 原載《天涯》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