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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德鄰／貓網
最近，我看了一本“歷史報告”體裁的書———張建偉著《溫故戊戌年》（作家出版社，1999年，以下簡稱《溫故》）。“歷史報告”屬於報告文學，我對文學外行，本不應該對它說三道四，只是因爲有的評論說它“消解舊論，倡立新說，言之成理，實屬不易”（轉引自《溫故·後記》），而作者本人也旨在追求一種學術性，書中不但有大量注釋，而且在行文中一再指出史料根據和史家所言，並且不斷地批評和揶揄歷史學家的錯誤，使這部書儼然成爲一部學術著作，所以，我便想從學術角度發表一點議論。
在我看來，這部書並沒有在“細敲歷史”基礎上“倡立新說”，其所述史事錯誤太多，對康有爲和戊戌變法的評價太偏頗，嚴重歪曲了歷史。
其一，《溫故》所述的一些所謂“新說”，如“康梁公車未上書”、“康有爲僞造密詔”、“戊戌政變不是由袁世凱告密引起的”等，並非作者研究發現，而是採納了有關的研究成果。這一點書中也有說明，但作者在採納了他人成果之後，立即就嚴厲批評“許多歷史學家”的錯誤，以至使讀者誤認爲是作者本人在“細敲歷史”後“倡立新說”了。如在《〈密詔〉疑雲》一節中，他指出康有爲所披露的光緒帝於1898年9月15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令楊銳帶出的那道密詔是僞作的，而楊銳的兒子楊慶昶於1908年（宣統元年）呈給都察院的那份才是真的。他說這個結論是他從發表的“歷史論文”中看到的，可是卻又寫了這樣一句話：“然而，請翻開課堂上講授的歷史教科書，請翻開許多歷史學家撰寫的戊戌史專著，請看一看關於戊戌史的數不清的影視文學，在那裏，在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裏，我們看到的，都不是上面說的那份由楊銳帶出的光緒手寫的朱諭《密詔》，而是由康有爲墨寫的另一份所謂《密詔》！請允許我直截了當地說：那是康有爲僞造的假《密詔》。儘管早在九十年前，即1908年，楊銳的兒子便交出了真《密詔》，但是我們的許多歷史學家還是寧願相信康有爲墨寫的《僞詔》，我直至今天也不明白，這究竟是爲什麽？”讀了這段批評，讀者當然會認爲“僞密詔”問題是由作者最先揭露出來的了。其實作者的批評很沒有道理，因爲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有影響的專著和教材用的都是“真詔”而非“僞詔”。專著如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湯志鈞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和《戊戌變法史》、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中國近代史》（1984年版）、林克光的《改革派巨人康有爲》（1990年版）等均引用“真詔”，教材如李侃等編《中國近代史》（第3版，1983年）、苑書義等編《中國近代史新編》也都用的是“真詔”。其中李侃等編的爲中華書局出版，現已出到第4版，爲高校廣泛採用。我不知道張建偉看了哪些教材，以致得出均用“僞詔”的結論。
這裏還須指出，雖然80年代以來，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摒棄康有爲的“僞詔”而採用楊慶昶的“真詔”，但“真詔”說在史學界也還不是確論。《溫故》採用“真詔”並未舉出有力的證據說明它何以是真的，只引用了一條史料，而這條史料非但不能證明其爲真詔，反倒證明其爲僞作。限於篇幅，這裏不再贅述。
《溫故》中類似“《密詔》疑雲”這樣介紹“新觀點”、“新史料”的段落很多，但作者並沒有弄清楚那些“新觀點”究竟對不對，“新史料”可不可靠，就進行“加工”、“改造”，洋洋灑灑寫下去，以致將尚在討論中的學術觀點當作“確論”、把僞史料當作“實錄”推銷給讀者，並據以批評歷史學家的錯誤。這種“創新”的態度，筆者是不敢苟同的。
其二，《溫故》的主要問題還是對戊戌變法和康有爲的評價太偏頗，可以說是有意貶損。衆所周知，所謂“戊戌變法”主要就是指“百日維新”，但《溫故》沒有正面寫“百日維新”，在全書的10章中，只有1章寫“百日維新”，而標題是《爲淵驅魚》。我們看它寫了些什麽：
第1節《改革的太陽亮了》寫道：光緒帝在一百多天中頒發了240多道改革諭令，這種急躁的做法是受了康有爲的“不管什麽國情的‘改革速成論’的影響，它理所當然地遭到包括慈禧太后在內的那些強調符合國情的‘改革穩健論’一派的反對。”
第2節《抓了一個反改革典型》寫道：在變法初期康有爲唆使人上奏彈劾禮部尚書許應覼，這是因爲他與許應覼原有私仇，並想把許應弄下臺，使自己當上禮部尚書。而事實上許應覼是屬於時刻都在“報效國家和民族”的那種人，他不反對改革，只是反對有政治野心的康有爲。
第3節《兔子要吃窩邊草》寫道：康有爲爲了給他的弟子梁啓超謀得一個好的政治前途，就上奏請光緒帝下令將上海的《時務報》由民辦改爲官辦，好讓梁啓超去接替報社總經理汪康年。
第4節《王照的苦心》讚揚維新派中的王照主張向慈禧太后妥協。
第5節《但聞新人笑，哪管舊人哭》批判官制改革搞得北京大亂。
第6節《〈密詔〉疑雲》寫康有爲僞造密詔。
以上就是《溫故》所寫的“百日維新”！按照這裏所寫，戊戌變法原來是康有爲等一批公報私仇、吃窩邊草的兔子和搖頭晃腦、呼三吆四的小兒們不顧國情，鼓吹“改革速成論”，實際是爲了實現個人野心，在朝廷上謀個一官半職，在那裏作亂；而慈禧太后等反對康有爲的人才是懂得國情的“穩健改革派”，他們中沒有什麽道德很壞的野心家，有的儘是時刻要“報效國家和民族”的人。作者的這個結論可謂驚人。
如果百日維新真如作者所寫的那樣，那麽我們就不能不産生這樣的結論和疑問：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是好事了，因爲“穩健派”已殺死、趕跑了作亂的“速成派”了，“穩健派”又牢牢地掌握中央政權了。這些“穩健派”既懂國情，又時刻想著“報效國家和民族”，那麽他們應該能把國家搞好了吧？可是結果呢？八國聯軍侵華，《辛丑合約》簽訂，“皇族內閣”成立，清政府倒臺。這些被作者視爲既愛國又懂國情的“穩健派”怎麽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呢？
（此文系摘要，原稿全文將刊於《近代史研究》今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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