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印度新論述】
一位印度學者看中國 作者：德什潘德教授（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科學系中國問題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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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城市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每隔兩年我都去中國一次，而每次我都發現這些城市比上一次去的時候更令人眼花繚亂。我初時在那里見到街上乞丐的震驚亦已消除，原因是我對"自由化前"中國的記憶，已隨時間的流逝漸漸淡忘。中國看來好像有一種大家都同意的想法，就是最好忘記"革命化"的年代，或是只需留下模糊的記憶。當然這里有巨大的毛澤東像，在復旦大學校園的那尊塑像十分精美，外形的巨大和革命性的突顯在毛澤東雕像上巧妙地糅合。然而校園里的人只管從它的左邊或右邊走過，使屹立在那里的毛澤東似有點莊嚴的落寞。 ?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一屆代表大會的地方，會址保養得很好，盡管少了兩張照片，但可以說，這是政治失憶。仍有人在排隊參觀。我曾於一九九一年在布達佩斯尋找盧卡奇住過的地方，那位看來很機靈的年輕女翻譯員似乎對他毫無認識，更別提他住過的房屋在哪里了。就算她知道他，也不會有興趣。但那幢簡朴的樓房是中國共產黨人首次開會的地方，因此未被忘記，然而僅限於此。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世界似乎在被淡忘，耀眼的上海已很難跟此拉上關係。 ? 現在，已沒有人再談論文化大革命。有一次我從北京前往大清帝國的夏都承德。在行程中，我的旅伴──北京一所醫院的醫生，一直不停地談論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以充滿冷嘲熱諷的幽默為我增添了有關的資料。（她告訴我，她如何被迫去種黃瓜。她微笑著補充說，讓醫生們知道黃瓜是怎麼種出來的，倒也不無好處。） 在二零零零年，文化大革命幾乎已成為一個遙遠的不愉快的噩夢。在中國西南部雲南省的省會昆明，我們的翻譯是郭先生和鄧先生。當我們之中有人稱他倆為郭沫若和鄧小平的后裔時，他們的反應是放聲大笑。郭沫若被以這樣隨便的方式來"紀念"，令我感到意外。但也就如此而已，人們不再為郭沫若而深思。這使人有一種感覺，即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美夢與噩夢均已被遺忘。 也許，懷舊並非中國的美德，或者惡習。曆史在向前發展。在復旦大學校園內和中國其他地方聳立著其紀念塑像的那位老人，對當代中國人的熱情所向只會感到詫異，或甚而震驚。他將驚異地看到，中國十六世紀的園林和美國肯塔基炸雞店不協調地共存。桑德斯上校（這可能根本不是肯塔基炸雞創始人的姓名？）和他的炸雞店對中國的傳統是否敬而遠之？ ? 當代中國人對以往的毛澤東時代，似乎也是"敬而遠之"。中國人知道毛澤東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中國人有尊崇祖先的美德，不會因此而放棄毛澤東。 ? "為什麼美國人不喜歡我們的民主？理由很簡單，中國執政黨依然自稱共產黨，美國人對此不高興，"這是在上海一次午餐會上，問中國人對政治自由化的看法時，得到的回答。"我們是務實的民主。"中國一名社會科學家這樣說。這是對西方民主概念"敬而遠之"的例子。 ? 午餐會上的談話，糅合了刻意的拘謹，以及間或驕傲和直率的隨意。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回響清澈可聞。假如有位中國政治家走出來，手持一部從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到孫中山到毛澤東到鄧小平的各式民主思潮史籍，沒有人會感到奇怪。所有這些的出現，並非因為也不獨是因為中國人是民族主義者，而且更因為民主本身只能從曆史學家的角色去認識。西方思潮是重要的，但東方曆史的重要性亦不遑多讓。中國會有民主，那是曆史和經驗使然。有人引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話：世界不可以只有一種色彩，也無需只得一種色彩。午餐會的話題沒有集中在江澤民身上，正如一個中國人說，有關江澤民的講話是開場白。這類開場白總會出現在中國的演講中。它有很多作用。它指出根本不存在西方評論員老是強調的那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它進一步重申，假如真有這樣的標準，它就必須包含中國（或者印度或者西亞）思想的貢獻。 ? 在中國，對"非正式"以至正式談話，有一種不成文的習慣。到某一點上，你就不能再深究下去。如果已達到或正在達到某個"不可返回點"，總得有一方要放棄繼續討論。如果你不小心，一切有關中國政治自由化的談話，都將到此為止。這幾乎令人覺得，對話的所有動力，立即消散了。你所能獲得的，就是禮貌的沉默或某種熟悉的立場的重申。印度所堅持的語意清楚或對普遍性的信念，在中國無法令人明白。在中國的幾次訪問和會談，一再證實我這種看法。在中國，對話永遠是有限制的對話。受到文明的限度的限制。也受到這個事實的限制，也即所有交流都是政治的，因此，我們所能希望做到的，是看到（彼此的）政治了解的限度。抵達"不可返回點"，有違於中國的務實特質。也許這就是午餐或晚宴上的非正式談話，變得如此有趣的原因。在這個時候，就較容易知道"不可返回點"的到來，也較不那麼緊張。 ? 在上海這次談話中，就有這樣一個"不可返回點"。"你們所理解的民主，在印度行得通嗎？"是個很一般和典型的問題。中國人這種發問，幫不了對印度政治進步持懷疑的印度自由派。同樣地，西方民主因為是西方的所以沒有在印度遭到拒絕這一事實，則完全被忽略。這種爭論的要點很清楚：我們（中國人）要實行我們自己的民主。如果美國不喜歡，那就不喜歡唄﹗ ? 另外，令人有點吃驚（並非全都令人高興）的是，印度為何與西方民主如此相安無事。上海國際研究所今年發表一本論文集，分析"冷戰后的世界"。這些學者把民主和與之相關的人權問題，視為人權和國家主權問題。這其實源自鄧小平的路線："有些西方國家以中國人權記錄不令人滿意和社會制度非理性和不合法為藉口，試圖危害我們的國家主權。"（《冷戰后的世界》，頁三十四）。這段話的含意是不言而喻的。人權問題是重要的，但不是也不能成為一個超國家的問題。民主的問題，不是國家弱化的問題。 引起好奇的，是有關國家的討論。這問題，部分是由語言引起的。 STATE（政治概念的國家）和 NATION（民族概念的國家）在中文里都可譯作"國家"，中文沒有很清楚地區分這兩個概念。如果再想深一層，其實印度人甚至可以說各種東方語言都沒有清楚區分民族與國家，至少來說，兩個概念是互換。在回答一個如何闡述中國經濟增長與政府管治的問題時，我大膽表示，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並沒有削弱其國家。把國家譯為state，問題變得明顯不過了。我援引這次談話，是為了突出另一個事實。中國對硬國家和軟國家的討論甚少。國家必須強大。中國將維持力量。有關硬國家與軟國家的問題，絕不成問題。國家強大才是問題。 毫無疑問，在中國，自由主義的言論沒有多大市場。簡言之，"公民社會相對於國家"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是沒人理會的。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因此，難免會有人被這種矛盾迷倒。但是，整體而言，他們是微不足道的，是邊緣化的少數派。在昆明，我們談到印度和中國有些人反對改革之類的話題。很明顯的是，無論是討論全球化問題，或環境問題，或新政策涉及的社會福利減少問題，在中國都有人反對，但這力量不大。在中國，沒有什麼被停止。我們在上海的朋友，對此似乎很清楚。我曾提到印度納爾馬達工程的反對聲音，並表示三峽工程也可能有一定的反對聲音，但是我這番話沒有引起任何反應。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可能是另一個"不可返回點"的例子。 ? 在中國，外交政策的領域永遠是最清楚的。各項立場都清楚得不得了，但是講話卻非如此，而是松散而含糊。去年（一九九九年）我也在上海。當時的氣氛，仍在印度核試的籠罩下，還有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對中國的評估，以及總理瓦杰帕伊致克林頓總統的信。所以，當時的反應是可以預期的。印度無權搞核武器，這將是一句最能簡扼地說明中國態度的話。 ? 十二個月內（從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十月）發生重大變化，"波克蘭二號"仍是極討厭東西，但沒有因而爆發罵戰。有人勉為其難地承認中國必須面對現實。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是個核子國家，中國實難改變這個現實。目前只是個姿態，有位評論員仍堅持印度應該簽署全面禁止核試條約，否則就沒多少人會討論核不擴散體制以及該體制的經營人的信用。或許並非普遍認為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核能力不夠班，不管什麼原因，核武器似乎不再那麼重要。顯而易見的是，中印關係最終超越"波克蘭二號"。 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正被默許。在我多次訪華行程中，首次聽到大概說印度成為南亞"地區大國"的說話。另一個較溫和的說法，是印度作為地區大國的冒起是不可避免的。印度跟美國的關係出現新變化已非常明顯。巴基斯坦對中國外交政策仍舉足輕重，這情況會繼續維持一段長時間，但中國畢竟對南亞的整體政策出現轉變，說中國目前接受"印度在南亞地位出現性質上改變"和"中國必須在中巴關係不會偏頗情況下對此進行調整"，一點也不為過。 ? 美軍赫然聳現在中國。中美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之時，我們正在中國。我們離開上海國際研究院時被告知說，翌日訪問該院的客人將是美國海軍部的助理部長。他們微笑著對我們提供這個資訊。這些上海人，特別是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國際研究院的上海人，都很講究效率。他們組成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庫，與北京的思想庫──特別是中國國際關係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互為補充和進行競爭。我的印象是，北京和上海對美國的反應有差別。北京是正式而適度，認為中國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是可以理解的事。北京發表了國防白皮書，演習表示中國有與美國打交道和合作的願望。台灣問題使人不愉快地想起美國繼續在台灣海峽扮演角色的軍事意義。白皮書向這個海外大國表示，"如外國軍隊入侵台灣，如台灣拒絕與大陸統一"，中國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有力措施，包括使用武力"。白皮書沒有說明"外國力量"是指美國。如台灣一意孤行回避統一，就只能依賴美國的支持。中國與美國的對抗就不可避免。這概括了北京的觀點。 ? 但在上海，人們的觀點較為靈活。是的，完全從邏輯上看，與美國的對抗不可避免。但在這一點上，中國現在對美國的看法，與七十年代時已不可同日而語。上海人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對中美關係前景的看法並不特別悲觀。最終的分析認為中美將會對抗，但這種"最終分析"的局面也許終歸不會出現。 印度已在中國的世界視野里取得一個新位置。讓我們加入貿易游戲。讓我們參與資訊科技合作。這是一個不斷提出的主題。去年我很少聽到對印度的發展表示恭維的話，但是今年我聽到很多這類熱情談話。他們對印度尊敬多了，把印度視為經濟大國。 ? 這一切，都可成為邁向重新調整中國與其鄰國關係的最初步伐。一般而言，對當前實現的闡述，往往是對即將發生的變化的闡述。似乎，上海的思想庫正在期待與印度建立不同關係的階段。他們看到前面是一個合作的階段。更重要的是，他們正在尋求建立與印度的戰略平衡。巴基斯坦當然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已愈來愈低。在有關所謂對巴基斯坦提供核援助問題上，亦有十分坦誠的討論。他們都準備討論每一個細節。他們以前的態度是，在核合作方面，中國跟巴基斯坦毫無關係，但是他們現在不再機械而草率地這樣強調。在復旦大學的美國研究中心，可以見到一種可靈活的態度。中印關係並非僅限於肉眼所見。也許，他們第一次意識到，印度對中巴關係的不安，值得考慮一下。也許，上海的思想庫認為，中國的政策調整，若不考慮印度，是不可能的。 他們承認中印關係正常化步伐緩慢，也注意到兩國關係之脆弱。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們並未打算單獨把印度或印度的核姿態或印度的克什米爾問題說成是這種關係的元凶。上海似乎覺得，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印度的比重必須改變。這對總體上的中國外交政策而言，是重要的。甚至對中美關係而言，也是重要的。這可能仍不是北京的觀點，但是上海表述了一種略微保持距離的立場，本身就暗示在北京也有人支持這種立場。無論如何，這可能成為北京考慮中的另一種選擇。 ? 昆明是個美麗的小城。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昆明有"春城"之譽。作為一個落后省份（雲南）的省會，昆明將目光投向東南亞和南亞。中國西南部需要放眼外望。一個中國､印度､孟加拉國､緬甸四國會議十二月將在德里舉行，磋商地區合作事宜。沒有人知道會議將討論出什麼成果。中國西南部與印度東北部看來像是合適的好伙伴。可是，困難在於印度對其東北部的看法同中國的不同。中國的看法是，一個完整的印度國的東北部並非印度的一部分。這確是尋求合作的一個非常脆弱的起點。有人在昆明提出這個問題時，現場是一片沉點。只有一個人說話。他辯稱盡管在阿魯納查爾邦及其地位問題上存在紛爭，但印中兩國仍然可以擱置這問題而尋求合作。我不知道如此接近擬議中的合作地區的糾紛是否可被擱置。或許可以，或許不能，且讓我們看看十二月的會議談出什麼實質進展。迄今為止，中國西南部與印度東北部之間的合作僅限於口頭上表達良好意願和推動一些試驗性的構思。重要的是昆明確實是在放眼於西南以外的地方。在這一片中國地方上，經濟關係的重要性至高無上。對其他事，昆明似乎興趣不大。可是，它對如何把中印之間的競爭性經濟變為互補性經濟沒有什麼主意。在目前，我們知道雙方政府都有意發展自己的落后地區，並依賴經濟合作作為發展和增長的方法之一。 ? 也許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情景，來印證本文開頭所說的中國人的曆史觀和連續性：距昆明約六十公里的石林，景象美麗和獨特。石林照字面解釋，是石塊很高､形狀如樹木。當你進入這特別的地方時，你會看到一組非常引人注目的石塊（這是數百組之中的一組），那里有一段說明文字，謂周恩來和朱德曾在這里留影。引人注目的，是如朱德般的游擊戰爭年代老將軍仍有人記得。在瞬息萬變的環境里仍能夠保存這種連續性的人，很可能是最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中國人肯定是這類人，希望印度人也如是。 Copyrightc2000 csdn618.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與印度：日益拉大的差距
作者：Rone Tempest(《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 Tempest8月10日在該報發表了對比中國和印度發展道路的長文，從西方的觀點仔細分析了中、印兩國經過了五十年的"競爭"后出現了什麼樣的不同結果。文章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觀點，特別是其中報導了一些印度學者對中國發展情況的看法。Tempest在被派駐中國之前曾任該報駐印度記者參年，他對兩國的親身經驗使他更能夠從較為客觀的角度去對比兩國的情況。 五十年前的這個星期，印度次大陸掙脫了英國的殖民枷鎖，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印度選擇了民主的道路。 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1947年8月14日獨立日前夕說："多年以前我們的命運就注定了，現在是我們實現我們的承諾的時候了。我們今天的慶祝只是迎向等待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在此同時，毛澤東的人走到了長征的最后一程，同蔣介石國民黨人的內戰勝利在望。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印度還窮，經過多年的戰爭和占領以后，正為生存而掙扎，他們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曆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那使人沉醉的日子里，亞洲兩個受傷的大國的領導人都承諾要把他們的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尼赫魯說，印度獨立的目標是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除了1962年短暫的中、印邊境沖突外，兩個一無所有的國家的制度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完全浮現出來。但是，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時印度當時的總理高達對一群商人說："我感到無地自容"。"我們講解放講了那麼多。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共產國家卻能夠做得那麼多，而我們卻不能。這表示有些事情不對勁。"同樣的，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前駐中國大使海達爾也在最近接受採訪時評論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這兩名資深的領導人願意那麼坦誠地批評自己的國家，這就很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差別，當然在政治開放和表達自由方面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開說他們所想的，幾乎什麼都可以。而中國的言論自由很少，特別是在政治事務方面。人民大會開會很枯燥，沒有什麼公共辯論或爭議。雖然中國領導人也會不遲疑地提到中國很窮，但都是拐彎抹角地提到，不把的責任扯進去。可是在印度領導人的快語背后卻是對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發展差距的巨大關注。 學者、外交官和經濟學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論解釋中國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準方面對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實現有效的全國教育和滅貧計划的統一性和共同感。為了趕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印度最近開展了類似於中國的市場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關稅和獎勵外國投資。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國的快速進展並不只是經濟步驟而已。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於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在槍尖下強迫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后的飢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統治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共產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國卻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於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復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祕密會社、參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AmartyaSen)是在印度西孟加爾生長的人，他辯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訂方向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印度同中國的生活水準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制度來說，印度實際上比中國開始得更早。獨立以后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是遲至1960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面記錄都不是很好。中國正面臨著世界最后一次大飢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壽命只有44歲，中國是47歲。獨立后的頭幾年，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技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是大英國協和西方捐助國。但是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實施之前，中國也已經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尺度上開始超越印度。 據聯合國開發計划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於印度的是寮國(寮國)和孟加拉國。美國前駐印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制度和普遍對婦女的歧視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該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官員去年報告說，在印度最窮的奧利薩邦的卡拉漢蒂至少有12人餓死。但是卡拉漢蒂有人餓死的同時，當地的政治官員卻說當地選舉的投票人數卻是破記錄的。德里大學的學者也是奧利薩本地人的莫漢提說："有人餓死，但同時也有人真正在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對莫漢提來說，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貧窮與不平等同上昇中的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專制國家。但是中國卻是充滿了進步和成就的國家。隨著新的千年的到來，中國即將跨入征服古老的貧窮和愚昧的門檻。住在江蘇富庶地區一個大磚房中的76歲退休養蠶工人丁海清說："印度和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進入現代以來，開頭是差不多相等的。印度是個殖民國家，中國是個半殖民國家。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丁海清得意地看著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說："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路選對了，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比較先進的國家。" 不管怎樣，中國盡管個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卻更能夠接受改變和引進的概念。印度即使它的民主讓人印象深刻，卻幾乎落后於中國20年才開始放棄基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在新德里與麥肯錫顧問公司合作的一名顧問基托．波爾說："中國是『封閉的系統，開放的心靈』，印度則往往被稱為『開放的系統，封閉的心靈』"。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沉是越來越多研究中國-印度的學者之一，他說："中國是唯一人口與印度相當的國家，而兩國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窮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代的時候，兩國的情況是如此的類似，一直到1970年代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都極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們要問，從那以后，兩國的進展情況到底怎樣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是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例如，從1960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在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盡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同時中國的青少年已接近從前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普及識字率。中國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印度則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幾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類別上中國都一面倒地超越印度。從1990-1994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印度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為320美元，只占中國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喪失了它從從英國統治以來在鐵公路方面占有的優勢。中國剛剛完成了兩條鐵路，一條為北京-香港線，一條為上海-新疆線，現在的鐵路里程數與印度相當。中國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窮的省份，也都在到處蓋房子。印度的高級外交官海達爾回憶說，當他還是駐北京大使的時候，中國宣布要在十個月內修好一條環城公路和十來個立交橋。他說："之后我看到就像他們所說的，…想想當我回到德里時，連我離開時所蓋的那個立交橋都還沒蓋好，那份難過就不用說了。" 許多專家說，中國成功的關鍵是掌權以后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耶魯大學曆史學教授Jonathan D.Spence發現，就在1949年共產勝利后的那幾年，中國南部和中部農業區有40%的土地從地主手中沒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約有60%的農民得到了好處。目前在中國的鄉村地區正出現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蝕的現象。中國農民仍然不許直接擁有土地，但是許多人已經占有大片他們經營和管理的土地，跟實際擁有沒什麼差別。安徽63歲的陳興漢6歲的時候替地主打工，后來他參加了，變成基層干部。現在他經營著省里最大的私人農場之一，大約200畝，是鳳陽地區最有錢的人之一。他還有一所制磚廠和碾米廠。他雇用了133個人，包括13個農田手。他說他應歸功於鄧小平的"致富光榮"。他說："我是個地主，但我是為農民服務的地主。我不是資本家，我要帶農民致富。"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領導的西孟加爾邦），印度從來就沒有過土地改革。德里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兩個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於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跡近封建主義的制度。新西蘭前駐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職務的尼克．布里奇說："我認為中國占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曆了暴力革命。人把地主殺了。印度仍然還有地主，扯國家的后腿。" 中國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鄧小平實施農村承包制之后農民才能夠耕自己的地，把收成賣到市場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時期進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沒變。中國農民一旦從集體制脫離開來后，很快地就有錢起來。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結構仍然保留了下來，幫助農民組織和協調各種工作。 印度一位著名的農經學家、印度"綠色革命"的建構人斯瓦民納森說："中國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沒有。由於可以在單一的政黨下進行社會動員，所以他們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實施蟲害管理。"他說："中國人對農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之間的就業創造有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印度到處充斥著都市貧民窟，無地的貧民飄移到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過著最窮困的日子。"中國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現代化也造成了多餘的勞動力。大約有8,000萬到1億流動人口變成了主要城市的內部移民、打工仔、建築工人和路邊攤販。但是有好幾份研究報告指出，另有1億人口被周圍的"鄉鎮企業"吸收了，這是印度所沒有的。 莫漢提說："從經濟上說，中國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兩國經曆了不同的革命后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認為中國人從一開始就被迫去面對挑戰。 從1949年起，他們必須提供一些基本的經濟需要來證明他們的革命是行得通的，這當中部分的原因是他們不斷受到西方的攻擊。""在印度，我們也有崇高的價值。但是爭取自由的結果是很大的妥協…廣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後了。" 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編了一部大的研究報告，比較"二十一世紀的兩大巨人(中國和印度)"。他說，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問題和對"強大的既有游說勢力"作出反應。特克說："民主制度給你所能做的設限，壓抑住經濟。但它給你穩定。印度也許不會像中國一樣一年增長12%。但會保有穩定。"其它的觀察家卻不那麼肯定。他們說，嚴格的經濟分析沒有看到的是等級、宗教和經濟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野。中國得以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因此毛澤東的雖然嘗試達到最完美的共產境界，採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並提高婦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 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說："中國市場經濟的力量是建築在較早時發生的社會變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触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會變革就也一下子進入大流的，是這些變革使致中國有今天的成就。" Copyrightc2000 csdn61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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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教授) "印度道路"曾經舉世知名。這就是政府對市場活動實施超級管制，樣樣要許可證，事事要審批。結果，擋不住管制官員大貪其汙，社會腐敗程度直追當年巴拿馬，逢單你來，逢雙我上，輪流坐莊，賄賂被制度化了。走市場經濟之路，又要讓行政官員過左審右批的癮，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了。 我知道的經濟學家當中，只有張五常從80年代早期就不停地大聲疾呼，警告中國轉到方向對頭的市場化改革之后，千萬當心"印度綜合症"。十幾年過去了，中國在市場經濟的路上走得有聲有色，但是產權改革左躲右閃，而"規範市場"的管制又層出不窮。舉目四看，腐敗花樣翻新、有增無減，方知張五常教授的推理本事名不虛傳。 但是，印度已經出現了轉機。舉證這個變化，不需要說印度人、特別是海外的印度僑民多麼聰明了得。是的，訪問過歐美的中國人，大概沒有不對那里從事白領以至金領職業的印度人之多留下過深刻印象。精於吸取全球人才精華的美國，發給外國人士可以在美從事專業的工作簽證，總數的20％都給了印度人。在大名鼎鼎的硅谷，據說30％的工程師是印度裔工程師。他們不但成為美國人創辦的高科技公司的頂梁柱，而且自立門戶照樣以成績傲人。印度裔企業家在美創辦的公司到華爾街上市而又業績不俗的，只要查查各種記錄就可以知道。不過我要說，古老文明的東方泱泱大國，挾10億之眾，萬里挑一出來一批優秀人士，不足為怪。況且僑民們的出類拔萃，搞不好還是逆向淘汰的結果：故國沒有機會，"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去也。 要緊的，是印度本土的變化。但是我也並不想就此舉證，比如最近被廣泛報道的印度經濟增長率提高、人均所得增加、高科技大有苗頭。這些事情，別的國家不論，單拿中國來比，印度要占上風恐怕就沒有那麼容易。當然，印度一國軟體生產量占全球軟體總產出的16.7％，年度軟體出口達到四五十億美元，除了美國天下無出其右。但是，中國的家電普及率、電信普及率、電腦保有量、上網人口等等，不是把印度遠遠落在了后面嗎？說今日的上海比孟買風光，應該不是夸大之詞吧。再往"底部"看去，據美國《亞洲周刊》的估計，每天不足1美元的貧窮人口，在13億中國人當中有3.5億，而在10億印度人當中有5.3億。消滅貧困的壓力，兩個古老文明大國不相伯仲，不過看來印度更沉重。 我要舉證印度變化的，只有一件事情。這就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創辦的公司，滿世界賺錢，成為世界級的好公司。讓我補充一句，這樣的公司賺發達國家市場的錢，一不靠出售自然資源，二不靠廉價勞動力優勢，三不靠販賣軍火，四不靠政府補貼。靠什麼呢？靠技術創新產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場開發。這樣的公司，在印度出了一批！本來印度人有能力辦"現代企業"，不是什麼新鮮事。硅谷高科技公司7％的CEO是印度裔人士；更不消說大名鼎鼎如麥肯錫公司的老板也是印度人了。但是，那都是辦在境外的公司，借用了發達國家的制度環境和"社會資本"。我們這里講的，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辦成的具有國際性的公司，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許可證經濟"的土壤上，哪里容得成長起這樣"物種"？在我看來，這是"印度道路"發生變化的證據。 試舉一例。Infosys技術公司是當今印度最大的軟體公司之一。但它在1981年成立的時候，資本不過1萬盧比，相當於當時的1000美元。困難的問題不是資本數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審制度。創辦人穆西回憶，"我們用了整整18個月才拿到軟體經營執照"。1946年出身於一個貧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樣曾經篤信，只有國有經濟加政府干預才可以結束貧困。但是，70年代中在法國一家軟體公司工作的親身體驗，改變了穆西的觀念。他明白了自由企業怎樣創造財富。回國以后，在孟買一家軟體顧問公司工作了幾年后，穆西和他的6位同事創辦了Infosys技術公司。公司頭10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體制周旋。為了遠離無窮無盡的申報和賄賂泥潭，穆西在別的印度公司競相與管制官僚搞關係並從中獲益時，把自己公司的技術人才派到境外去爭取國際客戶。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條道理：在左審右批的環境里充當"行家里手"，開發軟體技術和市場的武功自然就廢了。如此打熬10年，到1991年印度政府大刀闊斧改革國家管制體制之時，Infosys技術公司已經有能力獲得歐洲和美國的大公司客戶了。 1991年印度的改革廢除了許可證，開放了市場。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出現了簡化稅制並提供衛星通信設施的軟體技術園。Infosys如魚得水，終於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戶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的軟體服務。但是，市場的開放將國際競爭帶入印度。為了與IBM那樣的國際頂尖公司競爭優秀的印度技術人才，Infosys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變革，引進經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權期權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的待遇絲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間好公司遜色。穆西領導的技術人員從1994年的480名增長為1996年的6500名。時至今日，穆西先生已無須否認驅動他和他的同事們努力的基本目標，就是使Infosys成為世界級的公司。1999年4月，Infosys技術公司以過去五年每年利潤增長66％的業績在美國Nasdaq上市。令投資人刮目相看的，不僅是這間公司業務的90％來自西歐北美發達市場、具有極強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長性，而且是公司在"財務透明度以及對股東負責"等行為方面，像所有世界級的上市公司一樣中規中距。即使經過今年4月以來美國股市的震蕩檢驗，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術公司的股價為129美元，公司市值仍在16億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類動物必定食草和反芻，也必定成長於草原環境，企業的組織行為特征和它活動的社會環境之間也是一個"適者生存"的關係。Infosys主要做發達市場客戶的生意，要與國際級IT公司爭奪人才並且從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獲取投資。這樣的"偶蹄類"，必定在產權、契約、承諾、信用、透明度以及反應市場變化的方式等等方面，能夠像發達市場里的同類物種一樣"吃草並反芻"才行。問題在於，非生產性尋租活動蔚然成風的"印度之路"幾乎是寸"草"不生的，草食動物是怎麼個活兒法才得以存活並出人意外地長成了大家伙呢？ 答案是環境災變。1991年開始的"拉奧革新"根本改變了印度商業活動的制度環境。當年70歲並準備退休的拉奧是因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總理職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續40年的"尼赫魯－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獨立、民主政體和相當不錯的獨立司法系統。但是，長期主導印度政府的經濟學卻錯得離譜。主流的看法是，印度經濟資源匱乏，要是聽任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導利用資源，怎麼可能加強國力並消除貧困？於是，印度成為"民主制＋計划經濟"的實驗田，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復雜、非理性的控制和許可證體制，對生產、投資和外貿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控制"。不錯，印度沒有實行前蘇聯式的全盤國有化(雖然印度國有經濟占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8％激增為1991年的26％)，還允許私有制企業存在，但是，對於一個"雞毛"要審批、"蒜皮"也要蓋章的業主而言，"私有制"究竟還有多少意義？事實上，凡是資產規模200萬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無論什麼所有制，其主要的經營決定，甚至董事會成員資格，都要得到政府認可。許可證體制使得行政部門"從無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國家經濟利益的平衡者，轉變為無休止的、武斷的官僚政治統治"。 左批右審制決定商業比賽的輸贏，定義了競爭的內涵，當然也就導引著無數商界英雄為之折腰。許可證的神奇性在於，沒有拿到它之前，申請當事人不免感到討厭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潛在的競爭對手排除在外。這就是說，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來弄去，非生產性尋租的甜頭誘人上癮，最后竟然是功能決定了器官的模樣。所以，在經濟分析上，直接用於獲取許可證的資源只是"印度之路"代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價，是許可證經濟限制了市場競爭的範圍和強度，抑制創新，保護了落后和守舊。要在許可證經濟的土壤上"持續提高人均國民所得"，那就比登天還難了。 1991年的拉奧總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墻角。國家的財政狀況極其糟糕，以至印度政府甚至討論出售駐日本和中國的大使館以籌措應急資金。但是危機也降低了拉奧內閣、特別是他的財長辛格和商業部長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資本主義"發起進攻的說服成本。印度的經濟政策急速轉變。而拉奧革新的核心內容說難極難、說易極易，其實就是沖著許可證體制下刀。過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導致的市場競爭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腳，消除左批右審制解放了印度商業傳統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羅合著的《制高點》的第8章，專門有關於拉奧改革的出色記載。這本書已經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對印度改革管制經驗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讀一讀。 這場改革的總結局是崇牛為聖的古老印度重新長出鮮嫩的青草，為一大批Infosys技術公司模樣的"偶蹄類"，提供了成長環境。樂觀的觀察家甚至預言，今年眼看會超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只是印度顯示自1991年以來變革成果的第一樂章。 我對印度沒有直接的觀察和體驗。對於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經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導了這個偉大的國家，我不能下斷語。從印度發生的故事中我只是看到一點希望，腐敗病入骨髓如印度綜合症，也是有葯可救的。條件是，對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 Copyrightc2000 csdn618.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印度新經濟：一個美麗的意外
作者：王曉濤 為了未來，拉卡希·杜比做了許多年輕印度人正在做的事：出國去。以杜比的個案來看，他是為了獲得遺傳學碩士學位而去了美國。然而杜比不小心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回家找工作。而當時杜比完全可以留在美國找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我可以接受在印度任何地方的任何工作。"但是80份工作申請書卻都有去無回。許多公司不願意聘用杜比的原因，正是因為他曾喝過洋墨水，然后又回到印度。杜比說："他們懷疑'除非這家伙有點問題，不然他為什麼要回來？'"女孩子們也不願與年屆三十、而又賦閑在家的科學家約會。 直到今年3月份，位於新德里的一家欠缺勞動力的因特網門戶網站給了杜比一份工作，讓他在網上編輯關於女性時尚的一些東西。這是它從18個月前下飛機以來的第一份工作。在幾周之內，其他兩家因特網公司曾試圖把杜比挖走。今天，在換過兩份工作之后，杜比每個月能賺到475美元，是資淺醫師的3倍，而且媒婆也頻頻光顧他的家門。這一切全都是因為杜比意外地進入了印度的因特網產業。杜比說："關於因特網現象最棒的事，就是它已為許多人創造了希望。傳統的工作對於資曆的要求過於苛刻。但是現在，一家因特網公司會說，'你很聰明，而且又很年輕--你擁有光明的前途。'"
時來運轉 當然，印度在資訊技術（IT）領域所具有的強大實力並不是剛剛引起人們的注意。好幾年前，班加羅爾這個南方城市就已在一片沒有科技的土地上脫穎而出，成為一個高技術的熔爐，在這里的印度人為國際性的大型高技術公司編寫軟體，並且把這些軟體出口到全世界。現在，因特網的發展有望把這種技術繁榮轉變成一種主流產業，為數百萬印度人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大規模地對印度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5個月前在班加羅爾為自己設立dot com顧問公司247Customer.com的普拉卡什·古爾巴克薩尼說："印度人不乏才干，而有了因特網我們就能夠把這種才干輸送到全球。" 這種情形會在印度發生嗎？幾十年來，這個昏昏欲睡的巨人對東邊發生的經濟奇跡總是不以為然，感到有些不對胃口並且覺得完全與自己無關。幾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認為，外面世界的經驗不適合印度，因為印度人口眾多而且沒有一種緊湊的民主電腦制。任何向往繁榮或者抱有希望的人，應該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尋找。你看，印度人就處在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境地。 現在，與這些想法道別吧！印度已經找到了未來。因特網穿越了印度設立的用來對抗外部世界的屏障。印度發現自己擁有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工程人才庫，在這些人中很多人講英語--這是新經濟的通用語。這些工程師和他們渴望工作的同胞，願意從事一種廉價的勞動力密集性的因特網工作，如果沒有因特網這種能夠消弭距離的技術，這些工作機會原本是不可能有的。印度全國軟體暨服務公司協會（NASSCOM）主席迪旺·麥塔表示："印度終於擁有可以向世人展示的東西。時來運轉的時候到了。"
優劣並存? 到目前為止，印度的好運是來自可與因特網並駕其驅的程序編寫以及其他勞動密集性工作。Satyam電腦服務公司董事長雷馬林加·拉胡最近才登上了《福布斯》雜志的億萬富翁排行榜，他說，這些機會將可把全球5％的IT份額給印度，並在未來20年里創造多達5000萬個工作機會--足以協助印度實現"成為一個殷實的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國家"這一目標。 當然，青蛙並不會真的在一吻過后就變成王子，而且印度的問題也顯而易見。審慎判斷下列因素：全國性的dot com熱潮在4月份時隨著全球高科技股重挫而崩潰；你也無法談論印度家庭的電腦"擁有率"：印度的10億人口僅擁有430萬台個人電腦；電話網絡則同第三世界國家比起來也是最差的；而且擁有信用卡的人數也僅占一小部分，因此電子商務只不過是個遙遠的夢想。 但是請想想：在許多中產階級所聚集的印度城市，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有電纜相連。這些電纜雖然懸掛在陽台之外而且與晒衣繩交纏，但是他們不但能夠如常運作，而且現在正被轉換成為因特網連線。印度目前已有3000萬個電纜連結，電話線連結則是2000萬個，而且在孟買就有200萬人具有連到因特網的高速連結。印度的消費階層的人數比大部分國家都多，而且電纜還可使他們通過電視連接到網絡上，而非通過價格昂貴的個人電腦（印度有7500萬台電視）。印度有可能變成一個網民之國，而且有很多人正試圖讓這個美夢成真，包括正在印度興建光縴網絡的Enron ＆Hughes電信公司在內。之前曾是位遺傳學家的杜比，目前擔任一家以印度農民為目標的門戶網站的內容經理。類似這樣的工作，18個月前在印度根本找不到。 美麗的意外? 事實上，印度的新經濟好運是個美麗的意外。過去印度雖然擁有大批的工程師，但對政府來說卻是個令人困窘的現象，因為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且，從英國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對英語的使用，仍然令人刺痛地混合了驕傲與民族主義的不安。現在，這個國家的人才開始發揮作用了。資訊技術進入印度並不是因為國策所致，而是因為資訊技術越過了印度官僚們本能地為商業、尤其是與外國有關的商業而立起的屏障。當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公司於80年代末期敲響印度大門時，得克薩斯儀器公司早就在班加羅爾雇用技術人員寫程序，然后把這些程序通過衛星傳送到美國。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公司要獲得無數的許可，才能在印度設廠和進口濃縮飲料；而得克薩斯儀器公司則由於從事的是印度官僚們聞所未聞的工作，所以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太陽微系統印度公司經理巴斯卡爾·普拉曼尼克說："如果資訊技術的繁榮發生在30年前，印度恐怕會把軟體產業國有化。" 現任印度總理瓦杰帕伊也學會了談論資訊技術話題。去年才成立的印度資訊技術部的部長普拉莫德·馬哈詹說："我們現在需要的不只是足夠的頻寬，而是過量的頻寬。"而在兩方面印度都沒有做到：印度今年的國際電信頻寬將達到每秒780兆比特，這只是中國的1.4％。然而這不成問題：從未有哪屆印度政府像現在這樣支持資訊技術，統治階層從未像現在這樣對外來的東西這樣開明。而且因特網的"變革性力量"這句新經濟的陳詞濫調，從未像現在這樣讓人有切身體會並且令人驚心動魄。Satyam電腦服務公司董事長雷馬林加·拉胡說："未來的20年屬於印度，我們擁有人才，擁有語言優勢並且對資訊技術有深刻的理解。 （原載於《科學時報·中關村周刊》，2000年10月26日） Copyrightc2000 csdn618.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印度IT革命和人才戰略啟示錄
作者：鄒強 "電腦總理"和基礎教育 以IT為核心的高科技在印度的興起和發展，與印度國家政策的引導密不可分。印度剛擺脫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時，面對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局面，頗具遠見卓識的首任總理尼赫魯就指出，一個民族要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振興，就必須依托高科技的發展。為此，從50年代開始，印度就投入巨資，仿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模式，在全國陸續建起了6個"印度理工學院"。這些學院的畢業生，逐漸成為締造印度IT產業大廈的精英。? 1984年，拉吉夫·甘地開始執政，印度政府更將電腦的開發當成頭等大事，甘地因而被印度國民親切地稱為"電腦總理"。90年代，拉奧就任總理，政府對IT產業的發展又推出了許多扶持政策：免除高科技園區公司進出口軟體的雙重賦稅；允許外商控股100%；免征出口軟體商的所得稅等等。1998年，印度政府組建了"國家資訊技術特別工作組"，由總理親自出任組長，制訂了"印度資訊技術行動計划"，在稅收、貸款、投資等方面採取優惠措施，全方位推動IT產業的發展。 1999年，印度政府成立IT產業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專門設立IT部門的國家之一。現任總理瓦杰帕伊同樣是一個網絡迷，他甚至能使用IT通話技術。印度政府對IT產業的政策和資金投入也更趨廣泛：在6個國家級"印度理工學院"的基礎上，在各邦也開始設立"印度資訊技術學院"，大力鼓勵民間和外資辦學，英特爾公司最近已決定出資幫助印度在兩年內培養20萬名資訊技術教師，以普及資訊教育。 當前，印度在IT領域的教育已做到了從小抓起。全國2500多所中學均開設了電腦課，400所大專院校開設了電腦及電腦軟體專業。這使得印度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多媒體教育設施體系，截至今年3月31日，印度軟體業的專業技術人員達到了34萬人，而三年前僅有16萬，其軟體科技人才以每年6萬人的速度急劇增長。此外，印度每年還對25萬人提供資訊技術培訓。龐大的教育體系，為印度創造了無數從尖端的科技研發到基礎的實際應用的梯隊形人才。 人才外流與"硅谷"奇跡 印度早期IT業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以電腦硬體為主導的時代，印度的軟體科技沒有多大的發展空間，只限於為西方電腦公司編寫軟體程序，產業多體現出勞動集約型的特色。人們回顧這段曆史時，稱印度是一個受縛於自制的輪椅上的巨人，只能仰人鼻息。當時，印度的IT科技人才都傾向於到政府的相關部門、國防部門和民用企業工作，以獲得一份穩定的收入，苦於機會有限，許多一流的科技人才被迫遠走他鄉謀求前程。 進入90年代，國際IT產業結構進行了戰略調整，由以硬體為主導向以軟體為主導過渡，軟體對IT業整體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著。這為印度軟體業的興起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印度"硅谷"逐漸顯出誘人的魅力，並開始創造舉世稱奇的神話。 印度"硅谷"班加羅爾於80年代開始興建。80年代后期，國際衛星通信的普及，使得西方公司普遍青睞印度龐大而廉價的人才市場，紛紛採用異地雇用印度人才開發應用軟體的生產模式，因特網的出現加速了這一進程，外資更如潮水般涌入。僅1998年，班加羅爾就吸引外資11.4億美元。迄今，在印度"硅谷"創立的高科技企業達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資參與。班加羅爾已成為全球第五大資訊科技中心，被IT業內人士認為已經具備了向美國硅谷挑戰的實力。 除班加羅爾之外，南印度的海得拉巴同樣是一個發展IT業的寶地。這里興建的高新科技園區，吸引了當今全球頂尖IT業巨頭的目光：美國微軟公司在本土以外的第一個軟體開發中心就設在這里，IBM、愛立信、摩托羅拉、通用電氣等大公司也都將海得拉巴視為海外發展的橋頭堡，歐洲的巴安公司已決定將全公司80%的全球研究工作轉移至海得拉巴。目前，海德拉巴集中了全球40家著名的IT公司，正集中開發目前世界三大熱門軟體：網絡通信、服務器和加密軟體。 與此同時，早年至美國"硅谷"淘金的印度IT人才的事業走向成功，他們大多將資金投入到以班加羅爾為中心的印度高科技園區，投資速度為年均每人20萬美元。在雄厚的資金基礎上，印度不僅成功地將"硅谷"用作振興國民經濟的一塊跳板，而且使發展多年的軟體開發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印度今年的軟體出口預計將達到63億美元，在美國的卡耐基·梅隆大學對全球32家軟體公司頒發的"頂級質量"認證中，印度企業便獨占了17家。 世紀交替之際，印度的IT業正如日中天。在全球軟體開發市場中，印度占據了16.7%的份額，其軟體出口占了美國市場的60%以上。 人才獵頭和百萬富翁? 隨著IT業的蓬勃發展，印度IT人才市場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供過於求轉為供不應求。據印度全國軟體服務公司協會調查，按印度軟體業目前的發展勢頭，今后兩年印度軟體業將需要14萬專業技術人才，至2008年將需要220萬名軟體技術人員和160萬名硬體技術人員。此外，在因特網超越地域界限功能的推動下，美國及歐洲一些國家大力推行就地吸納印度IT科技人才的戰略，使印度的IT業出現了求才若渴的空前景觀。 當前，"硅谷"班加羅爾出現了一個時尚群體---受IT公司高薪聘請的人才獵頭，他們的工作是為印度IT業發掘新一代的精英。獵頭們拉攏人才的手段各式各樣，包括高薪、股票期權、尖端科技研發及良好的工作環境等。專營人才獵頭行當的馬富管理咨詢公司發展甚為迅猛，正爭取上市經營。該公司目前已擁有一萬名執行人員，並以"探訪卡"的方式建起了IT科技人才資料庫，其挖掘對象不僅限於已投身IT業的人才，還包括大量未走出校門的人才。人才獵頭及其他人才中介機構的成功運行，使印度龐大的IT科技人才隊伍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流動，每年畢業的12萬名IT科技人才都能在電腦或軟體公司找到用武之地。 而許多印度IT公司為留住寶貴的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斷創造百萬富翁是他們最具吸引力的一個手段。在印度，一對初入IT業的年輕夫婦，年薪便達17000美元，年增長率為50%。1981年創立的INFOSYS公司曆經20年的經營，公司資本達到了100億美元，總裁摩思不斷將公司股份優惠轉讓給員工持有。由此，該公司已有200多名員工成為百萬美元富翁，近2000名員工成為百萬盧比大戶。 國際合作與人才回流? IT時代的科技日新月異，對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苛刻。印度人對此深有認識：一方面，印度在科技人才的培養上推出了"復合型"的發展戰略，重視電腦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培養。他們培養的軟體工程師，不僅懂得軟體程序設計，而且深諳哲學、曆史、藝術。這些綜合型人才的思維空間得到極大拓展，更具創新能力。由此，能確保印度在人才素質上始終站在世界IT業前列。另一方面，印度大力開展國際合作，以鞏固人才優勢。不久前，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對印度進行了訪問，與印度INFOSYS公司總裁摩思簽定了一項宏偉的計划：合作創立"微軟.NET"公司。微軟的目的是利用印度的IT科技人才為自己出力，而印方也會從中獲益。INFOSYS公司的1200名技術人員將在微軟平台上接受培訓，從而獲得微軟最尖端的網絡科技。此事被印度IT業內人士稱為"戰略結盟"。 方興未艾的IT革命，逐漸感染了早年出走海外的印度IT尖端科技人才，許多人克服了"X＋2"綜合症，回到祖國參與IT革命。在以往，置身海外的印度IT精英獲得了事業成功，總要信誓旦旦地說："過兩年就回去。"而他們又懷疑印度IT業的發展機遇和前景，始終難下歸國之念，兩年之期也就無數次地掛在嘴邊。首先沖破這一心理障礙的是28歲的拉吉和31歲的達萬，兩人同為美國哈佛商學院出身，他們毅然舍棄了在美國的發展機會回到印度，融資650萬美元在孟買開創了"網絡風險資本公司"。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科技人才從海外回國創業。人才的逐漸回流使印度的IT業獲得了更強大的生命力。 當然，印度IT業的發展還存在一些局限，如整體經濟不發達、基礎設施落后，IT業的市場管理和風險防範機制也不完善。這使得今年4月全球高科技股票急劇下挫時，印度全國的電腦和網絡公司都遭受了重創。此外，印度人均微電腦擁有量不足0.5%，電信普及率不足3%，全國甚至沒有建成確保24小時不間斷的供電系統，這些都是制約印度IT業發展的因素。印度政府對此引起了高度重視，正著力開始加強電信、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 盡管如此，擁有一支如此龐大的科技人才隊伍，印度科技產業無疑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印度首任IT產業部部長帕拉莫德說，我們不敢妄稱將成為"IT超級大國"，但我們有信心在三至四年后，使每一個走在大街上的印度人都能深切感受到IT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 （原載於《光明日報》2000-11-17） Copyrightc2000 csdn618.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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