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學科定位與研究主題再探討

姚俊

一、網路社會的來臨與網路社會學的興起

 因特網(Internet),這個因冷戰而生的現代科技産兒,和許多其他20世紀的偉大科學發明一樣最初也是被用於軍事目的的。1969年底,當一批美國科學家在國防部的贊助下把加州大學、猶他大學和斯坦福研究院的四台電腦按照分組交換的原理連成一個網路的時候,那些創建全球第一個網路的科學家也許並沒有想到今天的國際互聯網,更不會想到它將改變整個世界。而現在,網路正日益成爲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可以在網上購物、交友、聊天、遊戲甚至發展網路戀情等等。

 如果說以上網路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衝擊只是網路作爲一種先進的資訊技術在功能上的表現,那麽通過以下一組資料將使得絕大多數人確信無疑的是——我們正不斷進入一個“網路社會”。根據美國因特網理事會(US Internet Council)和國際技術與貿易協會(ITTA)在2000年發佈的一項報告指出,在未來5年內,全球網民數量將增長到10億,也就是說,在未來5年內全球每6個人中就有1個人將經常生活在網上。1有資料表明,截止到2002年底全球因特網註冊用戶已達到6.55億(陳積芳,2003),這更加證實了這一預測的可能性。在中國,自1994年首次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至今十一年以來,互聯網用戶得到了迅猛增長,以下的一組資料足以讓每個人爲這種增長而興奮不已。根據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CNNIC)2005年1月的最新一次調查報告顯示: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我國上網用戶總人數爲9400萬人,同1997年10月第一次調查結果62萬上網用戶人數相比,現在的上網用戶人數已是當初的151.6倍;上網電腦總數達到了4160萬台,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調查結果29.9萬台的139.1倍(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2005)。就在我們不斷進入到“網路社會”的同時,“網路社會”也日益成爲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成爲各個學科爭相討論的熱點問題,事實上正如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核心概念一樣,“網路社會”這個概念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備受學術界的爭論,而在中國由於翻譯所導致的文字語境的不同,這樣一種爭論又顯得尤爲突出。

 不可回避的是目前理論界對於“網路社會”概念的混淆不清很大程度上發端於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及其於1990年代末期出版的《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三部曲中提出的網路社會理論基本體系。而卡斯特在《網路社會的崛起》當中對於網路社會所做的綜合性結論是“作爲一種歷史趨勢,資訊時代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路組織起來。網路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路化邏輯的擴散實質上改變了生産、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雖然社會組織的網路形式已經存在于其他時空中,新資訊技術範式卻爲其滲透擴張遍及整個社會結構提供了物質基礎… …網路化邏輯會導致較高層級的社會決定作用甚至經由網路表現出來的特殊社會利益:流動的權力由於權力的流動。在網路中現身或缺席,以及每個網路相對於其他網路的動態關係,都是我們社會中支配與變遷的關鍵根源”(卡斯特,2001a)。卡斯特將這種社會形態稱作爲“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需要明確的是這裏的“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中的“網路”(network)並非是指互聯網(internet)或者電腦網路(computer network),而是指“一組相互連接的節點(nodes)”,而“什麽是具體的節點,根據我們所談的具體網路種類而定”(卡斯特,2001a:570)。比如說,在全球金融流網路中,它們是股票交易市場及其附屬的先進服務中心;在歐盟管制的政治網路中,它們是國家的內閣和歐洲的官員;在資訊時代的全球媒體網路中,它們是電視系統、新聞報導組以及産生、傳輸、接收信號的裝置等(謝俊貴,2004)。這樣一種表述無不在向我們暗示他所說的“網路社會”之“網路”導源于傳統網路研究視角,而事實上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確的表達了這樣一種理論取向,他說“當今的社會結構表現爲一個多向度的動態網路發展系統,對它的分析可以有助於解釋資訊時代的社會發展。同時,社會學的概念和方法也有助於對作爲組織與關係的特殊形式的‘網路’進行研究。因此21世紀的社會學必須重視以‘網路’爲基礎的觀念來分析社會整體結構”(卡斯特,2001b)。因此卡斯特所言的“網路社會”實質上是指以新的資訊技術作爲物質基礎的資訊化社會中的一種共有的社會結構形態,這樣一種結構形態是與工業社會、農業社會等社會結構形態相對應的,而“網路社會”所蘊涵的“網路化邏輯”(networking logic)正是資訊化社會(informational society)的關鍵特色和基本結構(鄭中玉等,2004)。

 以上是對卡斯特所論述的“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的內涵和所指意義的簡要分析,事實上在國內學術界“網路社會”還有一個能指,那就是指基於電腦網路所開闢的一個新的生活空間,也即是科幻作家William Gibson在其1984年的小說《Neuromancer》中寫到的無級空間(Cyberspace),更多的人則稱它爲虛擬空間,也可以音譯爲賽博空間。對於這個所指意義下的“網路社會”(cybersociety)國內學術界則能夠達成比較一致的共識,即它是在互聯網架構的網路空間中形成的一種社會形式。學術界對於網路空間(cyberspace)意義上的“網路社會”(cybersociety)的本質的認識,基本上是可以達成一致的。而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在分析了兩種能指意義上的“網路社會”之後,我們可以瞭解到國內學術界在運用“網路社會”概念時大部分是指稱後者,因爲不少國內研究者仍然習慣上把“網路社會”定義爲“虛擬社會”,而virtual society(虛擬社會)很大程度上是強調cybersociety(網路社會)的互動環境和空間的技術因素,即網路空間是一個基於互聯網技術架構的虛擬電子空間,這一點上它與cybersociety(網路社會)是一致的。既然“網路社會的生存拓展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並提供了生存與發展方式的多樣性選擇。它是因工業化社會質量普遍提高而發生,又對現實社會起著“重塑與再造”的作用。這一過程對人類産生的影響將是深遠的,而這正是經典的社會學理論所從未涉及到的(戚攻,2000)”;那麽建構一門專門的網路社會學就成爲了可能同時也顯得非常必要,而網路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研究主題、問題意識以及解釋框架與經典意義上的社會學又有什麽不同,它是作爲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一種全新的知識體系,這將是本文下面將要討論的問題。

 正如社會學作爲一門獨立的、自覺的學科得以創立,是用以解釋與“現代性”聯繫在一起的社會轉型,特別是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和封建土地制度的衰退及最終遍及世界各地的這一進程(特納,2000:288);網路社會學則是互聯網這一新的技術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在工業時代積累起來的社會經驗的時代背景之下産生的。而事實上對於互聯網這一新技術所産生的革命性意義的關注自70年代以來已經有很多學者進行了學理上的探討,例如貝爾的“後工業社會”對西方社會形態轉型的認識(貝爾,1997),未來學者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托夫勒,1983),以及奈斯比特的“資訊社會”(奈斯比特,1984)等理論概念。如果說以上研究爲網路社會學的誕生提供了理論背景的話,那麽真正把研究者的目光投向互聯網建構的數位空間的人則是美國網路專家尼葛洛龐帝,他在《數位化生存》一書中從資訊技術的角度揭示了數位化存在(或稱虛擬存在)的原理(尼葛洛龐帝,1997),將人們的視線帶到了虛擬空間這一網路社會(cybersociety)存在的環境之中。而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紐曼•卡斯特出版的資訊時代三部曲:《網路社會的興起》(1996)、《身份的力量》(1997)和《千年之末》(1998)可以算作是互聯網社會學的開始,因爲他已注意到了電腦網路作爲一種社會空間的存在。然而,卡斯特的著述仍然停留在網路社會2同物理社會的關係上。他始終沒能真正進入虛擬社會。換言之,卡斯特揭示了許多由互聯網帶給現實社會的影響和變化,但他從未認真探討虛擬社會本身的內在邏輯和生活方式,未能深入到互聯網社會中去揭示那裏的社會組織、人際關係、群體行爲、權力分配、地位和影響力等方面的特點。在國內,正如同對“網路社會”概念的關注是因卡斯特的著作而起一樣,“網路社會學”的提法及其建構也同樣來自於他的著作的啓發。但是就像對“網路社會”概念的理解及運用所出現的混亂一樣,對“網路社會學”的界定和理解也必然不可能是不證自明的,因此在這裏做一個梳理和澄清就顯得尤爲重要。國內對於網路社會學的界定和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一種是採取比較寬泛的定義,其網路社會學的定義實質上是一種“網路的社會研究”或者說是一種“網路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如童星就認爲“網路社會學”是研究網路社會中各種關係互動規律和網路社會自身運作規律,研究網路社會與日常社會互相影響的一門綜合性社會科學(童星,2001),鄧偉志等人認爲“網路社會學是一門研究在特定的網路社會生存方式下的團體和個人(網民)以及家庭、社區、政府、企業等機構、組織的社會生活(活動)的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鄧偉志等,2001),戚攻把探索網路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揭示其對現實社會制度與社會行爲的深遠影響作爲網路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戚攻,2001);另一種是採取相對窄化的定義,擺脫目前網路社會學研究支離破碎的境況,如黃少華就認爲“網路社會學研究的關鍵,應該在如何理解與解釋網路虛擬空間的獨特本性及其社會學意義(黃少華等,2001:12);黃暉則認爲“互聯網社會學是一門專門以虛擬社會爲研究物件的學科。它從社會學的角度對虛擬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行爲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進行研究,從而爲我們認識人和社會生活提供新的啓示”(黃暉,2004)。還有一種則將網路社會學的研究物件限定在網路空間的行爲主體——網民的互動上,如夏學鑾認爲“網路社會學是研究網路行動者在網路時空中的溝通和互動規律以及網上行爲和網下行爲相互關係的一門科學”(夏學鑾,2004)。而對於網路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的認識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把網路社會學看作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另一種觀點是網路社會學可以視作社會學的一門分支,但從其發展趨勢來看可能形成一個全新的知識體系,對此黃少華主張“網路社會學的研究極有可能將社會學的研究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從而構成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嶄新的范式”(黃少華等,2001:22),鄧偉志等則主張“網路社會學可能要歸於在今後獨立産生的‘網路學’學科之下”(鄧偉志等,2001)。對於以上的各種爭論,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存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國內學者所論述的“網路社會學”中指涉的“網路社會”是指互聯網空間上的cybersociety,而非卡斯特所指的network society,因此我們暫且可以明確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所討論的“網路社會學”是指cybersociology,而非network sociology。對於網路社會學的研究物件,我們認爲應該採取一種窄化的策略以避免目前網路社會學研究出現的零亂現狀,基於此在本研究當中我們把網路社會學定義爲是關於網路空間(cyberspace)中行爲主體交互行爲的社會學研究3。我們注意到網路空間區別于現實空間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個人的力量已經前所未有的擴張了,並且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很多社會結構因素對其的制約,因此我們可以認爲以現代性作爲解釋現代生活主要框架的經典社會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社會、階級、階層、社區或社群等,都遭到了源自網路空間這一流動力量的瓦解。但是經典社會學在探討個人交互行爲的微觀領域的一些基本解釋概念,如角色、面具、自我、認同等概念在網路社會學研究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這些概念仍然構成了我們分析網路社會交往與互動的有力工具。正是基於此,我們還是應該將網路社會學作爲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看待,而非一種全新的知識體系。

 二、研究主題的蕪雜與錯位:已有研究成果再檢視

 就像在上文中我們討論“網路社會學”的界定和理解時出現的紛繁蕪雜現狀一樣,在國內學術界各種各樣冠以“網路社會學”之名的學術研究也同樣層出不窮,事實上這些研究並不能夠都歸名到“網路社會學”之下,而只能籠統的歸於“互聯網的社會研究”這一說法之下。儘管這些研究的內容顯得有些雜亂無章,研究的視角、方法以及解釋的理論框架也各不相同,但是對這些研究的內容做一個初步的整理和歸類是有助於認識上文中我們所定義的“網路社會學”的研究物件在整個“互聯網的社會研究”中的位置。

 我們通過對1997年至今公開發表的各類關於互聯網研究的論文的檢索發現,按照研究主題來進行劃分,大致可以歸類爲以下11個方面:網路與青少年、網路交往與人際互動、網路社會問題及其控制、“網路社會”本質、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綜述、網路倫理與道德、網路語言、網路與性別、網路婚戀、網路調查、其他。而通過一項簡單的計算結果表明在這11類研究主題當中,以“網路與青少年”作爲研究主題的論文數是最多的,達到了同期關於互聯網研究的論文數目的34.2%4;其次爲“網路交往與人際互動”、“網路社會問題及其控制”、“‘網路社會’本質”和“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綜述”,其中每個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數基本相當,加總起來有145篇,占到同期同主題論文總數的一半左右。這一組資料向我們展示了國內學術界對於“互聯網的社會研究”的基本狀況,透過這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關於“互聯網的社會研究”所呈現出的兩大特點:蕪雜與錯位。

 蕪雜的現狀透過以上的資料和11個方面這一粗略的分類就能夠表現的一覽無遺,這樣一種現狀的造成一方面是由於互聯網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而深遠衝擊的現實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互聯網研究處於低層次的研究水平所造成的5。事實上正是由於互聯網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非常絕大,我們對於互聯網的研究則需要更加的明晰化和層次化,而不能夠呈現爲現有的一團“漿糊”狀。對於此,有研究者做出了稍顯清晰的分類,即把國內社會學界針對互聯網的研究分成四塊:第一,關於建立網路社會學的問題;第二,關於網路社會(包括虛擬社區、虛擬社群)的性質以及與日常生活的區別的問題;第三,關於互聯網所帶來的網路社會問題和相應的社會控制;第四,關於互聯網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郭茂燦,2003;轉引自本刊編輯部,2004)。這樣一種區分的路徑仍然是沿襲的在上一節我們所討論的網路社會學的研究內容的分析討論,實質問題仍然集中在兩點上:一是網路社會自身的運行規律及特徵,二是網路社會對現實社會的影響。在這裏我們嘗試著提出一種新的分類的方法以使得目前社會學界對於互聯網的研究更加明瞭化,即按照上一節中對於網路社會學的定義,將關於網路空間中行爲主體的交互行爲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群體的相關研究都界定爲網路社會學研究(cybersociology);而把所有由互聯網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對現實世界的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都界定爲因特網社會學(internet sociology)。以上的這一劃分看似是根據研究物件的不同而做的一種劃分,而在更深層次上是有著它的理論思考的。首先,這兩者研究的物件的空間坐落是不一樣的,網路社會學的研究物件是網路空間中的行爲主體的行爲,而這一空間是基於網路技術而就的一個電子空間,其情境是一個“虛擬”的社會場域;而因特網社會學的研究物件則是現實空間中的人和事,比如網路造成的網癮症、青少年犯罪、黑客製造的網路癱瘓事件等等,其情境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場域。其次,這兩者所進行研究的理論框架是不一樣的,在網路社會學那裏很多經典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特別是宏觀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都被網路空間這一流動力量瓦解了,而在因特網社會學那裏經典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解釋框架都是能發揮作用的,例如對於數位鴻溝的研究,經典社會學的知識、權力以及社會階層等等概念都是有效的解釋框架。再次,這兩者的理論前途是不一樣的,網路社會學是極有可能將社會學的研究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從而構成社會學的一個嶄新範式,這種嶄新範式是對自現代社會學誕生以來的一個顛覆性的革命;而因特網社會學則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論前途的,因爲它是在既有的經典社會學理論框架之內進行的研究。

 錯位的現狀也是可以通過資料來體現的,根據以上我們所做的“網路社會學”與“因特網社會學”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能夠劃歸到“因特網社會學”的論文幾乎是能夠劃歸到“網路社會學”論文數的3-4倍6。這樣一種錯位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是這樣一種事實:國內學術界關於互聯網的研究看似開展的如火如荼,其研究成果從量上看也頗值得稱到,但是在這看似“繁榮”的背後確潛伏著嚴重的危機——真正可能帶來理論創新的“網路社會學”研究成果稀少,而蜻蜓點水式的各類“因特網社會學”俯拾皆是。這樣一種研究錯位的現狀同樣在“網路社會學”研究內部又有著更深層次的表現。從研究的分類來看,一般的研究可以分爲規範研究和實證研究,規範研究又可以稱作爲定性研究,實證研究又可以分爲質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兩種(陳向明,2000)。根據這樣一種研究分類,我們大抵可以把已有的“網路社會學”研究也分爲兩類:一類是對網路人際交往的內容、特徵及其影響的一種學理性的概括,屬於定性研究;另一類是就某一類網路人際交往形式當中的人際交往現狀的實征研究。而在數量上前者佔有絕對的優勢,後者只有寥寥數篇論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陳青芳(2001)、白淑英(2003)、彭小川(2004)等人的研究。經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關於“互聯網的社會研究”的研究主題的錯位現狀表現在兩個層次上:一是本研究所說的“網路社會學”研究偏少,二是在“網路社會學”研究當中,實證研究偏少。

 三、網路交友:網路社會學實證研究的基本主題

 在上文的討論當中,我們把網路社會學定義爲關於網路空間(cyberspace)中行爲主體交互行爲的社會學研究。不難看出這裏的交互行爲是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的定義的一種引申,這樣一種定義是在抽象層次上做出的,而下降到經驗層面上,每個曾經使用過互聯網的人恐怕都不會否認網路空間中的交互行爲就是網路人際關係,或者說是網路互動。正如同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表現出各式各樣的表徵形式,並且因爲互動雙方的角色以及互動場景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表演”過程;而網路人際關係或者說網路人際互動的表徵形式則和現實生活中的表徵形式很不一樣,簡言之網路人際關係的表徵形式主要體現在網路交友上,而沒有日常生活世界中那樣的豐富多彩。這樣一種結果一方面是網民網路行動的現實狀況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由網路人際互動主體本身的身份特質所決定的,當然後者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網民網路行動的現狀。根據最新一期的《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5/1)》顯示,用戶上網的主要目的當中,位居前幾位的分別是:獲取資訊(39.1%)、休閒娛樂(35.7%)、學習(8.4%)、交友(6.2%),而事實上我們發現獲取資訊、休閒娛樂、學習這幾個選項所突出的仍然是互聯網作爲大衆媒介和傳遞資信的工具,只有到了把交友作爲上網的主要目的的時候,我們才能說互聯網“不再只是傳遞資訊的工具,而會形塑一個社交環境,一個生活的空間,人們能夠在其間進行社會互動(黃厚銘,2000)”;網路空間的社會意義唯有通過交友這樣一種網路人際關係的表徵形式才能夠被凸現出來。更進一步的統計發現,用戶最經常使用的網路服務/功能當中位居前幾位的分別是:電子郵箱(85.6%)、搜索引擎(65.0%)、看新聞(62.0%)、瀏覽網站/網頁(49.9%)、網上聊天(聊天室、QQ、ICQ)(42.6%)、軟體上傳或下載服務(37.4%)、BBS論壇、社區、討論組等(20.8%)、網路遊戲(15.9%),以上資料還是向我們傳遞了這樣的資訊,即是互聯網除了起到大衆傳播媒介作用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在於爲人們提供了一個與人交往的全新空間,而在這個交往空間當中網路交友又是其最爲突出的表現形式。

 其次,我們就網路人際互動主體本身的身份特質進行分析。網路人際互動主體的兩個最爲重要的特點即是匿名性(anonymity)和身體不在場(黃少華,2002:35)。而這兩種特質對網路人際關係的影響卻是至關重要的,當然匿名性得以實現本質上還是由於身體不在場而造成的。在網路空間當中,正是由於這種身體不在場的溝通或者稱之爲“電腦媒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對現實社會中親身參與的面對面(face-to-face)溝通的代替才會“涉及一些和在共同在場情境下包含的關係不同的社會機制(吉登斯,1998:104)”,也才能夠實現所謂的匿名性。由於身體的不在場,網路空間的溝通和互動方式缺乏“社會面貌”(social presence)這一在傳統的面對面溝通方式中最重要的因素,如人們說話的音色、腔調、音量和瞪眼、揚眉、撇嘴、皺鼻等非口語化的肢體語言,參與者的年齡、性別、種族、相貌,以及外在於溝通和互動但會影響溝通和互動的環境,如互動地點、談話氣氛等。由於缺少現實社會人際互動中的“社會面貌”和“社會情景”,因而無法以整個感官去感知對方,去體會和判斷自己與對方的關係。因此,在網路世界裏,現實世界中制約著人際交往的所有物理、社會、人文環境差別就統統消失了。比如,在現實社會中人際交往一般是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爲紐帶的。因此,人際關係相應地可以區分爲血緣關係、地緣關係和業緣關係。人們根據自己的血緣來判斷自己的兄弟姊妹,根據自己的出身地來判斷自己的父老鄉親,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來判斷自己的同學同事;而當我們連上互聯網之後,我們無法再來判斷自己與網路世界上的行動主體的紐帶關係,我們不可能在網上找到“父子”、“兄妹”、“老鄉”等現實社會當中的種種人際關係。在網路上人們交往的原則可能純粹因爲“緣分”而起,一次點擊或許就讓兩個完全不相識的陌生人開始了相識、相知甚至相戀的過程,我們似乎可以把這種以網路爲緣的人際關係稱作爲網緣關係。事實上在網路空間當中,現實社會當中人際吸引、人際交往的許多先天因素都被化解掉了,網路空間的行動者們更多的是看重彼此間共同的興趣以及各自的內在能力(黃少華,2002;轉引自歐貞延,2003),而這樣一種交往反而更加接近哈貝馬斯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交往”。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在網路空間之中的人際關係只剩下了基於網緣關係的“網友”這樣一種形式。

 而身體不在場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網路人際交往的匿名性,人際交往的所有物理、社會、人文環境差別的消失,帶來了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果,那就是在網路空間中人與人之間在現實社會中所有預設的關係結構都沒有了,彼此之間有的只是一種陌生人的關係。對於陌生人的社會學論述可以分爲三類:第一,指涉單純“彼此不認得對方”的“陌路”之間的互動。這類陌生人跟一般通用的概念最爲契合,也是普通城市社會學文獻中較常探討的領域 。第二,不但互相不認識,還因爲雙方的屬性特徵、身份地位、生活型態等相距甚遠,幾乎是分屬於不同的“副文化”,因而形成“異類”之間的互動。第三,除了上述兩項特徵之外 (不認得對方、彼此分屬不同副文化),又因爲互動的一方本身是移民,對當地社會文化而言是“異鄉人”,加深雙方的隔閡。這種陌生人類型又衍生出邊際人、過客等,這大概是社會關係的公共領域中距離最爲遙遠、最難溝通的群體。而在線的陌生人,不像大都市街頭上擦肩而過的陌路人那樣毫不相干,由於網路上互動的成員多少有其共同特質,而且在在線這種互動情境中,經常有其他團體成員或近似背景的人作爲旁觀者,網路成員之間即使素不相識,也比較容易互相幫助,電腦網路上的成員不但傾向信賴陌生人,陌生人或弱聯繫物件之間,也經常成爲社會支援與認同感的來源,尤其當建立關係的起始階段就有共同點時 (例如地理鄰近),更容易發展信賴的關係。換言之,原爲陌路、卻共處相同副文化的網友,似乎更容易透過電腦網路這項新媒介,建立或加強溝通管道,拉近彼此距離(傅仰止,2002)。在網路空間的陌生人之間,建立互動或者說人際關係的唯一途徑也即是通過“交友”這樣一種形式來進行,而事實上又由於網路空間既連接又隔離的功能(黃厚銘,2001)使得我們可以在身體和心理都不易受到傷害的情況下,勇於並樂於與網路上的其他陌生人“交友”,也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網路陌生人之間的交友行爲,網路人際關係才能夠成爲可能,自然它也是網路人際關係存在的表徵形式。

 參考文獻:

 陳積芳,2003,“加強科學技術普及營造科技創新的社會環境”,http://www.shcec.com/myht/200306.htm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2005,《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5/1)》,http://www.cnnic.net.cn

 卡斯特,2001a,《網路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謝俊貴,2004,“卡斯特爾網路社會理論述評”,北大新青年中國學術城

 卡斯特,2001b,“論網路社會的社會學”,《國外社會學》第3期

 鄭中玉、何明升,2004,“‘網路社會’的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第2期

 戚攻,2000,“網路社會——社會學研究的新課題”,《探索》第3期

 特納,2000,《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貝爾,1997,《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銛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托夫勒,1983,《第三次浪潮》,朱志焱譯,北京:三聯書店

 奈斯比特,1984,《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梅豔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尼葛洛龐帝,1997,《數位化生存》,海口:海南出版社

 童星、羅軍,2001,“網路社會:一種新的、現實的社會存在方式”,《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

 鄧偉志、範建偉、施薔生,2001,“關於建立中國網路社會學的問題”,《江海學刊》第4期

 戚攻,2001,《網路社會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黃少華、陳文江,2001,《互聯網與社會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黃暉,2004,“互聯網社會學的興起”,http://www.sasscis.org/hhbbs.htm

 本刊編輯部,2004,“2003:中國社會學學術前沿報告”,《社會學研究》第2期

 陳向明,2000 ,《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陳青芳等,2001,“網路聊天室中的人際溝通狀況”,《青年研究》第5期

 白淑英、何明升,2003,“BBS互動的結構與過程”,《社會學研究》第5期

 彭小川、毛曉丹,2004,“BBS群體特徵得社會網路分析”,《青年研究》第4期

 黃厚銘,2000,“模控空間(cyberspace)的空間特性:地方的移除(dis-place)或取代(re-place)” http://inf.cs.nthu.edu.tw/cbmradm/conference2000/conference2000/read&respond.html

 黃少華,2002,《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安東尼•吉登斯,1998,《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北京:三聯書店

 歐貞延,2003,“網路上的人際吸引”,《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總第31期

 傅仰止,2002,“電腦網路中的人際關係:以電子郵件傳遞爲例”,http://140.109.196.10/pages/seminar/infotec2/info2-9.htm

 黃厚銘,2001,“網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台大社會學刊》第28期

 【注釋】

 【 本文是我的碩士論文“相識何必曾相逢——賽博空間交友行爲的社會學研究”中的一部分,感謝我的導師翟學偉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答辯委員會成伯清副教授的建議。

 1《2000年全球因特網狀況年度報告》,《網路報》,2000年第9期,第32頁。

 2這裏所說的網路社會仍然是卡斯特所指的“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而並非本文所要討論的基於虛擬空間的“網路社會”(cybersociety)。而事實上,卡斯特雖然研究了資訊時代或者說網路時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問題,但它進行分析研究的視角有時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而不完全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3對於做出這一定義的原因,將在下面的“研究主題的蕪雜與錯位”部分做詳細的交待,在此不贅述。

 4對於這一資料的來源,來自於我的另一項研究《我國“互聯網”研究述評》(未發表),在這項研究當中,我嚴格搜索了CNKI學術期刊資料庫1998年至2003年所有有關“互聯網”研究的論文,並且按照研究主題將其劃分爲11大類別,然後計算了每種研究主題的論文所占所有同類論文的百分比。

 5關於互聯網研究水平的低層次的兩個重要表現:一是文章發表雜誌的檔次普遍不高,迄今爲止中國最高層次的社科雜誌《中國社會科學》從未發表過一篇關於互聯網的社會研究的文章;二是文章作者的水平普遍不高,國內社會學界的領軍人物和核心人物中似乎還沒有專門從事互聯網的社會研究或網路社會學研究的。這樣一種低水平的研究層次,導致了各類研究者都沖互聯網研究這塊香餑餑而來,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現象似乎只要在前面加上了“網路”二字都可以成爲“互聯網的社會研究”的研究內容,這無形中造成了互聯網研究目前這樣的混亂局面。

 6根據我在《我國“互聯網”研究述評》一文中獲得的資料來看,初步的計算結果爲3倍,但是考慮到很多冠名以網路人際交往和互動的文章實質上是在討論網路人際交往對現實人際交往影響的,所以可以推斷出這個比較的結果應該在3-4倍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