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簡化的語言 | ||
| 原載於 天涯之聲 | ||
|
－－李銳 本世紀初的1914年，那位用英語寫作的愛爾蘭人詹姆斯．喬伊斯，開始了他的偉大小說《尤利西斯》的創作。可惜，這部英語小說的誕生卻在大西洋兩岸的英語世界受盡了侮辱和剝奪。那個正統的英語社會、正統的英語歷史，對這部無比豐富充滿創新的巨著，加以“有傷風化”“色情誨淫”的罪名禁止印刷，並當衆焚毀。以法律的最高權威給一部小說判刑，可以說是權力粗暴簡化語言的最佳案例。因爲它不僅有權決定人們可以做什麽，它還可以決定人們說什麽和想什麽。1922年《尤利西斯》的第一版幾經周折終於問世，可也還是只能在英語世界之外的巴黎出版。當《尤利西斯》的法文、德文、日文譯本相繼出版以後，在美國和英國它照樣還是被列爲非法的禁書，正統的英語歷史既不能容忍它對自己價值觀的顛覆和嘲諷，更不能容忍它對傳統敍事語言的打破和創新。可是，《尤利西斯》到底還是在1933年，掙脫了歷史套在它脖子上的簡化的枷鎖，在廣大讀者和各國著名作家的大力支持下，它終於在美國的法庭取得勝訴。從那以後《尤利西斯》成爲一部風行世界的小說。這部現代主義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如今已經被看作是西方一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世紀”，已經被看作是一次對英語最大的豐富和開拓，已經被看作是開創了嶄新的敍述方式。今年，美國最著名的藍登書屋，評選本世紀最傑出的一百部英語小說，《尤利西斯》榮登榜首。當年的洪水猛獸如今終於變成了聖殿裏的雕像。現在，已經有英國的評論家把《尤利西斯》和其後的《芬尼根守靈夜》誇大成爲“作者企圖將它寫成世界的歷史，一本人人都參與其中的書；作者試圖建立一種現代的元語言，一種爲小說藝術而構造的世界語。”（Molcolm Bradbury《James Joyce》，見《外國文藝》1999年2期。）兩相對照，我們會覺得喬伊斯從地獄到天堂的遭遇實在有點滑稽和幽默。一本用英語寫成的書怎麽可能成爲“世界的歷史”？使用一種語言寫出來的一本小說又怎麽能放大成爲“世界語”？什麽叫“現代的元語言”？誰的“現代”？又是誰的“元語言”？根據前面提到的事實，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世界的歷史”，當年起碼是無法包括法語、德語和日語的歷史的。而被喬伊斯辛辣諷刺抨擊的種族主義和大英帝國的佔領與統治，當年也正是“現代元語言”的一部分。當初以禁止和扼殺來清除、簡化《尤利西斯》的英語世界，如今卻又要把全世界都簡化、歸納到英語的歷史之中。不是以扼殺去簡化，就是以無限膨脹的自我中心來簡化。總之，是要把變動不居、複雜無比、活生生的語言，簡化、歸納到正統歷史的等級中來。 我之所以舉出這本英語小說爲例，實在是因爲它在本世紀歷史中的經歷太有戲劇性，太典型，也太有說服力。而這樣的事情，幾乎在所有不同語種、不同國家的歷史中都曾發生過。法語的《巨人傳》、《包法利夫人》，漢語的《紅樓夢》，當年也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儘管它們都沒有被讚譽爲是表達了“世界的歷史”，或是創造了什麽人類的“元語言”， 但它們和《尤利西斯》是同樣傑出的小說。以權力、偉人、大事件所組成的歷史，用權力、偉人、大事件來簡化、縮寫的歷史，幾乎從來都是藝術的天敵。那道“歷史”的閘門不知窒息過、淹沒過多少藝術和藝術家的努力。一但充滿創造和個性激情的藝術衝破了閘門，歷史所能做的就是儘快把成功者變成偉人，變成新的閘門。被堆滿了讚美花環的“歷史豐碑”，常常就是最嚴厲的禁忌。聖殿裏的雕像就是被絞死的個性和激情。 面對著權力、偉人、大事件的歷史，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小市民猶太人布盧姆，真是顯得卑微底下。但是喬伊斯卻以不可思議的三卷本的篇幅，來再現布盧姆十八個小時的瑣碎生活。伴隨著布盧姆吃、喝 、拉、撒、睡的，是他那些“見不得人”的胡思亂想。而這卑瑣的十八個小時，卻又是以戲仿荷馬史詩《奧德修紀》的方式來結構的。喬伊斯大張旗鼓地把大英雄尤利西斯的名字，做爲自己這部反英雄小說的題目，把一面英雄的旗幟鄭重其事地插在這些所有的卑瑣和平庸之上，他的諷刺和嘲笑響亮得好比是天上的雷霆。作爲源頭的荷馬史詩，可說是西方歷史文化的最高典範。可見，喬伊斯對宏大歷史刻毒的諷刺是摧毀性的。喬伊斯對權力、偉人、大事件的歷史的解構也是摧毀性的。如今，在人們又忙著把喬伊斯本人也推上偉人的台座的時候，我們需要記住的不是他的偉大，不是他已經完成的偉大，不是要跟在他的偉大後面亦步亦趨。而是要時時記住，他當年是以怎樣的勇氣和洞見去打破一切陳規，去打破歷史的閘門的。 如今的喬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已經成爲英語世界的驕傲，已經成爲英語世界傲視、俯視他人的至高點，已經成爲新的荷馬史詩。當英語世界的一些人把喬伊斯神化成所謂“世界的歷史”“現代元語言”的時候，他們也有意簡化了喬伊斯之所以成爲喬伊斯的歷史。當其時，大英帝國治下的愛爾蘭，不過是一個偏遠的自治邦。就象布羅代爾描述的那樣，是一個資本主義中心以外的次等區域。而且是一個不斷造反，不斷出麻煩的地方。它最高的地位也只能算做歐洲的邊緣。《尤利西斯》的出現，是這個落後的邊緣出現的又一個麻煩。聽聽喬伊斯是如何評價“世界的歷史”和“現代元語言”是很有意思的： “我從心中摒棄這整個社會的結構：基督教，還有家庭，公認的各種道德準則，當前社會的階層以及宗教信仰。我怎麽能愛我的家！我不過是來自一個爲遺傳下來的揮霍行爲所毀壞的中產階級。”“愛爾蘭的經濟及文化情況不允許個性的發展。國家的靈魂已經爲世紀末的內訌及反復無常所削弱。個人的主動性已由於教會訓斥而處於癱瘓狀態。人身則爲警察、稅局及軍隊所摧殘。凡有自尊心的人，絕不願留在愛爾蘭，都逃離那個爲天神所懲罰的國家。”（見，蕭乾、文潔若《尤利西斯》中譯本序言） 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喬伊斯對“主宰世界”的價值觀，和到處流行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否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喬伊斯對一種歷史進程的徹底否認。喬伊斯的否定不是出於歷史的虛無主義，更不是所謂藝術家的偏執。喬伊斯創作《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的時間，恰恰是他親身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時間。那兩場發生於“世界中心”的人類浩劫，對於“世界歷史”的否定、毀滅超過了所有藝術家的想象。不錯，作爲“語言革命”經典之作的《尤利西斯》，以它極端的形式，打破了舊有的語言和神話；更以它難以想象的豐富和奧妙，以它嶄新的敍述重新塑造了歷史。喬伊斯重新敍述歷史絕不是爲了簡單地回到舊有的歷史秩序和歷史等級之中。“使小說的藝術成爲語言本身的藝術”，並非是爲了使語言成爲逃避歷史的語言，並非是爲了讓語言一次又一次地被權力、偉人、大事件的歷史所馴服。今天，當我們打算學習或是繼承喬伊斯的語言遺産時候，絕不能簡化、回避他對所謂“世界的歷史”和“現代元語言”的無情批判。更不能把這徹底的批判偷換成神聖的肯定。沒有這個徹底的批判和反叛，也就沒有《尤利西斯》所有的豐富和價值，所有的創造和激情。這個徹底的批判是喬伊斯語言大廈不滅的靈魂。喬伊斯不是一個爲語言而語言的魔術師，他的語言大廈並非是建立在人間之外的空中樓閣。喬伊斯以他全部的創造、激情和語言，否定、批判、拒絕了“世界的歷史”，否定、批判、拒絕了被他所看到的那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難道這一切竟是爲了用所謂的“現代元語言”重建那個“世界歷史”的中心和等級？在這個偷換的背後，我們再一次看見了權力的陰影，再一次看見了權力陰影下的世界的歷史。在這個越來越體制化等級化的“世界的歷史”中，在這個窒息生命的“現代元語言”的牢獄中，喬伊斯爲我們留下了人的出路和可能。爲此，我們該永遠記著喬伊斯。永遠記住在權力、偉人、大事件的歷史之外，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英語世界。正是這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孕育了喬伊斯，也孕育了對權力、等級和正統的永遠的對抗。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當今的歷史處境下，文學、藝術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就在於對這種簡化的抗拒和打破。如果你不想被強勢文化的“世界的歷史”所淹沒，如果你不想被單一的“現代元語言”所“一體化”，如果你不想被眼前這個權力和金錢所建立起來的肮髒體制所同化，那你就必須堅持自己的敍述，那你就必須以個人的敍述來打破簡化的枷鎖，來豐富這個世界，來豐富人。
1999，10，3日下午，於太原。 |